(2019)最高法民终511号

本案中，中某重庆分公司与谋达公司在案涉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亦未对解除合同协商一致，在此情形下，某达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其提起诉讼可以视为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其行使的法定解除权是否成立，需由人民法院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法律规定进行判定。一审法院立案后，向中某重庆分公司、中某公司送达某达公司含有解除合同诉讼请求的起诉状，系执行法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权力行为，并不代表某达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的具有私法性质的意思表示到达中某重庆分公司、中某公司。

如上所述，某达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据此本院以判决的方式判令案涉协议予以解除，系人民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其解除的时间应为本判决生效之日

（2019）最高法民再313号

(一)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解除时间是否正确问题。本案某安泰公司起诉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其与某商量贩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该起诉状副本于2018年6月26日送达某商量贩公司。经查,某商量贩公司于2015年6月起即以发函、腾退房屋、邮寄房屋钥匙、提起诉讼等形式,多次要求解除其与某安泰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可以认定某商量贩公司要求解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以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本案在某安泰公司起诉主张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关于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应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自某商量贩公司收到某安泰公司起诉状副本之日解除。二审判决认定生效判决确定之日为合同解除之日，不符合双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应予纠正。故本院确认某安泰公司与某商量贩公司2008年6月4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之后签订的四份《补充合同》于2018年6月26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