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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公务罪法律责任

妨碍公务罪法律责任

发布时间 :2018-08-18 11:01浏览量 : 508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   释义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人民代表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 责,或者以暴力、威胁以外的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 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妨碍公务罪之构成应以公务适法为前提。从行政法角度分析,行政行为具有效力公定力,对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人才可予以适当方式抵抗。公务行为之成立要件和无效行政行为之抵抗权问题有待立法完善。

      刑法规定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妨碍公务罪,其中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妨碍公务罪最高刑罚是3年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最高刑罚是7年有期徒刑。

      关于妨碍公务行为的构成要件中是否必须以公务的合法性为前提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三种意见。其中肯定说占主导地位。从条文的文义角度看,“依法执行职务”就意味着所执行的职务本身必须是合法的。从立法精神看,刑法规定妨碍公务罪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公务人员依法、正确、正当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在刑法领域,各国立法例和刑法学说也大多认为妨碍公务罪的成立必须以公务行为适法为要件。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也是照此操作的。

      关于公务行为

      关于公务行为,世界各国并无统一的标准,存在多种学说。主要有:一为主观说。即以公务员的主观意思作为标准,只要公务员主观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就认为是公务行为。二为客观说。即以公务员的外表行为作为标准,只要有执行公务的外表就认为是公务行为。如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持此说。三为时间标准说。即以上下班时间作为划分是否公务行为的界限。四为名义标准说。认为公务员以单位名义活动的是公务行为,否则是个人行为。五为公共利益标准说。认为涉及公共利益内容的是公务行为,否则是个人行为。六为职权标准说。认为公务行为是指不超出职责界限的行为。美国持此说。中国对公务行为的理论研究不多,法律也缺少明确规定,目前较为通用的一种学说叫综合标准说,认为认定公务员的行为是否公务行为应从名义、时间、职责权限、意志来源、目的、法律适用以及与职务的内在关联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从中国目前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精神看,认定公务行为主要是从形式层面着眼的。目前的国家赔偿制度中承认对公务人员徇私枉法行为的国家追偿权和行政诉讼制度中将职务相关行为列为诉讼标的,足以说明立法中对公务形式要件的注重。如公安人员刑讯逼供的行为虽然本质上是与职务相关的个人行为而不是行政行为,但视为公务行为,相对人可要求国家赔偿(如完全是个人行为,则不存在国家赔偿问题)。

      定罪原则

      我国对妨碍公务罪中行为人的暴力行为造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重伤结果或因重伤导致死亡结果,甚至故意杀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按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以重罪吸收轻罪,按故意伤害(重伤)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

      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的情形

      除刑法第277条专门规定妨害公务罪以外,刑法的其他条文以及一些司法解释还明确规定,下列情形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或者以妨害公务罪和相关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1 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妨害公务罪和相关走私罪实行数罪并罚。(刑法第157条第2款)

      2 未聚众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以及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活动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非首要分子,均应以妨害公务罪论处。(刑法第242条)

      3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行为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

      4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依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条)

      5 邪教组织人员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其行为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7条)

      6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治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的,以妨害公务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page]

      不构成妨害公务罪的处罚

      1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税务管理法律、法规,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以抗税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02条)

      2 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首要分子,以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42条第2款)

      3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91条)

      4 在法庭上殴打司法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执行职务的,属于扰乱法庭秩序罪。(刑法309条)

      5 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并有能力执行的人,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1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

      6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18条)

      7 在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中,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21条)

      8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论处。(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4项)

      9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军人依法执行职务的,以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定罪处罚。(刑法368条第1款)

      10 故意阻碍武装部队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的,以阻碍军事行动罪定罪处罚。(刑法第368条第2款)

      11 负有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依法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以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定罪处罚。(刑法第416条)12 军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的,以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定罪处罚。(刑法第426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

      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

      (2000年4月24日 高检发释字〔2000〕2号)

      关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问题

      “行政处分之公定力谓,即令行政处分本身应具备之法律要件是否齐全尚成疑问,在有权限之行政机关或法院于依法令所定之程序确定其为不生效力之前,要求任何人均应认其为具有拘束力之适法妥当之行政行分之力;行政处分因具有这样的公定力,任何人不得以自己之判断而否认其拘束力。”换句话说,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就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武汉大学的叶必丰教授认为,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信任说”。

      “作这样的推定和尊重,是基于社会对行政主体及其意思表示的信任。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的一种意思表示。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关于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界限问题,主要有二大学说,即“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

      大陆法系大多数行政法学家持“有限公定力说”。如日本学者杉村敏正教授认为“行政处分被承认具有公定力,乃是因为欲求其充分发挥功能,并亦能经由行政处分适时而不迟延公益之实现,避免行政法关系陷入纷乱;设若某行政处分有重大违反法规的瑕疵存在,且该瑕疵客观上又系明白,这时如果照样坚持其公定力理论,恐有过分偏重行政权利之讥。”持“完全公定力说”的学者只有少数,如日本的黑田觉和柳濑良干,还有中国的叶必丰等。按这种学说,不论行政行为存在什么样的瑕疵,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

      笔者认为,完全公定力说在实践中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政府官员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的国情下,它很容易变成官员专横的借口。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坚持认为公定力是有限的:从实质正当性要求出发,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实质正当性,所以不应当具有公定力。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维护这些权力的有效行使以便达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强调行政公开,重视公民参与和权利补救,以及对行政的监督。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page]

      关于行政行为的无效和可撤销问题

      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发端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大陆法系通说认为,重大且明显的瑕疵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规定:“行政行为具有重大瑕疵或根据理智的判断绝对明显的瑕疵时,无效。”日本学者也认为:“当行政行为有重大瑕疵,并且通常人也能够较容易地把握之时,无效。”   浙江大学的金伟峰副教授认为,“重大且明显说”也应当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确认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标准,并且提出了几类特别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范围:

      一是无权行政行为(非主管行政主体行使了主管行政主体的专有职权。完全有别于享有某行政职权只不过超越了规定的权限的越权行政行为)。

      二是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的行政行为。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即使是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变更的条件下,行政主体针对同一事件作出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应当视为前一行政行为继续有效,而后一行政行为无效。如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是行政主体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法第41条的规定。从理论上讲,行政行为是否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判定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形成或存在;而所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则是法律在对行政行为是否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上的第二次判断,即价值判断。

      四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内容或形式上有特别重大且明显瑕疵的其他行政行为。如行政行为的内容违反刑法的规定,而且相对人如果服从该行政行为必然构成犯罪,对这种根本不符合法治要求的行政行为理应视为无效。可撤销行政行为是指有权主体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存在一定瑕疵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致其失去效力的状态。引起撤销的原因是行政行为的一般瑕疵。

      对于行政行为的无效,除了由特定主体予以确认外,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自行判断并予以抵制。我国目前最具影响的一些行政法学教科书都涉及到了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问题,并且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例如,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学》(详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认为,对于某些无效行政行为,行政相对方有权抵制而不予执行。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详见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认为,对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人可视之为无效,有关国家机关可宣告该行为无效。而对于行政行为的可撤销则是由有权主体按法定程序予以实施的,行政相对人在该行为被撤销前仍受其拘束。

      另外,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有关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间请求有权机关予以确认,而对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而对于一般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只能诉诸事后救济途径。

      [编辑本段]关于公务行为是否适法的判断标准

      在判断相对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妨碍公务时,首先要判断公务行为是否适法。对于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公务行为相对人可直接判断其为不适法。而对于其他情形的公务行为即使有一般的瑕疵也应当首先被推定为适法。

      认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1、划清妨害公务罪与人民群众抵制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界限。极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假公济私,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损害群众的利益,引起公愤,群众对之进行抵制、斗争是应当支持、引导的。

      2、划清妨害公务罪与人民群众因提出合理要求,或者对政策不理解或者态度生硬而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争吵、围攻顶撞、纠缠行为的界限。群众围攻、顶撞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是由于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宣布的某项政策、决定、措施不理解,有意见,向国家工作人员提出质问,要求说明、解释、答复、由于情绪偏激、态度不冷静、方法不得当而形成的村国家工作人员的围攻、顶撞行为。在围攻、顶撞过程中,常伴有威胁性语言和类似暴力的推擦、拉扯行为,在客观上妨害了公务。[page]

      (二)本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界限

      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点,如都危害了国家利益,都必然会对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造成干扰和破坏;在行为方式、行为指向上有一些交叉;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都是出自故意。二者的区别点在于:

      1、犯罪的直接客体不同。前者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后者则是国家安全。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首先在行为指向上,前者的行为指向往往具有特定性,即是某个具体的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后者的行为指向则是整个国家政权,就具体的侵害对象而言,通常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在犯罪方法上,前者通常必须以暴力、威胁方法实施;后者则不限于此,以和平演变等方式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也构成犯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除外)。

      最后,从犯罪的危害结看,前者系刑法理论中的抽象危险犯或实害犯,对于后一情形,必须以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且达严重之程度为必要;后者则系行为犯,即一经实施即达既遂,并不要求发生现实的危害结果,也不需要考察行为是否已引致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

      3、从犯罪主体来看,二者虽都可由任何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构成,但在实践中,后者的主体特别是其中的首要分子多是那些窃据国家重要职位,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人;而前者的主体多见为普通公民。

      4、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这是二者最本质、最关键的区别。前者在主观方面既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间接故意,行为人通常有妨害公务执行的目的,但不限于此;后者则只能出自直接故意,且行为人必须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在实践中,会遇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抗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情形,这是妨害公务罪与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的法规竞合犯,对之应按法规竞合犯的基本法律适用规则――重法优于轻法,以后者论处。

      (三)妨害公务罪与聚众阻碍解救的界限

      二者在犯罪构成上的区别比较容易认识:

      1、犯罪的主要客体不同。前者系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后者则属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权。

      2、犯罪的客体要件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聚众不聚众均无不可;后者则只能是以聚众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行为,至于犯罪方法,则不以暴力、威胁为必要,以非强制手段进行的,也可构成犯罪。对于少数人(3人以下)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应依照本法第242条第l款和第277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3、犯罪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该罪;后者则是特殊主体,只有在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才能成为其主体。对于其他参与阻碍活动,若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应依法不认定为犯罪;如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则应根据本法第242条第2款后半段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此外,二者在犯罪主观方面也有一些差别。

      (四)本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区别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妨害公务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表现在:

      其一,两者都有可能是妨害国家机关正常行使职权、发挥职能的行为;

      其二,二者都是故意犯罪,且都有可能存在对抗国家公务活动的故意;

      其三,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表现为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活动时,其客观行为表现就与妨害公务罪完全相同。

      二者相区分的关键在于其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不同:妨害公务罪通常必须是以暴力、威胁方法实施,且行为人侵害公务人员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后者依法执行公务期间,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则不要求必须使用暴力、威胁的方法,可以是能够损害法院裁判约束力、权威性的任何方法,比如欺骗隐瞒、消极抵制、无理取闹等等;而且,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不要求必须发生在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职务期间;妨害公务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则是特殊主体,即必须具有执行判决、裁定义务的当事人或者依照法律对判决、裁定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人。本条(妨害公务罪)与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而言,前者应系普通法,后者应系特别法。故对这类案件应该依本法第313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量刑。

      处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   【成都刑事辩护律师】田x妨碍公务罪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田x妨碍公务罪一案,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田x妻子杨xx的委托,指派周向阳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开庭前本人律师依法会见了田x,经过今天的庭审调查,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田x涉嫌妨碍公务罪不持异议,下面仅就量刑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冲突起因、犯罪动机的分析

      本案的起因是作为村民的田x和xx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因焚烧秸秆引发的冲突,因田x言语、行为过激导致触犯国家刑法构成妨碍公务罪,从性质上讲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焚烧秸秆引发的环境污染、火灾及财产和人员伤亡是近十来年出现的社会问题,所以政府非常重视禁烧秸秆的工作,成立市、县、乡禁烧办专门负责禁烧秸秆的工作,禁烧工程是社会工程,必须广大村民参与。起诉书指控,田x对“禁烧工作不满”,辩护人需要纠正的是,田x只是对政府具体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不满,公诉人将这种矛盾上升到政治高度是不恰当的。需要注意的是,本案被告人田x本身并没有点火焚烧秸秆,点火者是另有其人,按理说这事情不会和田x发生瓜葛,但事情偏偏又发生了,原因在于当天中午田x参加婚宴酒喝得有点过量,情绪失控,听到政府工作人员说焚烧秸秆“要罚款”引发其抵触情绪,最终导致其动手打伤政府工作人员。今天我们在追究田x妨碍公务罪法律责任的同时,更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政府职能部门一些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是否恰当,能否多一点人情味和多做一点疏导工作?不要动不动就罚款,毕竟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呀,就像家长教育小孩一样要循循善诱,动不动就体罚责骂是达不到教育目的的。田x文化程度低、思维简单、性格粗暴、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长期在外打工,对国家禁烧政策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了解,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本原因,希望法庭能以这件事情为契机,进行禁烧工作的普法宣传,并从挽救、教育村民的角度出发,对田x从轻处罚。

      二、本案从宽处罚情节分析

      1.被告人田x在涉案前一贯表现良好,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纪录,此次犯罪是初犯,偶犯,被告人田x有认罪、悔罪的表现。从其在公安机关的侦查笔录和今天的庭审调查来看,田x对其犯罪行为都做了如实交代,而且田x也意思到了其冲动行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这种教育意义是深远的,不仅教育了田x本人,也教育了一些法律意思淡薄的村民,今天参加法庭审判的村民较多,如果法庭能够对田x判处缓刑让其回归社会并让积极投身到禁烧工作中去,我想这种正面的教育意义会更具影响力。

      2.案发后田x家属积极赔偿本案被害人张xx各项损失8000元并取得张xx的谅解,其社会危害性降低到最低程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的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希望法庭对田x从宽处罚。

      3.被告田x的父亲长期患病,母亲年老,子女尚幼,田x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赡养老人抚养幼子的家庭支柱,村委会的证明也证明了这一情况。

      三、辩护律师量刑意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本案虽然是妨碍公务罪,但不属于“依法从严”而是属于“依法从宽”的范畴,如果对田x重判显然有携公权力报复之嫌,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对于这种民间纠纷引发的村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犯罪,辩护律师建议法庭从挽救、感化、教育村民的角度出发对田x判处4个月拘役或者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缓刑1年。以上意见,希望法庭采纳。

      谢谢法庭

      辩护人:周向阳 律师

      2012.8.29

      成都辩护律师后记:

      1.本案的从重情节:田x使用碗、锄头殴打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并将一人打成轻微伤;警察开枪示警;当地影响比较恶劣。

      2.田x的家属在当地已经委托了一名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后又慕名前来找到本律师,并且要求本律师一定要出庭辩护,但在用一天本律师有另外一个案子要出庭,最后本律师不得不申请那个案子延期开庭。

      3.出于礼节,我准备让先前接受委托的律师作为第一辩护人,我作为第二辩护人,这种状况让我的辩护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如何选择辩护切入点就非常重要了。本律师从情与法的角度出发,展开论述,旁听群众及被告人家属对律师的精彩辩护竖起了大拇指,而且也让合议庭(有两名人民陪审员)感受到了禁烧工作是社会问题,单纯地像普通的妨碍公务罪那样重处罚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处理这类案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对本律师的辩护,合议庭成员不停地点头认可。

      4.法庭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当庭宣判,判处田x拘役5个月。

     
  •   如何认定妨害公务罪?妨害公务罪是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人民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把握妨害公务罪可以从两大方面出发,一是妨害公务罪与非罪的区别;另一个是妨害公务罪与其他相似罪的区别。

      一、妨害公务罪与非罪的界限

      1、划清妨害公务罪与人民群众抵制国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界限。极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假公济私,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损害群众的利益,引起公愤,群众对之进行抵制、斗争是应当支持、引导的。

      2、划清妨害公务罪与人民群众因提出合理要求,或者对政策不理解或者态度生硬而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争吵、围攻顶撞、纠缠行为的界限。群众围攻、顶撞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是由于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宣布的某项政策、决定、措施不理解,有意见,向国家工作人员提出质问,要求说明、解释、答复、由于情绪偏激、态度不冷静、方法不得当而形成的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围攻、顶撞行为。在围攻、顶撞过程中,常伴有威胁性语言和类似暴力的推擦、拉扯行为,在客观上妨害了公务。

      二、妨害公务罪与其他罪的区别

      (一)本罪与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界限

      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点,如都危害了国家利益,都必然会对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造成干扰和破坏;在行为方式、行为指向上有一些交叉;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都是出自故意。

      二者的区别点在于:

      1、犯罪的直接客体不同。前者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后者则是国家安全。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首先在行为指向上,前者的行为指向往往具有特定性,即是某个具体的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后者的行为指向则是整个国家政权,就具体的侵害对象而言,通常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在犯罪方法上,前者通常必须以暴力、威胁方法实施;后者则不限于此,以和平演变等方式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也构成犯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除外)。最后,从犯罪的危害结看,前者系刑法理论中的抽象危险犯或实害犯,对于后一情形,必须以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且达严重之程度为必要;后者则系行为犯,即一经实施即达既遂,并不要求发生现实的危害结果,也不需要考察行为是否已引致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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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犯罪主体来看,二者虽都可由任何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构成,但在实践中,后者的主体特别是其中的首要分子多是那些窃据国家重要职位,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人;而前者的主体多见为普通公民。

      4、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这是二者最本质、最关键的区别。前者在主观方面既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间接故意,行为人通常有妨害公务执行的目的,但不限于此;后者则只能出自直接故意,且行为人必须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在实践中,会遇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抗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情形,这是妨害公务罪与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的法规竞合犯,对之应按法规竞合犯的基本法律适用规则――重法优于轻法,以后者论处。

      (二)妨害公务罪与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的界限

      1、犯罪的主要客体不同。前者系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后者则属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权。

      2、犯罪的客体要件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聚众不聚众均无不可;后者则只能是以聚众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行为,至于犯罪方法,则不以暴力、威胁为必要,以非强制手段进行的,也可构成犯罪。对于少数人(3人以下)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应依照本法第242条第l款和第277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3、犯罪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该罪;后者则是特殊主体,只有在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才能成为其主体。对于其他参与阻碍活动,若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应依法不认定为犯罪;如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则应根据本法第242条第2款后半段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论处。此外,二者在犯罪主观方面也有一些差别。

      (三)本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区别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妨害公务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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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相同之处具体表现在:

      (1)两者都有可能是妨害国家机关正常行使职权、发挥职能的行为;

      (2)二者都是故意犯罪,且都有可能存在对抗国家公务活动的故意;

      (3)当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表现为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活动时,其客观行为表现就与妨害公务罪完全相同。

      2、二者相区分的关键在于其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不同:

      妨害公务罪通常必须是以暴力、威胁方法实施,且行为人侵害公务人员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后者依法执行公务期间,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则不要求必须使用暴力、威胁的方法,可以是能够损害法院裁判约束力、权威性的任何方法,比如欺骗隐瞒、消极抵制、无理取闹等等;而且,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不要求必须发生在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职务期间。

      妨害公务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则是特殊主体,即必须具有执行判决、裁定义务的当事人或者依照法律对判决、裁定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人。本条(妨害公务罪)与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而言,前者应系普通法,后者应系特别法。故对这类案件应该依本法第313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量刑。

     
  •   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对象是谁?妨害公务罪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可见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对象只能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正在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阻碍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某种活动的,或者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其执行的不是职务活动,或者其活动不是依法正在进行的职务范围的活动,均不构成本罪。

      具体来说成为本罪侵害对象的,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已经着手执行职务、尚未结束之前;

      2、必须是依法进行的、而不是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

      “执行职务”,既包括在国家机关工作时间和场所内的公务活动,也包括根据特定的命令在其他场所的公务活动。比如,公安人员,不论在何时何地抓捕正在实施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都是依法执行职务。但是,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或者滥用职权侵犯国家和群众利益的活动,受到他人阻止的,不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本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还包括人大代表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人大代表,是指依照我国宪法与选举法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当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红十字会,是指一种国际性的志愿救济团体,主要是救护战时伤、病军人和平民,也救济其他灾害的受难者。

      上述人员只有在其依法履行职务、职责时才能构成本罪。

      妨害公务罪相关知识介绍:

      1、妨害公务罪的主体

      妨害公务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2、妨害公务罪的主观要件

      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对方是正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而故意对其实施暴力或者威胁,使其不能执行职务。行为人的动机,往往多种多样。

      比如:事关行为人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人;与该工作人员有私怨,乘机发泄,进行报复;等等。但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可作为情节在量刑时考虑。但是,如果行为人不知对方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而加以阻挠的,不构成犯罪。

     
  •   妨害公务罪是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人民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一、妨害公务罪的法律定义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主观上限于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明知上述人员正在依法执行公务而加以阻碍,才能构成本罪。犯本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二、妨害公务罪的量刑标准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四十二条 第一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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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四十二条 第一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   妨害公务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司法实践中,并不是任何一个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都会被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必须要符合了法律规定的标准,才能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妨害公务罪的立案标准:

      1、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所谓依法执行职务,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运用其合法职权从事公务活动。这种公务活动,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或工作单位中所进行的公务活动,而且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或命令在其他时间或场所内的公务活动。

      其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是在依法执行职务。即其所进行的管理活动,确实属于他的合法职权范围,并且活动的方式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同时,行为人必须是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碍执行公务。行为人如果并未采用暴力或威胁方法,而是用其他方法干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例如谩骂、吵闹等行为,虽然对执行职务有一定程度的妨害,但也不能构成本罪。

      2、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括乡、镇、县、市、旗、地、市、盟、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3、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如果是在目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其履行职责,即可构成本罪。

      4、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但造成严重后果的。

      此种情况是上述暴力、威胁方法以外的手段,如围攻、哄闹,对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求提供方便条件置之不理或拖延不办等而阻碍执行有关国家安全公务。

      行为人必须阻碍了执行国家安全工作的人员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公务。如果不是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或者虽是阻碍上述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但不是执行国家安全职务,如公安机关在抓捕故意杀人犯或者虽欲阻碍其执行国家安全职务,但没有对其公务造成阻碍,则不构成本罪。如先拒绝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要求,经做工作后,能及时让其执行国家安全公务的,则不构成犯罪。

      法条链接:《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妨害公务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   关键词: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法定刑

      内容提要:妨害公务罪是为了保障正常的公务活动对其破坏者予以制裁而设定的一种罪名。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妨害公务罪立法演变的考察,及对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与刑罚处罚变迁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妨害公务罪的递变演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们所说的公务,简言之,就是指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是公民在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领域之外的公共事务,是相对于“私人事务”领域而言的。由于长期受国家与社会高度一元化观念的影响,公务人员罪刑法定原则。

      妨害公务罪法定刑配置的历史演进

      依据刑罚理论,刑罚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并且表现出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评价。历史上的立法者与司法者,有的追求刑罚的剥夺功能,有的追求刑罚的威慑功能,有的追求刑罚的教育功能;或者兼而有之。因而,各个不同时期对同一罪行的刑罚规定存在巨大差异,妨害公务罪亦如此。

      上述三个不同时期,对妨害公务罪规定的刑罚种类和幅度分别如下:

      1942年《条例》针对不同情节分别规定:处死刑、无期徒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两千元以下千元以上罚金及千元以下三百元以上之罚金。

      1979年刑法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剥夺政治权利。

      1997年刑法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

      从不同时期刑罚种类和幅度的规定可以看出,对妨害公务罪的处罚由苛重走向了轻缓。对此罪,1942年《条例》有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1979年刑法有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1997年刑法只有自由刑和财产刑。如此,由苛重向轻缓程度的递减是显而易见的,也符合刑罚进化过程中由重到轻的一般规律,也是刑罚逐渐人道主义化的历史见证。如今市场经济社会,主体自由度高,刑法是国家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的重要法律之一。如果刑法处处干预人的行为,并且动辄处以极重的刑罚,势必把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度降低到一个很低的程度。这样既不利于保障人权,也不利于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构,也不利于国际竞争。这里只重点谈一下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妨害公务罪在刑种上的修改。

      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1997年刑法对妨害公务罪删去了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增加了限制自由刑——管制这一开放型刑种。笔者认为,这种法定刑种的修改是进步的、科学的,主要理由是:剥夺政治权利是一种资格刑,当其附加适用时,主要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本罪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也不属于上述列举的重罪,而是一种轻罪,故不宜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当它独立适用时,主要针对利用职权或职务等政治权利进行犯罪的犯罪分子。本罪行为人并不需要利用某种政治权利,侵犯的客体不是某种政治权利而是公共秩序,“刑罚中的剥夺功能,在剥夺权利和利益上尽可能地类似于犯罪所侵害的客体。这是现代各国刑罚种类设置的一条不可忽视的原则。”[8]因此,对妨害公务罪不宜规定剥夺政治权利,1997年刑法删去这一刑种是合理的。而增加管制这一刑种也是妥当的。因为实践证明,管制作为一种不关押犯罪分子的开放型的轻刑,有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扩大开放型刑罚的适用范围也符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管制可以避免监狱生活的交叉感染,可以调动社区的力量参与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同时不影响犯罪分子的日常生活。再者,国家运用刑罚权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是需要成本的,很显然,放在社会上改造由公安机关监督的成本要低于关在监狱里改造的成本,这也符合刑罚经济学原理。针对本罪,管制作为一种轻刑种,与本罪规定的其他刑种相配合,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完全可以达到刑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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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刑法妨害公务罪的立法完善

      从以上的比较得知,妨害公务罪在三个不同阶段立法上的递进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无论是在客体的限定上,还是在侵犯对象的界定上和刑罚种类的规定上,都是后者优于前者的,1997年刑法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毫无疑问是最优的。但这只是从三者比较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是意味着1997年刑法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是尽善尽美的,笔者认为1997年刑法第277条的内容规定本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在此冒昧地提出,以期抛砖引玉。

      1.第277条第2款的规定是多余的、重复的。根据第1款规定,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意味着一般不允许对条文作广于字面的扩大解释。那么,按照字面解释,结合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构成理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以下几类: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军事机关工作人员。按照目前学界通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应包括党的机关和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结合本文主旨,我想要说明的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问题。1982年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表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我国法定的无可辩驳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由代表组成。这又表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由“代表”组成。故从宪法逻辑上推导出“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既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那当然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在宪法实践中我国采取的是地域代表制和职业代表制相结合的代表制度,例如,全国人大代表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中按一定人口比例选出,工农兵学商不限。而这些代表除了进一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从事权力机关日常工作的以外,都不是专职的,一年一度的人代会一闭会,又得奔赴全国各地,忙忙碌碌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时下宪法学界多数人称之为“兼职”代表。有学者认为,这些“兼职”的各级人大代表是属于刑法第93条中“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9]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确,代表中有一部分属于工人、农民,他们在平时的工作岗位上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他们在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力时,比如选举政府官员、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进行调研或视察,则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无论从宪法理论上还是宪政实践上说,依法行使代表职责时的“代表”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然是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此内容就已经涵盖在第1款中了。目前宪法学界要求设立“专职代表”的呼声很高,当然,专职代表制若全面确立,就不会存在兼职代表了,也就不会存在他们是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争论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呼声,没有成为最高的宪法准则,所以目前我们还只能从现行的宪政运作模式看问题。1997年刑法第1条就明确指出,刑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所以,从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来看,刑法第277条第2款中“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时的代表应属第1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列,而第2款的规定恰恰是把依法执行职务的代表排除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笔者认为,第2款规定有违宪之嫌,因为根据宪法,第1款与第2款在立法上应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不应是1997年刑法所展示的平行并列关系。第2款的内容已全部包含于第1款之中,故第2款的规定已是多余的、重复的。立法者是否为了强调,才将行使职责的“人大代表”单列为一款?没有看到相关立法资料对此予以说明。

      2.从第2款本身说,“代表”所指意思不明。现行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是各该级相应的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各级常设机关也是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从相应各级的代表中选举产生的。毫无疑问他们首先必须是各相应该级的人大代表。这一部分代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人们都能认同他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第2款所言“代表”应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这部分代表和非常委会组成人员这部分代表两大类。那么,第2款中的“代表”究竟所指何为?是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还是指非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或者兼而有之?若是指从事权力机关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已如上所述,与宪法逻辑不符,导致第1款与第2款相矛盾。若是指非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那么,这种窄于字面含义的限制解释,虽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但总觉得与宪政理论不相吻合。[10]因为即使是非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代表,其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时也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然这涉及到宪政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问题,因这超出本文范围,故在此不论。

      【参考文献】

      [1]刘军宁.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C].上海:三联书店,1996.3.

      [2]黄平.公共秩序的建构及其限制[A].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C].上海:三联书店,1996.19.

      [3]张希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655-656.309-310.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2-53.

      [6]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182.

      [7]陈兴良.新旧刑法比较研究——废·改·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138.

      [8]高铭暄法学原理:第三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4.

      [9]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194.

      [10]陈旭玲,彭凤莲,刑法第277条探疑——兼论刑法第242条[J].法学杂志,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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