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平

跨市迁出，补贴没收！购车合同要看清小心官司缠上身摘要：合同当事人因第三人原因违约，同样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并非以当事人过错为归责任原则，即不需要以当事人有过错为前提或要件。原告：广州某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被告：广州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被告：陈某，系包装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然人独资股东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购车补贴款5万元及利息。案件概要原告是广州一家新能源车销售企业，2015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向被告出售新能源小汽车一辆。该车销售价为14.5万元，净车价为5万元，实际享受的财政补贴包括中央财政补贴4.5万元（汽车生产企业领取）和地方财政补贴5万元。根据广州市地方规定，地方财政补贴共5万元，其中被告购车的万元购置补贴由被告本人自行申请、领取，其余4万元差额补贴由原告申请领取。因此，原告在车辆销售合同中与被告约定，被告在签订合同时支付该车净车价5万元，并垫付购置补贴1万元，共6万元。根据前面对广州市新能源车地方补贴政策的介绍，享受地方补贴的车辆所有人自购买之日起三年内向广州市外转移过户且获得过地方财政补贴的车辆，需退还地方财政补贴。为此，原告与被告在车辆销售合同中约定，被告在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该车三年内不得办理迁出广州市的手续。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了5万元净车款、垫付购置补贴1万元共6万元，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车辆，被告于2015年12月办理了车辆登记。此后，原告通过申请获得了地方财政补贴4万元，被告也领取了购置补贴1万元。2017年2月，被告欲将上述车辆转让给第三方并迁出广州市，原告获悉后一再劝阻无果，该车最终仍在2017年迁出广州，迁入深圳。此后，广州市发改委通过查询获悉该车已迁出了广州市，为此依照上述规定要求原告将地方财政补贴共5万元退回市财政。原告于2018年5月将已领取的地方差额补贴5万元退还市财政局。鉴于上述事实，原告依照《广州市新能源中小客车车辆购置补贴实施细则》规定及合同约定，多次要求被告将已享受的5万元购车补贴退还原告，但被告拒不理睬。原告只好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法院审理被告辩称，其已在2017年前已将车出售给广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后将车迁出广州，迁入深圳与被告无关，被告不应承担此责任。且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未告知三年内迁出补贴退还的规定，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车辆迁出，因此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为查明事实，法院通过发出律师调查令，由律师向车所管调查了解车辆登记及迁出情况，同时向广州市发改委调查取证了解该车补贴发放及退还事实。根据调查结果，法院认定被告在购车后将车出售给广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2月将车迁出广州。法院认为，虽然该车并非被告迁出广州，但案涉车辆在购买后3年内迁出广州，违反了原告与被告的约定，原告违反约定。合同法上的违约归责并非过错责任，合同当事人因他人的行为导致违约同样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补贴损失5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提出原告未告知车辆迁出补贴收回的规定，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法院认为新能源车的相关政策，被告作为车辆购买人、所有人，有义务也有条件通过公开渠道了解，故对其辩解和理由不予采纳。至于被告与将车迁出的第三人之间的纠纷，被告可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另行处理解决。遂判决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律师点评：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守。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违约，同样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并非以当事人过错为归责任原则，即不需要以当事人有过错为前提或要件。当事人不得以无过错作为抗辩理由。当然，当事人承担责任后，可以与第三人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通过协商或诉讼解决最终责任的承担。法院根据合同法的这一规定处理本案，是正确恰当的，合法合理。另外，本案的原告作为商家，在销售汽车时，应尽量在合同中说明要求三年不得迁出市外的政策依据，并明确约定违约行为和后果，要求买方承诺、保证已明白后果愿意承担责任，将合同条款制订得更加具体、更加完善。同时，将新能源车补贴发放或收回的相关政策规定详细告知买方，将服务做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人性化。链接：新能源车补贴政策背景简介新能源车由于符合环保趋势，受到政府出台补贴政策鼓励、扶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给予了非常可观的补贴，新能源汽车也越来越受欢迎，市面上新能源也越来越多。依照国家对新能源车购置政策的规定，新能源汽车购买人有权享受财政补贴，车辆售价包含财政补贴在内，车国内售价扣除财政补贴后即为购车人实际支付的金额，即净车价。财政补贴包括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其中中央财政补贴由汽车生产企业申请和领取，地方财政补贴由汽车生产企业授权的销售企业领取。但各地对于新能源车的政策和补贴数额也各不相同。如在广东省，深圳、广州等各地的地方政府补贴政策也不尽相同。以下以广州为例。对于地方财政给予的车辆购置补贴，《广州市新能源中小客车车辆购置补贴实施细则》规定，广州市地方财政补贴包括万元补贴（1万元）及差额补贴。其中万元补贴由车辆购买人自行向市交委申请，由财政直接发放到购车人账户，差额补贴由汽车销售企业申请和领取，地方财政再支付给汽车销售企业。另外，根据《广州市新能源中小客车车辆购置补贴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享受地方补贴的车辆所有人自购买之日起三年内向广州市外转移过户且获得过地方财政补贴的车辆，需退还地方财政补贴。车辆所有者可将地方财政补贴退至该购置车辆的经销店，由经销店将补贴退还市财政。

内部承包人用工公司该不该承担责任？我要维权！在广州某混凝土公司工作近8年的欧阳文（化名）怎么也想不到，他和他的小伙伴会落得个被公司扫地出门的结局。欧阳文，湖南人，2011年10月经老乡介绍到公司工作，职务是车队司机，将搅拌好的混凝土运到有需要的指定工地。工资相当于计件，每月按照运送混凝土的实际车数计算。欧阳文每天从早忙到晚，一月下来工资也还是很可观的。“累是累点，但每月还是能挣不少，同样做物流，不过比起快递小哥或者外卖骑手还是差点”。欧阳文很谦虚，憨厚地笑着。虽然工资还不算少，可一天要干12小时以上，从早到晚随时在搅拌工地现场待命，有活了，车队领头喊一声，随叫随到。“累点无所谓，我们是苦命人”。欧阳文嘴里这么说，心里却觉得有一点不大痛快，他们这帮司机，干得时间长的像他，7年多了，短的也有一年多了，但干这么多年了，公司一直没有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一直没有给他们办社保。前段时间有个司机卸车时脚受了点伤，十几天干不了活，公司什么都不管，工资没有，药费没报。“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或意外，咋办？”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从2018年起，公司称经济形势不好，资金困难，工资发放时断时续，到6月份干脆拖延一直没发。“这是救命钱，要吃饭养家啊”。为这，欧阳文等司机一直在找车队头和公司领导。拖到9月份，公司领导一句话，想要拿工资，就别干了，走人！等不了的，便按公司要求申请离职，拿了钱走人了。欧阳文不干：妈的，这是要逼着他们离职啊，这也太过分了。他和几个工友一商量，在网上咨询了下律师，感觉请律师太贵，几个人一合计，一起去了劳动局，自己向去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解雇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还有的提出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谁知一开庭，他们都傻了眼。公司委托了律师，不承认他们是公司员工，说他们是车队招聘的，车队是由王某承包的，王某自带车辆挂靠公司承包车队，他们的工作由队长王某分配、管理，工资是由王某发，并提供了承包合同等证据，让他们找车队，找王某。欧阳文愣了，“车队也是公司的车队啊，公司凭什么说我们是车队的员工，和公司没有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啊？”仲裁员问他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公司员工，这下他们只有干瞪眼。没有合同，没有社保，工资一直是现金发的，除了早先入职的欧阳文有张老旧老旧的工卡，还有运混凝土时的运单，上面有公司抬头，其他人基本什么都没有。当公司律师拿出车队队长王某通过自己账号给他们发放工资的转账凭证时，他们才反应过来，感觉掉进了别人早就挖好的坑。“就这几个月才改成了由王某转账，以前都是现金发工资，我说呢，这是不是预谋好的啊。”裁决出来，欧阳文几个都非常失望，输了，输得彻底，仲裁委以欧阳文等人不能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了他们的仲裁请求。这个结果对他们打击很大，大家都有点泄气，有人放弃了，回老家去找份工。“他们说耗不起，呆在这里没工作，没收入，上诉也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就算了”，“可我不想放弃，就这样结束了，太窝囊，不行！”欧阳文不服这口气，他找到之前咨询的律师。律师听他们介绍了仲裁的情况，详细了解了欧阳文等人应聘、入看不完的过程和细节，“谁招聘你们进公司，还是通过熟人介绍啊？办了入职手续没有，公司告诉过你们车队承包吗？你们知道车队承包吗？谁安排你们工作，工资怎么发的？……”欧阳文有点蒙，“仲裁委没有问这些啊，我们也不懂，没说，仲裁也没让我们说啊。”详细询问情况后，律师给他们分析了下案子，他们觉得希望又来了，便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继续维权。立案、开庭，转眼半年过去了，法院审判结果下来了，支持欧阳文等人的诉讼请求，确认欧阳文等人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拿到判决后，欧阳文迫不及待地发给同事，包括已经放弃起诉的同事。这口恶气终于出了！漂亮！虽然还不是终审判决，但终归是翻案了。“我也要炫耀下，显摆下，有了律师还真不一样”。律师是怎么翻案的？欧阳文：律师详细了解了案件事实，和仲裁审理时的情况，每个人都问，来这们这里好多次。说我们仲裁时没有主动向仲裁庭说清楚入职过程等细节，没有将承包车队的队长王某作为当事人，让王某到庭和公司对质，查清楚案件事实。一审时律师吸取了我们这个教训，将王某列作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且要求我们所有原告本人都到庭，一起和公司、王某对质。您别说，这招真管用。王某虽然本人没来，但委托律师出庭了。法官问得很细，详细问了我们具体入职和工作的情况。我们都出庭了，老老实实回答，有一句是一句，不敢说假话。招聘我们的都不是王某，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承包的，我们对公司老总、会计等情况也很清楚。虽然法官是个女的，问话也是轻言细语、和言悦色的，但不知道咋的，我们感觉大气都不敢喘。法官还问公司和王某的代理律师，有没有告诉过我们车队是承包的，是王某承包，是王某不是公司聘用我们这个问题时，两个律师的说法不完全一致。王某的律师说我们应该知道，没有直接、明确回答。法官追问要求代理律师明确是否告知时，公司的代理律师使了眼色提醒王某律师，律师才说告诉过。嘿嘿，这没逃过我和同事的眼睛，法官也看得很清楚，这个事实不是明摆着的嘛。还有，按照公司提供的证据和说法，王某是2016年开始承包车队，可我是2011年就入职了。公司说我2011年入职时是另外一个车队，同样是挂靠公司的戴某先雇用了我，后来再是王某雇用了我。可从公司提供的证据看，戴某干的是运碎石，和我运的混凝土完全不一样，2013年年底戴某就没有再挂靠公司了，按照公司的说法，那我2014年到2015年前谁雇用我啊？这明显是矛盾的，律师向法官提出了这个疑问。后面公司又补充说，他们搞错了，不是戴某，是另外一个人雇用了我，但不记得名字了。你说这是不是很搞笑，说谎都不打草稿的!律师说法：原告这些劳动者在公司担任司机，从事混凝土运输工作这个事实各方都不否认。这个案子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劳动者是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公司雇用还是车队王某雇用。这个问题查清楚了，劳动者的诉讼请求就很容易解决。被告在一审中的答辩与其在仲裁阶段相同，主张原告是第三人招聘，由第三人管理，发放工资，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并提供了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车辆承包运输协议》、《车辆购买协议》、相应付款凭证，以及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等作为证据。第三人答辩同意被告说法。从公司诉讼策略看，只要将聘用主体转移到第三人，公司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系，金蝉脱壳，那么一切责任就都与公司无关了。第三人是个人，不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双倍工资、解雇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似乎也没办法再向第三人提出了。法院要查清楚的就是这个壳是不是真实合法的，是不是能够将责任挡在公司门外或转移给第三人。合议庭根据各方在法庭的陈述，无疑是更认可劳动者的说法，公司和第三人的说法有矛盾、明显错漏，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告知过劳动者承包挂靠经营这个事实，难以让人信服。原告等人有部分的工卡、运单作为证据，能够证明公司认可原告是公司员工，对外也是以公司员工名义工作。第三人以其个人账户支付原告等人工资，根据证据可知，仅仅是近几个月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另外，公司主张王某是挂靠承包经营，公司将自身生产的商品砼（混凝土）等原材料的运输交给王某承包，公司根据运输量按照约定单价向王某支付运费。按照公司提供的证据和说明，第三人车辆多达60台，经营收入金额巨大，每月达200多万元，但从公司提供的2018年7、8、9月的银行交易明细看，公司每月通过转账支付给王某的最多不过几十万元，与车队司机的工资总额相差不大，明显与公司的说法矛盾。原告有理由认为承包经营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公司在近几个月通过工资由王某支付给原告，是在移花接木，意图造成由王某聘用原告支付原告工资的假象，逃避用人单位责任。合议庭正是综合上述考虑，形成了内心确信，否认了劳动者由第三人雇用这个事实，确认劳动者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且，即使按照公司和第三人的说法，第三人是承包经营，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已告知劳动者、劳动者已清楚这一事实和自己权利、风险的前提下，将更多证明责任分配给公司，由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和后果，更为公平合理。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和判决承担责任后，仍然可以根据与承包方双方的内部约定，或双方协商，对责任进行最终处理、分担。显然，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与劳动仲裁时仲裁委员会的做法大不相同，也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事实概述原告：蓝某被告：广州某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案由：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原告述称：2018年8月，原告蓝某大学毕业欲自主创业，因对餐饮业感兴趣，有意开家餐饮店。因没有相关经验，打算通过加盟方式经营，便在互联网搜索了解，被告公司招商人员称公司旗下的九某酸菜鱼品牌正在招商，极力邀请蓝某到公司参观了解、面谈。2018年8月30日，原告来到被告公司，被告招商人员极力怂恿蓝某加盟该品牌，称该品牌为大品牌，全国各地都有加盟店，经营模式成熟，公司提供开店选址、技术支持、人员培训、原料供应等全方位服务，开店简单，投资不大但回报丰厚。在被告公司人员鼓动下，蓝某当天与被告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合同》，加盟九秒九柠檬酸菜鱼项目，在广州市增城区开设门店经营。合同期限自2018年8月30日至2021年8月29日。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当日，蓝某须向被告交纳合作经营费6万元，被告为原告提供开店选址、品牌、原料、店面整体设计、装饰规划、员工培训、技术支持等，指导其开业经营。合同签订当日，原告依照约定向被告交纳了费用6万元。此后，在店铺选址、开业准备时，被告公司的人员却一再更换，被告先是解释称该品牌属于广州市舜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将品牌授权给被告使用，被告公司负责招商，不负责运营，运营支持由舜达公司负责，在开业准备时又称项目运营方舜达公司变更为帝一集团。原告极为不解，要求被告提供品牌授权证明，但被告一直未提供。此后，原告了解到，依照法律规定，企业从事特许加盟经营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资格、条件，并须向政府商务管理部门备案，并须向加盟方披露特许的相关信息。但被告既没有管管理部门备案，也没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由于原告承租的店铺仍未交付，加盟合同期限已过去半年，加盟品牌的剩余使用期限也大大缩短，在开店筹备过程中，原告也发现加盟投资大大超出预期，加盟前景也与被告承诺相差甚远。被告与原告签约前未如实披露和告知相关信息，致使原告未能对加盟缺乏了解，而在被告招商人员极力鼓动下签订了加盟合同。为此，原告于2019年2月委托律师向被告公司发函，依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向被告提出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已交纳费用6万元。被告拒不同意，称双方合同是合作经营合同，并非特许经营合同，原告无权单方解除，不同意退还。原告为此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公司退还6万元。被告未答辩，未出庭应诉。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本合同性质符合商业特许经营“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在统一的模式下开展经营”的法律特殊，故本案合同为特许经营合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合法取得“九秒九柠檬酸菜鱼”标识的相关权利及如实披露项目信息，故认可原告单方解除合同，并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交纳的合作经营费6万元。律师解读：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个：1、本案合同是否属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2、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款？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则是特许人与被特许人（俗称加盟方）就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商业加盟）有关的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特许方授权许可加盟方使用的资源习惯称为特许经营体系，包括商标品牌、专利技术、著作权、管理技巧、非专利产品制造生产技术、建筑装潢设计、规章制度等无形资产，授权许可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加盟方能够按照特许人制定的方案、程序等统一的模式进行经营管理。如果仅仅是许可其中一两个方面的使用，而不是成体系的授权，则可能仅仅构成商标许可、专利许可等，而并不构成特许经营。就本案来说，虽然双方的合同约定为《合作经营合同》，合同名称并非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但正如一审法院有判决中的表述，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被告将品牌（商标标识）、技术等资源采取授权方式许可原告使用，并对原告进行开店培训指导，要求原告按照其统一的经营模式经营，从法律上来说，属于商业特许经营性质。商业特许经营的前提，是特许人拥有系统的经营资源，且经营模式成熟，便于复制、模仿或者学习、融合利用，尤其适合对经营有兴趣、但对经营或行业又不是特别了解熟悉的初创业者。餐饮行业由于行业特点，更是容易成为投资人优选项目，也比较适合采取授权加盟方式经营。采取这一方式经营，容易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易于为消费者接受，方便市场拓展，也有助于投资人快速开展经营，逐步了解、熟悉所投资行业及其经营管理。商业特许经营尤其是餐饮业的特许经营，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常常成为不法分子手中的圈套和工具，以加盟作为幌子，骗取一些对某行业或商业经营了解不深、但却有一股热情的投资者的钱财。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方授权加盟方以特许经营方式进行经营，须具体相关资质（特许方须为企业），符合相关条件（须有直营店两家以上，且经营一年以上），有可以授权许可的体系（商标权等体系的合法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并进行备案登记，将特许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公示，且在签订合同前应向投资加盟方披露相关信息，提醒投资风险，诚信经营，以保障加盟方利益。否则，加盟方有权解除合同。为保护加盟方的知情权，商务部还专门制订《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特许人信息披露作出详细规定。同时，《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加盟方在合理期限内无条件解除合同退出加盟的权利。另外，依照合同法规定，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时存在欺诈、隐瞒重要事实的行为，另一方当事人有权撤销合同。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另一方当事人同样有权解除合同。即如本案，被告授权原告使用的品牌（商业标识）并不属于自身，也未尽到信息披露的责任，更没有依照规定办理商业特许经营的备案，原告也主张受到被告招商人员的诱导一时冲动而签订合同加盟，但加盟店还没有真正开立，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合法，法院判决其要求被告退还6万元合法，予以支持。即使法律规定严格，但目前市场上鱼龙混杂，仍然有许多以商业特许经营方式推广的商家，不具备成熟的经营模式，缺乏指导加盟方的实力，或者根本不具备开展特许经营的资格，甚至有的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只是为了骗取投资者的钱财，钱一到手就是想方设法推脱、搪塞、瞒、骗、溜、逃。笔者在此奉劝投资者，一定要打起十分精神，多听多看，对于法律方面有不明白的先咨询专业律师，了解清楚情况再做出决定。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附：法律条文《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第七条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成熟的经营模式，并具备为被特许人持续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的能力。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第八条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应当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特许人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企业登记（注册）证书复印件；（二）特许经营合同样本；（三）特许经营操作手册；（四）市场计划书；（五）表明其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书面承诺及相关证明材料；（六）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特许经营的产品或者服务，依法应当经批准方可经营的，特许人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第十二条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第十三条特许经营合同约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应当不少于3年。但是，被特许人同意的除外。特许人和被特许人续签特许经营合同的，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二十条特许人应当依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并实行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第二十一条特许人应当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前至少30日，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提供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信息，并提供特许经营合同文本。第二十二条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以下信息：（一）特许人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额、经营范围以及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二）特许人的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和经营模式的基本情况；（三）特许经营费用的种类、金额和支付方式（包括是否收取保证金以及保证金的返还条件和返还方式）；（四）向被特许人提供产品、服务、设备的价格和条件；（五）为被特许人持续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业务培训等服务的具体内容、提供方式和实施计划；（六）对被特许人的经营活动进行指导、监督的具体办法；（七）特许经营网点投资预算；（八）在中国境内现有的被特许人的数量、分布地域以及经营状况评估；（九）最近2年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摘要和审计报告摘要；（十）最近5年内与特许经营相关的诉讼和仲裁情况；（十一）特许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是否有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十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信息。第二十三条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提供的信息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及时通知被特许人。特许人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

编者按为积极推进涉及新冠肺炎疫情案件的适法统一工作，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法治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依法防控疫情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指导意见》，组成涉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专项课题组，就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涉及疫情案件法律适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程序事项等进行了认真研究，梳理形成了《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以下简称《问答》)，分批印发全市法院，供审判执行工作参考。全市法院在实践中遇到涉及疫情案件法律适用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通过“上海法院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网上咨询系统”向高院反馈。现将热点问答总结如下：问题：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或信用卡纠纷等案件中，个人或企业以受疫情影响失去全部或部分收入来源为由，提出延期归还欠款、调减违约金或免除部分还款义务的，应如何处理?答：对于金融借款合同或信用卡等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合同，特别是在电子支付广泛使用的背景下，疫情通常并不属于因客观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障碍，故在该类金融案件中一般不宜以疫情属不可抗力为由免责或减轻责任。如借款人确因疫情住院治疗等客观情况致其无法及时归还欠款，构成不可抗力的，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处理，但应在相关情况解除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如疫情确对个人或企业收入造成较大影响的，法院可在相关案件中组织当事人协商，促进金融机构按照金融监管机构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适度调整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尽量避免贷款加速到期或提前解除合同等“抽贷”、“断贷”行为，有效防范金融市场风险。此外，对金融机构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等情形，就超出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允许范围的部分，依法不予保护。法律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二、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和规范金融交易第二条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秩序，依法否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预扣本金或者利息、变相高息等规避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合同条款效力。《银保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10号)三、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各银行保险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疫区的支持，减免手续费，简化业务流程，开辟快速通道。要充分发挥银行信贷、保险保障、融资担保等多方合力，加强对社会民生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出险理赔客户要优先处理，适当扩展责任范围，应赔尽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号)(三)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问题：当事人因受疫情影响，无法在起诉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受疫情影响期间是否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答：原则上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当事人在向法院起诉时，主张存在上述应予扣除起诉期限情形的，应提供患新冠肺炎、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或者因疫情防控被隔离等受疫情影响的证据。问题：疫情防控期间是否适用时效中止或者诉讼中止的规定?答：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上海市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可将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理解为不可抗力。当事人因受疫情影响，相关诉讼活动不能正常参加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规定，可以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诉讼中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第十三条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问题：因受疫情影响，当事人不能在法定六个月期间内向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如何处理?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当事人可在受疫情影响消除后十日内向法院提出顺延期限申请;同时提供如疫情期间其所处地点的证明、当地政府关于防控期限、防控措施的文件等依据，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准许。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新冠肺炎疫情被认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为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疫情防控措施。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及时行使权利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宜认定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问题：涉新冠肺炎疫情的民商事案件，如何理解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因受疫情影响发生合同履行障碍时，债务人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及时通知债权人，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发生不可抗力事实的证明。对于该条规定的通知义务和证明义务，实践中不宜作过高要求。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问题：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合同履行迟延，例如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迟延发货，是否可以适用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答：在疫情防控期间，造成履行迟延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以不可抗力主张免责时应区分具体情况，主要看疫情防控措施对义务履行的影响。对于金钱给付义务，基于疫情防控措施一般不会影响金钱债务的履行，除非涉及金融市场延期开市等特殊情况，一般不能以疫情防控措施主张免责。对于非金钱债务的履行，例如货物买卖的出卖人因疫情防控需要而迟延复工、被采取隔离措施、国家征用等导致无法正常履行交货义务，一般可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除或部分免除履行义务或要求延期履行。问题：商业用房承租人能否主张减免疫情期间的房屋租金?答：应根据具体案情作出相应处理。如受疫情影响房屋无法正常使用，承租人以此要求出租人减免房租的，一般可予支持。如疫情并未影响承租人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仅基于疫情期间客流减少等原因造成承租人营业收益受到影响的，一般不免除承租人的租金给付义务;如对承租人营收产生重大减损的，可依据公平原则酌情调整租金。问题：居住房屋承租人能否主张减免疫情期间的房屋租金?答：应引导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结合合同约定的租期及履行方式、房屋实际占有使用情况、疫情影响程度等综合考量，按照公平原则妥善处理。如因出租人主动限制或房屋所在地采取管控措施等导致承租人实际无法使用房屋，承租人提出减免租金请求的，一般予以支持。如疫情不影响承租人居住使用房屋，且承租人不存在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被隔离等无法使用房屋的客观情形，承租人提出减免租金请求的，一般不予支持。问题：建设工程因疫情影响而停工的，是否可以适用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答：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建设工程停工或迟延复工的，施工人可以以不可抗力为由提出免责或部分免责主张，但其应按合同约定的程序，及时向监理、业主方提交相应签证单，办理相关确认手续。需要注意的是，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下，如果仅是因为疫情防控要求停工或者迟延复工的，则施工方可以主张免除的是逾期完工的违约责任，除非按照发包方要求取消整体施工合同。问题：当事人基于疫情取消旅游计划，要求解除旅游合同，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答：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确实无法出行，当事人以不可抗力为由请求解除旅游合同，一般应予支持。但对于无法退还的实际发生费用如签证费用、境外预定费用等，双方应本着相互理解、共同抵抗疫情原则协商解决;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予以处理。

摘要：合同当事人因第三人原因违约，同样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并非以当事人过错为归责任原则，即不需要以当事人有过错为前提或要件。原告：广州某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被告：广州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被告：陈某，系包装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然人独资股东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购车补贴款5万元及利息。案件概要原告是广州一家新能源车销售企业，2015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向被告出售新能源小汽车一辆。该车销售价为14.5万元，净车价为5万元，实际享受的财政补贴包括中央财政补贴4.5万元（汽车生产企业领取）和地方财政补贴5万元。根据广州市地方规定，地方财政补贴共5万元，其中被告购车的万元购置补贴由被告本人自行申请、领取，其余4万元差额补贴由原告申请领取。因此，原告在车辆销售合同中与被告约定，被告在签订合同时支付该车净车价5万元，并垫付购置补贴1万元，共6万元。根据前面对广州市新能源车地方补贴政策的介绍，享受地方补贴的车辆所有人自购买之日起三年内向广州市外转移过户且获得过地方财政补贴的车辆，需退还地方财政补贴。为此，原告与被告在车辆销售合同中约定，被告在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该车三年内不得办理迁出广州市的手续。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了5万元净车款、垫付购置补贴1万元共6万元，原告向被告交付了车辆，被告于2015年12月办理了车辆登记。此后，原告通过申请获得了地方财政补贴4万元，被告也领取了购置补贴1万元。2017年2月，被告欲将上述车辆转让给第三方并迁出广州市，原告获悉后一再劝阻无果，该车最终仍在2017年迁出广州，迁入深圳。此后，广州市发改委通过查询获悉该车已迁出了广州市，为此依照上述规定要求原告将地方财政补贴共5万元退回市财政。原告于2018年5月将已领取的地方差额补贴5万元退还市财政局。鉴于上述事实，原告依照《广州市新能源中小客车车辆购置补贴实施细则》规定及合同约定，多次要求被告将已享受的5万元购车补贴退还原告，但被告拒不理睬。原告只好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法院审理被告辩称，其已在2017年前已将车出售给广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后将车迁出广州，迁入深圳与被告无关，被告不应承担此责任。且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未告知三年内迁出补贴退还的规定，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车辆迁出，因此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为查明事实，法院通过发出律师调查令，由律师向车所管调查了解车辆登记及迁出情况，同时向广州市发改委调查取证了解该车补贴发放及退还事实。根据调查结果，法院认定被告在购车后将车出售给广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2月将车迁出广州。法院认为，虽然该车并非被告迁出广州，但案涉车辆在购买后3年内迁出广州，违反了原告与被告的约定，原告违反约定。合同法上的违约归责并非过错责任，合同当事人因他人的行为导致违约同样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补贴损失5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提出原告未告知车辆迁出补贴收回的规定，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法院认为新能源车的相关政策，被告作为车辆购买人、所有人，有义务也有条件通过公开渠道了解，故对其辩解和理由不予采纳。至于被告与将车迁出的第三人之间的纠纷，被告可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另行处理解决。遂判决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律师点评：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守。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违约，同样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并非以当事人过错为归责任原则，即不需要以当事人有过错为前提或要件。当事人不得以无过错作为抗辩理由。当然，当事人承担责任后，可以与第三人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通过协商或诉讼解决最终责任的承担。法院根据合同法的这一规定处理本案，是正确恰当的，合法合理。另外，本案的原告作为商家，在销售汽车时，应尽量在合同中说明要求三年不得迁出市外的政策依据，并明确约定违约行为和后果，要求买方承诺、保证已明白后果愿意承担责任，将合同条款制订得更加具体、更加完善。同时，将新能源车补贴发放或收回的相关政策规定详细告知买方，将服务做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人性化。链接：新能源车补贴政策背景简介新能源车由于符合环保趋势，受到政府出台补贴政策鼓励、扶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给予了非常可观的补贴，新能源汽车也越来越受欢迎，市面上新能源也越来越多。依照国家对新能源车购置政策的规定，新能源汽车购买人有权享受财政补贴，车辆售价包含财政补贴在内，车国内售价扣除财政补贴后即为购车人实际支付的金额，即净车价。财政补贴包括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其中中央财政补贴由汽车生产企业申请和领取，地方财政补贴由汽车生产企业授权的销售企业领取。但各地对于新能源车的政策和补贴数额也各不相同。如在广东省，深圳、广州等各地的地方政府补贴政策也不尽相同。以下以广州为例。对于地方财政给予的车辆购置补贴，《广州市新能源中小客车车辆购置补贴实施细则》规定，广州市地方财政补贴包括万元补贴（1万元）及差额补贴。其中万元补贴由车辆购买人自行向市交委申请，由财政直接发放到购车人账户，差额补贴由汽车销售企业申请和领取，地方财政再支付给汽车销售企业。另外，根据《广州市新能源中小客车车辆购置补贴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享受地方补贴的车辆所有人自购买之日起三年内向广州市外转移过户且获得过地方财政补贴的车辆，需退还地方财政补贴。车辆所有者可将地方财政补贴退至该购置车辆的经销店，由经销店将补贴退还市财政。

展开全文由于房价上涨过快，国务院于2010年开始在部分城市进行限购，并采取销售价格备案的做法。《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明确指出，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否则将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处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明确指出，加强商品住房预售行为监管。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不得以认购、预订、排号、发放VIP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性质的费用，不得参加任何展销活动。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将企业自留房屋在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前对外销售，不得采取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的方式预售商品住房，不得进行虚假交易。并要求加大查处力度，并可以暂停商品住房网上签约、取消开发企业资质等处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发改价检（2011）548号）第九条明确指出，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商品房经营者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为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地也以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等形式规范商品房销售的备案与销售等行为。例如：《深圳市房地产市场监管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之前，应当合理确定销售价格，并报价格监督执法部门备案。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经备案的销售价格，明码标价销售商品房。确需调整销售价格且调整幅度超出备案价格15%的，应当在调整价格前办理备案变更。价格综合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并公布房地产开发价格行为规则，引导、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自主定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穗府办函（2016）146号）明确指出：加强商品房价格监管，引导开发企业理性定价，继续对新建商品住房预售价格、现房销售价格实行价格指导，对不接受政府价格指导的项目，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或不予办理交易网签备案。已取得预售许可或现房销售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要在10天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并进行销售，同时继续严格执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一房一价规定，严格按照备案价格对外销售；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项目不得进行预售、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价金。开发企业不得采取蓄客集中开盘、控制房源、故意制造房源紧张气氛等手段进行促销，不得明示或暗示房价即将上涨升值等误导消费者，禁止虚假广告宣传。《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年修订）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1、不标明价格的；2、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的；3、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4、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其他行为。此外，《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年修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第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的；2、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的；3、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范围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4、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5、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的；6、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7、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8、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变相收费的；9、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10、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的；11、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其他行为。第十条规定：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不执行提价申报或者调价备案制度的；2、超过规定的差价率、利润率幅度的；3、不执行规定的限价、最低保护价的；4、不执行集中定价权限措施的；5、不执行冻结价格措施的；6、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其他行为。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商品房实际销售价格高于备案价格，开发商可能面临责令限期整改，暂停商品住房网上签约、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取消其开发企业资质、限制其参加土地购置、金融信贷等处分。关于合同效力《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且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合同才无效。，目前我国关于商品房价格调控、政府指导定价的各类通知、意见，均为管理性的强制性规范，未形成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一般情形下，《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因此与开发企业产生纠纷的，如果通过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法院一般不会支持这一请求。但是，当事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与开发企业进行交涉、协商，或者向相应的政府部门投诉，以促进纠纷解决。例1：清远市金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李北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8民终2171号】。法院审理认为：《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并非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李北凤辩称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违反上述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例2：韶关市宏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钟军胜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韶中法民一终字第1249号】。法院审理认为：由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不属法律、法规，因此，只要《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商品房经验收合格）履行交付房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