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支付和物流系统的日趋成熟和广泛应用，毒品交易不断呈现出新的钱货交易模式，交易过程更具隐蔽性，甚至出现了以物易毒、以色易毒等不再以货币交易的新形式，使得毒品犯罪的查处、打击面临新的挑战。例如在交易时并没有获得任何收入，在现场查获的大量毒品也没有售卖出去，即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尚未将约定的毒资付还给卖家，因而从表面上看，卖家并没有从毒品交易中获得任何好处，难以认定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但是，仔细考究整个毒品交易的过程可见，将毒品交付时，双方对毒品买卖的数量、价格等均进行了协商，达成买卖的一致意向，双方进行毒品交易的目的明确，卖家通过交付毒品换取报酬的意图明显，这是与纯粹的赠与毒品在主观上的根本区别，因而可以认定卖家主观上具有贩卖毒品以“牟利”的故意。其之所以没有在该宗毒品交易中获得好处，实现“牟利”，可能由于侦查机关的抓捕行动阻断了其在以后获得买家的毒资，但目的无法实现并不能否认其在行为实施过程中具有“牟利”的目的，因而不影响其贩卖毒品罪罪名成立。需要指出的是，未能实现“牟利”的目的不仅不影响罪名的认定，而且不影响对犯罪既遂的认定。我国刑法之所以设立贩卖毒品罪的罪名，对贩卖毒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其根本在于贩卖毒品的行为破坏了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制度，由此可能产生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破坏人民群众家庭和睦、衍生其他类型犯罪等等社会治理隐患，妨害了社会治安管理。因此，界定贩卖毒品犯罪是否既遂，应当以该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否被侵犯为标准，而不以毒品是否被购毒者吸食、毒资是否已交付等作出判断。毒品已实际进入交易环节，卖家已经实际实施了毒品的交付，该行为已经对贩卖毒品罪对应的法益，即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形成了实际损害，所以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犯罪既遂。

而在现场查获毒品这一部分，由于没有毒品交易实际发生，更容易产生不属于贩卖毒品犯罪，而属于非法持有毒品犯罪的误解。这是在毒品犯罪侦办过程中经常碰到的情形，也是毒品犯罪分子经常争辩的所在。争议主要在于，对于从贩毒者住所等处查获的毒品，必须有证据证明是用于贩卖才能予以认定，否则应当认定为其非法持有的毒品。对此，司法界目前的主流共识是，毒品犯罪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而且实践中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的毒品多系用于贩卖；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降低证明难度，对该部分毒品的认定，采用事实推定的证明方法。即根据行为人贩卖毒品及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事实，推定查获的毒品是用于贩卖。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因贩卖毒品被人赃俱获，随后又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二是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贩卖毒品犯罪，但没有查获毒品实物，后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三是行为人因吸毒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被抓获后，查明其有贩毒行为，并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但根据推定原则，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反证是指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包括其为他人保管用于吸食的毒品，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持有祖传、捡拾、用于治病的毒品等。贩毒人员对查获的毒品实施的行为确实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同样依法予以认定并予以数罪并罚。

当然，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