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8日下午，北京西城法院对梁信诉中央芭蕾舞剧团（以下简称中芭）著作权纠纷一案公开开庭进行宣判。原告梁信起诉称，1964年，中芭根据他1961年所创作剧本改编的《红色娘子军》同名电影，改编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并进行公演。1993年6月，原被告订立协议，确认中芭负有署名义务，中芭一次性付给梁信5000元作为报酬。2003年协议期满后，中芭未与梁信续约，梁信诉至西城法院要求判令被告中芭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五十五万元。中芭认为，双方当时所签协议书中涉及的“一次性付给”是中芭表演改编作品付给梁信的报酬，而且中芭在每次表演时，都有梁信的署名，梁信一方援引的法律条款并不适用于该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首先应认定本案中中芭1964年改编芭蕾舞剧时得到了梁信许可，对当时特殊历史时期下梁信通过口头许可、亲自参与改编工作这种许可使用形式应当予以尊重。其二，双方于1993年签订的协议，从签订目的、内容本身及引用法条来看，该协议不属于作品许可性质，而是表演者表演改编作品时给付原作者报酬的约定。因此法院认定，中芭应在2003年6月双方约定付酬期满后，与梁信续约并给付相应表演报酬。最终法院判决：中芭就2003年6月后至判决前持续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未支付的表演报酬，赔偿梁信经济损失10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2万元，共计人民币12万元；并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就其官网介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未给梁信署名的行为，向梁信书面赔礼道歉。

思考：本案的法律依据应该应该是《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还是第四十七条

《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演出，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究竟应该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为表演者的中芭应该经过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还是应该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超出作者许可的时间范围使用作品，属于侵犯作者的改编权，应该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原告是根据第四十七条起诉和主张的，法院是根据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判决的。从本案的证据材料和历史情况来看，本文更倾向于认为应该适用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因为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这里面其实需要有两个作品，即原作品和改编作品，而演出是根据改编作品进行的。而本案中，从证据和芭蕾舞剧的创作历程来看，没有其他的改编作品，而是直接从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本身就是改编作品，没有其他改编作品了。也许芭蕾舞据有剧本，但是剧本只是芭蕾舞剧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芭蕾舞剧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戏剧作品”，即除非有其他的改编作品，芭蕾舞剧是根据其他的改编作品演出的，否则芭蕾舞剧本身就是作品，缺少了“改编作品”这个环节，不能适用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可能有人问不能适用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是否可以用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文认为，关键在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不是表演原作品，而是改编了原作品。因为原作品是电影剧本，不是芭蕾舞剧本。所以，还是改编权的问题，而且应该把整部芭蕾舞看成一个作品，戏剧作品。

所以，本文认为：应该适用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但是从结果上来看，无论是第三十七条还是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法律后果都有停止侵害（或者得到许可）、赔偿损失（或者支付费用），只不过第四十七条多了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的规定。如果对这两个涉及精神利益的责任不是很看重的话，实质责任差不多，可能计算方式上有差别，数额上有争论。

另外，法院判决中有没有要求中芭停止侵权或者需要得到原告的许可呢？从法院的通告没有看到相关内容。但是，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第三十七条或者第四十七条都有这样的规定：停止侵害（或者得到许可）。如果判决中缺少这样的表述，那么只是解决了之前的问题，之后还有可能发生新的问题。比如，中芭能不能再演出《红色娘子军》，如果再演出如何付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