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杰

（1）二者的主体不同。劳动关系的主体的一方必须是用人单位。而雇佣关系的主体的双方都是自然人。（2）二者所属法律部门不同。劳动关系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是社会法的一个分支。雇佣关系是一种民事关系，受民法和合同法的调整，是民法的一部分。（3）解决纠纷的途径不同。劳动关系中发生的纠纷首先要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对仲裁不服的才能向法院起诉，实行仲裁前置程序。雇佣关系是民事关系，发生纠纷后无需经过仲裁程序，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因此你与车主之间是雇佣关系！如果发生人身伤害事件你也可以得到赔偿，根据《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的司法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劳动关系受伤后享受工伤待遇，雇佣关系受伤后享受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也不低，死亡赔偿金山东地区城镇的赔偿标准为16305元*20年=326100元。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11007元乘以抚养人需要抚养的年限。不会得不到经济补偿的。如何区分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3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第十二条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解释中的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呢，实践中各地法院执行的比较混乱，其实，解释第11条、第12条给司法实践指明了最简单不过的判断方法。下面，借一个小案例来说明。乙有一辆大货车，甲为乙开车，系乙雇佣的司机。甲在一次为乙修车当中，被突然爆炸的车胎致残。现甲要求乙赔偿，双方在赔偿标准上发生争议。甲主张按照对自己有利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来计算伤残赔偿金，乙主张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计算方法来赔偿，因为此种赔偿计算方法对乙有利。甲说，甲乙双方是雇佣关系，乙应该按照《解释》第11条第1款的规定来赔偿甲。乙说，乙和甲之间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应该是劳动关系，应该适用《解释》第11条第3款的规定，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处理。甲说，乙没有营业执照，既不是企业，又不是个体户，不属于《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范围。乙主张，甲为乙开车已达两年之久，而且是按照乙的要求，按时上下班，按月发工资，虽然乙没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但仍然是典型的劳动关系。现时中，这样的案例很多，法官判案标准不一，以致同样的案子，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有的按照雇佣关系处理，有的则按照劳动关系处理，对于基础法律关系的判断，竟然成了法官的自由裁量。其实，《解释》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各地法院如果都能按照《解释》去执行，上面案例中的甲乙之争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解释》第11条第3款规定，判断用工主体的标准有两个：1、乙是否属于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1]，判断方法以乙的营业执照为准；2、乙是否属于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63条[2]。上面的案例中，乙既不符合第1个标准（无企业或个体户营业执照），也不符合第2个标准（乙不是单位，而是个人），因此，甲乙之间的赔偿问题应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去解决，而不应该按照劳动争议案件去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序号赔偿项目赔偿计算标准依据（单位：元）1职工年/月平均工资65417元/年5451元/月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710元/年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1192元/年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520元/年5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5291元/年6医药费凭票据（医院正式发票，外购药凭医嘱）7误工费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或按最近3年平均收入计算；或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等8护理费通常情况按40元/天╳护理期（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9营养费20-40元/天╳营养期限10交通费按票据11住宿费60元/天╳期限（合理）12住院伙食补助费20元/天╳期限13物损费在交通事故中遭受损坏的车辆、衣物、手机等财物的损失（参照实物合理确定金额）14鉴定费凭票据（目前在2000元左右）15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超过5万元，伤残的按5万×伤残等级系数16律师费凭票据，依据律师合同与《上海律师政府收费指导价》17伤残赔偿金（城镇居民）60周岁及以下47710╳20╳伤残等级系数61—74周岁47710╳年限（80年－受害者实际年龄）╳伤残等级系数75周岁以上47710╳5╳伤残等级系数18伤残赔偿金（农村居民）60周岁及以下21192╳20╳伤残等级系数61—74周岁21192╳年限（80年－受害者实际年龄）╳伤残等级系数75周岁以上21192╳5╳伤残等级系数19残疾辅助器具费普通实用国产器具的合理价格标准计算(按省级民政部门制定的国产普及型器具的价格标准、赔偿期限、更换周期确定)20丧葬费32706（5451×6）元21被抚养人生活费（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居民30520×年限农村居民15291×年限22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60周岁及以下954200元61—74周岁47710×年限（80年－受害者实际年龄）75周岁以上238550元（47710×5年）23死亡赔偿金（农村居民）60周岁及以下423840元61—74周岁21192×年限（80年－受害者实际年龄）75周岁以上105960元（21192×5年）

裁判要旨出让人转让公房使用权，如未取得同住成年人的同意，势必损害同住成年人的知情权与居住权，有悖公房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初衷。同住成年人的书面同意，属于物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其他必要材料”的范畴。案情李金祥与李俊系父子关系。2006年3月，李金祥与案外人张金珠（即李俊之母）离婚，协议李俊随父亲李金祥共同生活，居住在常州市大马元巷讼争房屋内，该房屋系市直管公有住房，承租人为李金祥。李俊时年17岁。2007年7月17日，在未征得李俊同意的情况下，李金祥与王夕签订讼争房屋的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协议。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于同年7月24日向王夕颁发了公有住房租赁证，并注销了李金祥的原公有住房租赁证。此后，李金祥未将房屋实际交付王夕。2009年9月，李俊得知房屋使用权转让的事实，遂以市房管局为被告诉至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王夕的公有住房租赁证。裁判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常州市区直管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试行办法》规定，直管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应当以调剂住房余缺、提高房产使用效能、改善居住条件为目的，转让须征得同住成年人的书面同意，且转让后不能形成新的住房困难。讼争房屋原由李金祥与李俊共同居住使用，李金祥未经李俊同意转让公房使用权的行为，侵害了李俊的合法权益。市房管局未尽合理审慎职责，在缺少李俊同意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向王夕颁发被诉公房租赁证，主要证据不足，该公房租赁证应予撤销。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市房管局颁发给王夕的公有住房租赁证。一审判决后，王夕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撤销被诉公有住房租赁证并无不当。2011年3月2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本案法律属典型的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其法律问题主要涉及：一、公有住房使用权可否有偿转让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是指公有住房承租人（出让人）经产权人同意，在不转移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按规定程序将房屋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受让人），由受让人对出让人予以经济补偿的行为。2001年《常州市区直管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试行办法》出台，其规定：直管公房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但须依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允许公房使用权有偿转让，其目的是为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搞活房地产市场，促进城市住房合理配置，引导居民住房消费，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但是，公有住房毕竟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房，公房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还必须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原则。因此，上述《办法》规定，直管公房使用权有偿转让应当以调剂住房余缺、提高房产使用效能、改善居住条件为目的，并按照“自愿、诚实、公平、规范”的原则进行。二、王夕是否可依物权法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取得讼争房屋的使用权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从上述法条规定的善意取得要件来看，物权法认定受让人是否系善意遵循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因为，“善意”本身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必须结合各种相关证据对行为人的外部行为进行综合判断从而予以认定。本案中，李金祥与王夕均认可，转让协议签订前不久李金祥曾向王夕借款３万元。李金祥称，签订公房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应王夕要求对借款行为设定的担保。而王夕对此予以否认。担保法规定，抵押法律关系的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况且，公房使用权并不属担保法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可抵押财产的范围。因此，李金祥所称转让公房使用权系为借款担保的说法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从转让协议可见，李金祥向王夕转让公房使用权的对价是３万元。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公房使用权的转让价格固然由转让双方自行议定，但３万元却远低于同时期同地段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合理市场价格。而且，公房使用权转让后，李金祥始终未将房屋实际交付王夕使用，王夕对此亦未表异议。因此，认定转让行为系李金祥真实意思表示、王夕系善意受让人证据不足；而王夕以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抗辩，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即本案中的转让行为不能以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生效。三、对被诉颁证行为应如何进行司法审查行政诉讼的立足点是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物权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2001年《常州市区直管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试行办法》规定了转让直管公房使用权的基本程序，其中第一项程序即“出让人征得同住成年人的书面同意，填写《常州市区直管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情况表》。”如前所述，公房使用权之所以允许有偿转让，其目的是调剂住房余缺、提高房产使用效能、改善居住条件。出让人转让公房使用权，如若没有取得同住成年人的同意，势必损害同住成年人的知情权与居住权，有悖公房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初衷。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地方规范性文件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操作意义。该文件对公房使用权转让程序的规定虽然效力位阶较低，适用地域范围仅及于常州市区，但市房管局作为常州市区公房使用权转让的有权登记机构，对上述规定系明知和应知。而该文件对公房使用权转让程序的规定，是对登记机构审查范围和步骤的明确和细化，非但不违反上位法物权法的规定，更与前述物权法规定之“其他必要材料”暗合。因此，市房管局未尽合理审慎职责，在申请人李金祥未提供同住成年人李俊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向王夕颁发公房租赁证，其颁证行为欠缺合法依据，应予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