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传福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经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开庭前会见了被告人，查阅、研究了案卷材料，刚才又参与法庭调查，听取了公诉人的意见，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2010年9月即开始销售假冒“好想你”注册商标的商品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本案被告人虽然从2010年9月份开始销售假冒“好想你”注册商标的商品，但被告人并不知道该产品系假冒的，从被告人供述以及法庭调查中，可以看出被告人知道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时间是郑州开始严查互联网上假冒“好想你”厂家销售的好想你大枣系列产品，也就是是2011年3、4月份，而不是起诉书指控的2010年9月，所以认定被告人违法时间的指控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根据刑法第214条的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主观上必须是明知所销售的商品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必要条件。行为人如果不明所销售的商品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则因为缺乏主观犯意，不能构成本罪。所以本案被告人***在2011年3月份之前，由于不知其销售的产品是假冒的，缺乏主观故意，所以在这之前的数额不能认定为被告人违法犯罪的数额。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违法销售的假冒商品价值为475506.61元依法不能成立。1，本案中，公诉机关据以采信的违法销售的假冒商品价值，完全是淘宝网上的销售记录的金额，辩护人认为该记录并不能证明被告人所销售商品的真假情况。首先，该记录仅仅反映的是被告人网上成交情况，但并不能证明被告人销售的商品系假冒的，公诉机关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所销售的商品是假冒的，也没有对所销售过的商品进行过抽样鉴定，所以我们无从得知该商品是否是假冒的。既然真假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就更谈不上违法销售金额了。其次，被告人虽然承认其销售的产品可能是假冒的，但其只是推测可能是假的，因为其并没有见过该产品，该产品也不是被告人向客户发的货。所以在涉案产品没有被鉴定的情况下不能仅通过被告人的推测就认定是假冒的。2，被告人网上销售记录货值金额不能等同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数额。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又是数额犯，行为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淘宝网上的销售记录金额为508037.51元，但这并不是被告人***销售假冒产品的数额，其中部分产品是真的，部分是被告人自买自卖的，关于这一点公诉机关也是持肯定意见的。因此，不能将淘宝网上销售金额等同于被告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数额。虽然，公诉机关已减去被告人自买自卖的，涉及销售金额为22526.5元，正规厂家进的货，涉及销售金额10004.4元，两项共减去32530.9元。但上述情况，很多都是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据本案情况，被告人***网上销售的产品都是王良发的货，被告人对于每一次买卖，并没有接触过货，所以，每次货物的真假，被告人也无从知晓。辩护人认为，要证明被告人出售的产品是假冒的，公诉机关还应当提供购货人方面的相关信息，来证明被告人出售的货物是假的，因此，要证明被告人出售的产品是假的，公诉机关还应当向每一个购买人了解产品的真实情况。三、本案指控被告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机关对于其指控的犯罪，应当负有举证责任，而辩护人举证是其举证权利，而不是义务。根据公诉机关的现有证据，指控被告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证据明显不足。首先，公诉机关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结论来证明被告人销售的产品是假冒的，证据明显不充分，因为该鉴定结论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合议庭不应采信。首先，该证据完全是被侵权单位单方出具的，不是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出具的，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于2011年1月10日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对货值金额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法定的，国家认可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依据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颁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机构估价确定。其次，起诉书认定的被告人销售金额是已成交的，也就是说，已经卖出去的，该鉴定仅针对的是没有卖出去的，所以，该鉴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此外，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出售的大枣系列产品价格便宜，就认定是假冒，这种观点，无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价格是市场形成的，同一产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价格就可能不同，不能因为便宜就认为是假的。如果是厂家处理保质期降至的产品，因为是处理价格便宜，就可以认为是假的吗，很显然不能。所以，公诉机关的这种推论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完全依据推测去定罪，也是违背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所以，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被告人***是自愿认罪，且认罪态度较好，并有悔罪表现。被告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案发后抱着悔改、服罪的正确态度，配合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对其进行法律制裁，在接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讯问时，也是积极配合、主动交待案件的全部经过，没有任何隐瞒，并表明服从司法机关的处理。辩护人恳切要求法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自动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五、被告人***是偶犯、初犯。被告人***一向遵纪守法，此次违法主要是由于对国家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学习不够，认识不足，贪图小利，偶起犯意，实属偶然失足，是初犯。故辩护人恳请法庭，考虑到被告人***的实际情况，本着教育、挽救的司法理念，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综上所述，被告人***自愿认罪，并有悔罪表现，又是偶犯初犯。被告人此次涉足犯罪，于2011年10月18日被刑事拘留，已整整羁押了近一年，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饱偿牢狱之苦，而且在经济上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真可谓得不偿失，悔之莫极。谨此，辩护人恳切要求法庭，充分考虑上述实际情况，采取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乔传福2012年8月2日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接受***父亲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的一审辩护人，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有关法律，依法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本案被告人***系未成年人，对其涉嫌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在犯案时未满18周岁系未成年人，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为正确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同时根据刑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和矫正。相信***本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增强了法律意识，因此，特请求法院以体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同时着重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从轻或减轻判处被告人***，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使得被告人***能够早日投入到社会中去，好好学习，发挥其特长，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根据河南省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和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第十七条第二款，应当减少基准刑的20%-50%。二、被告人***在其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从被告人及其他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看出，在被告人***所参与的犯罪中，从犯意的提出，到对犯罪活动的主导，到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再到赃款的控制与使用等各方面来看，***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都是起着辅助作用，其犯罪在别人教唆下实施的。根据《刑法》第27条之规定，应认定为从犯。根据河南省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之规定，对处于从犯地位的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较轻的，应当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三、被告人***东系初犯、偶犯，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有悔罪表现。根据河南省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9条之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四、***当庭自愿认罪。被告人***在归案后，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无翻供表现，认罪态度、悔罪态度好。同时，在今天的法庭上，被告人***的诚恳交代，认罪伏法的态度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颁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给予从轻处罚”之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予充分考虑与采纳。根据河南省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6条之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五、被告人***犯罪动机是跟随他人打架，其主观恶性不大，犯罪后果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本次抢劫过程中，***仅分得了1000元。而且，通过法庭的调查，***是在别人的教唆下才产生的犯罪意图，同时他本人一直认为是跟着别人出去打架，才跟随他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所以其主观恶性不大，犯罪后果和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请法庭慎重考查被告人的犯罪动机、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本着“教育为本、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时，充分考虑到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和矫正，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提请法庭对***予以减轻处罚。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在合议时予以参考。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乔传福二O一三年二月一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于2014年9月1日起施行。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精神，对于依法正确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一、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对工伤保险制度作了一些新的规定。随后，国务院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随着新修订《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工伤保险参保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保人数也不断增加，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数量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据统计，近几年案件数排在各类行政案件前4位。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涉及民生，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相关行政案件审判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解决纠纷的难度日益增大，已经成为当前法院审理案件和化解矛盾的重点难点。为了妥善处理工伤保险行政纠纷，依法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统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依法保障工伤职工权益、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经反复调研并征求各方意见，制定出台了本《规定》。二、关于影响工伤认定的特殊情形的认定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具体条件，同时该条例第十四条的部分内容和第十六条也明确出现“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醉酒或者吸毒”和“自残或者自杀”等特殊情形时，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规定》第一条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关于不认定工伤或者不视同工伤的特殊情形的认定问题。本条主要明确以下几点内容：1.因特殊情形不认定工伤或者不视同工伤的，必须提供特殊情形存在的证据。有些工伤认定案件中，因没有有权机关出具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醉酒”、“自杀”等特殊情形的认定意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往往以无相关认定意见，无法判断是否属于特定情形为由，长时间中止工伤认定程序或者不认定为工伤。我们认为，因存在特殊情形而排除工伤认定，社会保险部门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必须以能够证明存在特殊情形的证据为依据，如果没有相关证据，而职工受伤害符合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条件，则应当认定为工伤，不能以没有有权机构的法律文书为由拖延认定或不予认定。2.特殊情形是否存在，原则上应当以有权机构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判断依据。特殊情形是否存在，涉及到特定部门或者特殊机构的专业分析和权威判断，如交通事故责任、自杀、醉酒等，专业的权威机构判断或者经诉讼程序对证据严格审核后认定的事实，属于公认的证明力较高的证据材料。当然，也不排除上述法律文书出现错误的可能，本条同时也规定了出现相反证据的处理方式。3.没有有权机构或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结合相关证据作出事实认定，但是，涉及到“故意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和结论性意见为依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权认定。主要考虑到，虽然特殊情形的认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特点，但在当事人无法获得相关法律文书或者法律文书内容不明确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基于履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的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行使调查核实权对是否存在特殊情形的作出的明确认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核。三、关于工伤认定中出现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争议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受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后发现职工或者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在处理方式上应当区分情况分别对待。第一种情况是，职工和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正在审理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第二种情况是职工和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没有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时一并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审查。主要考虑到，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已经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了判断，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以对社会保险部门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进行审查，职工或者用人单位无需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另行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效率和便民问题也是处理方式选择上的重要考量因素。《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认定程序应当尽可能简便。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了判断，在行政诉讼中再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另行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中止行政诉讼，必然会因繁多的程序导致效率低下，往往耽误了受伤职工及时的治疗和康复，也导致在实践中很多劳动者因程序繁杂而放弃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匆忙和用人单位达成不平等的协议，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不利于职工权益保护。一并进行审查，有利于防止用人单位因工伤认定对己不利时，故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借此拖延行政案件的审理，损害工伤职工合法权益。同时，鉴于《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有关“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中止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审理。四、关于特殊情况下如何确定用人单位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职工只有一个工作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是工伤发生时职工的工作单位，但在特殊情况下，工伤发生时与职工存在工作关系的单位有两个以上，如何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规定》第三条概括了下列情况下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的规则。1.职工与两个以上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以发生工伤事故时，职工实际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此种情况下，难以区分多个劳动关系的主次，工伤认定应当以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界定责任主体。2.指派、派遣关系情况下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的确定，主要考虑了职工与指派、派遣单位以及实际工作单位形成的双重工作关系，与第一项规定中的多个劳动关系存在区别。职工与多个用人单位形成的多个劳动关系之间互相独立，无法区分主次，而在指派、派遣关系中，两个用人关系存在主次区别，职工与指派和派遣单位之间的用人关系是主要的、独立的用人关系，而与被指派或被派遣到的实际工作单位之间的用人关系是因指派和派遣而形成的次要的、附属的用人关系，不能独立存在。另外，劳务派遣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确定，除考虑以上因素外，还考虑了《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3.存在转包关系的情况下，发生工伤事故时用人单位的确定，以有利于保护职工为原则。本规定是对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关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规定的发展，也吸收采纳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的精神。4.挂靠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2006］行他字第17号批复《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请示》已经予以明确。关于挂靠经营过程中，聘用的人员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我们认为，本条规定主要是从有利于职工的角度出发，其原理与转包关系中无用工主体资格组织或个人聘用的人从事发包工程遭受工伤情况下的用人单位确认相同，不以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这是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处理。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挂靠人是自然人，单位挂靠不能适用本条；二是仅适用于挂靠人聘用的人员，不包括挂靠人。由于转包关系和挂靠关系中职工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对职工造成伤害的实际侵权人仍然是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自然人。确定用工单位和被挂靠单位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虽然有利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在责任的承担上，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会出现免除实际侵权人赔偿责任的不公平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司法解释明确了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实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可以根据实际支出的工伤保险待遇，向实际侵权人行使追偿权。五、关于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在工伤认定中所起作用的问题法律法规对“工作原因”、“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以下简称为“三工”）规定的比较原则，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和较高的适应性，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实践需求；但是由于比较原则容易产生分歧，容易导致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规定》第四条明确以下情况可以认定为工伤：1.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工伤认定的“三工”要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是认定工伤的充分条件。即使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但只要是工作原因，同样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在工伤认定中一方面是补强工作原因，另一方面是在工作原因无法查明时，用以推定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因此，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职工伤亡的亦应认定为工伤。2.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关于职工在参加本单位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受到伤害是否认定工伤的问题，争议较大。我们认为，如果属于用人单位强制要求或者鼓励参加的集体活动，这些活动可以被认为是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属于工作原因，由此受到的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3.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对工作场所的认定，既不宜过于宽泛也不宜过于狭窄。实践中将完成工作所应当经过或可能经过的区域确定为工作场所比较合理。这里所说的“为履行工作职责应当经过或可能经过的场所”是对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因其与工作职责有直接关联，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因此，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4.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和涉及的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此项既为兜底条款，也是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规定作出的进一步解释。六、关于“因工外出期间”的规定关于“因工外出期间”的认定。“因工外出期间”属于“工作时间”的一种特殊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的“因工外出期间”和通常意义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通常意义的“工作时间”是指《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工作时间”，多数发生在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内，而“因工外出期间”则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之外，是用人单位为了工作指派职工或者职工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以外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期间。因此，“因工外出期间”可以从职工外出是否因工作或者为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等方面综合考虑。为了更好地明确“因工外出期间”的有关情形，本条第一款列举了三种情形：（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的活动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期间。此为兜底条款。关于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伤认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如何理解这里所规定的“工作原因”，存在较大争议。我们认为，“因工外出期间”较之一般工作时间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些风险由职工承担不甚公平；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是指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包括事故伤害、暴力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既包括与工作直接有关而形成的伤害，也包括开展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伤害，如外出途中产生的伤害，因住宿、餐饮等场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产生的伤害等。因此，这里的“工作原因”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只要不属于职工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七、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上下班途中”的认定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三个要素：一是目的要素。即以上下班为目的；二是时间要素。即上下班时间是否合理；三是空间要素。即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路线是否合理。为了更好指导下级法院，《规定》第七条列举了“上下班途中”的具体情形：1.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提供的居住地或者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实践中，工作地的认定较为简单，而职工的居住地，认定起来往往非常复杂。我们认为，鉴于“上下班途中”的情况复杂，对“居住地”应当作广义的理解。所谓的“居住地”除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外，还应当包括以下居住地：单位宿舍或者配偶、父母以及子女居住地等等。凡是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上述住所地或者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原则上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2.在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须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在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职工在上下班途中绕道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我们认为，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应当视绕道的原因而定。对于绕道的原因，实践中有因客观原因（突发事件、交通堵塞、天气恶劣等）而绕道，也有因私事而绕道等多种情形。因客观原因绕道的，原则上要认定为“上下班途中”。而因私事而绕道的，不能一刀切，如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须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应当视为“上下班途中”，其他原则上不宜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前者如接送孩子上学、去菜市场买菜等绕道，后者为下班后朋友聚会等等。3.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途中。此项为兜底条款。八、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的规定根据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对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的1年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是否可以适当延长则没有明确规定。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除斥期间，不能延长；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属于除斥期间，可以适当延长。我们认为，国务院法制办（国法秘函［2005］39号）《对〈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问题的请示〉的复函》明确“申请工伤认定时限应扣除因不可抗力耽误的时间”，由此可见，该条规定的不是除斥期间，申请时限依法可以延长，但应当有正当理由。《规定》第七条将延长的正当理由明确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用人单位等不当致使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耽误工伤认定申请等情形。九、关于第三人侵权情况下，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问题关于职工因第三人侵权受到伤害，如何处理第三人侵权赔偿责任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关系，争议较大。因第三人侵权导致职工工伤的，根据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职工既可以向侵权的第三人要求民事侵权赔偿，也可以向工伤保险基金要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从而出现民事侵权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如何处理的问题。对于这两种法律关系如何处理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单赔，认为受伤害的职工只能在民事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中选择一项，如果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就取得了对第三人的代位追偿权；如果工伤职工追究第三人民事赔偿责任的，不能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第二种意见主张补差，应当实行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相结合，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民事侵权赔偿超出工伤保险待遇的部分，归工伤职工所有。第三种意见主张双赔，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工伤医疗费用外，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获得民事侵权赔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双赔”或者“一补一赔”。主要理由如下：1.理论上，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和请求民事侵权赔偿。一是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性质不同。工伤保险待遇属于公法领域的补偿，人身损害赔偿则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二者不能混用，也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工伤保险金是用人单位而不是侵权的第三人缴纳的，那么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不能免除接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金的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受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义务，否则工伤保险基金便拥有了“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特权。2.法律规定上，除工伤医疗费用外，法律不禁止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再获得民事赔偿。《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构成工伤应享受相关待遇，没有规定第三人侵权工伤应当扣减第三人赔偿部分，也没有规定工伤基金或用人单位追偿权（除工伤医疗费用）。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受伤职工只能得到一份赔偿或者补偿，司法解释限制受伤职工只能得到一份赔偿，甚至只能先请求民事侵权赔偿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3.在程序上，设计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双向就高补差的程序过于复杂，缺乏操作性，难以切实保障职工权益。极易导致工伤职工一方面因侵权赔偿不能及时到位，而另一方面又因民事先行而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两难境地。4.现实情况中，由工伤职工向侵权第三人主张民事赔偿责任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一是在实践中，侵权人具有完全赔偿能力的并不多。即使法院判决侵权人支付赔偿金，也难以执行到位。从实际情况来看，侵权人的赔偿往往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二是工伤职工打民事官司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金钱成本。如果把打官司的成本除去，受到工伤的职工即使打赢官司，扣除成本后所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三是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工伤职工存在举证不能而无法获得民事赔偿的巨大风险。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述三种模式在其他国家也都有所体现。《社会保险法》制定时，这个问题也存在较大分歧。《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鉴于这一问题争议较大且属于立法权限，本着不突破司法权，不逾越基本法理的原则，最大限度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出发，《规定》第八条明确：一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上述规定，充分保障了工伤职工取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十、关于因申请人或者用人单位提交虚假材料导致工伤认定错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改变后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因工伤认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导致工伤认定错误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改正且在作出原工伤认定决定时无过错，是否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应当作出确认原工伤认定决定违法的判决；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毕竟在作出原工伤认定决定时无过错且依法予以改正，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妥。我们认为，造成工伤认定错误的原因，既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工伤认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客观方面的原因，不同原因处理的方式应当不同，否则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其积极改正错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时有赖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尽到法定调查核实的义务，主观上不存在导致错误认定的过错，则可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判决工伤认定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4年4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9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二○一四年六月十八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4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3次会议通过）为正确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第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后，发现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第四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第五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六条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第七条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一）不可抗力；（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善；（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第八条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第九条因工伤认定申请人或者用人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工伤认定错误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工伤认定依法更正后，原告不申请撤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作出原工伤认定时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过错的，人民法院可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以前颁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保险法自1995年颁布实施以来,虽经2002年第一次修订,但实践中很多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2009年保险法修订后,保险业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均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保险法适用涉及的问题繁杂且具体,加之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不尽一致,各地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不够统一,如不尽快解决,将极大影响裁判标准统一,影响司法权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就保险法中保险合同一般规定部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代理人代签对投保人不生效这位负责人表示,针对保险实务中保险业务员代投保人签名而引发的合同效力问题,司法解释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理赔是最易引起保险纠纷的原因之一,理赔难问题一直倍受社会大众关注。保险法规定了“30日”理赔核定期间,但并未明确该期间起算点。为避免保险人拖延赔付,司法解释明确,该“30日”核定期间,自保险人初次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索赔请求及有关证明或者资料之日起算。这位负责人介绍说,司法解释排除了保险人为被保险人、受益人设置的索赔障碍,明确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起诉保险人,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要求第三者承担责任为由作为抗辩,防止保险人拖延理赔。告知仅限于投保人明知内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是当前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概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民二庭负责人解释说,将投保人告知范围限于其明知内容,可以防止保险公司滥用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解除合同和拒赔。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投保人仅对其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承担告知义务,故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未告知其不知道的事实为由拒绝赔偿。“司法解释明确确立询问告知主义,将投保人告知范围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这位负责人说,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只有保险人询问的,投保人才承担告知义务,投保人的告知范围以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为限,且保险人原则上不得采用概括性条款进行询问。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然收取保险费的,不得解除保险合同。此外,司法解释还明确,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提高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标准,督促保险人切实向投保人解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同一标的数投保人均可投保就不同投保人是否能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的问题,司法解释明确,财产保险中,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人身保险中,因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保险合同无效,投保人主张保险人退还扣减相应手续费后的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法特有的制度,财产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直接决定被保险人是否能够请求赔偿保险金。”民二庭负责人说,实践中,财产的使用人、租赁人、承运人等非财产所有权人有转移风险的需求,可能向保险公司投保,有些保险公司虽给予承保,但却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以被保险人不是财产所有权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赔,有违诚实信用,不符合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期待。为此,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不同投保人可以就同一保险标的分别投保,承认财产的使用人、租赁人、承运人等主体对保险标的也具有保险利益,防止保险人滥用保险利益原则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当然,任何人都不得通过保险合同获得超过损失的赔偿,故被保险人只能在其保险利益范围内依据保险合同主张保险赔偿。网络免责说明需让一般人懂保险条款一般都由保险公司单方提供,条文众多、内容复杂,投保人通常难以读懂,司法解释进一步强化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司法解释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都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对这些内容都必须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说,司法解释明确了保险人提示义务的履行方式和标准。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可以采用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等形式进行提示,且提示必须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使投保人知道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存在。与此同时,司法解释还提高了保险人明确说明的程度,在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的说明,必须达到常人能够理解的程度。据了解,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还允许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提示明确说明也必须达到常人能够理解的程度,否则相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不生效。”这位负责人说。实践中,有些保险公司所设计的网络投保程序并没有主动出示格式条款,或者虽出示格式条款,但该格式条款并没有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采取特别标识,不能认为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