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安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连某父亲的委托，并经被告的同意，指派丁国安律师担任本案一审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本人会见了本案被告人，查阅了案卷，在充分研究案情的基础上，刚才又通过庭审调查，对本案有了更深刻了解。针对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本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本人认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连某构成诈骗罪是没有异议的。但根据本案的整个案件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我们认为被告人连某具有从轻或减轻的情节,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量刑时参考。一、被告连某在本案中地位次要、起辅助作用，应属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起诉书》不分主犯、从犯，没有区别对待，有欠准确、客观。从刚才庭审调查查明，结合本案的起因来讲，是由另一犯罪嫌疑人（陈某在逃）组织的，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被告人连某也仅处于次要作用。具体地讲：1、被告连某2009年春节刚过，从江西来到广东打工，他是从“中华英才网”投的个人简历，然后被所谓“华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公司”）录用的。作为“中华英才网”这样全国著名的人才招聘网站，被告连某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涉世未深，而且又急于找到工作，他有理由相信所谓“华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正规的公司，主观上只是找一份工作，并没有诈骗钱财的想法。2、实际上，所谓的“华天公司”一直是按照公司的形式进行内部管理的，他们内部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有比较完整的工作流程，甚至还可以公然在全国的许多电视台上发布广告信息。被告连某也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一家公司打工，上述的一切都是由陈某等人在组织、策划，作为被告，连某没有参与上述事项，主观上也并不知情，只是做好“上级”安排的事情。3、公安机关现已查明的诈骗数额高达一百多万元，但连某入职后仅领取过一万多元的工资和提成款，数额极小，也就是说，除了正常公司人员的工资外，绝大部分的投资款均由陈某取走，连某等被告并没有获得特别的诈骗利益。综上所述，连某的身份与陈某等犯罪嫌疑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理应区别对待：连某是在网络上通过正常的应聘渠道进入“华天公司”，并未参与“华天公司”的组织、策划，进入公司前并不存在诈骗的故意；进入公司后，也是按照“上级领导”的安排，履行自己的“职务行为”，诈骗的主观故意较小、参与环节少，名为经理，但实际上做的是业务员的工作，属于工薪人员，并非公司决策层，对公司经营、财务、财产处理方面均没有决策权、处分权，诈骗的事情连某在进入公司后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的，根据主、客观一致原则，连某诈骗主观犯罪故意不明显；诈骗的巨款中被告连某只分得了属于自己工资和少量提成的部分，所以，连某只是被陈某等利用，成为陈某等进行诈骗的一颗棋子，一个工具。特别目前陈某等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在有关案件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处理更应慎重。将被告连某当做主犯进行追究，有违罪刑相一致的原则。二、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数额依法不能认定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连某参与犯罪数额共计人民币80余万元，对此，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害人华某先后被诈骗195000元，被告连某并未参与对华某诈骗的组织、策划工作，在该起诈骗中，连某所起的作用只是诈骗了其中的3万余元，没有连某的参与，不会影响华某其它165000元金额被骗的后果，故华某被骗金额中属于连某诈骗的部分的只有30000元。2）被害人陆某先后被诈骗537000元，连某参与或知情的只有18-20万元，而且控诉书中的业务员肖某实际上属于吴某小组，并不属于连某小组，实际上，该起诈骗连某的业绩也是按9万元的3%进行提成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连某需要承担高达537000元的诈骗金额。由于诈骗罪属财产性犯罪，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该罪属数额犯，即以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作为构成条件。因此，诈骗数额是诈骗犯罪的最重要事实，必须予以认真审查核实，决不能马虎大意，轻易认定。具体到本案，如果要确定诈骗数额，必须有受害人被诈骗数额的证据、被告实际的提成金额证据、受害人陈述、各被告的供述等证据都吻合的前提下才能确定，而本案中，陆某被骗案的操作业务员肖某、刘某均在逃，仅凭个别非直接经手的被告模糊供述，而且模糊供述的数额也只有18-20万元的情况下就将数额巨大的诈骗数额计算到被告连某的身上，显然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对该证明标准，最高院司法解释为：据以定案的各种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各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实；证据之间、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性的，排除了其他可能。以上四点须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为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存在众多事实不清之处，现有的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被告连某诈骗了这么多的金额。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中，指控诈骗数额的证据的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依法不应认定，希望法庭重新审定。三、被告连某没有获得高额的诈骗利益，应当从轻处罚。连某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外（每月2000元），没有其它高额的收入，其业务提成总计只有6000余元，按照3%-5%的提成比例，“华天公司”认可连某的诈骗业务金额（包括连某直接参与和连某管理的业务员）只有12万-20万，而起诉书中指控连某参与犯罪数额达80余万元，显然，与连某实际获得的收入不符，而“业务提成”是确定诈骗数额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四、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已的犯罪行为，并认识到自已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危害性，悔罪和认罪态度较好。本案中，被告人经过从侦查到审查起诉阶段均能如实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特别是今天在法庭上被告人连某的表现，充分表明了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看出他已经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正确的认识，认罪和悔罪态度较好。由此可见，被告人其主观恶性不深，通过今天的庭审和今后的劳动改造,完全可以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并且被告在看守所中积极检举揭发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正在进行核实，建议合议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这一点。五、被告人年少无知，又系初犯，建议酌情从轻处罚资料显示，被告人连某出生于1988年，是所有被告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9年3月左右，即被告人刚刚21周岁。从大学毕业后不久，正处于认识社会的起步阶段，因其认识能力低，辨别能力差，抵制能力弱，往往分不清是非，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等事项的辨别能力有限，被告人籍贯为江西省某市，在广州这样一个远离家乡及亲人的地方，缺少亲人、朋友的关心和监管，在遇到生活困难时又缺少社会和他人的正确引导以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辩护人建议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望能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所述，如果法庭判处连某诈骗罪成立，那么连某也只是受雇佣的犯罪行为辅助参与者之一，连某仅应对入职期间实施或参与的诈骗数额承担次要法律责任，而且年轻不懂法，主观恶性较轻，请法庭在量刑上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重新认定诈骗金额，从轻处罚，公正判决。此致宜秀区人民法院辩护人：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丁国安律师二0一0年三月十六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张某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现结合庭审情况，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一、应依法认定原、被告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判令不准离婚。具体理由如下：1、从本案事实看，原、被告于2010年相识后建立恋爱关系，并于2011年登记结婚，完整地走过了从相识到相恋再到结婚的过程，至今已两年有余，婚后原告在公司上班，被告居家料理家务，被告与原告及其家人相处一直较为融洽，而且原被告双方祖籍均为怀宁，双方家庭知根知底，原告在法庭上表示，结婚后被告的衣食住行都由其负担，而且亲力亲为，很难想象夫妻感情完全破裂的丈夫能做到这一点，以上情况充分证明，原、被告双方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但其后原告因受不住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而要求与被告离婚，被告以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宽容、善良、质朴默默地承受着原告及其家人对其造成的伤害，因为在被告的心中，婚姻不是儿戏，感情更不是儿戏，是要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非常负责任的很严肃的事情，不能说离就离。至于原告代理人认为被告拿走了电脑、被子就是准备离婚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被告现在在外居住，以上拿走的物品都是为其生活所需，从陪嫁6床被子但被告只拿走其中的两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2、从法律规定看，本案不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列举的应准予离婚的四种情形：①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②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③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④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综上所述，在夫妻生活中，有时争吵是正常的，但不应动辄就以离婚作为解决问题的前提，而是要通过加强沟通，原被告双方才有和好的可能，为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所以被告代理人请求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二、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应依法确定夫妻共同财产，以保障被告合法权益《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原告当庭陈述自己有养老保险金以及3万元以上的住房公积金等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原被告还有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电脑桌、厨房用具等等日常生活所需的夫妻共同财产，按照以上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在依法查明本案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按照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依法予以判决。三、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因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万元彩礼礼金及黄金首饰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理由有以下三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就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了专门规定，明确了返还彩礼的三种法定条件：(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上述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显然本案并不符合以上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原告提交的所谓的村委会证明无法证明原告生活困难，因为原告当庭陈述2007年就已经上班了，而且原告居住地在合肥，并不在出具证明的村委会。2、被告在出嫁时，按照风俗习惯，其父母放入了5万元人民币在陪嫁的箱子里作为“压箱钱”，原告也当庭承认了这5万元的存在，原被告争议的只是这5万元后续的使用方式及其实际去向，并不能改变被告陪嫁了5万元“压箱钱”的事实。3、虽然给付彩礼这种风俗不予提倡，但是法律也并没有禁止，实际上这种风俗习惯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现代社会中还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属于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原告索要彩礼的行为，既违背了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也违背了善良的民风民俗，违背了善良做人的基本准则，这种行为不应该得到法庭的支持，请法庭依法驳回。四、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原告应给予被告适当帮助《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这是婚姻法设立的离婚救济制度，是对离婚可能引起的消极后果的一种补救措施，旨在保护弱势群体，体现抚弱济贫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本案中，原告在合肥的某集团公司上班，月收入较高，而被告为了料理家务，一直没有上班，原告为了标榜自己对家庭的贡献，也当庭陈述被告的所有生活来源都依赖原告的收入，如果骤然离婚，被告将马上陷入居无定所、食无所依的境地。请求法院考虑以上实际情况，依法判决原告支付被告2万元经济扶助金，以解决被告离婚后的生活困难问题。综上所述，原被告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有和好的可能性，被告不同意离婚；如果法院判决离婚，请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被告离婚后的实际生活需要，除依法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外，应另行判决原告给予被告以生活帮助。法律是幸福的守护者，是善良的最后一根救命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人民法院也一定能够排除一切干扰，依法办事，还弱势被告一个公正的判决。代理人：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丁国安律师2012年12月7日

案情回放：2010年9月某一天，苏某醉酒驾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由于疏忽观察，碰撞行人汪某，造成汪某当场死亡。汪某亲属一纸诉状将苏某及其驾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等告上法庭，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辩，保险公司认为，由于苏某属醉酒驾驶，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保险公司除了垫付抢救费用外，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不负责垫付和赔偿。但最后法院的判决，依法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了赔偿责任。丁律师点评：本案的焦点在于苏某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的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的判决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交通事故当事人过错责任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所主张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只明确了保险公司在驾驶人醉酒等情形下对垫付抢救费用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及对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内容，但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没有明确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保险公司免赔的主张只能对抗被保险人，但不能对抗交通事故第三者（受害人及其家属），对第三者（受害人及其家属）直接起诉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保险公司赔偿后可另行追偿。

案情回放：2009年4月某一天，姚某驾驶一辆轿车，在横过马路时，与正在下班途中的陆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陆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姚某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姚某与陆某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协议达成后，姚某赔偿了部分款项，在剩余款项未得到赔付的情况下，陆某第一次手术出院后，一纸诉状将姚某、轿车投保的保险公司等告上法庭，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以姚某和陆某已达成赔偿协议为由进行抗辩，最后经法院判决，陆某获得了10多万元的赔偿。2010年，陆某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摘除身上的钢板），再次将几被告告上法庭，法庭依法进行了审理，对陆某第二次手术等相关费用，判决由几被告再次承担赔偿费用。问题一、双方达成了协议后还可以起诉吗？丁律师点评：本案的焦点之一在于当事人达成协议后，协议的一方能否撇开协议另行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杨某在赔偿了协议中的部分款项后，对于协议中的剩余款项拒绝赔付，所以，陆某有权撇开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而直接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提起诉讼。在此丁律师特别提醒，为避免讼累，事故发生后既然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就应按约履行，以免进一步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问题二、发生交通事故后二次手术没有完成可以起诉吗？丁律师点评：现实生活中，很多当事人在发生了交通事故后，一方面由于减少了收入来源，另一方面由于治疗的需要还要花费大量的费用，由于当事人担心二次手术没有完成，不敢到法院起诉主张赔偿，结果造成生活十分窘迫。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出院后当事人就可以起诉，至于第二次手术的费用，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的形式进行评定直接主张，也可以待第二次手术实际完成后另行起诉，两者均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本案中，陆某就是待第二次手术后另行起诉的。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张某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现结合庭审情况，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一、应依法认定原、被告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判令不准离婚。具体理由如下：1、从本案事实看，原、被告于2010年相识后建立恋爱关系，并于2011年登记结婚，完整地走过了从相识到相恋再到结婚的过程，至今已两年有余，婚后原告在公司上班，被告居家料理家务，被告与原告及其家人相处一直较为融洽，而且原被告双方祖籍均为怀宁，双方家庭知根知底，原告在法庭上表示，结婚后被告的衣食住行都由其负担，而且亲力亲为，很难想象夫妻感情完全破裂的丈夫能做到这一点，以上情况充分证明，原、被告双方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但其后原告因受不住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而要求与被告离婚，被告以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宽容、善良、质朴默默地承受着原告及其家人对其造成的伤害，因为在被告的心中，婚姻不是儿戏，感情更不是儿戏，是要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非常负责任的很严肃的事情，不能说离就离。至于原告代理人认为被告拿走了电脑、被子就是准备离婚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被告现在在外居住，以上拿走的物品都是为其生活所需，从陪嫁6床被子但被告只拿走其中的两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2、从法律规定看，本案不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列举的应准予离婚的四种情形：①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②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③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④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综上所述，在夫妻生活中，有时争吵是正常的，但不应动辄就以离婚作为解决问题的前提，而是要通过加强沟通，原被告双方才有和好的可能，为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所以被告代理人请求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二、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应依法确定夫妻共同财产，以保障被告合法权益《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原告当庭陈述自己有养老保险金以及3万元以上的住房公积金等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原被告还有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电脑桌、厨房用具等等日常生活所需的夫妻共同财产，按照以上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在依法查明本案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按照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依法予以判决。三、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因原告要求被告返还2万元彩礼礼金及黄金首饰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理由有以下三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就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了专门规定，明确了返还彩礼的三种法定条件：(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上述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显然本案并不符合以上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原告提交的所谓的村委会证明无法证明原告生活困难，因为原告当庭陈述2007年就已经上班了，而且原告居住地在合肥，并不在出具证明的村委会。2、被告在出嫁时，按照风俗习惯，其父母放入了5万元人民币在陪嫁的箱子里作为“压箱钱”，原告也当庭承认了这5万元的存在，原被告争议的只是这5万元后续的使用方式及其实际去向，并不能改变被告陪嫁了5万元“压箱钱”的事实。3、虽然给付彩礼这种风俗不予提倡，但是法律也并没有禁止，实际上这种风俗习惯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现代社会中还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属于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原告索要彩礼的行为，既违背了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也违背了善良的民风民俗，违背了善良做人的基本准则，这种行为不应该得到法庭的支持，请法庭依法驳回。四、如果法院判决离婚，原告应给予被告适当帮助《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这是婚姻法设立的离婚救济制度，是对离婚可能引起的消极后果的一种补救措施，旨在保护弱势群体，体现抚弱济贫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本案中，原告在合肥的某集团公司上班，月收入较高，而被告为了料理家务，一直没有上班，原告为了标榜自己对家庭的贡献，也当庭陈述被告的所有生活来源都依赖原告的收入，如果骤然离婚，被告将马上陷入居无定所、食无所依的境地。请求法院考虑以上实际情况，依法判决原告支付被告2万元经济扶助金，以解决被告离婚后的生活困难问题。综上所述，原被告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有和好的可能性，被告不同意离婚；如果法院判决离婚，请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被告离婚后的实际生活需要，除依法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外，应另行判决原告给予被告以生活帮助。法律是幸福的守护者，是善良的最后一根救命草。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人民法院也一定能够排除一切干扰，依法办事，还弱势被告一个公正的判决。代理人：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丁国安律师2012年12月7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连某父亲的委托，并经被告的同意，指派丁国安律师担任本案一审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本人会见了本案被告人，查阅了案卷，在充分研究案情的基础上，刚才又通过庭审调查，对本案有了更深刻了解。针对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本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本人认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连某构成诈骗罪是没有异议的。但根据本案的整个案件事实、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我们认为被告人连某具有从轻或减轻的情节,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量刑时参考。一、被告连某在本案中地位次要、起辅助作用，应属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起诉书》不分主犯、从犯，没有区别对待，有欠准确、客观。从刚才庭审调查查明，结合本案的起因来讲，是由另一犯罪嫌疑人（陈某在逃）组织的，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被告人连某也仅处于次要作用。具体地讲：1、被告连某2009年春节刚过，从江西来到广东打工，他是从“中华英才网”投的个人简历，然后被所谓“华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公司”）录用的。作为“中华英才网”这样全国著名的人才招聘网站，被告连某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涉世未深，而且又急于找到工作，他有理由相信所谓“华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正规的公司，主观上只是找一份工作，并没有诈骗钱财的想法。2、实际上，所谓的“华天公司”一直是按照公司的形式进行内部管理的，他们内部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有比较完整的工作流程，甚至还可以公然在全国的许多电视台上发布广告信息。被告连某也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一家公司打工，上述的一切都是由陈某等人在组织、策划，作为被告，连某没有参与上述事项，主观上也并不知情，只是做好“上级”安排的事情。3、公安机关现已查明的诈骗数额高达一百多万元，但连某入职后仅领取过一万多元的工资和提成款，数额极小，也就是说，除了正常公司人员的工资外，绝大部分的投资款均由陈某取走，连某等被告并没有获得特别的诈骗利益。综上所述，连某的身份与陈某等犯罪嫌疑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理应区别对待：连某是在网络上通过正常的应聘渠道进入“华天公司”，并未参与“华天公司”的组织、策划，进入公司前并不存在诈骗的故意；进入公司后，也是按照“上级领导”的安排，履行自己的“职务行为”，诈骗的主观故意较小、参与环节少，名为经理，但实际上做的是业务员的工作，属于工薪人员，并非公司决策层，对公司经营、财务、财产处理方面均没有决策权、处分权，诈骗的事情连某在进入公司后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的，根据主、客观一致原则，连某诈骗主观犯罪故意不明显；诈骗的巨款中被告连某只分得了属于自己工资和少量提成的部分，所以，连某只是被陈某等利用，成为陈某等进行诈骗的一颗棋子，一个工具。特别目前陈某等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在有关案件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处理更应慎重。将被告连某当做主犯进行追究，有违罪刑相一致的原则。二、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数额依法不能认定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连某参与犯罪数额共计人民币80余万元，对此，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害人华某先后被诈骗195000元，被告连某并未参与对华某诈骗的组织、策划工作，在该起诈骗中，连某所起的作用只是诈骗了其中的3万余元，没有连某的参与，不会影响华某其它165000元金额被骗的后果，故华某被骗金额中属于连某诈骗的部分的只有30000元。2）被害人陆某先后被诈骗537000元，连某参与或知情的只有18-20万元，而且控诉书中的业务员肖某实际上属于吴某小组，并不属于连某小组，实际上，该起诈骗连某的业绩也是按9万元的3%进行提成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连某需要承担高达537000元的诈骗金额。由于诈骗罪属财产性犯罪，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该罪属数额犯，即以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作为构成条件。因此，诈骗数额是诈骗犯罪的最重要事实，必须予以认真审查核实，决不能马虎大意，轻易认定。具体到本案，如果要确定诈骗数额，必须有受害人被诈骗数额的证据、被告实际的提成金额证据、受害人陈述、各被告的供述等证据都吻合的前提下才能确定，而本案中，陆某被骗案的操作业务员肖某、刘某均在逃，仅凭个别非直接经手的被告模糊供述，而且模糊供述的数额也只有18-20万元的情况下就将数额巨大的诈骗数额计算到被告连某的身上，显然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对该证明标准，最高院司法解释为：据以定案的各种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各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实；证据之间、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性的，排除了其他可能。以上四点须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为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存在众多事实不清之处，现有的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被告连某诈骗了这么多的金额。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中，指控诈骗数额的证据的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依法不应认定，希望法庭重新审定。三、被告连某没有获得高额的诈骗利益，应当从轻处罚。连某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外（每月2000元），没有其它高额的收入，其业务提成总计只有6000余元，按照3%-5%的提成比例，“华天公司”认可连某的诈骗业务金额（包括连某直接参与和连某管理的业务员）只有12万-20万，而起诉书中指控连某参与犯罪数额达80余万元，显然，与连某实际获得的收入不符，而“业务提成”是确定诈骗数额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四、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已的犯罪行为，并认识到自已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危害性，悔罪和认罪态度较好。本案中，被告人经过从侦查到审查起诉阶段均能如实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特别是今天在法庭上被告人连某的表现，充分表明了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看出他已经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正确的认识，认罪和悔罪态度较好。由此可见，被告人其主观恶性不深，通过今天的庭审和今后的劳动改造,完全可以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并且被告在看守所中积极检举揭发其它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正在进行核实，建议合议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这一点。五、被告人年少无知，又系初犯，建议酌情从轻处罚资料显示，被告人连某出生于1988年，是所有被告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是2009年3月左右，即被告人刚刚21周岁。从大学毕业后不久，正处于认识社会的起步阶段，因其认识能力低，辨别能力差，抵制能力弱，往往分不清是非，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等事项的辨别能力有限，被告人籍贯为江西省某市，在广州这样一个远离家乡及亲人的地方，缺少亲人、朋友的关心和监管，在遇到生活困难时又缺少社会和他人的正确引导以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辩护人建议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望能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所述，如果法庭判处连某诈骗罪成立，那么连某也只是受雇佣的犯罪行为辅助参与者之一，连某仅应对入职期间实施或参与的诈骗数额承担次要法律责任，而且年轻不懂法，主观恶性较轻，请法庭在量刑上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重新认定诈骗金额，从轻处罚，公正判决。此致宜秀区人民法院辩护人：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丁国安律师二0一0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