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弼

个人用工因疾病死亡不能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张剑弼【案例】2011年12月，被申请人熊XX租用通懋有限公司场地筹办修理厂，租用时筹办场地所在位置便有通懋维修中心字样，筹办期间，临时聘用曹X参加筹办活动。2012年6月11日，曹X在工作中因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熊XX为此垫付医疗费、丧葬费、伙食费等各项共计4万余元。为曹X死亡事赔偿问题，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多次协商未果，曹X之妻未经工伤认定以申请人身份申请要求仲裁裁决：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六十六条及《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劳动保障部9号令）赔偿一次性赔偿金371520元及一次性丧葬补助金185760元。【评析】1、本案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是规范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法律规范。《条例》对工伤保险基金的缴纳、工伤的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赔偿等作了明确规定。按照《条例》，处理工伤事故实行工伤认定前置，也就是说未经工伤认定不能进行仲裁。本案中，被申请人之夫与申请人之间不是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发生工伤事故，用人单位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用人单位不申请的，职工一方可以在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曹X死亡事件发生后，被申请人熊XX一方认为是疾病死亡不是工伤事故自然不会申请工伤认定，这时，如果申请人一方认为是工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申请工伤认定，待结果确定后再作维权应对。而申请人一方未经工伤认定径行申请仲裁的行为，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要求。申请人一方要求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处理本案，《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得使用童工，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童工伤残、死亡的，由该单位向童工或者童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前款规定的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以及前款规定的童工或者童工的近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这里，仍然强调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因此与本案受雇人因疾病死亡条件是不相同的。总之，本案属于被申请人筹办修理厂的临时雇工行为，所反映的关系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工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本案被雇佣者因疾病死亡，不是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死亡，依法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2、本案不能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劳动保障部9号令）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童工。根据这一规定，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用工行为在用工单位发生而不是在个人之间发生。在这个条件下，有以下9种情形可以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获得赔偿：（1）、指无营业执照单位受到事故伤害职工（2）、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职工（3）、指无营业执照单位患职业病职工（4）、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患职业病职工(5)、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单位受到事故伤害职工（6）、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职工（7）、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患职业病的职工（8）、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患职业病的职工(9)、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童工。《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这一规定，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防止发生安全事故，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禁止使用童工。本案被申请人筹办修理厂，在未取得营业执照之前，其无权也不可能以修理厂的名义用工，发生在筹办阶段的用工行为，只能是筹办人与被用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日常生活中，常存在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比如雇佣人员参加打扫卫生、雇佣人员进行房屋装修、雇佣人员参加筹办庆典等，这些雇佣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因此为合法行为而非非法行为，据此，熊XX雇佣曹X参加筹办修理厂的活动，不属于非法用工。即使非要把被申请人熊XX筹办修理厂的行为往未取得营业执照或未经备案登记的即将成立的修理厂上靠，表象上看，因熊XX无营业执照，也未经备案登记，似乎其行为属非法用工，但曹X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证明，其不符合收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要件，且曹X本人不在童工之列，因此，这类案件也不能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规定》。3、发生在曹X之近亲属与熊XX之间的赔偿关系只能适用《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解释，对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雇员发生损害，雇主在什么条件下承担责任或不承担责任作了明确规定。本案只能适用该解释处理。【本文作者为云南张剑弼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市场经济呼唤法医立法张剑弼张剑弼按：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司法实践中，面对法医鉴定中的“人情鉴定”、“扯皮鉴定”，经过思考，我认为建立制度及把好人才关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是故成文《市场经济呼唤法医立法》，载于《云南法学》1994年第4期。法医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类专门技术人才。法医事业是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不可或缺的事业。看过《杨三姐告状》的人，对法医的重要作用可从法医先前的疏忽险些使凶犯逍遥法外的事实窥见一斑。法医事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医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社会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另一类是法医运用自己的法学、医学、法医学等专门知识为有关机关处理案件提供权威性的法医问题意见。我们把前者称之为法医的一般性服务，把后者称之为专门性服务。广义的法医事业既包括法医的一般性服务，也包括法医的专门性服务；狭义的法医事业则仅指法医的专门性服务。由于法医的一般性服务同普通医务人员的服务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对这类服务的规范约束当适用一般之医务规范。在我国，相对而言，法医的一般性服务规范较之专门性服务规范要完善得多、健全得多。因此，本文对法医的一般性服务的建制立法问题不作任何探讨，也就是说本文旨在探讨法医的专门性服务建制立法的问题。或者说本文是在狭义意义上使用法医事业这一术语的。一、法医事业运作及建制立法现状说起法医的专门服务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余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们的法医人才奇缺，法医事业基础十分薄弱便是客观情况。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想到（或者说没有来得及想到）为法医事业建制立法，使其按合乎规律的、科学的程式得到健康而有效的发展。因此，到目前为止，法医事业的建制立法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法医事业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仍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这条道路走下来的结果使得具体的法医事业发展运作机制处于十分混乱状态，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医工作机构十分紊乱。目前的法医事业发展机制，在法医工作机构设置上，不仅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单位设有法医工作机构或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就是政法院（系）、医学院（系）等也设有法医工作机构或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这种“多元化”的机构设置，使法医工作成果表现出“政出多门”的现状，为实际执法工作平添了些不必要的麻烦，实践中就屡屡出现当事人凭借熟人关系到法医工作机构或法医工作人员处进行“人情鉴定”的情况，以致在具体处理案件时不得不作重新鉴定。而在重新鉴定的问题上，由于法医工作机构之间、法医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无法明确，所以重新鉴定也有不少运作困难。第二、法医工作机构或法医工作人员责、权、利不明确。现行的法医事业运作机制，由于建制立法处于空白状态、法医工作机构及法医工作人员的属性无法明确，所以其责、权、利也就处于不明确状态。我们知道，法医作为专门技术人才，其为有关机关处理案件时就法医问题提供权威性意见，这在诉讼中称之为鉴定结论，这就是说法医在诉讼中往往充当鉴定人角色。人所共知，鉴定结论是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的法定证据，鉴定结论的可靠程度将直接影响案件的质量，鉴定人员的责、权、利的明确与否，与鉴定结论的可靠程度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以鉴定人的权利而言，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典中，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权了解鉴定所需要的案件材料，必要时可以询问当事人、证人。”而其他两部法典均无明确规定，这无疑给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中的法医鉴定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再以鉴定人的责任来说，由于无法可据，鉴定人鉴定错误是否应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所以实践中法医的工作机构或工作人员作“人情鉴定”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法律的缺陷，对此“人情鉴定”又无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第三、是现行法医事业发展机制中，“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条件可以充任法医？”、“法医工作机构（人员）的性质是什么？”、“法医从事活动是独立从事活动还是以法医工作机构名义从事活动？其后果由谁来承担责任？”、“某一法医工作机构（人员）就法医问题所提出的具体意见在相关人提出异议时其复核或复议应由哪一个机构（人员）进行。”这些具体问题均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种法医任职资格、法医工作机构（人员）的属性、法医与法医工作机构及法医工作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明确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医事业的发展。法医事业的发展同其他任何事业的发展一样有一个硬道理：一靠人才、二靠制度。因此没有一个取舍人才的标准和切实可行的制度，这不能不说是法医事业发展的失误。二、市场经济呼唤为法医事业尽快建制立法。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同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同时指出：“发展我国商业、保险、旅游、信息、法律和会计审计咨询、居民服务等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促进市场发育，提高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方便和丰富人民生活，而且可以广开就业门路，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府机构改革创造重要条件。”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可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由宏伟规划转化为现实行动了。一定意义而言，法医服务也是一种市场，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医事业的发展首先应该是法医服务市场的完善，法医服务市场的完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完善法医服务市场同样要从法医体制入手。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一定意义上的法制经济，为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我们要制定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要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还要制定规范市场交易的法律等等。无论从制定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的要求还是从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的要求出发，为法医事业建制立法都是市场经济的当然要求：首先，市场经济强调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方方面面均应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切都应按法律事先设计好的规范运作”，这对法医事业也不例外；其次，市场经济强调每个社会成员均公平的享有获得某种服务的机遇，现行法医事业发展中无法阻止的“人情鉴定”破坏了人们的这种机遇；再次，市场经济要求讲求工作效益，提高工作效率，现行法医事业发展中“政出多门”的“扯皮鉴定”现象不利于讲求工作效益，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对应及责、权、利相统一。现行法医事业发展中法医的责、权、利不明确及权利与义务的不对应与之背道而驰。总之，市场经济迫切要求改变现行法医事业发展机制，尽快为法医事业发展建制立法。三、为法医事业建制立法的构想。应该注意到，法医市场是一种特殊市场，更应强调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重要性，我们设想，为法医事业发展进行的建制立法主要应包括以下的内容：（一）、要明确法医的性质法医的性质就是法医的属性，明确法医的性质，对法医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设想，法医的性质可作如下界定：法医是依法取得法医资格并申领有法医工作执照在某一专门的法医工作机构为社会提供法医服务的专门人才。如前所述，法医服务包括一般性服务和专门性服务两种。之所以作此设想是因为法医进行专门性服务类似于律师、会计师、审计师所进行的专家咨询服务，法医一般服务与专门服务相结合，可以自食其力，以“文”养“文”，以“技”养“技”，可以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从而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这对机构改革有利，对充分调动法医专业技术人才的积极性无害。（二）、要明确法医的任职资格条件法医作为专业技术人才，对其取舍总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法医资格，也就是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充任法医。我们认为，确立法医的任职条件应贯彻思想素质、政治业务素质并重，考试与考核并举的原则，有才无德者不能充任法医，有德无才者也不能充任法医，无德无才者更不能充任法医，只有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可能做法医工作。按照这个观点，我们设想，可把以下条件作为法医的任职条件：1.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2.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思想品德好，作风正派；4.在高等院校法医专业毕业或医学专业毕业或受过法医专业训练从事过五年以上法医工作；5.经考试合格或考核合格。（三）、要明确法医的工作机构法医工作机构是法医执行职务的组织，我们设想，法医工作机构应建成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的事业法人组织，名称可以称之为“法医事务所”，工作人员可以由专职法医组成，也可以吸收兼职法医参加，财务管理实行自收自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管理模式。法医为社会提供服务时只能以法医事务所名义进行，法医对法医事务所负责。法医进行一般性服务实行有偿服务，向服务对象依法收取费用，法医进行专门性服务时，涉及公诉刑事犯罪案件由国家财政负担服务费用，其他案件由服务对象垫付费用，再由服务对象依法计算成损失，按过错责任承担。法医工作机构的设置应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法医复议制度可以借鉴审计复议制度的有益部分。为落实（二）、（三）设想内容，建议由司法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成立法医工作委员会，负责法医资格考试的组织、法医资格的审批、法医工作执照的颁发、法医工作机构的设置等工作。常设办公可在司法部。（四）、法医鉴定法医鉴定是法医接受委托运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为有关机关处理案件提交有关意见的活动。这方面的建制立法应包括以下内容：1.法医鉴定工作应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忠实于人民利益；2.法医在进行鉴定时享有以下权利：依法查阅有关案件材料、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依法取得报酬；3.法医在进行鉴定工作中负有以下义务：出庭接受质证、过错责任赔偿、保守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客观求实鉴定；4.对申请重新鉴定应由何处重新鉴定及重新鉴定的次数也要作规定。（五）、其他内容。主要规定前述几项内容未规定（未包括）而又必须作出规定的内容。如法医收费标准、法医的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法医资格的丧失、法医工作机构的管理等内容。（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司法学校原载《云南法学》1994年第4期）

法网恢恢疏而有漏————97刑法典立法的两点重大疏漏及其补救张剑弼张剑弼按：列举式立法的优点是简明，便于执行，其缺点是难免挂一漏万；概括式立法虽解决了挂一漏万的问题，但模糊，执行不便。立法是采列举式还是概括式，间或两者兼备，是立法技术问题。1997年刑法颁布施行时，我在云南曲靖司法学校教学《中国刑法》，教学中发现97刑法存在些疏漏，在讲授时也有和学员的交流在。几年过去，就我所见研究，对该两点疏漏几乎无文论及。故草就本文，发表于《云南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当中国立法机关不断以《决定》、《补充规定》等形式修改完善刑法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法律规范不断增多之时，作为中国第一部刑事法典的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经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科研机构及广大法律工作者和法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一部以修改和完善1979年刑法典为要义和宗旨的1997年刑法典诞生了。新刑法的诞生，无疑顺应了形势的需要和历史的发展，对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正在起到和必将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新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和重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将起到中国法制建设里程碑的功效。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新刑法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新刑法颁布实施不久，立法机关便通过《决定》的形式对其进行了几次修改。最近，笔者研究发现，新刑法存在着两点重大疏漏，本着“法制建设，匹夫有责”的精神，特撰此文，以期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和重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献微薄之力。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款规定旨在从刑事立法对少年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以例举立法规定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8种犯罪负刑事责任。我们知道，例举式立法其优点是简捷、明了，便于司法操作，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容易挂一漏万。根据新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立法明显存在着一个重大疏漏：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以外的任何犯罪（哪怕罪量同此八种罪相当）都不负刑事责任。此为重大疏漏之一。新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此条规定确立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维护审判机关审判权威，保证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维护法律的尊严，解决司法实践中“老大难”的执行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然而同样根据新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的规定，这一立法同样存在着重大疏漏：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的（哪怕情节严重到何种程度）都不得定罪处刑。此为重大疏漏之二。新刑法立法的这两点重大疏漏，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尴尬。关于第一点疏漏，举两个例子说明：某甲（14岁）实施强奸犯罪，依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应负刑事责任，而某乙（15岁）实施奸淫幼女行为，依照该条款规定不负刑事责任。我们知道，强奸罪和奸淫幼女罪是两个独立罪名，从罪质罪量要求看，奸淫幼女罪是较强奸罪为重的犯罪。如此看来，这个疏漏很明显。再举个例子：某甲（14岁）实施贩卖毒品犯罪，依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应负刑事责任，而某乙（15岁），实施运输、走私、制造毒品行为，依照该条款的规定却不负刑事责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是以选择性罪名的方式规定在新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之中的，也就是说立法者认为此类犯罪其罪质罪量要求是一致的，实施同罪量犯罪，年龄小的要负刑事责任，年龄大的却不负刑事责任。从中也可看出立法疏漏的存在。关于第二点疏漏，我们也举个例子说明：建筑老板刘某有私人财产300万余元，因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而使生活发生变化，为另寻新欢而提出与妻子王某离婚。妻子王氏认为既然刘某已另有所爱，同意离婚。经调解刘某同意给付王氏财产折价费人民币200万元。调解书下达后，刘某一直未给付，王某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法院立案执行后，执行员数次找刘执行，均遭到刘的辱骂，甚至围攻、殴打。此外还采取隐匿、转移、变卖财产等手段逃避法院执行。此案的处理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刘某应按新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理。理由是：新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三款也规定，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支付令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处理。本案刘某采取隐匿、转移、变卖财产等手段逃避法院执行，在执行员找其执行时，多次对执行员进行辱骂、围攻甚至殴打，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根据现行法律，对刘某只能进行司法拘留，而不能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刑。理由是：新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其对象不包括调解文书。法释[1998]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一解释明确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而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本案刘某虽为逃避执行调解文书而采取隐匿转移、变卖财产等手段，甚至辱骂、围攻、殴打执行人员，但因对象是调解文书而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判决、裁定，所以不得定罪处刑。笔者认为，虽然调解作为处理民事案件的一种形式，法律明文规定调解书一经送达，即具法律效力，但起码从形式上看，调解不能等同于判决。因此，严格说来，按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笔者还是倾向于第二种意见。新刑法第一点立法疏漏其负面影响是不争的事实，而第二点疏漏为理论界探讨调解文书能否成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对象留下空间，给司法实践带来尴尬也是客观的。那么如何对其进行补救呢？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通过对刑法进行修订。按照立法保持法的稳定性和适当进行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才版行不久的法律就要进行修订确实是件痛苦的事。但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成熟的法制必然是稳定的”，今天的修订是为了明天的稳定。因此进行刑法修订，对这两点重大疏漏进行补救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事。为此，建议采取修正案的形式对97刑法典进行修订，同时笔者设计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本法分则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处罚。”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修改为：“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具有执行内容的且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支付令等法律文书，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原载《云南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