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律师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原告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一号）房屋中50%的份额归我所有。事实和理由：我和李某于2006年3月30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7年8月28日生育大女儿孙某苗，于2015年10月12日生育二女儿孙某琪。我们于2021年3月11日在门头沟法院调解离婚，离婚时我们未处理财产问题。我与李某在婚后购买一号房屋，该房登记在李某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我起诉要求分割上述房屋。被告辩称被告李某辩称，一号房屋都是用我父母给的钱全款购买，登记在我名下，因此一号房屋都属于我，与孙某无关，不同意分割，故我不同意孙某的诉讼请求。法院查明李某与孙某于2006年3月30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7年8月28日生育大女儿孙某苗，于2015年10月12日生育二女儿孙某琪；2021年3月11日，本院判决：孙某与李某离婚。双方确认离婚诉讼未处理财产问题。一号房屋登记在李某名下，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登记时间为2011年1月20日，房屋建筑面积91．1平方米。关于一号房屋的出资情况，双方均确认房屋总价180万元，购买时全款付清，其中146万余元来源于李某母亲李母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腾退补偿协议）中的腾退补偿、补助款。李某主张该款系父母赠与其个人的款项；孙某主张腾退补偿协议中其为认定人口，享有45平方米房屋安置利益，故一号房屋购房款中也有其份额。经查，李母与A公司于2010年12月16日签订的腾退补偿协议载明，被腾退人为李母，认定人口为户主李母、李父、李某、之妻孙某、之女孙某苗，腾退补偿、补助款为2574355元。李某主张146万余元系父母对其个人的赠与，向法庭提供了李母、李某在建设银行的存取款凭条，证明李母于2011年1月20日给付李某1462869．63元；提供其与母亲李母于2009年12月签订的协议，协议载明，一号房屋系李母一次性付款购买，赠与李某单独所有，李某陈述签订协议时只有其及父母在场，未告知孙某相关事宜。经质证，孙某对银行交易凭证无异议，认可该事实；对该协议不知情，不予认定。孙某主张被腾退房屋中有其与李某自建房，李某对该事实予以否认，孙某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关于房屋余款，李某主张为向亲朋好友的借款，出售安置房后，已将借款偿还，其与孙某未出资；孙某主张余款使用了其与李某的存款。双方均未就余款出资情况的主张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裁判结果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号房屋房屋归孙某、李某共有，其中孙某享有30%的份额，李某享有70%的份额；二、驳回孙某其他诉讼请求。房产律师点评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本案中,一号房屋虽然登记在李某名下，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且双方未约定该房为李某个人所有，故一号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关于房屋分割的具体份额，法院考虑以下因素予以确认：首先，虽然一号房屋大部分房款使用了李某母亲签订的腾退补偿协议中的腾退补偿、补助款，但孙某在该协议中享有腾退补偿利益，且尚未分家析产，故腾退补偿利益转化成的购房款中存在孙某的份额；其次，李某主张其母亲赠与其个人146万余元用于房款支付，但协议双方存在较为紧密的利害关系，该款系赠与李某个人的协议证明力欠缺，且孙某予以否认，故不能证明该款系对李某个人的赠与，应当认定该款项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考虑款项来源，可以酌情扩大李某的财产占比；第三，关于一号房屋的余款来源，双方意见不一致，且均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第四，孙某与李某离婚后，双方子女由李某直接抚养，且腾退补偿协议中有孙某苗的份额，法院在确定房产份额时对上述因素予以综合考虑。综上，根据财产的取得情况，双方对于财产的贡献，基于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法院确认孙某占30%的份额，李某占70%的份额。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王某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依法撤销王某燕、李某佩与王某斌于2021年3月13日达成的关于北京市平谷区一号房屋的赠与协议。事实及理由：王某燕与李某佩系夫妻，王某斌系李某佩的姐夫。2021年3月13日王某斌及其亲友数人，来到王某燕父亲家找到王某燕，王某斌称因王某燕与李某佩离婚导致王某斌的妻子死亡，因此王某燕必须给予补偿。在此过程中，王某斌及其亲友对王某燕威胁恐吓，威逼王某燕将与李某佩共有的位于一号房屋作为补偿无偿赠与王某斌。被迫在王某斌书写的赠与协议上签字。王某燕认为上述赠与协议是在王某斌威胁及自己身体不适不能正常思考的情况下签订，不是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故王某燕提起本次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该赠与协议。被告辩称王某斌辩称，不同意王某燕的诉讼请求。双方签署的赠与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行为。当时在王某燕之父王父家中，王某燕、李某佩与王某斌签订赠与协议，约定王某燕、李某佩自愿将房屋无偿赠与王某斌，且均签字确认，王某斌接受此赠与，赠与协议已经生效。且，王某燕的赠与行为属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为法定不可撤销之赠与。李某佩述称，签署赠与协议时不存在胁迫，不同意王某燕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系王某燕与李某佩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佩愿意将该房屋赠与王某斌。法院查明王某燕与李某佩系夫妻，李某娟与王某斌系夫妻。李某佩与李某娟系姐弟，二人之父于早年去世，平日李某娟对李某佩多有关爱照料。2014年王某燕与李某佩购买北京市平谷区一号房屋。2021年初李某佩、王某燕产生感情危机，2021年3月9日李某娟跳楼身亡。2021年3月13日王某斌以李某娟身亡系王某燕之因为由，赶到王某燕住处讨要说法。双方在协商时，王某斌之子王某因怕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而报警。当日王某燕、李某佩立下赠与协议，其中写明：“因为李某佩与王某燕离婚，造成李某娟死亡。李某佩、王某燕自愿把楼房无偿赠与王某。鉴于王某未满18周岁，所以此楼房归王某斌。此楼房债务分配王某燕自行解决。”李某佩、王某燕及二人之子李某鸿和在场亲属在此协议书上分别签字并捺印。另查一，经询，王某燕与李某佩均称案涉楼房系夫妻共同财产，王某燕、李某佩、王某斌均称赠与协议的受赠人为王某斌。另查二，庭审中，王某燕之子李某鸿出庭作证。李某鸿称：签协议当天双方有争执，王某怕双方发生冲突就报警了；警察来的时候双方还没有签协议，警察走的时候双方已经签完了，但是在屋内签协议时警察并不在当场；当时李某鸿与王某燕被王某斌堵在家里出不去，王某燕本不同意赠与，但是王某斌距离王某燕距离很近，如果王某斌动手，警察根本来不及阻拦，所以王某燕才被迫签了赠与协议。王某燕之父王父出庭作证称，签赠与协议时警察一直在当场，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若有胁迫事实发生警察当场就会处置。李某佩的表姐出庭作证称，签协议时一直在场，王某燕系自愿将案涉楼房赠与王某斌，当天警察在场，王某燕并未受到胁迫。裁判结果：撤销王某燕、李某佩与王某斌于2021年3月13日达成的关于北京市平谷区一号房屋之赠与协议。房产律师点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王某燕、李某佩与王某斌之间的赠与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为王某燕签署赠与协议是否系受胁迫而为，第二为本赠与协议是否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关于焦点一，王某燕主张其系受胁迫而签订赠与协议，其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据法院已查明事实和证人证言，王某燕该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认可。关于焦点二，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之目的在于促进救灾、扶贫、助残等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会损害公共利益。此处所规定的“依法不得撤销”之情形，是指赠与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赠与；此处的道德义务性质不应包括基于个人之间的某种情感因素出于私德而对亲朋好友或其他特定人之无偿回报。凡现实中赠与人对特定受赠人之赠与，若非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则无不与赠与双方之间某种道德情感因素相关。若将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作出宽泛的解释，必会导致设立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规则成为具文。本案中，签订赠与协议后，案涉房屋并未变更登记至被赠与人名下，王某燕作为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既不属于依法不得撤销之情形，亦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法院予以支持。另，王某燕与李某佩夫妻二人作为案涉房屋的共同所有人，双方虽享有平等的处分权，且李某佩并不同意行使任意撤销权，但王某燕之主张系对夫妻共同财产之增益行为，故王某燕仍应有权就案涉房屋整体行使赠与任意撤销权。进一步讲，该赠与协议被撤销后，若李某佩仍坚持赠与，其可与王某燕将该房屋进行分割后就其分得部分再次行使赠与行为，本次赠与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并不侵害李某佩的权益。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依法协助办理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手续；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7月6日，原告的父亲张某磐与被告签订《A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约定张某磐购买被告开发建设的涉案房屋。次日，双方对涉案房屋进行了验收，原告交纳相关费用后，被告为原告办理了入住手续。但被告拒绝为原告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被告辩称办证通知要求张某磐、张某波、张某岳在2020年11月12日到Q公司处，携带四类文件由该公司酌定能否办证，但原告方未履行申请手续及提供四类材料，导致无法为其办证；原告在被拆迁人张某磐未授权的情况下，冒用其签字签约，该代理行为在张某磐去世前未被追认，原告的三份A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应属无效；张某磐一家获得拆迁安置房源的数量与被拆迁房屋中的家庭人口构成有直接关系，若第三人不被认定为实际居住人与应安置人口，张某磐可取得的回迁安置房源必定不同，涉案三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确实与第三人的直接利益有关；以往法院在被告未参与而2010年7月4日《授权委托书》又未出现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法律认定行为不能抹杀被告相应的抗辩权利。第三人述称：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预购房屋意向书》，明确三套房屋的应安置7人：户主张某波、之夫王某、之子王某某；户主张某岳，之妻谷某、之子张某娟、之岳母白某霞。而原告在签订《A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时，未遵守《A区回迁楼选房通知书》之规定：选房时购房人本人必须亲自到场，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到场的，可委托他人代为选房，受托人应需携带经公证处公证过的授权委托书。而原告所出具的是未经公证处公证过的，毫无法律效力的授权委托书。《A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三名购房人的姓名均为原告，不能说明3套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原告，是剥夺了作为应安置人的本人知情权的情况下选出的，原告也未出具所有应安置人对购房人的人选达成共识的相关证明，应驳回原告的诉求。根据被告出具的《公告》，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时，被拆迁人员及所有应安置人员必须到场，而非房屋实际权利人的原告，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办理不动产登记，不符合《公告》规定。物业业主手册及物业供暖费缴费证明不能成为认定房屋业主的证明。原告作为购房人但非实际权利人，涉案三房屋是七位应安置人的共同财产，未经七安置人分配，也不会提供被告所要求的四类材料给原告用以办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查明张某磐、张母系夫妻关系，张某岳、张某波系二人之子女。张某波、王某系夫妻关系，王某某系二人之子。张某岳、谷某曾系夫妻关系，张某娟系二人之子，白某霞系谷某之母。张某磐于2017年8月4日去世。2004年4月30日，原告之父张某磐、原告、张某岳三户（乙方）与Q公司（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载明现有在册人口6人，实际居住人口共9人，分别是户主张母、之夫张某磐、之女张某波、之女婿王某、之外孙王某某；户主张某岳，之妻谷某、之子张某娟、之岳母白某霞。乙方房屋的区位价补偿款共计1998111元，重置价补偿共计255724.84元，拆迁补偿款合计2253835.84元，其他补助费，以上总计2292016.24元；同日，张某磐与Q公司分别签订《预购房屋意向书》和《回购现房协议书》。2010年7月4日，张某磐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领取《选房通知书》；同日，被告向张某磐出具《选房通知书》，载明购房人必须是《预购房意向书》中的应安置人员，选房时购房人本人必须亲自到场，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到场的，可委托他人代为选房。受托人应需携带经公证处公证过的授权委托书原件两份及委托人、受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未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也可先选房，确认其房号并给予保留15天，待公证后持公证书原件方可签订《A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办理入住手续。7月6日，张某波代张某磐在《承诺书》、《A区回迁楼选房确认单》上签字，承诺三套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2010年7月6日，张某磐（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A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约定：根据乙方持有的《预购房屋意向书》及《选房确认单》，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建设的A区的回迁楼房；乙方所选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A区；乙方自愿回购的房屋按乡政府有关优惠政策结算差价。上述房屋（共计叁套）乙方应交房款合计677564.5元；房屋网签前如本协议第三条购房人的姓名及房号发生变更，变更人须为原《预购房意向书》中的应安置人员，并提供相关的公证资料；房屋具备网签条件后，甲、乙双方将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面积以实测报告为准。2011年3月，谷某、张某娟作为原告，以分家析产纠纷为由将张某岳、张母、张某磐、王某、王某某、张某波（以上六人均为被告）、白某霞（第三人）诉至本院，谷某、张某娟要求判决谷某、张某娟分得拆迁补偿款65312元，房屋面积88.48平方米，白某霞要求判决分得相应的安置面积，本院判决“一、驳回原告谷某、张某娟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白某霞之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在拆迁协议中应分得房屋面积的请求。”上述判决作出后，谷某、张某娟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白某霞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驳回白某霞的再审申请。”。裁判结果被告Q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协助原告张某波办理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不动产登记手续。房产律师点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接受相对人履行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本案中，原告在2010年签订《A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承诺书》、《选房确认单》时是否得到张某磐的授权，根据被告2010年7月4日《A区回迁楼选房通知书》第3条内容关于授权委托书必经公证的要求来看，被告是在审查张某磐本人是否到场或出具了是否经公证过的授权委托书后，才允许原告代签上述文件，足以还原选房签约现场被告对原告是否有权代理的审查环节，被告对原告是否经过张某磐授权、双方所签合同效力待定与否之异议，应在签约选房之日至保留房号十五日这一时间段内提出；即使被告在选房签约阶段未能识别原告“冒充”张某磐签名，导致双方所签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从签约后的多轮诉讼中张某磐参与诉讼过程中所表达的主张及张某磐去世后其继承人未提出任何异议等方面，也可以视为张某磐对于张某波的代理权限的追认。张某波代签的行为、张某磐出具委托书是否经过公证等问题在被告主持选房、签约各个环节均已经过被告默许，从此角度也可以视为双方所签购房合同的效力是经双方认可而产生效力，法院对被告关于无权代理导致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人之抗辩意见，已经数轮诉讼的生效文书认定为第三人不具备购买回迁楼的基础资格，法院在此不予赘述，对于第三人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办理涉案回迁房产权证明的主张，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河北省秦皇岛一号房屋、北京市海淀区二号房屋，以上两房屋归张某鹏所有，张某鹏向我支付房屋补偿款560490元；2.判令张某鹏因违反《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居住权向我支付补偿款1039500元（按照月租金5500元计算，自2020年9月至2036年5月止）；3.诉讼费用由张某鹏承担。事实与理由：我与张某鹏于2014年2月14日登记结婚。2018年5月10日，婚生女张某蕊出生。2020年8月18日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后我发现张某鹏真正离婚的原因是有外遇。张某鹏曾经向我书面保证，如果有婚外情则净身出户。双方离婚时，考虑到我婚前有70000元个人存款以及我父母为双方居住的位于海淀区二号房屋（以下简称二号房屋）装修出资约10万元的事实，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在第三条就房产分割进行约定。离婚后，张某鹏仅以共同存款中应得部分抵了一部分应付给我的房屋补偿款，以没钱为由拒不支付剩余房屋补偿款。我按照《离婚协议书》约定与张某鹏共同承担银行贷款，按月向张某鹏转账支付两房屋的贷款，分别为2072元和877元。但张某鹏称不用我共同承担贷款二号房屋贷款，将款项退回。我认为应按照《离婚协议书》履行，将相应款项转回给张某鹏。离婚后，我继续与张某鹏一起偿还两套房屋贷款，女儿张某蕊与我父母均继续居住在二号房屋，我与张某鹏曾口头约定，离婚后张某鹏搬出二号房屋另行租房居住，但离婚后张某鹏拒绝搬出。2020年11月后，张某鹏也不再让我继续居住在二号房屋，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并报警。我认为，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我有权在二号房屋长期居住，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张某鹏理应遵守。现张某鹏违反约定，并多次表示不允许我和女儿继续居住二号房屋，因此，我与张某鹏继续共有两套房屋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应对以上两套房屋予以分割。同时，张某鹏应就其违反《离婚协议书》约定剥夺我居住权给我造成的损失予以经济补偿。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张某鹏辩称，李某所述与事实不符，李某找律师撰写的离婚协议书，我的父母百般劝阻无果，双方自愿登记离婚。我一直按照离婚协议履行义务，不存在李某所说情形。位于河北省秦皇岛一号房屋登记在我与李某名下，双方共同还贷，因购房时首付款是我父母出资20万元，因此在离婚时双方约定我父母对此房屋有长期居住权，并按出资比例享有此房屋25.7%的增值。目前此房屋一直由我父母居住，不具备分割条件，因此我不同意分割，在不能达成新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双方只能按照离婚协议履行，李某无权提出新的要求。对于北京市海淀区二号房屋，我同意分割。自2020年9月起此房屋的贷款一直由我自己偿还，与李某无关，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明确离婚时房屋补偿计算标准的通知》中关于房屋补偿款的计算方法计算后，我应该支付给李某的房屋补偿款金额为71631.5元。离婚协议中关于允许让女方和女儿继续居住在二号房屋，是因为该房屋在离婚时并未分割。房屋分割后，女方及女儿自然就不能继续居住在二号房屋。若女方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可以把抚养权交给我。我没有义务在离婚后还因女方没有住处而负担女方任何费用。法院查明李某与张某鹏于2014年2月14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8年5月10日育有一女张某蕊，于2020年8月18日协议离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约定，房屋：1）夫妻婚后购买的位于河北省秦皇岛房地产所有权归男女双方所有，双方各占50%。离婚后该房地产所有权仍由双方所有，继续共同还贷。离婚后男方父母享有长期居住权。婚后男女共同还贷款48个月，每月还1800元，共计86400元。男方需补偿女方共同还贷部分的一半，共计43200元。该房屋增值部分由出资方按比例分配，分别为男方父母25.7%，男女双方各37.15%，未分割的共同还贷部分归男女双方所有，各占50%。2）男方于婚前购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房地产，离婚后产权归男方所有。婚后男女双方共同还贷79个月，每月还4145元，合计327455元。男方需补偿女方共同还贷部分的一半，共计163727.5元。离婚后女方和女儿依然享有长期居住权，男女双方共同还贷。该房屋共同还贷部分对应的房产增值及未分割的共同还贷部分归双方所有，各占50%。2012年6月21日，张某鹏与案外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某鹏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二号房屋，房屋登记在张某鹏名下，成交总价为198万元，其中首付款118万元，公积金借款80万元，借款期限25年，自2012年8月15日至2037年8月15日，每月还款4145元。李某与张某鹏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一号房屋（以下简称二号房屋）一套，于2017年1月9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登记在李某、张某鹏名下，二人共同共有。二号房屋购买时总价款为77万元，其中首付款42万元，贷款35万元，贷款期限30年，自2017年2月1日起还款，每月还款1754.73元，自2021年2月1日起每月还款1727.01元。截至2021年3月1日，累计已还本金25688.46元，累计已还利息61992.6元，贷款余额324311.54元。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期间，李某每月向张某鹏转账支付二号房屋贷款877元，李某向张某鹏转账支付的二号房屋贷款均被张某鹏退回。李某主张双方已离婚，房屋共有基础已丧失，应对房屋进行分割，两套房屋均归张某鹏所有，张某鹏向李某支付房屋折价款，同时二人继续共同偿还两套房屋的贷款。其中二号房屋扣除已付163727.5元后应付补偿款283799元，二号房屋扣除已付43200元后应付补偿款276691元。李某主张因其父亲对二号房屋进行了装修并购买家具，故双方在离婚时约定李某和女儿可享有二号房屋的长期居住权，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可以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规定，现张某鹏于2020年11月17日将门锁更换，导致李某与女儿的居住权不能得到保障，应承担李某在外租住产生的开支，为此提交房屋租赁合同，证明李某承租位于石景山区一处房屋，租赁期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月租金5500元。张某鹏对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李某于2020年9月自行搬离，租金应自行支付，因房屋内银行卡丢失，在警察建议下换锁。裁判结果一、张某鹏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二号房屋归张某鹏所有，上述房屋剩余贷款由张某鹏负责偿还，张某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李某房屋折价款257162.5元；二、李某、张某鹏名下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一号房屋归张某鹏所有，上述房屋剩余贷款由张某鹏负责偿还，张某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李某房屋折价款276691元；三、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房产律师点评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离婚时，双方达成的财产约定是建立在双方夫妻身份关系解除的基础之上，《离婚协议书》系李某与张某鹏本人签字，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所有，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本案中，二号房屋系张某鹏婚前购买并支付首付，婚后二人实际共同还贷79个月，离婚时，双方约定离婚后二人继续共同还贷，对还款及其增值部分未予分割，现李某起诉要求分割并由张某鹏向其支付折价补偿，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约定离婚后继续共同还贷，虽张某鹏将李某给付的还贷款均予以退还，但自2020年9月至2021年4月房屋现值评估期间的还贷部分，仍应计算为二人共同还贷，经计算，张某鹏应支付的补偿款数额为437470元，扣除离婚时已支付的163727.5元以及李某在离婚后应负担的贷款16580元，张某鹏需向李某支付二号房屋补偿款257162.5元。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二号房屋系李某与张某鹏婚后购买，应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二人约定房屋仍由双方所有，继续共同还贷，房屋增值部分按比例分配，即男方父母25.7%，男女双方各37.15%。经过评估，二号房屋现价值为139万元，现价值与购买价之差即为房屋增值，张某鹏应向李某支付对应比例的房屋折价款。另，房屋购买价与贷款余额之差即为李某与张某鹏的夫妻共同财产，按照双方约定各50%，张某鹏应向李某支付一半折价款，同时扣除在离婚时已支付的43200元。经计算，李某主张的补偿款数额低于张某鹏应支付的房屋折价款数额，对此法院不持异议，并对李某的请求予以支持。李某主张张某鹏支付两套房屋补偿款后，双方继续共同偿还贷款。法院认为，双方在离婚时约定离婚后共同还贷系基于两套房屋均未予分割，现补偿款数额的计算是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为前提，分割后，双方对房屋均不存在共有关系，亦不存在继续共同还贷的法律和事实基础，法院对此不予支持。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李某主张双方离婚时约定了居住权，因张某鹏违约给其造成损失应当予以赔偿。法院认为，双方离婚时，我国民法典尚未施行，李某主张其与张某鹏以离婚协议书的方式约定了居住权并不成立。张某鹏同意李某继续在二号房屋居住应视为离婚后对生活困难一方的适当帮助，不能等同于李某另行租住房屋的租金。现李某要求张某鹏按每月5500元标准支付租金补偿至婚生女年满18周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赵某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一号房产归我所有。事实和理由：我于2009年6月为儿子孙某芯结婚而卖掉个人住房，赠与其位于大兴区一号房产，由于本人无处居住，当时已无法申请银行贷款，又无能力一次性支付房款。我在彭某佩的怂恿下，借彭某佩的名义购买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二号房屋（以下简称：二号房屋），并由我支付了该套房屋的首付款，总计134726元，且我一直偿还该房屋的贷款。后因彭某佩和孙某芯结婚，我就没有主张将该房屋更名。彭某佩2013年出国后，在国外居住将近五年，回国后便取走了涉案房屋的全套资料，并起诉与孙某芯离婚，企图将涉案房屋据为己有。故诉至贵院，请判如所请。被告辩称彭某佩辩称：不同意赵某娟诉讼请求。赵某娟所述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我和赵某娟之子孙某芯在2011年11月结婚，赵某娟卖房与买房不是为了孙某芯结婚。2009年北京市无房屋限购政策，赵某娟如果无法申请贷款，可将二号房屋登记在孙某芯名下，并且我和赵某娟之间从未达成过借名买房合意。房屋首付款和按揭贷款都是我支付的，我和孙某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孙某芯确实帮助偿还了案涉房屋的部分贷款，但是该共同还贷及对应的增值部分，我已在另案中同意支付孙某芯相应的补偿款，亦与赵某娟无关。因此，二号房屋归我所有，与赵某娟无关。综上，我不同意她的诉讼请求。法院查明赵某娟与彭某佩原系婆媳，赵某娟之子孙某芯与彭某佩于2012年11月登记结婚，2020年3月经本院调解离婚。2009年8月11日，彭某佩（买受人）与北京Q公司（以下简称：Q公司）（出卖人）签订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彭某佩购买二号房屋，总价款664726元，付款方式为按揭付款，首期购房款为134726元，剩余款项530000元由买受人申请银行按揭贷款支付。彭某佩（甲方）与银行（乙方）（以下简称：银行）、Q公司（丙方）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530000元，借款期限为2009年11月3日至2039年11月3日，借款用途为购买二号房屋。2012年9月13日，二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彭某佩。二号房屋现由赵某娟占有使用。2016年12月25日，赵某娟与北京P公司签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对二号房屋进行装饰装修。另查明，二号房屋定金为10000元，扣除定金后房屋首付款为124726元。2009年7月28日16时29分，赵某娟从银行取款150000元，当日16时58分，彭某佩在银行存款125000元。庭审中，赵某娟自述其取款150000元后交与彭某佩130000元，并与彭某佩一同前往银行，在其取款半小时左右彭某佩将130000元中的125000元经该行柜面存入彭某佩账户，用于支付二号房屋首付款124726元。经本院现场勘验确认，银行步行至银行需要17分钟。2009年8月11日，彭某佩通过其上述银行卡支付二号房屋首付款124726元。根据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自2009年12月至2019年3月，二号房屋按揭贷款的还款人为彭某佩，还款银行为银行。裁判结果驳回赵某娟的诉讼请求。房产律师点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娟与彭某佩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对此，应当结合房屋的出资、房屋的占有使用、购房票据及产权证书的办理以及对于借名买房有无合理解释等因素综合考虑。首先，从借名买房的原因看，赵某娟主张借用彭某佩名义购房的理由是赵某娟系卖掉一套房屋后再购买房屋，不能申请按揭贷款，而其子孙某芯在外出差，因此借用彭某佩名义买房。法院认为，购买房屋系家庭重大支出，二号房屋于2009年8月购买，彭某佩与孙某芯于2012年11月登记结婚，在彭某佩与孙某芯尚未结婚，且距离登记结婚还有近3年之久的情况下，赵某娟购买房屋借用彭某佩而非其子孙某芯的名义不符合常理。其次，从房屋首付款的支付情况看，首付款系由彭某佩的账户支付，但在彭某佩支付首付款前，赵某娟于2009年7月28日在银行取款150000元，并且在当日赵某娟取款29分钟后，彭某佩于银行存款125000元，结合法院现场勘验的情况，该125000元的存款时间与赵某娟取款时间相对应，应推定该125000元是由赵某娟交付彭某佩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但并不能因此当然认定赵某娟借用彭某佩名义买房。最后，从按揭贷款的支付情况看，赵某娟主张系由其偿还贷款，但赵某娟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此外，二号房屋的购房合同、贷款合同、购房款票据等相关原始资料均由彭某佩持有。综上，赵某娟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系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其主张借用彭某佩名义买房的证据不足，故对其确认其为房屋所有权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二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要求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排他性居住使用权益归二原告共同享有；2、要求三被告给付腾退补偿款411648元。事实和理由：宁某丽与赵某佩原系夫妻，赵某娟系二人之女，赵某佩系赵某鹏与孙某独生子。原、被告之前均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老院（以下简称老院），该院已于2014年4月被腾退拆除，原、被告均为被安置人，按照腾退补偿政策，每人享有50平方米购房指标，基于此，五人共分得四套定向安置住房，现定向安置房屋已交付，但腾退补偿款的具体情况，二原告均不知情。现原告已与赵某佩离婚，故提起本诉。被告辩称三被告辩称，一、不同意第一项诉讼请求。1、二原告从涉案的四套安置房屋交付后，一直居住在一号。2、二原告享有的安置补偿面积为100平方米，2号、3号的房屋面积有130多平方米，原告的购房安置指标不足以购买上述两套房屋。3、当时购房的时候4号、1号写的就是赵某佩的名字，2号、3号写的是赵某鹏、孙某。所以，我们认为从居住的便利性、最初购房的时候买受人的名字等层面看，被安置人在最初购房时就有了初步的分配。4。我们同意1号的房屋归二原告享有。二、关于拆迁款的问题，1、涉案院落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赵某鹏，该院落是赵某鹏的祖业产，是老辈留下来的。涉案院落的房屋也都是赵某鹏夫妇出资出力建造形成的，被拆除的房屋中没有原告和赵某佩的份额，所以关于房屋和宅基地的补偿费用都没有原告的份额。我们只认可二原告享有的户头钱大概4万元/人，而且这笔钱已经支付给二原告了。所以，三被告无需在支付补偿款。法院查明宁某丽与赵某佩2009年3月12日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婚，2010年6月17日生育独生女赵某娟，赵某佩系赵某鹏与孙某独生子。针对宁某丽与赵某鹏离婚纠纷，宁某丽与赵某佩离婚，婚生女赵某娟由宁某丽抚养。原、被告之前均共同居住在该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赵某鹏名下。2014年1月22日，赵某鹏（被腾退人）与北京市朝阳区腾退安置办公室签订了《城乡一体化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协议书（定向安置）》，约定对院腾退拆除事宜，认定该院建筑面积434平方米，在册户籍和认定户口、认定人口均为2户4人，即户主赵某鹏、之妻孙某，户主赵某佩、之妻宁某丽、之女赵某娟。认定腾退补偿款总额3451500元，基于本次腾退，共分得四套定向安置住房，上述房屋中4号、一号房屋均以赵某佩名义购买，2号、3号房屋分别以孙某、赵某鹏名义购买。上述四套安置住房中，二原告现居住在一号房屋、赵某鹏夫妇居住在4号房屋、赵某佩居住在2号房屋，3号房屋由赵某鹏夫妇对外出租。本案争议焦点一：针对院内形成的出资情况，双方存在一定的争议。三被告主张院内全部房屋均系赵某鹏夫妇出资建造，宁某丽和赵某佩均未出资，故院内房屋均应认定为赵某鹏夫妇的夫妻共同财产，宁某丽不得主张房屋及宅基地腾退补偿利益。针对具体建房时间，三被告称院系祖业产1977年因年久失修，赵某鹏夫妇拆除后新建北房四间。1985年，赵某鹏夫妇在建造西厢房两间。2004年，赵某鹏夫妇又将北房四间拆除，新建北房四间（格局为中间一间为大屋、两侧为小屋），并保留至拆除。2003年，赵某鹏夫妇另在院内建造东厢房三间。2004年，赵某鹏夫妇在东厢房三间北侧接建东厢房两间。2004年，赵某鹏夫妇在原西厢房北侧接建两间房屋作为厨房和库房使用。2003年，赵某鹏夫妇出资建造南房四间。2007年，赵某鹏夫妇在南房南侧、宅基地院外建造一排房屋共四间。赵某鹏夫妇不认可《北京市集体土地住宅房屋腾退估价结果通知单》上标注的8号房为南房南侧院外建造的一排房屋，而认为8号房和5、6、7号房均对应南房2003年建造的南房四间。宁某丽认为第一、宁某丽与赵某鹏结婚后，因户口需要迁入村委会出具一份《分户单》，写明“因赵某佩和宁某丽结婚分户，故分给西厢房三间”。在该《分户单》上标注了院落内房屋的格局，并在分出的西厢房三间进行了划线标注。所以，宁某丽认为，西厢房南数第一间至第三间应归宁某丽和赵某佩共有，系赵某鹏夫妇对宁某丽和赵某佩的赠与。第二、院在分户时并未标注有南房南侧的一排房屋，所以，该排房屋系赵某佩与宁某丽婚后形成，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宁某丽可得主张分割该部分房屋对应的腾退补偿利益。本案争议焦点二、赵某鹏夫妇是否还应再给付二原告腾退补偿款。赵某鹏夫妇称，腾退补偿款在扣除购房款后，剩余款项2097940元付至赵某鹏账户，之后向赵某佩转出109万元，足以折抵二原告和赵某佩基于户口、人口而可得补偿利益。赵某鹏夫妇称，款项付至赵某佩账户后，如何支配均由宁某丽决定，款项在2014年12月份应该已全部支取。所以，赵某鹏夫妇不同意再向二原告支付任何补偿款。二原告坚持认为腾退补偿款并未实际分割，应根据腾退补偿细则核定二原告可得款项。裁判结果一、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2号房屋居住使用相关权益归原告宁某丽、原告赵某娟共同享有，原告宁某丽、原告赵某娟共同给付被告赵某鹏、被告孙某、被告赵某佩补偿款463200元；二、驳回原告原告宁某丽、原告赵某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房产律师点评分家析产纠纷是对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处理，该案由的确立应以家庭共同财产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继而析出相应主体的财产份额。分家析产纠纷处理的标的财产是一种共有状态的物权，该共有状态可以通过家庭协议的形式分割，也可以通过司法裁判的形式分割。老院内房屋的形成过程各方均未充分举证，虽然各方就南房南侧一排房屋的形成时间、出资主体存在争议，但该院内房屋均已被拆除数年，且腾退补偿款下发后也已实际向赵某佩账户汇出多年，在此期间，未见宁某丽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双方在腾退补偿款的分割事宜上已经达成共识，款项在腾退后进行了生活性支出，二原告再行主张腾退补偿款，法院不再予以支持。关于定向安置房屋的分割，考虑到购房款的实际划拨、房屋装修款的支付、居住生活的客观事实，法院认为，以维系现有居住生活现状，尽量平衡各方安置指标的分配，均衡保护各方可得安置利益实现的原则，判令一号、2号房屋的居住使用相关权益归二原告享有，其余房屋的居住使用权益归三被告享有。因一号房、2号房实际建筑面积为132.72平方米，已超出二原告可得安置面积117.28平方米，所以，对于超出部分的房屋面积15.44平方米二原告应给与相应补偿，法院酌定按照每平方米3万元价格核定，二原告应给付463200元。

情权依附于股东身份而存在，原告诉请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应对其具有股东身份承担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对于出资瑕疵的股东是否享有知情权，存在大量争议，不同法院对案件的裁判观点有时也不一致。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知情权系股东固有权利，股东虽然存在出资瑕疵，但在其未丧失公司股东身份之前，仍为公司股东，可按照公司法或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除非章程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另有约定。律师补充：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法律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招标工程的合同价款应当在规定时间内，依据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发包人与承包人订立书面合同约定。非招标工程的合同价款依据审定的工程预（概）算书由发、承包人在合同中约定。工程价款结算应按合同约定办理，合同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发、承包双方应依照下列规定与文件协商处理：（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有关部门发布的工程造价计价标准、计价办法等有关规定；（三）建设项目的合同、补充协议、变更签证和现场签证，以及经发、承包人认可的其他有效文件；（四）其他可依据的材料。律师补充：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接受发包人或承包人委托，编审工程竣工结算，应按合同约定和实际履约事项认真办理，出具的竣工结算报告经发、承包双方签字后生效。当事人一方对报告有异议的，可对工程结算中有异议部分，向有关部门申请咨询后协商处理，若不能达成一致的，双方可按合同约定的争议或纠纷解决程序办理。当事人对工程造价发生合同纠纷时，可通过下列办法解决：（一）双方协商确定；（二）按合同条款约定的办法提请调解；（三）向有关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法律依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工程价款结算应按合同约定办理，合同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发、承包双方应依照下列规定与文件协商处理：（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二）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有关部门发布的工程造价计价标准、计价办法等有关规定；（三）建设项目的合同、补充协议、变更签证和现场签证，以及经发、承包人认可的其他有效文件；（四）其他可依据的材料。

则。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房东有提供房屋给他人租赁使用居住的义务，租客有按时交纳租金的义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承租人拖欠租金的，次承租人可以代承租人支付其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但是转租合同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除外。次承租人代为支付的租金和违约金，可以充抵次承租人应当向承租人支付的租金；超出其应付的租金数额的，可以向承租人追偿。律师补充：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出租人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房屋，因此而造成损失的，由承租人赔偿：（一）将承租的房屋擅自转租的；（二）将承租的房屋擅自转让、转借他人或擅自调换使用的；（三）将承租的房屋擅自拆改结构或改变用途的；（四）利用承租房屋进行违法活动的；（五）故意损坏承租房屋的；（六）利用承租房屋进行违法活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一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租金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限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限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限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限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限届满时支付。第七百二十二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传授行为，即构成既遂，而不问被传授人是否掌握、接受了犯罪方法。传授犯罪方法罪侵犯了社会治安秩序；另外，行为人传授的不同性质的犯罪方法被传授人可能实施各种不同的犯罪，从而侵犯不同的社会关系。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即以语言、文字、动作或者其他方式将实施犯罪的具体经验、技能传授给他人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将犯罪方法传授他人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依然传授，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传授犯罪方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律师补充：传授犯罪方法罪是将具体实施某种犯罪的方法、技巧传授给他人，至于是否有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目的在所不问；而教唆犯罪则是促使他人产生犯罪决意。传授犯罪方法罪有自己固定的客体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它不以其所传授的犯罪所侵害客体为转移；而教唆犯罪并无固定的客体，其实际侵犯的直接客体应依照教唆他人实施的犯罪而确定，也即取决于被教唆犯罪的性质。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有其独立的罪名与法定刑；而教唆犯罪不是独立罪名、没有独立的法定刑，依据所教唆的犯罪论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传授犯罪方法罪】传授犯罪方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规定的呢？一、员工工作多久享受年休假，年休假期间工资怎么发放？员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员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公司不得克扣员工在年休假期间的工资。二、年休假天数是怎样计算的？按照法律规定，员工可以享受的年休假天数根据员工的累计工作年限计算，员工在同一或者不同企业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具体年休假计算方式为：员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三、根据法律规定，在哪些情形下员工不能享受当年的年休假？根据法律规定，员工不能享受当年年休假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形，分别为：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四、企业未安排员工休年休假的话，年休假工资该怎么计算？企业应安排员工休年休假，但如果企业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员工休年休假的，经员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员工休年休假。对员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企业应当按照该员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如果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法律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您的权益，我的责任。若您后续需要法律服务的话，可以联系吴中律师。

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行为。信托是一种理财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同时又是一种金融制度；与银行、保险、证券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信托业务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律行为，一般涉及三方面当事人，即投入信用的委托人，受信于人的受托人，以及受益于人的受益人。自13世纪，信托在英国面世至今，逐渐被各国接受。2001年10月1日，我国《信托法》正式施行。一、信托业务的分类2023年3月份，《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明确，信托公司应当以信托目的、信托成立方式、信托财产管理内容为分类维度，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共25个业务品种。资产管理信托是信托公司依据信托法律关系，销售信托产品，并为信托产品投资者提供投资和管理金融服务的自益信托，属于私募资产管理业务。公益慈善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公共利益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意愿以信托公司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信托业务。公益慈善信托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资产服务信托是指信托公司依据信托法律关系、接受委托人委托并根据委托人需求为其量身定制托管、风险隔离、风险处置、财富规划和代际传承等专业信托服务。此类信托业务不涉及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属于资产管理业务。此类信托业务可以是自益信托，也可以是他益信托。资产服务信托按照服务具体内容和特点分为行政管理受托服务信托、资产证券化受托服务信托、风险处置受托服务信托以及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托四类。财富管理服务信托按照服务内容及对象又分为七个业务品种，包括：家族信托、家庭服务信托、保险金信托、特殊需要信托、遗嘱信托、其他个人财富信托、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财富管理信托。本文主要介绍家族信托、家庭服务信托以及保险金信托。二、家族信托家族信托是一种信托机构受个人或家族的委托，代为管理、处置家庭财产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实现家族的财富规划及传承目标，最早出现在长达25年经济繁荣期（1982年到2007年，被称为美国第二个镀金年代）后的美国。家族信托，资产的所有权与收益权相分离，委托人一旦把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打理，该资产的所有权就不再归他本人，但相应的收益依然根据他的意愿收取和分配。委托人如果离婚分家产、意外死亡或被人追债，这笔钱都将独立存在，不受影响。家族信托能够更好地帮助高净值人群规划“财富传承”。家族信托的主要功能可概括为保密性、资产保障、税务筹划和传承计划。（一）保密性家族信托的保密功能首要体现在通过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隐藏委托人、保护受益人。信托一旦成立，财产所有权便由委托人转移至受托人。信托财产的原所有人被隐匿到信托安排背后，信托资产的管理和运用均以受托人的名义进行。除特殊情况外，受托人没有权利和义务对外界披露信托资产的运营情况。家族信托具有避免遗产法庭公开处置财产的作用，这也是保密功能的重要体现。（二）资产保障资产保障功能的基础在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即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自有财产。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赋予家族信托破产隔离、避免债务追偿及离婚申索等资产保障功能。（三）税务筹划家族信托可以通过合理的财税规划，降低财产过户时的税务负担，提供财产转移时的税收优惠。（四）传承计划传承是个广义概念，不仅包含家族财富的传承，还涵盖家族企业的传承，甚至是家族精神、企业文化等无形资产的传承。家族企业是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成功的企业传承是保障家族财富源远流长的基石。家族信托有助于规划财富传承，确保家族财产能够在几代人之间平稳过渡，并能有效防止财产被分割、浪费或不当使用。总的来说，家族信托为家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财富管理和保护机制，其强大的风险隔离功能犹如在家族财产与风险之间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有助于实现家族资产的长期规划和管理，促进家族的长期财务安全和稳定。三、家庭信托家庭服务信托是由符合相关条件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接受单一自然人委托，或者接受单一自然人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委托，提供风险隔离、财富保护和分配等服务，初始设立时实收信托应当不低于100万元，期限不低于5年。相比于家族信托1000万元的设立门槛，家庭服务信托客户群体更为广泛。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更多人群对日常的家庭财富管理规划产生较高需求，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稳步增长迫切需要信托工具的普惠化。而家庭服务信托具有财富传承和投资管理的功能，加之相对较低的门槛，其财富管理账户的基础功能和相对普惠并可标准化的特征符合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要求。因此，与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等发展相对较早的服务信托相比，家庭服务信托因其自身特点而具有重要意义。（一）家庭服务信托是拓展财富管理市场重要手段从功能设计和投资限制来看，家庭服务信托不属于传统资管产品，而是具备账户综合管理功能的法律架构，可以服务更多人群，其投资范围限于以同业存款、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上市交易股票为最终投资标的的信托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以及其他公募资产管理产品，不能直接或间接投资其他资产，因而更具备账户管理的综合性，可以实现广泛、安全、长期的财富管理规划。（二）家庭服务信托是信托公司业务转型的重要方向监管部门对家庭服务信托进行了清晰的定义，2018年8月银保监会信托部向各地银监局下发的《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了具体的投资范围，同时在相关政策方面也提供支持和补充，肯定了信托公司的创新实践，也凸显了家庭服务信托是信托业务回归本源的重要路径，此类业务不仅丰富了信托品类，也展现了信托公司在业务环节中的不可替代性，有利于信托公司进一步创新转型，通过家庭服务信托加强与银行、证券等机构合作。（三）家庭服务信托是信托制度普惠化发展的重要方式以往的财富管理服务信托主要面向高净值或超高净值人群，家庭服务信托的门槛更低，实现目标客户的下沉，覆盖范围更广，扩展客群范围的同时实现了对不同类别客户的精准化财富管理服务，推动了信托制度应用层面的深层次发展，实现信托业务普惠化，造福更多社会群体，助力社会共同富裕。（四）家庭服务信托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较之以往大幅增加，且普遍步入中年，其职业发展与家庭财务状况迫切需要更为安全长远的财富规划支持，以解决照顾老人、抚育子女、医疗保障、财产安全等多方面的需求；加之目前社会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开始显现，需要通过家庭服务信托为不同家庭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进一步解决养老保障和财产代际转移等重要社会问题,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服务人民美好生活。四、保险金信托保险金信托在我国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主要是指以保险金或保单收益权作为信托财产，由委托人（投保人）和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合同，当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给付条件时，保险公司将保险金交付予受托人，由受托人依信托合同约定的方式管理、运用信托财产，并于信托期间终止时，将信托资产及运作收益交付信托受益人。上述内容可以归纳为“保险+信托”的模式，委托人（投保人）在整个法律关系起到主要作用。我国现行保险金信托的法律架构是通过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签署三份合同来实现的：首先，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其次，投保人作为委托人和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第三，投保人（委托人）与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将保险金作为信托财产放入信托中。委托人可以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和自己意愿，就该信托财产（保险金）的运用，进行私人订制式的安排，用于子女今后的生活、教育、置业、创业、医疗等诸多方面。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在上述安排中，遵循信托合同目的，按照信托合同约定的方式管理和运用该笔保险金，本着合同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保存、改良、利用该信托财产以取得收益，增加财产的价值或者维护财产。除此之外，保险金信托还有如下功能。（一）保险金信托能够规避人寿保险的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人寿保险是以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尤其是大额保单，当被保险人身故后，受益人会因被保险人的身故而获得巨额保险金，受益人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安排，能够有效的保障家人和子女的后续生活。但是，此种机制将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带来潜在的危险，现实中他人为谋取保险金杀害被保险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蕴藏着潜在的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而在保险金信托机制的架构下，被保险人身故后，受益人并不能直接获得保险金，而是根据保险合同和信托合同的约定，保险机构将赔付的保险金支付给信托机构，由信托机构将其存入特定的信托账户，按照信托协议将其有条件地支付给真正的受益人，这种操作方式可有效避免潜在的道德风险。（二）保险金信托具有保险的杠杆功能保险的杠杆功能在人寿保险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投保人每年缴纳较少的保费，当保险发生时保险金的数额通常是投保人缴纳保费的数倍，利用巨额保险赔偿实现财富的积累，再将数额巨大的保险金纳入信托架构，通过信托机构的资产管理优势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保障家人和子女的后续生活。（三）保险金信托具有信托制度的债务隔离功能委托人设立保险金信托后，如果还处于保险合同期限内，尚未发生保险理赔时，人寿保单的财产权益仍归属投保人，在此情况下投保人对外负有债务，人民法院可以执行保单的现金价值来偿还债务。此时，保险金信托并不能有效的实现债务隔离功能。但是，当发生保险理赔后，保险公司根据事先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约定，将保险金交付信托机构，由信托机构将其存入特定的信托账户，该保险金转化为信托财产，受托人便可享有对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可以管理和处置该财产。根据《信托法》第15条规定：“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委托人不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存续，信托财产不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因此，信托一旦生效，该信托项下的财产便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自有财产相脱离，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在非恶意的情况下，第三方当事人的债权人无法要求将信托财产与债权相互抵消或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信托制度此时能够有效的实现债务风险隔离的功能。（四）保险金信托能够最大化的利用财富功能，促进后代进步发展委托人通过设立保险金信托，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规划，把保险金分配给各个受益人，避免多个受益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并确保各个受益人都可以享受到信托财产的利益。保险金信托设立后，只要保险金赔付条件满足，保险公司即会将该笔保险金转移给信托公司，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进行管理和分配。同时，也可以防止后人因突然获得前人的巨大资产而不思进取坐享其成。传统的财富传承机制未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长期规划，导致财富的传承不可持续，财富的功能没有最大化利用，甚至给后人的发展带来了负面作用；保险金信托通过引入长期规划和适宜的激励机制，引导后人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引入信托机构实施约束机制，避免后人对财富的任意挥霍，确保财产的保值增值。通过合理的分配方式和支付条件，激励后代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扬优秀的家族精神和传承努力奋斗的品质，保证其财富的有效传承。（五）保险金信托是一种灵活、便捷、隐私的财富传承方式保险金信托具有灵活、便捷、隐私的优点：（1）信托具有契约和商事组织两种属性，且基于信托的契约属性，委托人可以通过与信托机构的约定灵活安排资金给付的时间、方式和比例，实现自己的委托意愿；（2）根据《信托法》规定，信托只需要具有合法的信托目的、明确的信托财产以及书面形式的信托合同即可以设立信托，不需要进行公证或其他的行政确认，因此信托具有手续简便、设立时间短、效率高等各种便捷优点；（3）信托具有高度隐私性，信托内容一般限于信托委托人和受托人知晓，受益人可能亦不知其具体内容，这种操作方式充分维护了委托人的隐私，亦避免了受益人之间因财富分配不均而可能产生的纠纷。五、家族信托、家庭信托、保险金信托的比较家庭信托、家族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属于面向不同人群的定制化、综合性服务信托，在资产管理信托之外，能够进一步满足财富保护和财富传承需求。家庭服务信托客户有可能因财富增长转换为家族信托客户；家庭服务信托也有可能采用保险金信托的形式；对于信托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的保险金信托，可以设置为家族信托，也可以将保单和其他财产共同置入家族信托。同时，三者也有以下区别。（一）设立门槛不同保险金信托和家庭信托的设立门槛，是远远低于家族信托的。家庭信托设立初期，实收信托不能低于100万，这笔资金需要一次性拿出，不存在滞后性；家族信托的实收信托最低则不能低于1000万；而保险金信托具备杠杆原理，只需要通过相对低一些的资金，分期给付，来撬动100-500万左右的保额即可。（二）时效性、办理流程不同家庭信托和家族信托一样，设立初期，就需要一次性拿出一定要求的资金量，即刻签订信托合同，然后开始运作。可以理解为，家庭信托是家族信托的缩小阉割版。家庭信托是投保人和信托公司的事情，没有杠杆，费用是足额转入，立刻运作。而保险金信托，是投保人、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的事情，有杠杆、存在滞后性，保险合同生效后，虽然会跟着签订信托合同，但在此期间，信托账户是空账户，没有资金进入，不会开始运作，只有当保险发生身故理赔，或者生存金积累到开始运作的标准后，才会有资金进入信托，开始运作。（三）信托设立目的、服务内容不同家族信托，以家庭财富的保护、传承和管理为主要信托目的，提供财产规划、风险隔离、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等定制化事务管理和金融服务，覆盖面最广，主要特点是定制和个性化；家庭信托，主要目的是提供风险隔离、财富保护和分配等服务；而保险金信托和家庭信托类似，主要是解决风险隔离、传承过程中如何做到资产的精准分配、收益分配为主，因此后两者更加简单和标准化。（四）投资范围不同家庭信托的投资范围比较单一且标准化，限于以同业存款、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上市交易股票为最终投资标的的信托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以及其他公募资产管理产品；保险金信托类似于家庭信托；家族信托的信托财产投资则更加宽泛灵活，没有明确的投资限制，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委托人需求或者有专业的投资经理决定投资标的及范围，比如股权、保单、艺术品等等，投资策略较为多元化。（五）委托人、受益人不同保险金信托，保单依然受《保险法》监管，因此被保险人需要具备保险利益，且委托人和受益人需要有合理的关系认定，身故保险金信托不能是自益信托；家庭信托也要求，受益人需要是个人或其家庭成员；家族信托更加多元化，委托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家庭，但不能是法人或组织。受益人应当是委托人或者其亲属，且委托人不能是唯一受益人，不能是自益信托。另外，家族信托涉及公益慈善安排的，受益人可以包括公益慈善信托或者慈善组织。（六）信托期限不同相较来说，由于设立家族信托的目的是要做到代际传承，因此家族信托的存续时间最长，即便签订的时间到期也可以延续，可伴随几代人。实践中，国内各机构设立的家族信托合同期限一般是5-50年；保险金信托其次，因为要发生理赔后，资金才进入信托，因此时间周期会长一些，一般信托合同不会写明时间，如果信托财产领取后低于运作标准，就会结束；家庭信托门槛较低，因此目前要求设立最低5年起，没有最长期限的限制。六、结语金融工具都是为了消费者的资金需求、财务分配安排来服务的，不同的工具，设立方式都有其优劣势，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坏，适配更重要。所以无论选择哪一种设立模式，还是需要回归自身的需求，通过梳理家庭的成员情况、传承的需求、资金预算等，再做综合分析，选择最合适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