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里，常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做律师，良心最重要，还是职业利益最重要？ 乍一看，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和唐突。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职业不过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们养家糊口的工具；而良心，也不过是一个人待人处事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最低标准。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冲突呢？请允许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一个公认的秉性忠厚、善良的演员，当他为了职业的需要，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得不按照剧本和导演的要求去饰演一个恶人时，他的职业是否会和他的良心发生冲突呢？我想，这即便是在演戏，但对于具有这样一个优秀品质的人，还是会的，这就是角色反差的结果。律师职业，从本质上讲，还是向社会和当事人提供的一种服务，具有商业性的一面，只不过这种服务，需要特殊的技能和资格罢了。律师必须通过他的服务来获取报酬，来养活自己，这就决定了律师必须围绕委托人的利益来施展自己的才能。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职业利益对律师似乎更重要。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当你醉心于自己的职业，为委托人尽职尽责的时候，有人发话了，你这人怎么能为虎作伥？你的良心到哪去了？这种尴尬多见于刑事辩护案件。因为在我国世俗的观念中，罪犯基本是罪无可恕的，在公权力对他审判和定罪之前，道德早已对他宣判，所以，律师的辩护就成了多余的，甚至违背良心的事了。而律师呢?往往在忍受这种谴责的同时，还不得不经受自己良心上的煎熬。曾经做过一个杀人犯的辩护，当我尽着自己的职责，在辩护席上口若悬河地为其发表辩护意见时，却不得不面对旁听席上眼含悲愤的死者的亲属，并不得不从心里对其投以深深的抱歉和同情。从这个角度来讲，律师的良心似乎比职业利益更重要。但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当你把良心做到了，你的委托人呢？他可能会责怪你：“你拿了我的钱，却帮别人说话，你太没有良心了”，或者呵斥道：“你拿了我的钱，却没把事情给我办好，退钱来”。看来，律师的良心和职业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律师职业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律师必须追求自己的职业利益。《律师法》第二条对律师是这样定位的：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因此，在特定案件中，律师的服务对象是特定的当事人，他必须通过对特定当事人提供的服务来获取职业利益。这一法律定位，也决定了律师良心和职业利益之间必然存在冲突。为了解决冲突中的突出问题，《律师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豁免了律师与其职业相冲突的作证义务，即：“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也就是说，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即使知晓了委托人和其他人曾经有过的违法或者犯罪事实，律师都没有向有关机关检举揭发和作证的义务，但普通人不行。从这条规定来看，律师在特定情况下，似乎是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的，律师良心和职业利益之间的冲突似乎也就能就此解决了。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认识肯定是片面的，我也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不会赞成的。否则，律师岂不成了恶棍，律师职业岂不成了“黑心棉”的加工厂？ 有人问了，如何解决这个冲突问题呢？如果你赞成我的分析，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简单多了。实际上，律师良心和职业之间发生冲突的初始状态，是一种形式上的冲突，是一种观念上的冲突。当这种冲突始终停留在它的初始状态，也就是停留在它的形式和观念层面上时，律师的良心和职业就会处于一种静态平衡，彼此虽冲突却并不会相伤。但是，如果这个平衡被人为打破了，两者之间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变化，彼此就会相伤。比如，个别律师为了获取最大的职业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职业贞操，昧着良心诱导当事人或者直接贿赂公安、法官、检察官，从而使得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从短期效应来看，律师违背自己的良心，可能会获取较大的职业利益，但从长期和律师整体利益来看，良心的违背或泯灭，必然会导致律师个体和整体利益的损害，甚至终结自己的律师生命，震惊全国的安徽阜阳律师行贿案就是一次血的教训。因此，当我们的职业面临良心和利益的冲突时，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所为要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