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祥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合同、金融、破产等民事案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一、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1.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当事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买卖合同或者履行成本增加，继续履行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订单或者交付货物，继续履行不能实现买受人的合同目的，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支付的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买卖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人工、原材料、物流等履约成本显著增加，或者导致产品大幅降价，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请求调整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调整价款。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货，或者导致买受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付款，当事人请求变更履行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履行期限。已经通过调整价款、变更履行期限等方式变更合同，当事人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为展览、会议、庙会等特定目的而预订的临时场地租赁合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该活动取消，承租人请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8.当事人订立的线下培训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能够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等方式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请求通过线上培训、变更培训期限、调整培训费用等方式继续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不能进行线下培训，通过线上培训方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案件实际情况表明不宜进行线上培训，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时限性要求的培训合同，变更培训期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接受培训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培训合同解除后，已经预交的培训费，应当根据接受培训的课时等情况全部或者部分予以返还。10.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具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所涉金融借款纠纷，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要充分考虑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等系列金融支持政策：对金融机构违反金融支持政策提出的借款提前到期、单方解除合同等诉讼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以及以咨询费、担保费等其他费用为名收取的变相利息，要严格依据国家再贷款再贴现等专项信贷优惠利率政策的规定，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者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员所涉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还贷纠纷，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还款期限。11.防疫物资生产经营企业以其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设定浮动抵押，抵押权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实现抵押权将危及企业防疫物资生产经营的，可待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因素消除后再行处理。12.对于因疫情防控期间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引发的股票质押和融资融券纠纷，应当区分不同情形处理：对于债权人为证券公司的场内股票质押和融资融券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政策，引导证券公司按照政策与不同客户群体协商解决纠纷；协商不成的，对于客户要求证券公司就违规强行平仓导致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债权人为其他金融机构的场外股票质押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股票质权实现对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加强政策引导和各方利益协调，努力降低对证券市场的影响。13.人民法院审理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在认定投资者损失数额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区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因素和虚假陈述因素所导致的股价下跌损失，依法公平、合理确定损失赔偿范围。14.对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严重的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因履行“业绩对赌协议”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目标公司业绩影响的实际情况，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不成，按约定的业绩标准或者业绩补偿数额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应当依法合理分配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业绩对赌协议”未明确约定公司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就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的，对投资方要求中小股东与公司、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共同向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8.人民法院在审查企业是否符合破产受理条件时，要注意审查企业陷入困境是否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所致而进行区别对待。对于疫情爆发前经营状况良好，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而导致经营、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要结合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等因素全面判定企业清偿能力，防止简单依据特定时期的企业资金流和资产负债情况，裁定原本具备生存能力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对于疫情爆发前已经陷入困境，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生产经营进一步恶化，确已具备破产原因的企业，应当依法及时受理破产申请，实现市场优胜劣汰和资源重新配置。19.要进一步推进执行与破产程序的衔接。在执行程序中发现被执行人因疫情影响具备破产原因但具有挽救价值的，应当通过释明等方式引导债权人或者被执行人将案件转入破产审查，合理运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执行中止、保全解除、停息止付等制度，有效保全企业营运价值，为企业再生赢得空间。同时积极引导企业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全面解决企业债务危机，公平有序清偿全体债权人，实现对困境企业的保护和拯救。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前已经启动的司法拍卖程序，在移送决定作出后可以继续进行。拍卖成交的，拍卖标的不再纳入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财产范围，但是拍卖所得价款应当按照破产程序依法进行分配。执行程序中已经作出资产评估报告或者审计报告，且评估结论在有效期内或者审计结论满足破产案件需要的，可以在破产程序中继续使用。21.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减少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债权人权利行使造成的不利影响。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案件的债权申报期限，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法定最长期限。债权人确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无法按时申报债权或者提供有关证据资料，应当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补充申报，补充申报人可以不承担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确有必要延期组织听证、召开债权人会议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延期手续，管理人应当提前十五日告知债权人等相关主体，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22.要最大限度维护债务人的持续经营能力，充分发挥共益债务融资的制度功能，为持续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债务人企业具有继续经营的能力或者具备生产经营防疫物资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引导和支持管理人或者债务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继续债务人的营业，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经营管理模式，充分运用府院协调机制，发掘、释放企业产能。坚持财产处置的价值最大化原则，积极引导管理人充分评估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资产处置价格的影响，准确把握处置时机和处置方式，避免因资产价值的不当贬损而影响债权人利益。

法释〔2020〕6号

（一）新婚姻家庭法并非完全具有了私法的属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婚姻家庭法逐渐褪去政治性而回归世俗性的进程的加快，对其回归民法属性的呼声也逐渐增强。而《民法典》的出台意味着，婚姻家庭法正式回归于民法。但其仅是形式上回归了民法体系，并不能说明其完全具有了私法的属性。其一，传统公私法的划分存在缺陷，因任何一种法都出自于国家，具有公共性和强行性。随着私法公法化之趋势，现代民法的私法性亦并不纯粹，新婚姻家庭法亦并不当然具有私法的属性。其二，家庭领域的人身性和伦理性决定了婚姻家庭法必然要超越私法的属性，需要强行性规范来维护社会公平和家庭稳定。其三，权利本位是整个现代法律体系需坚持的基本原则，不为私法独有。故即使《民法典》在婚姻家庭领域作了大量的权利方面的规定，亦不能就此简单地将其认定为私法。与其在公私法的框架内来观察当下的婚姻家庭法，不如在国家——社会的视角下对其加以审视。单独立法模式下的《婚姻法》是为了配合国家改造社会而产生的，而回归于《民法典》的婚姻家庭法须实现从政治法到市民法的变迁，这已体现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具体规定之中。譬如，取消原《婚姻法》中计划生育的内容，意味着不再通过这一形式对自然人的生育权进行限制，生育权重归于家庭；变更原《婚姻法》中“患有医学上的严重疾病是无效婚姻的事由”为“可撤销婚姻的事由”，表明婚姻效力的决定权被更多地赋予了当事人，更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新婚姻家庭法应突破以婚姻为主线的制度设计模式，切实体现其身份法的特征，恢复其家庭法、亲属法、身份法的原貌。相较于纠结婚姻家庭法的公私属性，在上述方面作出实际的努力和回应才是民法典时代婚姻家庭立法之重心。（一）新婚姻家庭法继承的力度和规模仍有不足但从《民法典》的修订来看，婚姻家庭编对传统的承继和回应还不够，仅局限于“家风家德”等倡导性条款；“夫妻忠实”、“敬老爱幼”等传统观念的法律化以及“抚养、赡养、扶养”等条款的沿用。虽然这些规定可以被看成是对中国传统的“慈”“孝”“悌”观念在法律上的承继，但对于一些现实问题仍未能结合传统伦理与文化进行补充完善。譬如，《民法典》中对亲属问题的规定过于简单：一方面，缺失对亲等的规定，无法科学地反映亲属关系的远近；其二，缺失对姻亲范围的具体规定，使得人们在处理婚姻管理、亲属回避等事项上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一，关于通婚禁止的问题。《民法典》所沿袭的“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这一规定只考虑了血缘因素。但从中国传统伦理上讲，对于宗亲属来说，无论是代际间还是同代间，即使血缘关系比较远，通常也是不允许通婚的；对于较近的代际间的姻亲，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允许通婚。立法者在就通婚作禁止性规定时，忽略了中国传统伦理上代际身份、亲属类别等限制。其二，关于婚约彩礼的问题。婚约和彩礼是流行于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重要的婚嫁习俗。从法律的角度看，彩礼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婚姻契约缔结中的订金或保证金的作用，具有严肃婚姻观念的功能。特别是在当下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广大农村地区，彩礼现象更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民法典》未能对此作出具体的回应实属遗憾。其三，关于事实婚姻问题。《民法典》沿用单一的登记婚形式，未能回应传统仪式婚的价值，或将在某些情况下损害妇女、未成年子女等弱者的利益。毕竟事实婚姻所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不承认其效力或将其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就能解决的。（一）新婚姻家庭法仍需通过断修正的方式来弥合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然而，婚姻家庭编对于当下中国多元化的婚姻形态和家庭结构的现实回应确有不足：其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同居关系未作规定。在同居现象日益普遍化的当下，对于同居关系不予规制，一旦发生损害，处于同居关系的女方及其子女、以及同居老年丧偶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其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通过人工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现象未作回应。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提升，此类现象引发的法律问题频发，最为典型的是人工授精和代孕问题。虽然最高院有相关指导案例，但范围局限，不足以涵盖更多案型。其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于亲子关系仅作了基础性或一般性规定（第1073条），难以适应纠纷的复杂多变。其四，《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收养的条件虽然有所放宽，但依然过于严格。（二）新婚姻家庭法仍需借助司法解释和案例制度来弥补自身的局限（三）新婚姻家庭法仍需借助习惯、伦理等社会规范来解决纠纷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