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刚

在二手房交易中，上家为了规避税费，下家为了多套取银行贷款，买卖双方有时会签订所谓的“黑白合同”。送至房交中心登记或申请银行贷款的为“白合同”，只供交易登记或贷款使用；双方私下留存的记载真实交易价格的为“黑合同”。如买房人，在2005年5月之后都面临营业税的问题。按规定，出售购买不足五年的房屋，要缴纳成交价的5.5％的营业税。如果上家想在五年内出售房屋的话，就可能想法子减少登记成交价，将原来80万元的成交价写成60万元，用60万元的合同去办理过户手续，以达到少缴营业税的目的。而下家为多从银行贷到款，将合同成交价由100万元写成110万元，按贷款七成的话，可从银行贷款77万元，那么首付就只要23万元就可以了。这时，下家就会要求上家签订黑白合同，110万元的合同拿去登记和贷款，而100万元的合同则由双方留存。“黑白合同”是为了规避法律或银行的规定，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产生争议时，由于双方对合同价格各执一词，自然会主张对自己有利的价格，最终可能因此诉至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二手房”买卖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因“黑白合同”价格不一而产生争议的情况下，原则上以时间在后的合同价为准。除非有证据证明后一份合同价是为规避税费及骗取贷款等原因而签订。但要特别注意，这个举证责任是由提出异议方来承担的，也就是说，谁认为后一份合同是虚假的，谁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这样的规定并不全面，因为“黑白合同”同时签订的现象经常发生，前后时间难以认定。所以关键是要证明哪一份合同的价格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愿。比如，下家为多贷款而将合同价写高，若上家持“白合同”要求下家多付房款，这时下家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说服法官“白合同”上的价格是虚假的。一句话，不签订“黑白合同”才是对该种风险的最好防范。

强子老家在镇海，小玉是从舟山到宁波来打工的。去年3月，当时30岁的强子和当时29岁的小玉，经人介绍，一见钟情，很快就谈婚论嫁。小玉说，一切都很好，直到他们失去了还没出生的孩子。在怀孕四个月时，医生就说胎儿情况很不好，再次检查时发现胎儿已停止发育。无奈，小玉做了人工流产。小玉说，当时她心痛不已。为查明原因，她到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是她很健康。医生建议小玉的丈夫也做一次全面检查。可强子却找各种理由推脱，就是不肯去接受检查。强子的反常引起了小玉的怀疑，她去当年两人做婚检的医院调出报告，却发现强子是乙肝患者。她提出离婚诉讼。小玉说，她早就注意到了丈夫的反常小玉回忆，丈夫其实早就有了一些反常行为：2010年7月，强子和小玉去做婚检。得知结果不能当天领取，小玉想等等，但强子说他身体一向很健康的，不会有问题，还说：“就算你身体不好，有个什么病，我也要跟你结婚。”小玉被感动了，当天下午就去登记了，她也忘记了婚检报告的事。报告是几天后强子去拿的，他说一切都很好。今年1月，小玉怀孕了。当她兴奋地告诉强子时，没想到丈夫的脸一下子拉长了，此后就变得忧心忡忡。有一天，小玉母亲发现强子在吃药，她问强子身体有什么问题。强子说，他得了脂肪肝，但问题不大的。小玉说，当她知道丈夫患乙肝一直瞒着她时，十分生气，想到失去的宝宝，她决定提出离婚。法院驳回小玉离婚请求强子说，他接到法院的电话后，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小玉会去起诉离婚，更不知道小玉是如何知道自己病情的。他向小玉解释，说他也是拿到婚检报告后才知道自己患有乙肝，并非存心欺骗。此后他怕影响夫妻感情，就没说，一直悄悄治疗。镇海法院法官询问强子主治医生后得知，强子患的是慢性乙肝，但病情稳定，日常生活基本不会传染，也基本不影响生育。依据相关法律，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可以认定婚姻无效。但乙肝不属于这类疾病。上周五，镇海法院开庭驳回小玉的离婚诉求。医生：乙肝不会影响男子生育昨天，鄞州人民医院大外科主任、肝胆外科专家李明主医生告诉记者：“乙肝主要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如果是女人患病，有可能传染给下一代，但男人基本不影响。”李医生说，案例中的小玉，不应将孩子流产完全归咎于强子患乙肝，流产原因很多，“乙肝病毒不会跑到精子里去，对下一代没影响。”李医生建议，小玉如不放心，可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与乙肝病人一起吃饭、说话，都不会传染。有的夫妻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一方患有乙肝，另一方照样好好的。”承办法官建议，为了对自己和未来的配偶负责，建议乙肝患者在婚前告知对方病情，并通过医学手段保障双方健康。

彩礼给付源于西周的“六礼”制度，是男女双方因订立婚约而由男方给付女方或女方亲属的礼金。从某种意义上说，彩礼给付是作为“从夫居”制度的必要补充而存在。在我国，彩礼作为一种民俗仍然是嫁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一些农村还存在一种以举行婚礼来取得社会承认的习俗，人们更注重结婚仪式而忽略结婚登记。我国立法一直采取婚姻登记制度，特别是1994年彻底否定了事实婚姻的效力后，因解除同居关系而产生的彩礼纠纷引起了很多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对“彩礼”问题做了相应的规定，但其对彩礼返还是以履行法定结婚手续为确定条件，即未履行法定结婚手续的，原则上一律返还;履行法定结婚手续的，有条件的返还。这一规定，并未考虑到当事人过错、同居时间的长短或有无及其他现实因素。事实上,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里，对于举行婚礼后的男女而言，即使不办理结婚登记，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如果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很多情况下,彩礼早已转化为共同财产或被共同消耗,此时要求女方返还彩礼显然有违公平。笔者认为，对于同居关系中的彩礼返回，不能拘泥于法律条文一概而论。而是应当从司法解释的实质精神、民俗习惯和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等多个方面综合考量。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指出彩礼在性质上是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即“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老百姓操劳多年，倾其所有给付彩礼，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目的性、现实性、无奈性，都不容否认和忽视。彩礼的给付不能回避掉为让对方与其结婚的目的性。”因此，彩礼是当事人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达成的一种赠与合意。如果当地确实存在以举行婚礼来取得社会承认的习俗，双方也举行了结婚仪式并相互认可夫妻名分，且共同生活达一定年限，则此时应当认定双方已经达到结婚目的，故约定的解除条件不能成就。其次，《解释(二)》的第10条规定的彩礼返还虽然是以履行法定结婚手续为确定条件，但其第二项也规定即使双方缔结婚姻但没有共同生活也应该返还彩礼，表明立法者支持实质为同居的情形可以阻却彩礼返还权行使。其实质精神是考虑到给付彩礼的一方主要目的在于期待与收受彩礼的女方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共同生活，实现家庭功能。因此，即使没有结婚登记，但实际共同生活，周围的人也认为是夫妻，并互相扶助，履行各种义务，就应当根据同居时间长短、有无子女、没有领取结婚证主要责任在于谁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综上，法院在审理同居期间彩礼纠纷案件时，应当遵循《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实质立法精神，切合地方民俗习惯，从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方面出发，灵活处理，公正裁判，切实维护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