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安徽---。通过今天的庭审，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评议时参考、采纳：代理人认为：正如合议庭庭审中归纳的争议焦点一样，代理律师同样认为，本案作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原告诉请的10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给被告收取？本代理律师围绕此争议焦点，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一、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生效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0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必备生效要件包括以下两个：1、具有借款的一致意思表示，即合同成立；2、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约定的借款，即合同生效。本案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因此，10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生效要件必须具备实际交付的要求，否则，其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二、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生效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第1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生效的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归属于出借人。本案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00万元，并诉请归还本息。因此，原告依法应当对其已经实际交付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主张承担证明（举证）责任。如果其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其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2款规定，对本案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被驳回。三、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被告实际交付100万元借款。（一）本案借款交付方式及其成立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交付方式包括：现金、转账、票据、账户支配权、约定其它方式五种。其交付成立的标准分别为：（1）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2）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3）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4）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5）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原告主张的交付方式是“将借款100万元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汇入被告指定的账户”的交付方式。因此，本案可以直接排除现金、票据、账户支配权交付方式对此，原告依法必须提交充分证据予以确证此种交付事实的存在。（二）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种交付事实存在。1、本案的性质分析。该借条确实是被告给原告出具的，但该借条仅仅是借贷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明，并不是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证明。一方面，被告对借款没有实际交付能够做出合理说明。（略）另一方面，从本案借款金额以及交易习惯来看，借条表述的借款金额高达100万元，不可能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且原告也陈述通过银行汇款方式交付。因此，原告必须提供合法有效的银行汇款记录来证明借款实际交付的事实存在。因此，仅凭借条不能达到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证明目的。2、原告“建行个人网上银行”交易记录的证明力分析。该银行交易记录所表述的交易数额为200万元、交易双方为原告与··、交易属性为“借款”。故均与被告无关；同时，该交易记录“附言”栏空白处有原告亲笔书写“··借款200万（流动资金）（借款已打）”的内容。该部分内容能够真实反映出原告在交付该笔200万元款项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原告汇款时确认该银行交易记录中表述的200万元的借款人为··而不是被告，用途为流动资金。因此，该银行汇款记录能够证明的事实仅仅是：原告当日向··-汇款人民币200万元。3、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述200万元中有100万元是被告所借。(1)原告提交《关于去深圳办厂与借款的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该《情况说明》在本质上属于未经法庭许可的书面证词，真实性不能确定，且剥夺了被告对证人的质询权利，故不具有合法性;同时，因出证人与本案具有的直接利害关系，也使该份书面证词不能具有证明力。（2）收款人明确否认其收取的200万中有100万元是被告的借款。(略）(3)原告提交的收据三份及证词均不能证明该部分事实。（略）(4)原告提交录音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略）（5）2015年9月25日《借条仅仅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且证据来源不明，也不是被告出具。并且，该借条与本案无关。（略）(6)对2015年5月20日《记账凭证》及附件问题。首先，该份《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得到原被告双方的认可，故其内容能够充分证实：该200万系````借款,与被告均没有关系。（三）本案原告汇入他人账户的200万元款项的属性分析。（略）综上所述，被告虽然给原告出具了100万元借条，也只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具有借款100万元的意思表示，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但原告并没有将该10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给被告，故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原告对于其主张的100万元借款的交付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不能达到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的对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据此，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此致敬礼！代理律师：张伟2017年6月01日说明：本案审判结果采纳了代理人以上意见。

案情摘要案情简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人民法院（2016）-----民初---号民事判决，依法提出上诉。争议焦点1、本案拖欠的工程款总数是人民币616万元亦或是原审判决认定的570万元？2、本案已付工程款数额是人民币395.9万元亦或是原审判决认定的481万元是？主要代理意见1、本案工程款总数应为人民币616万元（含利息46万元）。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工程款总额为570万元是事实认定错误。2、本案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总数应为人民币395.9万元。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为481万元是事实认定错误。裁判结果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工程款220万元及利息。即：全部支持本律师代理意见。《附代理词》代理律师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工程款总数和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均有错误。本案被上诉人所欠上诉人的工程款总数为人民币616万元而不是570万元；被上诉人所支付的工程款总数为人民币395.9万元，尚欠工程款220.1万元未付。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工程款总数额616万元的界定。(一)关于570万工程款本金的确定。双方当事人对于本案570万元的工程款数额均无异议，并且有2015年9月7日《承诺书》、2015年11月28日《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以及2015年12月8日被上诉人项目部工作人员与上诉人补签的《班组结算清单》证实。因此，本案工程款本金为570万元。该事实具有充分证据证明，且为双方当事人认可。(二)关于拖欠工程款产生的46万元利息的确定。1、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对于欠付的工程款应当支付进行约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2、事实依据首先，本案利息具有约定的事实基础。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架子班组承包合同》的约定，本案工程款的支付方式是根据工程量完成情况支付相应的进度款。因此，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工程款逾期不付应当支付利息具有合同依据。同时，2014年1月26日，作为被告项目部负责人（同时也是该项目的实际承包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载明：“工地”欠上诉人人民币100万元，月利息2万元整。其次，本案利息数额46万元的确定已经经过当事人确认。上述《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中明确载明：“项目脚手架工程款为570万元加46万元，总计616万元（陆佰壹拾陆万元整）”。此《付款计划承诺》有上诉人、被上诉人及项目部负责人签字（章）确认，其内容具体明确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应当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2015年9月7日出具的《承诺书》对此能够予以印证。该《承诺书》中也载明了“利息36万元”付款事项属于“工程款”的范围。虽然前后利息数额不同，但更能印证46万元利息属于拖欠工程款而产生的利息。因为两个文件对利息的结算时间不同，这才产生了数额的不同。另外，《承诺书》并非代表其个人，而是代表被告公司；并且，被告司在该《承诺书》中作为“担保人”签章，说明其对工程款迟延支付产生利息的事实是明知且同意的。最后，《班组结算清单》并不能否定46万元利息。被上诉人聘请的工作人员与上诉人签署的该份《班组结算清单》中虽然确定本案工程款总额为570万元，但并不能据此否定46万元利息的约定。这是因为：（1）从其具体内容来看，除列明了上诉人承建的各分项工程的具体价款外，也包括“协商扣除10万价款”内容，最后得出570万元价款。但该清单并不包括因迟延支付工程款所产生的利息问题。也就是说，该《结算清单》没有否定《付款计划承诺》中被告同意增加的46万元工程款；（2）从常理上说，既然双方可以协商扣除10万元价款，当然也可以协商增加46万元价款。这种推定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3）该份清单虽然签署时间在2015年12月8日，但属于补签，实际确定时间在《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之前。3、原审判决认定46万元是“个人借款利息”没有依据，实属错误。2014年1月26日《欠条》载明：“工地”欠上诉人人民币100万元，月利息2万元整。该欠条虽然约定利息，但不符合借条的一般书写习惯，且从其内容来看，也不是借款合同关系内容。根据欠条中载明的“工地”以及张项目负责人（实际承包人）身份和当事人双方客观存在的脚手架分包合同关系，从一般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判断标准来分析，此欠条也应当是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工程款而产生，不是借款关系产生。因此，原审判决在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中已经明确约定46万元利息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其它证据推翻时，仍然毫无依据地主观臆测该46万元是个人借款利息，实属错误。故此，本案被上诉人依法应当支付的工程款总数额本息合计为人民币616万元而不是570万元。关于本案被上诉人已付工程款总数395.9万元的确定。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已付工程款数额为481万元错误，实际付款数额为395.9万元。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欠款220.1万元未付的事实存在。双方当事人签署的《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结算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该《付款计划承诺》第一项内容已经明确载明：“该项工程总价616万元，累计付款约395.9万元，剩余欠款220.1万元整”。原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实属错误。该证据内容与此前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的“余款约207万到216.4万元”的内容也可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欠的工程款不可能仅仅为原审判决确定的89万元。（二）、被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推翻《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并证明欠款数额仅仅为89万元。1、关于“领（付）款凭证”。被上诉人提交的“领（付）款凭证”中，除2012年7月19日的13万元、2012年9月12日的3万元、2014年11月26日的20万元三张外，其它凭证均是被上诉人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1）真实性问题。除上述三份“领（付）款凭证”外，其它“领（付）款凭证”中均无上诉人签字，其内容也不是事实，与经过上诉人本人签字的“领（付）款凭证”的内容不一致。故不具有真实性。（2）合法性问题。是被上诉人本案项目工地的会计，其无权代表上诉人签字领取属于上诉人的工程款。因此，不具有合法性。（3）事实上，被上诉人持有全部上诉人本人签字领款的原始凭证，这些上诉人签字的凭证中均详细记载了所领款项的具体事由（包括数额、工地项目名称、用途等），但被上诉人为规避法律责任而故意不予提交。原告在一审中已经提出调查申请但未获准许。法院应当责令被上诉人提交有张远高签名确认的“领（付）款凭证”。2、关于“银行汇款记录”。（1）2012年7月20日13万元银行汇款单据是伪造的，没有此笔汇款。（2）其它银行汇款单据也不足以证明本案付款数额。本案当事人双方并非仅仅就工程发生过分包合同关系，双方还同时发生了项目脚手架分包合同关系，以及前期其它工地（九里工地）施工分包关系。并且，被上诉人就其它分包合同关系同时也均拖欠上诉人工程款。该事实有《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和《承诺书》以及《F地块安置小区二标段班组承包协议书》以及··工地的《分包协议书》等在卷证实；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此事实也是予以认可并已经记录在案。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汇款记录”仅仅能够证明其向上诉人支付了一定数额的款项，但不能证明该款项就是争议工程的脚手架工程款。事实上，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481万元付款中，确实有85万余元的款项属于其它工地项目工程款等，并不属于本案蚌埠工地的工程款。综上，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上看，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双方签署的《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等证据证明本案工程款总数、付款数额、欠款数额，完成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提交的“领（付）款凭证”均无上诉人签字确认（除3份外），银行汇款单据也不能排除其它款项的存在。故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提出的工程款支付主张，未完成反证的证明责任。因此，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反证不能推翻上诉人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依据《脚手架工程款付款计划承诺》确定的欠款数额予以判决。此致敬礼！代理律师：张伟2017年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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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王毓莹、陈亚法盏6天前

隐名合伙的法律效力摘要：隐名合伙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一种投资合同而不具有独立的商事主体资格。这一合同关系在外表上与有限合伙、两合公司、挂名投资十分相似，但它们形似而神异。隐名合伙的性质决定了其法律效力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合同本身的效力和合同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隐名合伙合同本身的效力在于合同自由原理和现实要求，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当依合同法原则确定，当事人特别是隐名合伙人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应当区别情形：第三人知道隐名合伙关系的，隐名合伙人对第三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人不知道的，隐名合伙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第三人承担有限责任。关键词：隐名合伙；法律效力；有限责任与连带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虽然对个人合伙、法人合伙（联营）与合伙企业分别作了规定，但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隐名合伙现象尚无明确规范，导致此类纠纷的解决随意性很大，有损法律的统一性。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民商立法的经验，确立隐名合伙规则，特别是有关隐名合伙的效力规则，是我国商事立法和商法研究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科学界定隐名合伙的性质，依法规制隐名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一、隐名合伙是什么(一)隐名合伙的含义隐名合伙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民商法上的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立法上，隐名合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反映了立法者对隐名合伙的不同认识。一是主体立法模式，即：将隐名合伙作为企业的组织形态之一加以规范，如《德国商法典》在第二编“公司和隐名合伙”中单列一章规定了隐名合伙，把隐名合伙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并列。该法第二编第三章第234、235、236条分别规定了隐名合伙的终止、解散和破产问题，明显是把隐名合伙作为一种独立的商事主体加以规范的[1]。二是合同立法模式，如《日本商法典》第三编第四章第535条规定“隐名合伙合同，因当事人约定一方为对方的营业出资，分享其营业所得利益而发生其效力。”与该章并列的是买卖、交互计算、居间营业、行纪营业、承揽运输业、运输营业、寄托、保险等商行为。该章还对隐名合伙人的出资、姓名或商号使用的许诺、盈余分配、契约的解除、契约终止的原因、契约终止的后果等事项作出了规定[2]。在我国，尽管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主导性意见都认可隐名合伙，但至今未有立法规定，也无法律解释性规定。关于我国现行法律是否已经承认隐名合伙，有不同看法。《民法通则》第35条第2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有人认为，该司法解释即属“另有规定”的情形，实际已经确认了隐名合伙的合法地位。笔者认为，该《意见》第46条虽然符合隐名合伙人不执行业务的外部特征，但不参加实际经营的合伙人同样无例外地承担连带无限责任。这一点并不符合隐名合伙中隐名合伙人在一般条件下以其出资承担责任的条件。而且，在该《意见》颁布实行后，1997年5月的《合同法》征求意见稿曾经规定了隐名合伙合同。这也说明，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并未把该《意见》视为对隐名合伙的认可。与以上立法例相对应，我国民商法学界对于隐名合伙的含义亦可归纳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隐名合伙是作为商事主体的商事合伙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与显名合伙相对应的概念，既不同于普通合伙，也有别于有限合伙，与有限合伙一起构成特殊合伙的两种不同形态[3]。简言之，这种观点把隐名合伙界定为一种独立的商事组织，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隐名合伙不是作为商事主体的商事合伙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是一种隐名投资契约[4]，是隐名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是隐名合伙人在出名营业人现有企业基础上再投资的一种形式[5]，是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以其名义经营事业，另一方对一方所经营的事业出资并分享所得利益和在出资限度内分担经营亏损的合同[6]。这种合同关系说是我国法学理论界的主流学说。笔者认为，隐名合伙在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即隐名合伙人对出名营业人经营的事业出资,并按照合同的约定分享出名营业人营业的收益，分担其营业亏损的合同关系。隐名合伙人的隐名和出名营业人的独立执行业务，决定了营业财产不是隐名合伙人和出名营业人的共有财产，而是出名营业人的营业财产。例如，《日本商法典》第536条第一项规定：“隐名合伙人的出资，归于营业人的财产。”因此，无论出名营业人的营业是否因隐名合伙而成立，隐名合伙都不是一种与有限合伙并列的特殊合伙，都不是商事合伙意义上的商事主体，而仅仅是隐名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的隐名投资合同关系。(二)隐名合伙的特点在我国，作为一种合同，隐名合伙具有以下特点：1、隐名合伙为诺成性合同。隐名合伙合同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成立，不以隐名合伙人实际交付出资为合同成立要件。因此，隐名合伙合同是诺成性合同。2、隐名合伙为不要式合同。法律并不要求隐名合伙合同以某种特定形式订立，只要有证据能够证明隐名合伙关系的存在，口头形式或事实上的隐名合伙关系亦受法律保护。3、隐名合伙为双务有偿合同。隐名合伙人负财产出资义务，出名营业人负营业及利益分派义务，双方互负义务，且互为对价，任何一方都不能无偿从他方取得利益。4、隐名合伙为无名合同，或者称为非典型合同。我国法律未把隐名合伙作为有名合同规定，即未赋予隐名合同法定名称。但这并非隐名合伙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合同法奉行合同自由原则，只要不违法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应当准许当事人订立任何内容的合同。5、隐名合伙不具有独立主体地位，并且隐名合伙人没有对外公开其身份、出资等信息的义务，这一点是其与有限合伙的关键区别。有限合伙是指由两人或两人以上依法登记设立的商事组织。其中，至少一人作为普通合伙人、至少一人作为有限合伙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主体地位不同。隐名合伙是一种合同而非组织体；有限合伙则是一种商事组织体，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具有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其次，出资的归属不同。隐名合伙人出资的财产归于出名营业人所有而非二者共有，隐名合伙人一旦将出资交付给出名营业人，则该出资所有权发生转移；有限合伙人的出资则归全体合伙人共有而非普通合伙人所有，无论是有限合伙人还是普通合伙人，其出资的交付并不转移所有权而仅仅是改变了所有权类型，即由单独所有转变为共同共有。最后，是否显名不同。隐名合伙人在出名营业人的商业登记簿不显名；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登记簿上必须作出记载。6、隐名合伙人不实际经营事业，这一点与挂名投资不同。挂名投资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是指实际投资者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他人的名义投资，因而商事登记簿上记载的名义投资人并非实际投资人的现象。在挂名投资的情形下，实际享有投资者权利、控制企业的是实际投资者而非名义投资者，实际投资者与名义投资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亲属或朋友等密切关系，通常签有君子协定，约定因挂名投资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均由实际投资者享有和承担，名义投资者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隐名合伙与挂名投资虽然对外都不显示实际投资者，具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首先，在隐名合伙关系中，由出名营业人实际控制营业；挂名投资则由实际投资者控制企业。其次，隐名合伙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挂名投资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旨在规避法律的规定，很难受到法律的保护[7]。二、隐名合伙合同本身的效力（一）赋予隐名合伙有效性的现实依据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只能表述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法律是现实生活的外在表现，其目的在于在共识的基础上趋利避害，使社会生活向着人们理想的方向发展。法律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现象或者生活、经营方式的出现都会被逐渐披上法律的外衣。隐名合伙最初产生的原因源于资本所有者为了限制海上贸易的风险，规避教会禁止放债生息的规定。资本所有者将其资本交给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但对外不公开其姓名和投资，在实际的出资限额内承担商人营业的风险，按约定的比例分享商人营业的盈余。隐名合伙这一风险投资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正因如此，后来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在其民商法上规定了隐名合伙制度。我国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隐名合伙以及其他类似经营方式，例如所谓的挂靠经营。法律明文规范隐名合伙不仅可以有效解纷促进社会和谐，而且有利于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解决经济发展资本不足问题。隐名合伙的融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为那些拥有资金但不愿或无力直接从事经营管理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投资渠道，并合理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有助于调动人们的投资积极性。隐名合伙人按照隐名合伙合同的约定，向出名营业人经营的事业出资，分享营业盈余，分担营业亏损，并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投资风险。第二，为那些因现行法律和政策限制不能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投资者创设了一种合法的投资方式，有利于将更多的私人闲散资本转化为社会生产资本。隐名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业务的特点，使得那些因法律和政策禁止其经商办企业的个人有了一个合理合法的投资方式。隐名合伙人的隐名特点也暗合了中国人不露富的传统心理。第三，为那些不断发展壮大但又缺乏资金支持的个人独资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融资机制。隐名合伙是建立在隐名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人身信任的基础上的，虽然隐名合伙人不执行业务，但其信任基础和依法享有的营业知情权、监督权及有限责任,能够较好地保障其投资利益，从而为个人独资企业主取得长期的资金支持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个人借贷和银行贷款的有效的融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高利贷难题。拥有高新技术的创业者也可以利用隐名合伙机制融资创业,开办个人独资企业,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二)隐名合伙有效性的法理依据契约自由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这一理论在司法领域为全世界广泛采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念。我国合同法奉行合同自由原则，在类型上是指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准许当事人订立任何内容的合同，即合同类型自由原则。隐名合伙合同虽然并未被我国合同法规定为法定类型之一，但这并非等同于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合同法第2条和第124条分别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因此，隐名合伙合同只要符合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就应当属于有效合同。虽然隐名合伙合同在合同法一般理论上是应当有效的，但这并非是说没有必要把这类合同以法律明文的方式加以规范。如上所述，法律是对社会生活的表述，那么，当一种社会经营方式已经为社会成员广泛接受时，以法律方式对其进行规范就成为必要。隐名合伙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此类纠纷已经不再少数；况且，因为法律没有把这种合同以分则方式明文规定，导致大量的“变种合伙”出现，给司法审判带来一些困扰。例如，缺乏大量的车辆挂靠经营方式的规范使其内部权利义务混乱，重庆市“出租车份子钱”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笔者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对隐名合伙予以立法或者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进行规范的时候。三、隐名合伙对人的效力隐名合伙合同人的约束力体现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具体而言，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隐名合伙人的权利义务（1）依约出资。隐名合伙在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合同关系，隐名合伙人不参加合伙营业。因此，隐名合伙人的出资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资金，但不能是信用和劳务。否则，隐名合伙的目的难以实现。隐名合伙人出资的时间当以约定为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隐名合伙人可以随时出资，出名营业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其交付出资，但均应当给对方一定的合理期限。隐名合伙人不依约或经催告仍未于合理期限内交付出资，或者出名营业人无法定或约定事由而不依约或于合理期限内受领出资，均属违约行为。隐名合伙人对其交付的出资向出名营业人负有与出卖人相同的瑕疵担保责任。物的瑕疵包括数量和质量；权利担保应当以交付之日起开始。存在标的物瑕疵的，出名营业人除可要求隐名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可以解除合同。（2）利益分配请求权。隐名合伙人参与合伙合同不以与出名营业人共同经营事业为目的，但其出资是以分享合伙营业的利益为目的的。因此，隐名合伙人对于出名营业人从事合伙营业所获得的利益享有请求分配所得的权利。这种分配请求权依据在于隐名合伙人的出资及其数额。（3）损失分担责任。隐名合伙人应当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出名营业人的营业损失承担责任。即便在特定条件下，隐名合伙人应当对第三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时，其也可对出名营业人行使超出其责任发生时的现存出资额部分的追偿权。（4）营业检查权。隐名合伙人虽然对于营业事务无决策权和执行权，但因出名营业人的经营状况与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其对于合伙营业有检查权，以监督出名营业人对其财产的正当有效利用。（二）出名营业人的权利义务（1）事务执行权。出名营业人有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义务。因为隐名合伙人原则上不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事务的执行权仅属于出名营业人一方。出名营业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应当尽如同处理自己事务一样的注意，因其过错造成损失的，应当向隐名合伙人承担责任。出名营业人应当将合伙事务的进行情况按照约定报告隐名合伙人，在隐名合伙终止时，应明确报告合伙事务的始末。（2）计算并分配损益。出名营业人应当计算经营合伙事务的损益，并将合伙营业的收益分配给隐名合伙人。损益分配的比例，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当事人仅对损失有约定的，该约定的损失比例适用与利益分配。（3）为隐名合伙人隐名。隐名合伙人之所以隐名，其目的就是不愿意让第三人知道其在合伙事务中有投资的事实。出名营业人如果把这一事实告知第三人，则隐名就不存在了。出名营业人负有为其隐名的义务，否则构成违约。（三）第三人的权利义务（1）对隐名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请求权。一般而言，隐名合伙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事务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但是，这仅适用于一般情况，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时，隐名合伙人就应当对第三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一、第三人能够证明隐名合伙人事实上参与了合伙事务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隐名合伙人与出名营业人几乎没有实质区别，其经营合伙事务的行为参与了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即便其与出名营业人约定的利益分配不等，也属其内部关系。隐名合伙人就其营业行为承担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是其行为结果。第二、第三人能够证明出名营业人或者隐名合伙人自己告知了其隐名合伙的事实。出名营业人负有为隐名合伙人隐名的义务，其向第三人告知这一事实的目的就在于使第三人知晓而愿意与其进行交易；隐名合伙人自己告知第三人隐名合伙的事实，说明其本身已经参与到与第三人的交易当中。在出名营业人告知第三人隐名合伙事实的情况下，隐名合伙人有权就超过其出资额的代偿部分向出名合伙人追偿。第三、第三人基于其他原因知道隐名合伙事实并且能够证明其正是出于隐名合伙人的原因而与出名营业人进行交易。隐名合伙人在利益分配上一般都是以其出资额比例为标准，依照一般常理，利益分配要大于损失分担。根据权利与义务一致原则，如果第三人正是基于隐名合伙人原因而进行交易的，隐名合伙人应当对第三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样，隐名合伙人承担的超过出资额的部分可以向出名营业人追偿。（2）隐名合伙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出名营业人由于多种原因不愿对第三人行使权利。此时，如果不赋予隐名合伙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则隐名合伙人的权利将无法实现。因此，在出名营业人怠于行使对第三人的权利而害及合伙事业或者隐名合伙人利益，以及出名营业人滥用合伙事务执行权（如非法交易等）而有害合伙事务时，隐名合伙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第三人行使权利。四、结论隐名合伙在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合同关系，这一合同有利于社会经济交往的多样性，应当受法律保护。为规范这一合同关系，立法和司法机关应当以明文方式对其进行规范，以定纷止争。法律对隐名合伙的规范主要是要明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特别应当合理规定第三人在隐名合伙中可能享有或者承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笔者限于能力，望指正。作者：张伟2009-2-24[1]参见杜景林、卢谌译《德国商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67页。[2]参见丁耀堂译《日本商法典》，法律出版社1982年4月第一版，第157-158页。[3]参见周春《论隐名合伙》，http//www.51r.com/user3/af881/archives/2005/25254.shtml.[4]参见刘辉明《浅议我国确立隐名合伙制度的现实价值》，http//www.law-star.com/cac/12355.htm.[5]参见陈华彬《隐名合伙的性质、特征及立法建议》，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2期第13-18页。[6]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0页。[7]张秀全《略论隐名合伙》，载《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5月第5期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