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向都

案例：张X于1994年2月1日入职XX公司任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每月工资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2500元、职务津贴1500元、全勤奖300元、伙食补贴400元、住房补贴300元，加班费依法计算。2009年1月5日，XX公司因其不胜任工作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张X被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应得工资为5200元，平均实得工资（即扣除社会保险费、个人所得税等后的）为4400元，当地职工月均工资为1030元，2008年12月请事假10天，张X当月领取工资2850元。那么，张X可否同时获得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其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和代通知金应怎样计算？可以说，凡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HR人士都会遇到上述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和代通知金（以下简称"三金"）的计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称《劳动合同法》）已实施二年有余，《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施行也近二年，但笔者在办案中发现，相当多的HR人士对于经济补偿金的计付规定仍不清楚，对于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的关系处理错误，对代通知金的理解也并未因《条例》）的新规定而更新，进而导致企业在实际支付中出现应付而不付、不应付而付、少付甚至多付的情况。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上述案例，谈谈目前企业在"三金"计付问题上仍然存在的常见错误以及笔者的理解，以厘清在此问题上的相关关系。一、经济补偿金误解一：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条件为“用人单位有过错”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5、6、7、8、9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有：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但动议由用人单位提出；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不能从事原工作和新安排的工作；劳动者经两次不胜任工作；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原合同无法履行且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一致；经济性裁员等。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用人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25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而劳动者实际上并不存在该条规定4种情形之一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5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违约支付劳动报酬或提供劳动条件、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拒不支付加班加点工资以及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等情况迫使劳动者辞职的，用人单位也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相比于旧法，对于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劳动合同法》增加了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第38条第1款第3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违法导致损害劳动者权益（第38条第1款第4项）、用人单位欺诈致劳动合同无效（第38条第1款第5项）以及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用人单位不同意续签（第46条第5项）、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丧失（第46条第6项）的情形。简而言之，无论《劳动合同法》还是旧法，在劳动合同的解除非因劳动者过错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均需支付经济补金。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出用人单位有过错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条件呢？从法律规定可知，在具备《办法》）第5、6、7、8、9条以及《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2、3、4、5、6项等情形时解除劳动合同，均不能认为是用人单位有过错的，《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该说更加彻底否定了此前学界三种关于经济补偿金性质的观点，而赋予其法律义务的性质，"对于经济补偿金的性质，大部分同志都同意……不是对过去贡献的补偿，也不是对未履行部分的违约补偿，而是对用人单位行使法定解除权利导致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的一种帮助"（见《劳动合同法（草案）参考》第86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弄清楚这点，还有助于纠正"以'工作任务完成不理想'或'工作效率低'为由解雇劳动者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错误认识，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遏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上述案例中，假如XX公司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张X两次不胜任工作，那么，XX公司解雇张X虽无过错（因是张X不胜任工作），但依法还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误解二：经济补偿金的计付年限为“每干满1年补1个月，不满1年按1年算，最长不超过12个月”。首先，关于"每干满1年补1个月，不满1年按1年算"，《劳动合同法》相比于旧法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根据《办法》第5、6、7、8、9条的规定，旧法对经济补偿金的计付年限采用以年为单位，劳动者每干满1年补1个月，不满1年的，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对大连市《关于执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有关规定的请示的答复》（劳办发「1995」35号文），不满1年的，无论差多少天，均按1年算，但《劳动合同法》在第47条对此作了新的规定，即"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其次，关于"最长不超过12个月".应该说，《劳动合同法》与旧法对这点的适用条件作了完全不同的规定，根据《办法》第5、7条的规定，只有在双方协商一致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这两种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的，才受12个月封顶的限制，其余情况则上不封顶，也就是说旧法是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来封顶12个月的；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2款"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的规定，12年的封顶不问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因，只问劳动者的月工资的高低，对高收入者即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职工月均工资3倍的劳动者，才适用"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的规定。上述案例中，假如XX公司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张X两次不胜任工作，张X应得的经济补偿金应分两段计算，对于2008年1月1日之前的，实际工龄为13年10个月，因解雇原因为"不胜任工作"，故只需支付12个月（因此前无3倍的限制），经济补偿金为5000元/月×12个月=60000元；2008年1月1日之后的，则为3090元/月×1.5个月=4635元，总计64635元。误解三：作为经济补偿金计付基数的劳动者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是指平均实得工资产生这种误解，既有故意为降低支付成本的原因，也有对法律理解错误的因素。应得工资与实得工资的区别主要在于是税（个人所得税）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住宿费、伙食补贴）前的还是税费后的？对此，《条例》第27条有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且从法理上理解，个人依法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均构成工资中的一部分，只不过是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伙食补贴和住房补贴亦然，故这里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应是指平均应得工资。上述案例中，XX公司应按张X平均应得工资5200元而非平均实得工资4400元如上所述分段计算经济补偿金。二、赔偿金误解一：赔偿金与经济补偿金可同时请求《劳动合同法》相比于旧法的一个重大变化为，对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作了合法和违法的区分，并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合法的，支付经济补偿金；违法的，则支付相当于经济补偿金2倍的赔偿金，且《条例》）第25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一方面是避免给用人单位增加过重负担，因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如同时支付，则达到3倍经济补偿金了；另一方面是为公平合理，因为如同时适用，则会产生这样的局面：有的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解除劳动合同，但实际上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则既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也要支付赔偿金。有的用人单位在依照法律规定的情形解除劳动合同但没有遵照法定的程序，除了依法经济补偿金，也要支付赔偿金。而有的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索性没有理由，也就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6条规定情形的，就只支付赔偿金，而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早在《条例》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已有地方这样处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0条规定："《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但无需另行支付经济补偿金".上述案例中，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在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时，如果是"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才可解雇，XX公司对张X并未有两次不胜任工作的程序，故张X属被XX公司违法解雇，张X可对2008年1月1日前的部分提出经济补偿金的诉求，对2008年1月1日后的部分提出赔偿金的诉求，而不能同时提出自1994年2月1日起至2009年1月5日止的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诉求。误解二：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该误解源于《条例》第25条的规定，即"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7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怎样理解该条中的"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当然可以不问劳动者是2008年1月1日前还是2008年1月1日后入职的，但笔者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4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的规定，法不溯及既往是一个基本原则，除非法律有特别的规定，而在此之前，劳动法中并无关于诉求赔偿金的规定；第二，《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它不能超出《劳动合同法》的范围，只能是对《劳动合同法》的具体解释和说明，而《劳动合同法》第97条第3款"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明确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对于"本法施行前"的，不论是合法的解除或者终止，还是违法的解除或者终止，用人单位均是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因为是"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而当时并无诉求赔偿金，而只有经济补偿金；第二，"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应是针对2008年1月1日后入职的，这样就不会有这种理解上的分歧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地方这样处理，《指导意见》第30条规定："该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计算，以前的工作年限按《劳动法》的规定计算赔偿金".上述案例中，张X关于赔偿金的诉求只能是自2008年1月1日起算。三、代通知金我国劳动法以前没有"代通知金"的概念，《劳动合同法》借鉴国外和我国广东等地的立法经验，引入了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的做法，这额外支付的1个月工资通称代通知金。误解一：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需支付代通知金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劳动合同的解除无合法和违法之分，除因一方过错导致对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外，均需提前30天通知，否则，要支付代通知金，但司法实践中，对于企业以劳动者有严重违纪等过错行为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最后法院认定劳动者的行为不构成严重的情况下，通常也会判决企业支付代通知金。《劳动合同法》则将此种情形定性为违法解除，并未规定需提前30天通知，而对于《劳动合同法》第40、41条属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则规定了提前30天通知的义务，所以，对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今后无需再支付代通知金。上述案例中，XX公司如有证据证明张X两次不胜任工作，因未提前30天通知，则需支付代通知金，否则，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误解二：代通知金为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该观点比较流行，许多劳动者将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作为代通知金的确定标准提出诉求，法院的许多判例也持这种观点。而根据《条例》第20条"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选择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其额外支付的工资应当按照该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工资标准确定"的规定，代通知金应为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工资标准，显然，其不能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划等号。上述案例中，张X的代通知金不能以其被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平均应得工资5200元支付，而应按双方所签订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每月工资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2500元、职务津贴1500元、全勤奖300元、伙食补贴400元、住房补贴300元"来支付。误解三：代通知金即为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工资这里即有一个这样的判例：周X于2007年5月17日入职东莞X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科公司），任保安一职。2008年11月12日被X科公司以"订单持续萎缩，经营困难，无奈进行精简人员"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周X提起仲裁，要求X科公司支付代通知金1871元等。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庭于2009年2月27日作出东劳仲长安分庭案字（2009）67号裁决，认为："申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687.77元，2008年10月份工资为1842.3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0条的规定，还应当按照申诉人2008年10月份的工资标准支付申诉人代通知金1842.31元"，遂裁决X科公司支付周X代通知金1842.31元等。这里要明确的是，《条例》第20条所规定的"按照该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工资标准确定"代通知金，上月工资标准和上月工资数额不是一个概念，上月工资数额可能因为劳动者加班或请假而增加或减少，而上月工资标准则是双方所签劳动合同约定或实际上双方所履行的正常上班所应得的工资。如此区分，无论对用人单位还是对劳动者，才能显示公平。本文开头所述案例中，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2500元、职务津贴1500元、全勤奖300元、伙食补贴400元、住房补贴300元"，张X2008年12月的工资为2850元，所以张X的代通知金应是上个月"工资标准"5000元，而不是上个月的"工资数额"2850元。

承租人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过修缮，可以参与分配拆迁安置费吗？【案情】2000年10月，陈xx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市工作。为解决住房问题，陈xx在网上发出租房启事。王xx夫妇恰逢要去美国探亲，2年内其住房将闲置不用。王xx夫妇在网上看到陈xx的租房启事后当即与陈xx联系，愿意出租自己的住房给陈xx，双方经协商达成了租赁协议，约定租期自2000年10月30日至2002年10月30日。随后王xx夫妇出国，陈xx搬入该房居住。2001年5月，陈xx结婚，、’对此房进行了简单装修，花费装修费3000元；2002年8月，该市降了一场罕见的暴雨，此房一面墙体倾斜，房顶也出现多处漏雨。于是陈xx自费请维修队对房进行修缮，花去费用8000元。2002年9月，市房管局发布拆迁公告，决定开发建设生活住宅小区，陈xx租住的房屋就在拆迁范围之内。2002年10月，王xx夫妇回国后与拆迁人某开发公司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但是陈xx和L‘莱对拆迁补偿款的分配发生争议。王xx认为自己是被拆迁人，，应当得到全部拆迁补偿款；而陈xx认为，自己是承租人，房屋拆迁导致其必须搬迁，王xx应分给其一部分搬迁费及经济损失补偿。另外，陈xx认力自己对该房屋进行过装修和修缮，自己的劳动使此房的市场价值得到提升，所以拆迁补偿款应有自己的一部分。双方因此争执不休，最后陈xx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决王xx返还拆迁补偿费1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补偿的对象仅仅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房屋承租人可以协商与被拆迁人解除租赁关系或由被拆迁人对承租人进行安置。承租人搬迁确有困难的，拆迁人可以向其支付部分搬迁补偿费。所以，本案中有权获得拆迁补偿款的仅有王xx夫妇，不包括承租人陈xx。至于陈xx为出租方所作的贡献和支付的费用，属于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与本案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所以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判决驳回陈xx的诉讼请求。【分析】本案中，陈xx认为自己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了装修和修缮，提升了该房屋的价值，因此应分得王xx夫妇领取的部分拆迁补偿款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虽然拆迁的货币补偿以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为标准，而陈xx的劳动和贡献实质上提升了该房的市场评估价，但是依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只有房屋的所有权人才能成为被拆迁人，可以依据房屋拆迁朴偿安置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所以陈xx对拆迁补偿款没有参与分配的权利。不过，陈xx对此房付出的经济代价可以从租赁合同等渠道获得补偿。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租赁房屋的修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出租人怠于履行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费修缮并要求出租人偿还费用。如果在紧急情况下来不及通知或等待出租人修缮的，承租人应当自行修缮，由此产生的费用可以请求出租人偿还，因为此行为已经构成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受益人应当支付无因管理者因管理财产而支付的费用。但是，由于此项请求是基于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提出的，与本案的拆迁法律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所以法院不予受理，陈xx可以另行起诉。此外，就装修费来说，是否可以请求出租人支付要看租赁合同的约定。因为此项花费的目的不像修缮费那样，是为了维护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增加财产的使用舒适性，因此除非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出租人对装修费不予补偿。如果装修费极大地提升了房屋的市场价值，法院也可以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要求继续使用这一装修成果的出租人支付部分费用以示补偿，但是这些都不是本案要解决的法律问题，陈xx只能另行起诉。【专家提示】虽然承租人对租赁的房屋进行过装修、修缮，但他不是房屋拆迁的当事人，不能要求参与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承租人支付的装修、修缮费用，只能通过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向出租人求偿。

案情：自诉人，袁xx，女43岁，北京市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被告人，张xx，男，42岁，现为旅日华侨，在日本横滨某电器工程公司工作1984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87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1990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1992年8月，被告回国探亲，双方仍然保持同居关系，一个月后被告再次出国日本人那继续学业。1992年10月，原告欲想到日本探亲，遂开始比较频繁地与被告电话联系。一次偶然中，发现接听电话的人是女性，并声称是被告的妻子并且已经怀孕，原告大吃一惊，遂通过中国外交部驻日本大使馆查询，获悉被告确实与一沈姓中国女公民于1992年2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1993年11月，原告向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确认被告构成重婚，并要求撤销被告与沈姓中国女公民的非法婚姻关系。一、在本案中的自诉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事实婚姻通常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但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被当地群众公认为已经形成夫妻关系的一种共同生活状态和行为所构成的共同生活关系。由此，我们认为事实婚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均无配偶，有配偶则构成事实重婚；（二）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都具有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三）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具备公开的夫妻身份，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四）事实婚姻违反了婚姻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有的学者还将事实婚姻归纳为如下六个特征：1、主观目的性。即当事人双方主观上具有创设夫妻法律关系、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愿，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2、客观现实性。即当事人双方有共同的婚姻居所，且有共同的性生活、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或者可能有共同的子女。3、关系公示性。即当事人双方对外宣称其为夫妻，且不特定多数人也公认其为夫妻关系。4、实质符合性。即双方符合法定结婚实质要件。5、形式欠缺性。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6、时间限定性。即前述五个特征必须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全部具备了。虽然这种观点还有值得商榷地方，但还是比较全面、形象的概括出了事实婚姻的特征。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将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和非法同居进行区别比较，以期对其进行更好的理解。合法婚姻的成立应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且没有法律规定的结婚禁止性条件；同时完成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法定手续，才为合法的婚姻关系，而取得法律效力、得到的社会承认。而对于事实婚姻，一般认为只具有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缺少合法的程序和法定手续，即形式要件。非法同居是指当事人双方秘密地或公开地以通奸、姘居或同居为形式而结合的违法两性关系。在时间上一般表现为短暂、临时的特点。除了事实婚姻之外，其他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的男女关系，均为非法同居。具体到本案中，自诉人袁xx和被告人张xx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我们需要弄清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主观一致性，即男女双方在主观上是否均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2、双方关系的公示性，即有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3、实质符合性，即双方是否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4、时间特定性、即他们婚姻是否在法律承认的时期内存在，具体到本案，则要考查诉讼发生的时间。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项要求后，方能认为自诉人和被告双方事实婚姻关系成立。在本案中，自诉人和被告人两人同居时，袁xx25岁，张xx24岁，且双方均为未婚，因此他们的同居应视为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原被告两人于1984年相识并相爱，1987年遂同居在一起，1990年，被告因为出国怕被拒，双方才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法定的婚姻登记程序，而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1992年，被告张xx回国探亲，双方仍旧保持此种同居关系。直至1993年11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从时间跨度上看，双方从相识相爱到关系最终破裂历时9年有余，在此漫长岁月中，双方显然是抱着一种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否则，他们早就莺飞雁散，而不会延续这样一段马拉松式的两性关系。关于双方主观上共同长久生活的一致性我们还可以从1990年10月，男方张xx准备出国深造，因害怕存在婚姻关系而被拒签，双方办理世俗的婚姻仪式以予代替的事实得到证明。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被告在从1984年至1993年长达9年的时间里，一直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并且希望维持长久，还为此举办了世俗结婚仪式，得到了群众认可，虽然在其后由于男方的原因此种关系未能继续，但时至1993年11月原告袁xx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婚姻关系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二、在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够成立？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实质上就是怎样处理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矛盾的问题。当然，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里还要牵涉到不同时期婚姻制度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1950年、1980年的《婚姻法》对事实婚姻均未作明确规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也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司法解释，曾经长时间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直到1994年才完全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民事效力，将其视为非法同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历次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有条件的承认阶段：1949年-1986年。A．对于事实婚的行为，首先认定其性质是违法的，必须给予批评教育，令其补办结婚的法定手续。B．对未达婚龄或不符合法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由婚姻机关出面令其解除同居关系。C．对事实婚中的女方怀孕或生有子女的事实婚，应在处理时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D．对事实婚在前，一方后又与他人法定登记结婚的，在处理时要考虑保护事实婚中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E．对事实婚引发的离婚案件，一般应按正常的离婚案件处理。2．逐步不承认阶段：1986年——1994年。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颁布至1994年2月1日，即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在此期间，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3．完全不承认阶段：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件》施行之后。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4．相对承认阶段：2001年1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总之，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保护，就是循着承认主义-相对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这一过程。具体到本案来讲，我们认为需要对如下事实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xx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1、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xx的婚姻关系为何等性质，是合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非法同居；2、原告袁xx和被告张xx的婚姻关系与第三人沈某和张xx的关系哪一个发生在前；3、我国法律对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发生冲突时，相关规定是怎样规定的，也即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怎样认定；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被告张xx和第三人沈某之间关系的性质。在本案中，1992年2月，被告张xx与沈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对于他们此种登记结婚行为的认定，我们可以参照1984年7月19日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发布《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关于出国留学生办理婚姻登记的暂行规定》：当事人双方均为出国留学生要求在国外登记结婚的，如其出生年月、婚姻状况有档案可资证明，可以到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这条规定，张xx和沈某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的行为应认定为合法婚姻。我们在前面已经认定自诉人袁xx和被告人张xx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对比两者的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自诉人袁xx和被告的事实婚姻在被告和第三人沈某的登记结婚行为之前。具体到本案的发生时间为1993年11月，根据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对事实婚姻的保护，承认其合法性，其效力等同与合法登记的婚姻。所以，根据两者发生时间的先后，我们认为对于袁xx与张xx的事实婚姻关系应予以保护，张某在存在事实婚姻的情况下又与第三人结婚，构成重婚罪，因而认定其与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首先确认原告袁xx和被告张xx构成事实婚姻。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婚罪的规定，宣布被告张xx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还与第三人沈某结婚，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同时，宣告被告张xx与第三人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一、劳动合同纠纷（1）确认劳动关系纠纷（2）劳务派遣合同纠纷（3）追索劳动报酬纠纷（4）经济补偿金纠纷（5）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纠纷（6）竞业限制纠纷二、社会保险纠纷（1）养老保险待遇纠纷（2）工伤保险待遇纠纷（3）医疗保险待遇纠纷（4）生育保险待遇纠纷（5）失业保险待遇纠纷

一、合同纠纷服务内容：1、为委托人提供合同知识的法律咨询、法律讲座，增强委托人合同意识和提高当事人制作、签订合同技巧；2、为委托人提供各类标准合同文本；3、根据委托人业务特点，为当事人制作或者修订预制合同、格式合同；4、根据当事人业务需要，和随时起草非格式合同文本。（二）合同谈判1、参与委托人合同谈判的策划，提供法律风险分析意见和谈判技巧的建议；2、协助或者代理委托人进行合同谈判；3、对谈判中的分歧和争议，为委托人和对方当事人协商，提供法律意见；4、根据对方方当事人提出的格式合同，为委托人提供修改意见。（三）合同签订1、对委托人制定的合同进行法律审查，提供专业意见；2、指导委托人填写、签订合同；3、根据谈判情况为委托人和对方当事人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确定合同；4、为委托人出具有关签订合同的律师函、法律意见书。（四）合同履行1、根据委托人合同的约定，指导当事人履行合同，完善合同手续；2、对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提供对策意见和措施建议；3、协助或者代理有关合同中止事宜。（五）合同终止1、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条款和履行情况，判断对方当事人是否违约，为当事人选择解决方案；2、根据合同情况，及时解除合同，向对方当事人发送律师函；3、合同终止后，合同价款的催收；4、合同自然终止后的善后事宜。二、经济纠纷、合同纠纷协商调解及诉讼仲裁（一）根据当事人委托，就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与相对人进行协商、调解；（二）依据当事人的授权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依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裁决，代理诉讼、仲裁活动。1、缔约过失责任纠纷2、确认合同效力纠纷3、债权人代位权纠纷4、债权人撤销权纠纷5、债权转让合同纠纷6、债务转移合同纠纷7、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8、买卖合同纠纷9、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10、赠与合同纠纷11、借款合同纠纷12、保证合同纠纷13、抵押合同纠纷14、质押合同纠纷15、定金合同纠纷16、租赁合同纠纷17、承揽合同纠纷18、保管合同纠纷19、仓储合同纠纷20、委托合同纠纷21、居间合同纠纷22、服务合同纠纷23、不当得利纠纷24、无因管理纠纷

可得利益损失问题，可谓审判实务中比较疑难的问题。审判实践中，不少法官就该问题是不判的。为什么？因为可得利益难以计算，计算规则不甚清晰。人民法院经过多年的调研，并参考学界的诸多著作，我们在２００９年的《指导意见》中对于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规则以及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做出规定。这次我们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做出明确的规定。印象中，王利明教授在人民大学的一次合同法讲座里专门讲授过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这里，我想谈谈可得利益损失计算规则运用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审判实务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可谓至关重要。举证责任的不同配置，通常导致案件审理结果迥然不同。就可得利益损失计算的举证分配而言，第一，关于可得利益损失总额部分，通常由守约方举证，由其证明违约方给其造成多大的损失。第二，关于可预见损失部分，通常也要由守约方举证。即由守约方举证证明可得利益损失时违约方在缔约时可以预见；反之，违约方可以反证证明该损失时其缔约时无法预见的。第三，关于损益相抵部分，通常也由违约方举证。即由违约方举证证明，虽然我违约了，但你从我违约行为中获得了益处。第四，关于减损规则即防止损失扩大部分，通常由违约方举证。即证明守约方在违约方违约后，没有采取措施及时止损而导致损失扩大的部分。第五，关于必要的交易成本部分，则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可以由违约方举证，也可以有守约方举证，或者双方分别举证。关于举证责任问题，我个人认为其实在个案中是比较复杂的。我介绍一下我在审判实践中认识和总结的一点体会和经验。什么情形下来贯彻“谁主张谁举证”？什么情形下贯彻“举证责任倒置”？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我感觉就像武林高手过招。一方是黄老邪，另一方是欧阳锋。通常情况下，应由黄老邪先出招，黄老邪出招后，欧阳峰通常针对此招要回一招。而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在黄老邪出了一招之后，欧阳锋说你这招不行，法院也说这招太弱，再出一招吧。于是，黄老爷又出了一招，欧阳锋又说你这招还是不行，法院也说还是太弱，你再出一招。黄老爷出了第三招，欧阳锋还说不行，法院说你这三招实在太弱，因此驳回你的诉讼请求。很明显，这会出问题的。所谓举证责任分配，是双方都要出招了，不能仅一方出招。我的理解是，黄老邪出了一招，如果这一招是有效的招数，则欧阳锋必须回招；在欧阳锋回招之后，黄老爷再出招，而后欧阳锋再回招；如此往复，最后法院结合双方举证情况来综合认定法律事实。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即由欧阳峰先出招，而后黄老邪回招。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我负责审理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其中就涉及到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这是一个锅炉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案件概要是：某国有企业（买方）与某中外合资企业（卖方）签订锅炉买卖合同。合同关于价款明确约定，将来结算价款时，应以国家指导价为准。缔约时国家指导价尚未出来，锅炉交付之后，国家指导价出来了。双方按照指导价结算，买方欠卖方2500万。买方催款，卖方拒绝付欠款，理由是诉讼时效已经过。该案在一审法院的主要争议焦点就是诉讼时效是否经过？这涉及举证问题。买方主张其已经多次催款，主张了权利。主要有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催款电话记录。但买方否认接到过电话。第二组证据：发送催款传真。但买方抗辩说没有收到任何传真。第三组证据：24张火车票。即卖方的副总经理、财务科长、项目科长等三人8次前往买方那里催款。此外，还有住宿的发票以及礼品发票等。买方说，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你们来过我所在城市，但不能证明你向我主张权利了，也许你我这个城市还有其他的业务伙伴或可能有亲戚朋友。一审法院比较纠结，无论是电话还是传真，很难确认。而对于24张车票，如果认的话，应该认哪一张呢？如何能够拍出卖方在买方所在城市没有其他业务伙伴或者亲友呢？一审法院权衡之后，认为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判决驳回卖方的诉讼请求。卖方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该案由我具体承办。开庭后，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其他两位合议庭法官，都明显感觉到卖方应当主张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心证。开庭时，一方情绪比较激动，拿着证据反复说明自己一方如何向对方索要欠款。而买方则不急不慢，就是否认。我们合议庭成员也比较纠结，感觉卖方的三组证据的确比较弱，但经过庭审又感觉其并未怠于行使权利。如何解决这种纠结呢？关键在于举证分配和分析。我们发现，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存在问题。根据证据分配理论和规则，否认是无需举证的，但抗辩必须举证。在本案中，卖方举出三组证据，相当于出了三招。其中，前两招，买方否认接到电话和传真；由于否认无需举证，因此这两招不好用。但对于第三招，即24张火车票，买方说，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你们来过我方所在城市，但不能证明你向我主张权利了，也许你我这个城市还有其他的业务伙伴或可能有亲戚朋友。买方的说法已经不是简单的否认了，而是一种抗辩。即虽然否认卖方向其索要欠款，但却指出另外一个事实即卖方在买方所在城市可能有其他业务伙伴或亲友。对于这个抗辩的事实，即存在其他业务伙伴或者亲友的事实，买方作为抗辩方必须举证证明，否则应当推定卖方向买方8次索要欠款。当然，买方并未举证证明卖方在该城市有其他业务伙伴或亲友。因此，在举证责任方面，卖方与买方的举证较量结果是1:0，卖方证据占优，因此卖方胜诉。当然，这仅仅是从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法律技术角度来衡量，其实，让我们认定诉讼时效没有经过的因素还有其他几个。第一，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问题。本案诉争焦点就是诉讼时效问题。那么，诉讼时效的制度点是什么呢？我们学民法的都知道，诉讼时效制度有两个两个制度点。其一，防止债权人发生权利睡眠；其二，防止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湮灭。本案中，存在适用这两个制度点的余地吗？事实证明没有。首先，权利人没有在权利上睡眠。事实上，卖方通过多种形式不断地主张权利，索要欠款。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没有湮灭。本案中的证据保持得很完整，只是买方不认可。所以，我认为，本案中的诉讼时效争议焦点实质上没有体现出诉讼时效的制度意义。第二，认定诉讼时效经过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中国民法是“舶来品”，是晚清时期从学习西方而来。那么，诉讼时效制度更是“舶来品”。我个人认为，诉讼时效制度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不符合人之常情和交易常情的。刚才，我也谈到，现在中国社会的诚实信用秩序处于颠倒状态，借钱的是爷爷，催款的是孙子。从某种意义上看，整个交易秩序已经处于颠倒状态了，债务人逃避债务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司法机关怎么能在这样一个诉讼中，运用一个纯粹理论的逻辑去支持并得出一个与人之常情不符合的结果呢？这一点是我们审判实践经常思考的。第三，交易常情问题。我们刚才多出谈到诚实信用、公序良俗。那么什么是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我个人理解作为民法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其实它就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之常情”。“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之间存在人之常情，法人之间也有人之常情。法人之间的“人之常情”就是交易常理。在本案中，2003年双方签订锅炉买卖合同。在2003年是什么时间概念呢？2003年，我们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十年了，《合同法》也已经施行了4年多了。2500万的欠款，在这个时候还有债权人说别人欠了我2500万，我不要？这符合交易常理吗？债权人怎么可能不要钱呢？因此，从正常的交易常情和规则看，我们可以推出，债权人不索要欠款是不正常的，其催款才是正常的企业交易行为。因此，人民法院在判断时，判断结论应当与企业交易常情相符，而不应得到相反的结论。第四，我国的诉讼时效规定太短。我们应当注意到，《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太短了，四种特别情形下的一年诉讼时效更短了，而20年的诉讼时效我在审判实践中尚未遇到。为此，最高法院在2008年出台5号司法解释——《诉讼时效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在诉讼时效是否经过问题上的总体精神就是“宜宽不宜严”，尽量的不要让诉讼时效经过，不要因为这些诉讼时效问题而破坏市场交易规则和交易秩序。所以，综合以上这些因素，我们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的诉讼时效没有经过，本案诉讼时效连续中断了8次，因此买方应当支付欠款。另外，这个案件的分析中，也蕴含着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衡量问题。我们经常说，要赋予程序应有的地位，但有时候我也注意到，当我们进行法律逻辑推演的时候，谁也不能保证在运用证据规则时，我们的逻辑推演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因为语言和逻辑本身就存在缺陷,而由这些有缺陷形成的符号所组成的体系更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问题就出来了，当法律逻辑推演的结论和我们常人的正常感觉之间存在冲突时，以谁为准呢？也是我在审判实践中经常思考也比较困惑的问题。我们经常说，一定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要赋予程序以应有地位。但这也存在问题，因为它不符合两点论和重点论。因为只能有一个重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到底谁是重点？如果两个都是重点，就意味着没有重点。我个人认为，应以实体正义为准。为什么？因为实体正义是我们法官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形式正义仅仅是一个技术手段而已。如果手段大于目的，就构成哲学上的“异化”。另外，从认识论角度看，理性分析（逻辑推理）与感觉判断（自由心证）两种认识方法中，逻辑推理的错误率远远大于我们的自由心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字、概念以及逻辑是有缺陷的，而人们的感觉通常是最能接近事实真相。就此而言，我个人更倾向于以实质正义为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