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冯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辩护人的责任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我会见了被告人冯优印，查阅了卷宗材料，又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已基本掌握，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 、被告人冯某之行为系自首，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冯某犯罪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自首。对于这一点控辩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再赘述。对于被告人冯优印应当适用该条规定从轻、减轻处罚。

二 、被告人冯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

《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冯某之行为正好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首先，本案共同犯罪是在王某、齐某（齐四）的组织纠集和指挥下进行的。被告人冯某是被另一犯罪人孟某招呼去的，当时去干啥冯某不知道，也不知道去哪，以为是孟某给找活干。第二，被告人冯某到了齐某（齐四）那以后，“一切就都由别人安排了”，只听齐四（齐某）说，“他有个朋友，山上有点事，让我们过去给壮壮胆”，具体做什么也不知道。第三，被告人冯某同其他人到了矿山后，山上有人指挥说，“你们过去把干活的撵走了”，然后，王英（王克明）领着这些人过去的。打仗时，是孟某先把被害人刘某治***，而后这些人就都上去打，而被告人冯某则在最后了。第四，被告人冯某打了被害人两下（打到腿上了，同时刘某也打了被害人的腿），然后觉得不应当打人，就跑到车上去了。可见，被告人冯某在案件中起到的是次要和辅助的作用，即老百姓长常说的“敲边鼓”的作用。

从公安机关调查的卷宗材料看，完全可以区分出谁是组织者、指挥者和被指挥者，完全可以区分出谁起的是主要作用或次要作用，完全可以区分出谁是主犯或从犯。孟某在笔录中说，“朝阳的一个三四十岁姓王的（即王某）在黑城子那座山开矿，他雇齐四，也不是齐什么丰，齐四雇的我们这些人”。到山上时，“齐某说，王英你带着他们，王英带着我们过去的”，打仗中“宋岩和冯某先跑的”。 王某在笔录中说，“齐某带人打的，齐四是头。”王某某在笔录中说，“那个老王（王某）让打的”“齐某召集的”“齐四让拿的东西（凶器）”。张乃俞在笔录中说，“王某找的人，他那帮朋友把人打了”。李国强在笔录中说，“护矿队是王某组织的”。刘东阳在笔录中，“齐某是我们领头的。”“我们都和齐四混，”“打架这些人中，王英是领头的。”李宏远在笔录中说，“齐某是大哥作用，起到中心位置。”“王英是领头的”。宋岩在笔录中说，“齐四叫我们去的，到山上的时候，王英和老于在前边了”，组织者是“齐四”，打仗过程“冯某在我身后了”。于永志在笔录中说，“这些人齐四找的”。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王某、齐某就相当于军队中的总指挥，是不需要亲自上战场打仗的；王英和孟某相当于战地指挥官，领头打仗的骨干分子；而冯某则是普通的士兵，而且是不积极，落后的士兵，是附随者。这些人起到的主次作用是分明的，应当区分主犯和从犯。而且，起诉书中也写明，“在王某、齐某等人纠集下”，承认了组织者和指挥者，等同于认定了主犯。那么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的冯某则无疑属于从犯。

三 、被告人冯某有中止犯罪的表现

犯罪中止指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没有完成犯罪。本案中，虽然共同犯罪致使被害人刘某治死亡，但冯某在犯罪的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有其相对独立的特点，其行为是非常不积极的，他不在前面而是靠后，他不坚持到底而是打两下就主动跑了，因为他意识到错了，感觉不应该打人，所以就停止打人，跑回车上了。这属于出自被告人内心良知的触动。在共同犯罪中，每一个人既是共同犯罪的一员，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立的心理态度和独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冯某的行为虽然不能防止犯罪发生，但就其性质来说却是自动停止犯罪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被告人冯某的行为系自首，其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又积极认罪悔罪，有中止犯罪的表现。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冯某以前素无前科劣迹，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法律应当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其予以从宽处理，给其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为此，建议法庭对冯某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以上意见，请法庭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采纳。

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

周 凤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