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恩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法律规定，本人接受被告乌鲁木齐得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该公司与原告吐鲁番市葡城环卫清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本人现就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几点代理意见，供法庭予以商榷：一、本人认为，本案实际是一起政府采购行为引发的合同纠纷。而按照《政府采购法》第１５条规定，原告作为企业是不具备政府采购活动的法定主体资格。二、事实证明，在这次政府采购车辆活动中，吐鲁番市政府采购中心作为政府采购的合法代理机构，己经按照法定程序面向社会进行了公开招标，并且武汉汉福专用车有限公司己经中标。同时该公司也收到了吐市政府采购中心发来的“中标通知书”。可是后来这一政府采购行为竟然由原告一个企业与被告签订了合同。但是按照《政府采购法》第７１条第６项的规定，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三、我们认为，原告作为企业，明知自己不具政府采购的主体资格，而且知道吐市政府采购中心己经把“中标通知书”发给了中标单位。自己却不顾法律规定，而积极与被告车辆买卖合同。应属于严重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那么，按照《合同法》规定，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下所签定的合同都属于无效合同。四、退一步讲，既就是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有效。被告也一定向法定提供大量证据，证明了自己不能依约履行合同是由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所造成。按照《合同法》第１１７条规定，应当全部免除赔偿责任。五、从我国民事立法的目的和本意来看，是为了实现公平、公正、过错归责的原则。而在本案中，不论被告是否履行合同，都没有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因此，原告若坚持要求被告赔偿，显然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通过事实证明：（一）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完全属于为无效合同，对双方根本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二）既就双方的合同有效，被告也没有故意违约；（三）不论被告是否违约，对原告都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因此，本人认为，原告的诉讼主張和要求，是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应当被依法驳回。代理人：杨宝恩２007年10月29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法律规定，本人受吐鲁番市浩然法律服务所的指派，接受上诉人吴兴军的委托，担任他与被上诉人徐新军、徐新故意伤害赔偿一案的二审诉讼代理人，本人现就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几点代理意见，供合议庭予以商榷：一、本人认为就被上诉人徐新军自已在一审法庭调查时的供述来看，徐新建仅因与上诉人弟弟吴新洲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土地纠纷，竟于2007年10月23日20时许，非法侵入吴新洲住宅，大打出手，对吴新洲拳脚相夹，故意伤害。当上诉人路过此处，看见徐新建、徐新平正在殴打吴新洲，为了避免弟弟吴新洲继续遭受两名被上诉人的不法侵害，上诉人便采取正当防卫，实施阻拦，与被上诉人撕扯。而徐新建反羞成怒，则拿出准备好的刀具朝上诉人头部、胸部连砍数刀，徐新平又借机操起铁锨猛击上诉人背部，致上诉人倒在血泊之中。从这些情况来看：（一）表现出了两名被上诉人当时极为凶残。（二）两名被上诉人在主观上是出自故意的。（三）两名被上诉人在客观上己对上诉人及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四）两名被上诉人的行为对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己带来了严重威胁。（五）上诉人与两名被上诉人的撕扯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可是，原审却在国家一再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严励打击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的同时，却轻判两名被上诉人各六个月拘役和判决两名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90%的损失。显然原审对两名被上诉人的量刑不当，对民事判决缺乏法律根据。二、原审在民事判决中，判令被上诉人徐新建、徐新平承担上诉人被故意伤害后90%的赔偿责任，这就意味着上诉人在遭受侵害时也有过错，应自行承担10%的损失。那么，上诉人在自己弟弟家住宅，为了避免弟弟遭受正在行凶的不法侵害，与犯罪分子进行博斗、撕扯，到底有什么过错？为什么原审还要把10%的损失留作上诉人承担哪？显然原审的判决于法不符，是不公平的。三、本案属于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首先涉及到上诉人是否构成伤残，作为原审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应当申请司法鉴定。而原审却没有告知，从而使上诉人无法向被告主张伤残赔偿金，为此，建议二审委托有关部门对上诉人的伤残程度进行司法鉴定，并判令两名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伤残赔偿金。四、本人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要求两名被上诉人赔偿其精神损失费80000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受到依法支持。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在2000年12月4日出台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并且规定了“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在此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1年2月26日出台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而在《解释》第一条又规定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同时，还在《解释》中第十二条特别规定了“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有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这就证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后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己经替代废止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就有了法律依据，就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五、关于两名被上诉人徐新建、徐新平提出的上诉，本人认为，纵观全案分析，他们在铁的事实面前，仍然以种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罪责，立图逃避法律制裁，本身就是对法律进行挑衅，更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认罪态度极其顽固，更应当从严惩处。综上所述，本人认为上诉人吴新军的上诉事实清楚，理由充分，请求合法，应当受到依法支持。相反被上诉人徐新建、徐新平的上诉，其理由不能成立，应当被依法驳回。为此，呈请二审对本人的代理意见能予以充分考虑，以确实保护上诉人吴新军的合法权益作出公正判决为盼。代理人：吐鲁番市浩然法律服务所杨宝恩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５８条规定，本人接受原告宋新天、宋新光、宋利力、宋艾枝、宋英等人的委托，担任他们与被告张玉光、吐鲁番联运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本人现就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予以商榷参考。一、关于本案基本事实，吐鲁番市公安局交警队虽然在【２００７】第０２１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４时０２分，张玉光驾驶新K１６９６６号轿车沿西环路由北向南行驶歪葡萄王前时与正在由东向西横穿西环路的行人宋廷中（即：五名原告之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行人宋廷中当场死亡车辆轻微受损。双方负同等事故责任”。但是，本人认为，关于本案基本事实中有一个最根本问题必须提请法庭注意，那就是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是车与人碰撞，是车致人死亡。对此，我们可以依据优者危险负担和道路通行的路权理念进行比较分析。所谓优者危险负担，是指在交通事故中，以车辆冲撞在物理上危险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之优劣来分配其危险责任。这是因为机动车具有较高程度的危险，不能采用一般的过失标准衡量受害人的行为，优者危险负担可以调整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公平分担责任。对于道路交通法规注意义务的轻重，还应将车辆而生的危险性列入考虑之中，如汽车的力量比人为优；汽车的速度、制控、回转能力比人为先；汽车的硬度、重量、大小比人为优，故由优者负担危险。另外，综合判断原告之父宋廷中于凌晨４时在西环路锻炼身体而通过或穿行路面，首先应当是一种合法行为。二、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民事赔偿责任确认，本人认为，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交通事故致损案件中，通常以为，只要经过交通部门对事故责任做出认定，即明确了损害双方的赔偿责任。这种理解是完全将行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混为一谈，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交通部门对事故双方责任的认定是一种行政确认，是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的过失作出的判断，是一种证据，法院可以采信，也可以不采信。而民事赔偿责任则是一种法律义务，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完全取决于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即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确立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体系，内容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由此可见，该条确立了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对于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１）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无过错责任；（２）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责任；（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适用无过错责任。由此可见，将机动车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确定为无过错责任，重新纳入法律轨道，与《民法通则》第123条之规定相辅相成，顺应了历史和当代世界各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立法的发展潮流和方向。事实上，交通事故致损案件是特殊的侵权案件。《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机动车是一种高速运输工具，属于对周围环境具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因此，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包括存在损害事实、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不包括过错。也就是说机动车一方在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即便没有过错，只要存在损害事实，机动车一方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机动车一方就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03年3月26日，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指出：“近年来，交通事故案件大量上升，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遇到了一些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在审理机动车致非机动车一方人员伤亡的案件时，应当贯彻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原则。机动车行为人在无过错的情况下造成非机动车一方人员伤亡的，除非出于受害人自杀等行为人难以控制的情形，行为人仍应给受害人适当的赔偿；在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即使受害人有重大过失，也只能按照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而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更不能判决过错相抵后再要求受害人赔偿机动车一方损失。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对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实际上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三、关于本案诉讼主体的问题在本案中，根据吐鲁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吐市公交认字【２００７】第０２１号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造成原告之父宋廷中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凌晨４时０２分的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虽然是被告张玉刚。但客观事实又证明张玉刚系吐鲁番联通公司的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正是驾驶着吐鲁番联通公司的新K１６９６６号轿车。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根据这一规定，被告张玉刚作为吐鲁番联通公司职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原告之父人身损害，以至死亡，则由职员与雇主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吐鲁番联通公司都是此次民事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四、关于各项赔偿项目的主张和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十八条、第十七条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公布的２００６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出收入等各项统计指标》。经计算：1、原告之父的死亡赔偿金应为：４５６００元；计算方式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９１２０元/年×５年=４５６００元。2、原告之父的丧葬费应为：８９０９.5元；计算方式为在岗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１７８１９元×５０％=８９０９.５元。３、５亲属（即５个子女）误工费应为：３２５１.97元计算方式为在岗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１７８１９元÷３６５天×５人×１０天=３２５１.97元４、交通费应为：３５８４元；（有实际票据）５、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为：50000元；（即：５名子女，每人１００００元）理由是：按照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交通事故遭受精神损害，权利人有权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在本案中，原告之父宋廷中虽己年迈，却子孙满堂，并且儿女孝顺，幸福有佳。反而遭受交通事故侵害，惨死在被告的车轮下，显然五名原告作为死者儿女所遭受的精神打击是难以言表的：（1）是原告不愿看到自己的父亲非正常死亡而惨死在他人的车轮下。（２）是原告刹时遭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３）是原告日后难以向自己的子孙交待，终生受人一抦，落下了对老人照顾不周，为人不孝的骂名。因此，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从保护弱者，以人为本的角度考虑，充分支持原告的诉请，而作出公正判决。代理人：吐趾番市法律服务中心杨宝恩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

尊敬的审判员：吐鲁番市浩然法律服务所接受原告田×的委托，指派本人做为其与被告余××离婚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经过今天开庭审理，我认为本案的事实已非常清楚，现就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诚望法庭予以釆纳。一、被告长期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已导致原被告夫妻感情彻底破裂。1、关于被告殴打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46条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根据该规定，只要行为人对其家庭成员实施一次暴力行为并已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则构成“家庭暴力”。另外，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一份由吐鲁番市老城路街道苏公塔社区出具的《证明》，一份由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XT光片》，就已充分证明了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2、原被告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应依法准予离婚。首先，通过大量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其次，通过被告的答辩。可以看出，原被告的婚姻已经完全失去了相互爱护、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基础，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二、在本案中，被告实施家庭暴力显然是存在过错，应依法对原告予以赔偿。通过庭审调查，不难看出，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不仅此一次，而是经常性的，结婚不到两年时间，就开始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由于被告的暴力行为已使原告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造成原告有家不敢归，害怕碰见被告，并不得不离开生活已久的家。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原告有权要求损害赔偿，该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因此，被告作为过错方，就应向无过错方的原告支付的精神抚慰金5万元，同时还应支付原告今后就医治疗的费用。三、关于婚生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另外，结合本案实际，现原被告的三个子女均己十岁以上，且都要求跟随其被告生活。作为原告当然是不能强求和违迫子女意愿，只能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原告尽可能的满足子女要求，支付其抚养费。四、关于原被告共同财产的分割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本案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分割的财产，包括婚后重新申请的宅基、新建的房屋、新分得的责任田，在庭审调查中已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本案被告对于导致双方离婚有过错和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应当适当多分，而被告应当少分或者不分。五、原告为家庭付出较多，现生活困难，被告应给予原告在住房等方面的经济扶助。多年来，原告巳把所有的收入全都投入到了子女的抚养、家庭的生活当中，在离婚后显然是身无分文，加上现身体残疾，根本没有生活来源，就连基本的栖身之处也没有。对此，《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因此，被告应给予原告以经济和住房等方面的扶助。综上所述，本人认为：本案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严重地伤害了原告的身心健康，原告请求判决离婚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当予以准许，请法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代理人：杨宝恩2013年4月8日

关于马*与杨*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代理词尊敬的审判员：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本人接受被告马某的委托，担任她与原告杨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现就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几点代理意见，供法庭予以考虑。一、原、被告在离婚时，虽属自愿协商，在吐鲁番市民政局办理的离婚登记，并协商将婚生女杨××交由被告抚养。但在离婚后，被告却违背诺言，故意违反《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非法剥夺原告对孩子的探视权，将孩子转移它处，造成原告母女难以相见。被告的行为已严重的伤害了原告母女的亲情及感情。由此可见，被告根本不懂得人间骨肉分离的痛苦。尚若由被告继续抚养和监护子女，显然会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教育不利。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规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再结合本案事实证明，原、被告的婚生子女杨××出生于2011年11月14日，显然不足两周岁，应当依法变更为原告抚养。三、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因此，原告在请求变更子女抚养、监护权的同时，结合吐鲁番生活水平状况，要求被告每月支付孩子抚养500元，显然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应当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护。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代理人：吐鲁番市浩然法律服务所杨宝恩2013年2月6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人受吐鲁番市浩然法律服务所的指派，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接受原告王女士的委托，担任她与被告某军区房地产管理局某办事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现就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几点代理意见，供法庭予以考虑。一、关于原被告的房屋租赁合同效力问题。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五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显然不难看出，被告于2008年1月15日向原告发出《某军区空余房地产租赁项目招标文件》，就属于要约邀请。而且，双方还在2008年2月15日签订了《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这就充分证明了原告已对被告的要约邀请作出了承诺表示。因此，按照《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被告再不得撤销要约邀请的內容。其次，被告既然再不得撤销发出的《招标文件》內容，而且双方已签订了《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由此说明被告发出的《招标文件》，就必然成为了双方的《房地产租赁合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均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约朿力。二、被告在履行合同中的违约行为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事实证明，自双方于2008年2月20日签订了《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之后，原告己按照《合同》第四条、第六条约定，向被告交付了三年租金99万元，还向被告交付了5万元保证金。并且在该合同期满后，被告也按照2008年1月15日发出的《房地产租赁项目招标文件》第一项要约条件，与原告签订了第二轮《租赁合同》。虽然在签订后是被告单方撑管着合同，侵反了原告的合同持有权。但是，被告却按照第二轮《合同》约定，收取了原告第一年的租金。由此说明，双方已正式开始履行了第二轮《租赁合同》。可是，在第二轮合同履行期间，被告为了单方抬高租金，竟以欺诈手段对原告谎称“要对出租的房屋进行竞价招租，最终以出价高者中标”，使原告信以为真，讳心地“同意”终止第二轮《租赁合同》。后来，通过公开招标，原告以出价最高而中标，被告却拒与原告签仃房地产租合同。由此可见，被告的“竞价招租”行为纯属一种骗局。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及签订的合同，均属于无效合同和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应当确定原告在受到被告欺诈之后，所作出的“同意”终止第二轮《租赁合同》这一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同时，也不难看出，是被告在履行合同期间故意违约，单方终止了合同。三、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1、按照《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结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即：被告）收取乙方（即：原告）5万元租赁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后应退还。另外，按照《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第十条约定，若甲方违约，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6万元。而且事实证明，被告在履行第二轮合同期间，以欺诈手段终止了合同，就属于违约行为。可是，被告却至今既没有退还原告的5万元保证金，也没有支付原告的违约。因此，本人认为原告要求被告退还保证金及支付其违约金，是具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应当得到依法支持。2、《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明确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结合本案，首先不难看出，被告在2012年3月20日举办军队房地产竞价招租活动之前，以竞价招租名义收取原告10万元保证金，而在原告中标之后，既不将租赁物租给原告，又不退还给原告该保证金。显然被告所取得的该项财产就属于不当利益。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其10万元，应当得到法律支持。四、关于被告的主张和抗辩。1、被告辩称“被告不退还原告的合同保证金5万元，是因为原告在履行第一轮合同期间，没有按期交付租金”。对此，本人认为，被告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第一轮合同期满后，双方均没有对合同的履行情况提出异议，就订立了第二轮合同，而且被告还收取了原告的第二轮合同的第一年租金。这就证明双方对履行第一轮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均无异议。那么，被告事后再无端扣取原告保征金，显然与法无据。2、被告辩称“不退返原告10万元招租保证金，是因为原告不搬出租房，原告应付相应时间的租金”。但是，本人认为，第一、原告已按照被告的招租文件，参加了投标，并中标。而是被告不讲信誉，不守承诺，将原告中标的标的物擅自另租给他人，本身就存在着过错。而原告在维权当中不搬出租房，属于正确行施不安抗辩权的行为，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综上所述，通过事实证明和法律规定。显而易见，原告的诉讼，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合法。被告的答辩与法无据。为此，呈请法庭能对本人的代理意见予以充分考虑，以切实保护原告的合法利益为盼。代理人：杨**2013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