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山东辱母杀人案的解读：中国的正当防卫即不可无限化，也不可限制过死

不怪催债人员不该制造冲突，不怪警察不能化解冲突，不怪受害人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更不怪审判人员判决离谱。主要怪法律规定对正当防卫的规定限制过死！ 最近，网络上盛传山东杀人案，总有一些新闻令人不忍卒读，比如南方周末的报道《刺死辱母者》。弱者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和遭遇，总是容易引起共鸣。我们很容易设想，假如自己落到那步田地，会有怎样的命运。

简单概括一下新闻。苏银霞和于欢是一对母子。苏银霞向吴学占借了135万元高利贷。她在还了184万元和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之后还欠17万欠款。为了逼债，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

深感恐惧与绝望的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民警过来了解了情况就离开了，苏银霞试图跟警察一起离开，却被吴学占拦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警察不作为。这不是受害人唯一一次被警察丢下。

第二天，催债手段升级。杜志浩等11名催债人员，母子二人被控制在接待室，用尽各种污辱手段，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儿子于欢的面。一名工人看到这一幕，找人报警。民警来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便离开了。

可以想见，警察的离开对受害人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他们人身自由完全受限，身心备受摧残，不知道还要经历怎样的折磨。警察代表着法治，代表着光明，虽然有了前一天的教训，但此刻警察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然而警察抛下一句混账话就走了，将无助的母子彻底丢进绝望的黑洞。悲剧也就是在此之后发生的。

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杜志浩最终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于欢及其母亲曾在这里被催款团伙控制、侮辱，最后酿出了血案。

从报道中看，杜志浩的结局完全是自作自受。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警察的失职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杀人伤人的是于欢不假，但不作为的警察更应该站在被告席上。

事情并没有按应该的方式发展，火上浇油的是法院判决。聊城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这样的判决与当前的法律规定相符。

法律的事外行本不应随意置喙，当前的法律规定十分明确：正当防卫要有几个限定，不法行为正在发生、要对本人实施、不得超过必要限度等等。在实际处理中很难把握。这份判决法官也难以突破，判决结果也不违反法律。      

我们看到过足球场上的黑哨、昏哨。本案中法官显然不是黑哨范畴，但绝对属于昏哨，不能正视有利原则。我们在围观事件本身的同时，更应探讨如何就法律本身适用时掌握有利原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