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平

葛宇斐诉沈丘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裁判摘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原告：葛宇斐。被告：沈丘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自功，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代表人：王向阳，该公司总经理。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代表人：左德丙，该公司经理。原告葛宇斐因与被告沈丘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丘汽运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周口市分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沈丘支公司)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葛宇斐诉称：2009年6月17日17时30分左右，被告沈丘汽运公司的司机鲍士许驾驶豫P28950／P6255挂号重型半挂车，沿沪宁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汤山出口匝道附近时，因左前轮爆胎致车辆失控向左撞断中心隔离岛两侧护栏冲入逆向车道。葛信国(葛宇斐之父)驾驶的苏DR5853号轿车由西向东正常行驶，被鲍士许驾驶的豫P28950／P6255挂号重型半挂车撞击，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事故导致史永娟(葛宇斐之母)当场死亡，葛信国、葛宇斐受伤。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该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涉案豫P28950号牵引车、豫P6255号半挂车分别在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投保交强险。故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赔偿医疗费65885．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90元(每天18元，计算55天)、营养费1080元(每天12元，计算90天)、护理费4500元(每天50元，计算90天)、残疾赔偿金41096元(每年18680元，计算2．2年)、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780元，合计122331．85元。被告沈丘汽运公司辩称：对原告葛宇斐陈述的事故经过无异议，涉案的豫P28950号牵引车、豫P6255号半挂车在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处投保，请求法院依法处理。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不持异议。由于该事故属于交通意外，双方均无责任，应当在交强险无责赔付限额内赔偿。原告葛宇斐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合理，而主张的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过高，不应当全部支持。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09年6月17日17时30分左右，被告沈丘汽运公司雇佣的驾驶员鲍士许驾驶豫P28950／P6255挂号重型半挂货车，沿沪宁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汤山出口匝道附近，因左前轮爆胎致其车失控向左撞断中心隔离岛两侧护栏冲入逆向车道，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至此的由原告葛宇斐之父葛信国驾驶的苏DR5853号轿车相撞后，货车又撞断逆向车道边缘(南侧)防护栏方停住车。该事故导致葛宇斐之母史永娟当场死亡，葛信国、葛宇斐、鲍士许三人受伤，车辆、路产受损。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该起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原告葛宇斐伤后经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常州市中医院诊断为：1．脑震荡；2．头皮挫裂伤；3．右锁骨粉碎骨折；4．右侧肋骨多发骨折；5．血胸；6．肺挫伤；7．右上臂烧伤；8．失血性贫血；9．低蛋白血症，住院治疗55天。2009年9月14日，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书，鉴定意见为：1．葛宇斐四根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2．葛宇斐右上肢功能部分丧失构成十级伤残。另查明，事发当日鲍士许驾车驶入沪宁高速公路前，对所驾车右边第二桥外面的轮胎进行了补胎修理。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码表已损坏，装载情况为空载。豫P28950号牵引车、豫P6255号半挂车分别在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案件审理中，涉案事故受害人就交强险赔偿达成一致意见：交强险赔偿限额优先赔偿伤者葛宇斐，交强险限额剩余部分赔偿死者史永娟。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涉案机动车保险单、询问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司法鉴定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能否据此认定驾驶员无过错。保险公司主张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能否予以支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及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中，虽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但是交通意外事故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意外事件，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分配不应当单纯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来确定，而应当从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主观方面的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本案中，鲍士许在驾驶车辆码表已损坏的情况下，仍将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驶入高速公路，主观上具有过失。涉案车辆发生爆胎后，鲍士许在车辆制动、路面情况均正常且车辆系空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合理措施，导致车辆撞断隔离带护栏后冲入逆向车道，与正常行驶的葛信国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葛宇斐受伤。鲍士许的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其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失，葛信国驾车系正常行驶，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过错。鲍士许系沈丘汽运公司雇用的司机，案发时正在履行职务，因此涉案事故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沈丘汽运公司负担，沈丘汽运公司应对葛宇斐受伤后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认为事故系交通意外事故，鲍士许在事故发生时无过错，主张应当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赔偿，是对民法上“过错”含义的片面理解，沈丘汽运公司应对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内赔偿葛宇斐的经济损失。对于被告人沈丘汽运公司、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人保沈丘支公司认可的原告葛宇斐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鉴定费，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考虑到其受伤情况，结合其出院医嘱，原告主张的1080元(每天12元，计算90天)并无不当。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遭受的痛苦程度以及伤残等级，酌定为7000元，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予以赔付。综上，原告因涉案事故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65885．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90元(每天18元，计算55天)、营养费1080元(每天12元，计算90天)、护理费4500元(每天50元，计算90天)、残疾赔偿金41096元(每年18680元，计算2．2年)、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780元，合计121831．85元。涉案事故被害人就交强险限额分配比例达成一致意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予以准许。人保周口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36938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人保沈丘支公司分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36938元。葛宇斐超出交强险限额的经济损失47955．85元，由沈丘汽运公司予以赔偿。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7日判决：一、原告葛宇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121831．85元，由被告人保周口市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36938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被告人保沈丘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36938元。二、原告葛宇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47955．85元，由被告沈丘汽运公司予以赔偿。三、驳回原告葛字斐的其他诉讼请求。人保周口市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主要理由是：1．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经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双方均无责任，故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按无责赔付，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2．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数额过高；3．涉案鉴定费用不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被上诉人葛宇斐口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葛宇斐二审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原审被告人保沈丘支公司、沈丘汽运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人保周口市分公司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人保沈丘支公司、沈丘汽运公司二审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直接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根据该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身并非行政决定，而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主要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在分析判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全部民事法规进行分析有所区别，而且，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民事诉讼中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不完全相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从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的依据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前述条款中的“作用”与“过错”并列，与民法中的“过错”不是同一概念，在交通事故中，行为人有同等的过错不一定承担同等的责任，过错大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该规定中，此类交通事故归责的依据不是发生侵权行为时的过错大小，而是侵权行为发生后其他违法行为。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归责方法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存在区别。此外，在举证责任负担、责任人的范围等方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与民事诉讼存在不同之处。综上，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同时，交通事故责任也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本案中，鲍士许在驾驶车辆码表已损坏的情况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驶入高速公路。肇事车辆发生爆胎后，鲍士许在车辆制动、路面情况均正常且车辆系空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的合理措施，导致车辆撞断隔离带护栏后冲入逆向车道，与正常行驶葛信国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车内被上诉人葛宇斐受伤。该起事故的发生并非不能预见，事故后果并非不可避免。因此，应当认定鲍士许有过错，其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葛信国驾驶的车辆正常行驶，车内的葛宇斐无过错。一审对此认定准确，应予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根据前述条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一审法院酌定7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鉴定费用的承担问题。鉴定费用是被上诉人葛宇斐因涉案事故而进行的合理支出，一审判决由败诉方承担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辩护词审判长、人民审判员：浙江百畅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撒某某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被告人李海文一审辩护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关于受害人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所称受到诈骗，辩护人认为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为犯罪。起诉书中质控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受到刑·鲁、撒某某等人的酒托诈骗。但根据公诉人提交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并无直接证据证明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某成受到诈骗，更无证据证明这三人受到被告人的诈骗。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确实在绯闻酒吧（后更名babykiss酒吧）消费过。但是这不足以证明其受到诈骗。理由如下：1、到该酒吧消费的人数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诈骗。2.在酒吧的高额消费，也纯属正常，并不是进行了高额消费就是受到诈骗。3.通过微信以及qq等网络手段交友属正常社交，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网友见面吃饭喝酒更属常事。因此高某存、钱某君以及金献成所约的网友不一定就是刑肖鲁等人中的酒托小姐，更有可能是她人。4、高留存共计消费5700，钱某君消费5618元，金某成消费7680元。这三人消费数千元。据三人陈述，酒吧是消费一次结一次账。这说明其在进行第一次消费就已经知道酒水价格高。但其三人却没有中断消费，反而进行了接下来的消费。这足以证明这三人是在明知高额消费的情况下自愿进行该消费的。综合以上几点，辩护人认为这三起诈骗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被告人撒某某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撒某某在本案中是被王某华、刑某鲁等人雇佣的，公诉方在起诉书中也指出是王某华与刑某鲁商议以“酒托”方式开酒吧。这恰恰也说明了撒某某在本案中是起次要作用的。本案中的李某雷在原先的笔录中说是其被撒某某叫来的，但在2013年5月21日的口供中承认其是被王某华叫来的。撒某某虽然跟他们有联系，也是在王某华的授意下进行的。事实上其并没有任何的权利。再者，撒某某在该次犯罪中并没有获得利益。这些都足以证明其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三、被告人撒某某主观恶性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良好。被告人撒某某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被告人撒某某也是被王国华所迷惑，误入歧途。其主观恶性较轻，社会危害性小。被告人在此前也从未受过任何处罚，一贯表现良好，此次犯罪属于初犯，偶犯，且认罪态度良好。以上辩护意见，提请合议庭在合议时，给与充分考虑。浙江百畅律师事务所陈大方律师余建平律师二0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李某文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辩护词审判长、人民审判员：浙江百畅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李某文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被告人李某文一审法庭辩护人。本律师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案档，并结合相关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李某文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李某文在本案中只为王政送过两次假证，使其替老婆杨某霞送的。杨某霞在整个案件中是起主要作用的，李某文是起辅助作用和次要作用的，理应认定为从犯，为帮助犯。虽然李某文与杨某霞是夫妻关系，但是杨某霞在做假证之初是瞒着李某文的。这与杨某霞的供述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在杨某霞制作假证之后，由于杨某霞身体不便，才告知李某文帮其送假证。据此不能因为李某文与杨某霞是夫妻关系，就认定该犯罪不分主从，这在逻辑上是不同的。夫妻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杨某霞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应当由自己负责，不能因为李某文是其丈夫，就应对其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本案中李某文发现其妻子杨某霞制作假证，并没有制止，这是存在一定过错的。但不能要求犯罪嫌疑人李某文告发妻子，这对被害人的要求过于严苛，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人伦的常情。二、李某文对于自己未参与的部分不承担刑事责任李某文自己有固定的职业，对于其为王政送的两次之外的其他部分不应承担责任。对于杨某霞其他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在扶平庆身上搜到的假证假章李某文并不知情。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李某文没有参与制造的行为也没有参与交送的行为，可以说是完全不知情的。不应对该部分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对于这一部分的犯罪事实，本辩护人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按照“疑罪从无”的刑事原则处理。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也就是对于自己不曾参与的犯罪不应处罚。三、被告人李某文主观恶性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被告人，因此从主观上讲，被告人根本谈不上恶劣，相对于预谋犯罪、蓄意报复他人的犯罪而言，其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是有明显区别的。被告人李某文在发现妻子杨某霞制作假证时，并未予以制止。一是李某文与杨某霞是夫妻关系，在情理上很难让李某文检举告发妻子。二李某文家庭生活条件困难，上有两老需要赡养，下有五岁的儿子需要照料，妻子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李某文一人的身上，所以在得知妻子做假证的时候，一时糊涂，未予制止。三、被告人李某文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从上可知李某文主观恶性较轻，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四、被告人李某文悔罪态度良好。本辩护人会见被告人李某文，李某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自己所犯的罪行都予以承认。但是对于自己没做过的事，不能强行要求被告人认罪。辩护人认为李某文的认罪态度良好。被告人此前从未受过任何处罚，一贯表现良好，此次犯罪属于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在被抓获后，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主动坦白其罪过。在本案庭审中，被告人陈某供述与侦查机关的侦查情况基本一致，认罪态度诚恳，悔罪态度良好。综上，就本案，作为被告人李某文的辩护律师，希望法院能根据本案件中的前因后果及上述辩护意见，给予李某文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相信陈某在这次事件之后，加强法律意识，能尽早回归社会，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以上辩护意见，提请合议庭在合议时，给与充分考虑。辩护律师：余建平陈大方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浙江省诈骗罪的量刑幅度2014年整理摘要：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浙江诈骗罪量刑意见2014年整理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状况，现将我省办理诈骗罪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确定如下：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6000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我省执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状况，现将我省办理诈骗罪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确定如下：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6000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1.构成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2.在量刑起点基础上，可以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基准刑20%以下：（1）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2）挥霍诈骗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3）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1）归案前自动将赃物归还被害人的；（2）诈骗近亲属财物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1年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二○一一年三月一日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现就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第二条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第三条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四）被害人谅解的；（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第四条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第五条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第六条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第七条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八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九条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第十条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第十一条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上一页1下一页附件下载：(已下载0次)标签：

1、仅举行了婚礼，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吗?2、无过错方可以在离婚时多分共同财产吗？3、家暴受害方在离婚时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4、家暴受害方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吗？5、生效协议可以构成夫妻共有财产判断依据吗？6、婚内可以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7、离婚时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的条款可以撤销吗？8、向第三人赠送的财产可以要求返还吗？9、一方借款用于赌博，配偶方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1、仅举行了婚礼，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吗?1、仅举行了婚礼，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吗?案情2012年6月，邢某（男）与陶某（女）相识恋爱，2013年5月8日按照民间风俗举办婚礼。2013年8月生一子。邢某称，双方从认识到举行婚礼共给付陶某聘金、彩礼、礼物等共计200000余元，双方共同生活仅27天，后陶某回娘家居住至今。现邢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陶某返还聘金、彩礼钱等。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邢某与陶某在订立婚约之时的聘金等是否应当返还。判决驳回原告邢某的诉讼请求。点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彩礼应返还的情形，即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否共同生活、不返还彩礼是否造成经济困难。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看，未婚同居对女性的身心、名誉等各方面均有影响。本案中，男女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缔结法定婚姻关系，但双方按照民间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得到亲朋好友、周围群众的认可，并以夫妻名义同居共同生活，且生育子女，具备婚姻生活的实质内容，不属于规定的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根据司法解释，另外两种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分别是虽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不返还彩礼会造成给付彩礼方生活困难。关于共同生活的期限，不可用时间长短来衡量，要结合双方的具体情况，有些虽然共同生活时间仅几天，但双方确实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结婚，仅因感情不合而离婚，不能认定双方未共同生活。关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这属于彩礼返还的特殊情形。生活困难有绝对和相对之分，绝对困难是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相对困难指由于给付彩礼造成了结婚前后的生活水平相差较悬殊，即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来说，变得困难了。司法解释的本意，是在前一种意义上，即绝对困难进行规定的。2、无过错方可以在离婚时多分共同财产吗？案情杨某（女）与陈某（男）于2005年1月办理结婚登记，2006年1月生下一女。2008年陈某被派驻外地办事处工作，之后，在当地与一女子同居。2009年起陈某两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均被判决不准离婚，但陈某仍未对家庭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2011年4月，杨某诉至法院要求与离婚，陈某同意离婚。本案主要争议焦点：1.陈某对于婚姻破裂是否存在过错；2.对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判决法院判决：一、准予杨某与陈某离婚；二、婚生女儿由杨某抚养，陈某自2011年10月起每月给付陈某某抚养费4500元至陈某某十八周岁时止；三、婚后共同财产中：房屋一套（含家具、家用电器等）归杨某所有，该房屋的银行贷款由杨某偿还。陈某持有公司的内部股份归陈某所有；陈某名下的因购买公司内部股份的贷款由自己承担；四、杨某与陈某各自的个人物品归各自所有。点评1、关于是否存在婚姻过错的认定。本案中杨某主张陈某在婚姻中存在过错，与他人同居，为此提交了相关录音证据，在该录音中陈某明确承认自己在外与其它异性发生男女关系并同居，经质证陈某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由于陈某违反了夫妻忠诚义务，且自2009年6月后未对双方之女陈某某履行抚养义务，陈某某一直由杨某独立抚养，故应认定陈某在婚姻中存在过错，是导致双方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2、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贯彻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法中仅规定了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并未明确规定无过错方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适当多分，但《婚姻法》基本原则是保护弱者、保护妇女。本案中，如果仅从损害赔偿的角度判决陈某给付杨某赔偿金，不足以体现对陈某对家庭不负责任以及婚外情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和惩罚，不能充分维护杨某的合法权益。故本案综合考虑杨某作为女性，一直由其抚养孩子，其承担了主要家庭义务，且杨某在婚姻中系无过错方等情况，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对其进行倾斜照顾，予以适当多分，将共有房屋判归杨某所有。在抚养费数额的确定上，由于陈某目前每月工资收入11100元，另有年终一次性兑现的奖金及公司内部股票分红，总收入接近90万元，收入水平较高，有能力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故最终判决陈某每月给付4500元抚养费。虽然抚养费数额较一般标准高，但该数额并未超出陈某的负担能力和法定抚养费标准。3、家暴受害方在离婚时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案情李某（男）与华某（女）于2002年4月结婚，2004年9月26日生一子。2012年8月，李某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婚姻关系。法院审理中，华某认为李某经常殴打自己，多次严重受伤，存在家庭暴力，请求损害赔偿。李某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华某受伤是自己摔倒的，而非其殴打。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是否具有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如存在家庭暴力，无过错方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判决法院认为，华某提供的证据及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李某对华某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华某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据此判决：1.准予李某与华某离婚；2.婚生子由华某抚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某某十八岁时止；3.李某给予华某赔偿款。点评本案是夫妻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是否准予离婚和请求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家庭暴力不仅使受害人身体受伤，还会导致受害人产生抑郁、焦虑、绝望和厌世等不良情绪，当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超过受害人的忍耐限度时，受害人就可能转为加害人，以暴制暴杀死或致伤加害人，社会秩序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低估。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应区别于夫妻间偶尔的争执。一般夫妻纠纷中也可能存在轻微暴力甚至因失手而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但其与家庭暴力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加害人存在着通过暴力伤害达到目的的主观故意，大多数家庭暴力行为呈现周期性，并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后果，导致受害一方因为恐惧而屈从于加害方的意愿。而夫妻纠纷不具有上述特征。本案中，华某提交的病历、门诊记录、手术同意书、多次报警记录，可以证明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多次、连续、不间断殴打华某的行为，致华某受伤，且伤害程度较重，该行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行为。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法院经调解无效，应判决准予离婚，且无过错方华某主张损害赔偿时，法院应当予以支持。4、家暴受害方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吗？案情苏某（女）与邱某(男）2007年5月登记结婚，2008年1月生有一女。婚后邱某常在酒后借故殴打苏某。2009年至2013年期间，苏某曾数次报警及向妇联求助。2009年2月邱某书面保证今后不再动手，但2010年4月邱某因怀疑苏某出轨，殴打苏某造成其左眼挫裂伤、左眼上眼睑裂伤、左眼球结膜瘀伤。2013年9月，邱某在苏某工作场所，因言语不合殴打苏某，造成其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上下唇挫裂伤。庭审中，邱某仍态度粗暴，出言威胁苏某，并坚决不同意离婚。审理过程中，苏某申请法院对其进行人身保全。判决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苏某的申请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邱某殴打、伤害、跟踪、威胁、骚扰苏某及家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邱某婚后多次对苏某实施家庭暴力，双方感情已经破裂，苏某要求离婚并请求损害赔偿应予准许，根据邱某实施家庭暴力的程度及产生的后果，酌情确定邱某赔偿苏某5000元。点评本案是一起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苏某提供的报警记录、妇联求助记录仅是其单方陈述，病历、诊断证明、照片等也仅能证明侵害后果，并不能完整证明邱某实施家庭暴力的全部事实，但邱某对上述证据并无有力反证，结合其亲笔书写的保证书，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可认定邱某在婚姻期间多次殴打苏某的事实。基于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本判决不仅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也支持了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并在审理中及时发出人身保护令，有效保护了妇女的人身权利。所谓人身保护令，是人民法院签发的民事裁定。2012年8月，全国人大对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保全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增加了行为保全内容，人身保护令的法律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根据该规定，申请人身保护令的主体为受到家庭成员人身侵害的其他家庭成员。对于在诉讼期间有证据证明家庭暴力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可能危及当事人人身安全的，人民法院依照职权主动签发人身保护裁定。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主要内容，可以包括下列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申请人的亲友；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或者与申请人、可能受伤害人及未成年子女进行不受欢迎的接触；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生效期间，一方不得擅自处理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有必要并且具备条件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暂时搬出双方共同的住处；禁止被申请人在距离下列场所一定范围内活动：申请人的住所、学校、单位或其他申请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以及为保护申请人及其特定亲属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消除与防治家庭暴力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社区单位、新闻媒体和社团组织的协同合作，综合治理。预防和矫治家庭暴力，也需要受害者提高维权意识，对于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不能以“凑合过”的心态一味隐忍，要将家庭暴力制止在萌芽状态。目前，南京市法院、妇联、公安、司法等部门，共同开展了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工作。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可以向上述机构求助，不仅可以及时得到援助，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指导。鉴于此，呼吁受害女性增强维权意识，面对家庭暴力，应及时报警，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及时进行伤情鉴定，向妇联组织和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寻求帮助。5、生效协议可以构成夫妻共有财产判断依据吗？案情祖某（女）与吴某（男）于1974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先后生育多名子女。1998年，吴某与他人签订《购房协议》，购买房屋一套，并登记在自己名下。2002年9月双方补办结婚登记。2006年11月，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家中所有财产归女方所有”。2007年9月，吴某与他人登记结婚，2010年4月离婚。2010年12月，祖某、吴某再次登记结婚。2013年7月，上述房屋进行拆迁，吴某与拆迁办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将拆迁补偿款据为己有。祖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认定被拆迁的房屋系祖某个人所有，该房屋拆迁权益归其个人，并由吴某返还相关拆迁款。庭审中，吴某提交自己书写的字条一张，用以证明祖某同意放弃主张2006年离婚协议中的所有财产权利，并提出该字条上的手印为祖某所按。祖某称其对该字条的内容不知情，并表示其不识字，手印不是其所按。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双方2006年签订的离婚协议，涉案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双方离婚后应当归祖某个人所有。2010年双方复婚，该房产在双方第二次婚姻中应属祖某的婚前个人财产，由此所得的拆迁利益应当归祖某个人所有，吴某擅自占有拆迁款，侵犯了祖某的财产权利，应当予以返还。对于吴某庭审中提交的其自己书写的、祖某同意放弃离婚协议中所有财产的字条，鉴于祖某不识字，且对该字条不认可，吴某又未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指纹鉴定的申请，故应由吴某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吴某提交的该字条未采信。最终，法院判决吴某返还相关拆迁款。点评本案是一起复婚后对于第一次离婚协议中分割的财产该如何认定的典型案例。1、复婚后的财产分割。虽然祖某、吴某于2002年才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在1994年2月1日以前就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可以按照事实婚姻处理，故吴某1998年购置的房屋应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置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双方2006年的离婚协议，上述房屋在离婚后应当归祖某个人所有，故祖某、吴某2010年复婚后，该房屋已成为祖某的婚前个人财产，由此所得的拆迁利益应当归祖某个人所有，吴某擅自占有拆迁款，侵犯了祖某的财产权利，应当予以返还。2、婚姻家庭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对于吴某庭审中提交的其自己书写的、载明祖某同意放弃离婚协议中所有财产的字条，因祖某称对字条内容并不知情，其并未在字条上按手印，此时应当由谁承担举证责任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法院认为，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特别是涉及农村妇女时，在双方文化水平及社会、家庭地位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应当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吴某提交字条意图证明祖某放弃所有财产，庭审查明祖某系文盲，如果将证明字条中的手印并非本人所按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祖某，有违公平原则，故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吴某，告知吴某应由其证明该手印的真实性，提起指纹鉴定申请。后吴某未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指纹鉴定申请，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终，因吴某举证不能，法院依法对上述字条未采信，支持了祖某的诉讼请求，切实保护了祖某的合法权益。6、婚内可以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案情杨某（女）与朱某（男）于1999年登记结婚，婚后感情尚可，2001年生育一女。后双方出现矛盾，逐渐发展到互不干涉、互不交流。杨某提出朱某自2012年8月以来一直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双方发生争吵，杨某搬回父母家居住，两人之间多次协商离婚事项未果。2013年3月，杨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主张分割共同财产，同年5月，法院以感情尚未破裂为由，判决不准予离婚。但杨某在该离婚案件庭审中发现朱某在双方矛盾激化自行协商离婚时，未经其同意于2013年3月将存在朱某名下的银行存款940000元提取转移。离婚案件中朱某辩称，其是根据杨某要求取出上述款项，并在家中将钱交给杨某。2013年6月，杨某诉至法院，要求分割朱某转移的夫妻共同存款940000元。审理中朱某称其是根据杨某要求将940000元现金取出后，独自一人骑车带回家中，几天后又在某广场停车场内的汽车上将钱全部交给杨某，并开车将杨某送回其父母家。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双方矛盾发生并分居后，一方对存款的处理，应征得对方的同意。本案中，朱某将存款取出，应负有向杨某披露存款去向的义务。朱某主张上述巨额现金在取出后交给杨某，但杨某不予认可，考虑到朱某在两次庭审中针对款项如何给付前后陈述不一致，以及结合双方的婚姻状况、分居事实等，法院对朱某的该项主张未予采信。现朱某不诚实说明巨额存款去向，明显属于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杨某要求在与朱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上述财产，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经审理后，法院判决朱某给付杨某47万元。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对于不离婚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做出了专门规定。根据该规定，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允许分割共同财产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夫妻双方在不离婚的情况下，只有两种情形才可以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二是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无论何种情形，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都不得损害债权人利益。上述规定的出台，对于在夫妻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权益维护有着重要意义，可以有效防止另一方在离婚之前恶意转移隐瞒夫妻共同财产，也确保处于财产弱势的一方在自己或者家人遭受重大疾病打击时，能及时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治疗。7、离婚时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的条款可以撤销吗？案情汪某（男）与朱某（女）原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女汪某某，后汪某与朱某协议离婚，约定女儿由汪某抚养，双方共有的一套房产归双方之女汪某某所有，贷款由汪某承担。后汪某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房产归其所有。在审理中朱某认为，虽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该房产归双方之女汪某某所有，但房屋属于不动产，不动产权属变更应以登记才能有效，现该赠与行为尚未发生，要求撤销赠与。判决法院判决确认朱某与汪某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房产赠与行为有效。点评1、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属于双方共同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汪某与朱某在协议离婚时约定将共有的房产赠与女儿所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订相关协议的法律后果，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双方均应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履行。虽然法律赋予当事人诉权，但如果主张方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维护协议的效力。2、离婚协议中的赠与不因财产权利是否转移为撤销依据。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的解除、财产分割、子女抚育以及债务承担等涉及人身财产事项协商一致的协议，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并不因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赠与人就当然有权撤销赠与，故朱某认为赠与行为尚未发生，要求撤销赠与的请求，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3、离婚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离婚协议掺杂了复杂的感情因素，人民法院对协议的审查不能简单适用《合同法》等价有偿的原则，而应着重从是否有违当事人真意、是否侵害子女和女方利益等角度进行考量，并且根据规定，该请求须在法定时间内提出，即在协议离婚后一年内提出，超出此限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践中，有些人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而在离婚协议中作出一些虚假的承诺，又在离婚后对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变更或者撤销关于财产分割的协议。这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双方协议离婚，就财产分割问题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协商一致的结果，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来说，这都是对自己财产权利的一种自由处分。该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任何一方没有特殊原因，都应接受这一决定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本案的判决倡导诚实信用原则，保护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财产权益。8、向第三人赠送的财产可以要求返还吗？案情周某（女）与杨某（男）系夫妻关系，杨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商某某发展婚外情，并于2012年起先后向商某某帐户转款计37万余元，另代商某某支付房款、购车款、保险费等11万余元。后商某某返还杨某10万元，余款38万余元未予返还。周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杨某擅自将夫妻共有财产赠与商某某的行为无效，并要求商某某归还38万余元。判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在赠与商某某48万余元时并未经其配偶周某的同意，该处分也并非用于夫妻日常生活，属于无权处分。商某某在接受赠与时，已经知道杨某的婚姻状态，仍无偿接受，其行为不属于善意取得，故法院认定该赠与行为无效，据此判决：商某某给付周某38万余元。点评本案是一起配偶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擅自赠与第三者，该赠与合同应属无效的典型案例。从法理上分析，杨某与商某某之间的赠与合同的效力问题，由于周某和杨某未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进行过书面约定，故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应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双方对共同财产依法享有平等的处理权。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时，双方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本案中杨某事先未经财产共有权人周某同意，擅自将与周某共有的夫妻共同财产48万余元赠与商某某，且事后该赠与行为未得到周某的追认，属于无权处分，该赠与行为侵犯了周某的财产权利，故该赠与合同无效。商某某因该赠与合同取得的38万余元应当予以返还。从情理上分析，杨某在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歌厅认识了商某某并进而发展为情人关系，这种行为本身已违背了夫妻间的忠诚义务，违背了普世的价值取向，是应该遭到社会大众唾弃的。不仅如此，杨某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48万余元赠与情人商某某，更是侵害了配偶周某的财产权益。在日常生活中，不少妇女面对“小三”涉足离婚财产分割等现象，常以忍让为主，而没有意识到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广大妇女应敢于和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现象作斗争。人民法院对于本起案件的处理体现了倡导夫妻忠诚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裁判价值取向，加强了对合法配偶的财产权益的保护，对婚外情等不道德行为予以强烈地谴责。9、一方借款用于赌博，配偶方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案情2009年5月，夏某在与邢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向刘某借款共计90000元，并约定借款期限为七天，月利率为3%。2009年6月，夏某与邢某协议离婚。后借款期限届满，夏某分文未还。2011年8月刘某因犯开设赌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法院还认定，刘某长期组织夏某等人进行赌博，并向参赌人员放高利贷。2010年10月，刘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夏某、邢某共同归还90000元及利息。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案涉借款是否成立并合法有效；2.本案借款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判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其借贷关系法律不予保护。夏某借款的时间为2009年5月，而出借人刘某于2009年4、5月间开设赌场，借款人夏某亦曾在该赌场内参与赌博，出借人刘某对于夏某有赌博恶习的事实应当明知，且刘某的手下徐某曾按照刘某指使向夏某放高利贷用于赌博，故刘某应当明知夏某借款的目的是用于赌博。夏某本人亦陈述本案借款系刘某在赌场出借，刘某借款给其用于赌博。结合以上事实，能够认定出借人刘某明知借款人夏某借款用于赌博而提供借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其借贷关系法律不予保护。判决驳回刘某对夏某、邢某的诉讼请求。点评本案判决体现了倡导公民进行民事活动应遵守法律规定及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的裁判价值取向，维护了正常的民间借贷市场秩序。虽本案的出借人刘某已向借款人夏某支付出借款项，但其明知夏某借款的目的是用于赌博，出借目的不具有正当性，相关法律对该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赌博行为是为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一种违法行为，视赌博行为的情节轻重可分为一般赌博违法行为与赌博罪。所谓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对于一般的赌博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借款人直接因赌博形成的债务，属于非法债务，法院不予保护；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借款系用于赌博等违法行为还仍然向借款人出借款项的，对该借款法院亦不予保护。本案即属于出借人明知借款人借款用于赌博的情形，故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借款人在借款时虚构借款理由，如称借款是用于买房、子女上学等用途，出借人出借款项后借款人将借款实际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而出借人在出借款项时对于借款人将借款用于赌博等违法行为并不知情，此种情形下，借款人仍应向出借人承担还款责任。那么借款人的配偶在此种情形下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即该债务是否应认定为借款人和其配偶的夫妻共同债务？我们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的，除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该笔债务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明知该约定的情形之外，原则上均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同时也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该规定明确了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核心判断标准。如果举债方将所借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举债方与其配偶均应承担还款责任；如果举债方将借款用于赌博等非法行为而非夫妻共同生活，则该债务应认定为举债方的个人债务，配偶一方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公民在日常民间借贷往来中应时刻注意加强对自身财产权益的保护。传统的民间借贷纠纷中，生活消费类型的借贷居多，较少发生借款人将借款用于非法活动的情况。而当前借贷案件情形复杂，出借人应增强法律意识，避免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而遭受损失。此外，对于未实际借款的善意夫妻一方而言，如果其配偶向他人举债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的，善意一方应充分举证证明该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被举债方用于非法活动的事实，从而使自己免除承担还款责任，充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交通事故发生后，好多人都会张皇失措，不知怎么办才好，这里简单说一下不同事故所应采取的处理办法，以供参考。诊断及解决方案:交通事故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机动车事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人车事故，这三种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较大的差异。机动车事故的处理办法1、现场私了。根据情形而定，没有人员受伤，仅仅是小擦小碰，并且双方对事故责任无争议的，可根据市场报价要求赔偿。比如甲方主要责任，乙方保险杠也仅有轻微剐蹭，商量之后甲方给以乙方一定的赔偿，然后各自修车。2、快速理赔。同样的，没有人员受伤，仅仅是小擦小碰，并且双方对事故责任无争议的，双方填写《交通事故现场协议书》，确定责任后各自报案（或者全部责任方报案），快速撤离现场并相约到双方或者全责一方保险公司进行定损维修。3、报案。有人员受伤，或者有重大经济损失，抑或双方对事故责任判定有争议的，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必须保护现场并立马报案（交警以及保险公司），交警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再到相关保险公司进行定损维修。另外还有一些不允许私了的情况，可参考此篇文章：《交通事故私了流程和注意事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的处理办法非机动车事故不同于机动车事故，非机动车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人员受伤，并且非机动基本都没有保险，从法律上来讲非机动车属于弱势群体。1、私了。非机动车损失较小并且没有人员受伤或者当事人仅仅是很小的擦伤，双方对事故认定无争议的，可以考虑私了。双方协定之后一方给予相应的赔付，然后各自修车（根据法律规定，只要非机动车不是故意为之，机动车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要记得私了的时候双方要草拟并签署《交通事故私了协议书》。2、报案。有人员受伤，或者有重大经济损失，抑或双方对事故责任判定有争议的，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必须保护现场并立马报案（交警以及保险公司），人员受伤严重需及时将伤员送往医院。以上不管那一种情况，如果有人员受伤一定要及时送到医院，即便是轻伤私了，也要在医院做完检查之后再行考虑。人车事故的处理办法人车事故我们建议：不要私了。办法只有一种，保护现场并报案。如果有人员受伤，必须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检查。机动车方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交予保险公司处理，保险公司会根据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标准及赔偿额度进行赔付。事故处理几点注意1、如果有人员受伤，一定要及时送往医院。即便伤势不严重，关于私了也一定要谨慎，最好不要私了。2、如果不打算私了，一定要在48小时内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不然48小时之后，保险公司可能不会受理，尤其是非机动车事故、人车事故。3、不管是哪一种事故，现场取证都是很重要的，在发生事故之后，不要冒然移动事故现场，要及时拍照取证。（文车维修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