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金炉

当众人挥舞着砍刀冲进来之后……案由：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受援人：杨某，男，35岁籍贯：杭州市滨江区承办人：浙江逸汀律师事务所田金炉【案情简要】2009年12月1日，杨某向往常一样照常在本区浦沿街道杨家墩村委办公室上班。也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竟然发生了一件让杨某终生难忘的事件，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依然让杨某心惊肉跳。那天上午10时许，杨家墩村委办公室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杨某某（同受援人同姓，为方便叙述简称为“杨某某”）和章某，两人一进办公室就无故向杨某和工地管理人员索要杨家墩新农贸市场的工地施工图，在遭到杨某等人的拒绝后，双方之间发生争吵，杨某某当即扬言“到时候让你们到我面前讨饶”；在杨某离开村委后，杨某某又指使章某带领罗某、李某到工地对杨某和工地管理人员进行威胁；上午11时左右，罗某又纠集李某等7人再次到工地进行威胁，罗某扬言让杨某和工地管理人员“下午在工地上消失，否则下半辈子坐轮椅”。后杨某某、罗某等人分别让章某查看工地人员情况；同时江某又纠集了付某等人，并准备了口罩、砍刀等作案工具。（杨某某、章某、罗某、李某、江某及下文提及的高某、雷某等人均为该案被告——为方便读者理解，特作此说明）当日14时30分左右，在杨某某、罗某指使下，江某和雷某分别驾驶摘下车牌的黑色桑塔纳、白色蒙迪欧轿车，伙同高某等其他6人窜至工地，口带面罩、手持砍刀冲进工地办公室，对在工地杨某及其他人员进行殴打，造成杨某前额、左肩胛、背部等多处被刀砍伤。杨某在被砍伤后送至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进行治疗，后经鉴定杨某已构成轻伤。案件的发生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也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有关部门领导高度重视此案。该案经过公安机关侦查，于2010年4月27日、10月25日，移送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滨江区人民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3次，并于2010年11月8日向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杨某某等9人提起公诉。区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到杨某的申请后，积极安抚被害人，做好受害人思想稳定工作，努力平息受害人的激动情绪。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向领导汇报后，根据杨某的实际情况同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并为其办理了援助手续。2010年3月25日，浙江逸汀律师事务所接到指派通知书。【承办过程】浙江逸汀律师事务所接到指派通知后，对该案非常重视，决定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律师办理此案，力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所办公室，承办人员与受援人进行了数小时的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案情发生的经过、受援人住院医疗的等情形。在得知受援人还需要进行后续手术治疗后，确定了初步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方案。由于受援人的情绪比较激动，对事件发生经过依然感到后怕，承办人员积极进行必要的思想疏导，同时对受援人提出的不完全合法的赔偿项目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由于在接到法律援助指派之时，该案还在侦查过程中，承办人员只能为其提供必须的法律咨询服务，还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于是，承办人员告知受援人要继续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同时也要积极地配合接受医院的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承办人员将随时关注该案的进展境况，在得知有关进展的情况下，及时通知受援人，让受援人为下一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做好各项准备。在承办人员得知该案已与2010年11月8日，由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后，及时告知了受援人，进行了要的协调沟通。2010年11月19日，承办人员到区法院查阅了该案的相关诉讼材料，更加详细全面的了解案件情况，确定了最终的诉讼方案。承办人员在详细讲解了受援人应怎样按照法律的规定提出赔偿，包括哪些赔偿项目，具体数额如何计算，又有哪些因素会妨碍诉求的实现和判决的执行等等，同时也反复告诉受援人，要相信法律会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判。在解除受援人的疑惑后，受援人表示同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提出合理合法赔偿请求。于是，承办人马上加紧搜集整理证据材料，确定赔偿数额，起草起诉状，也全面地研判了被告家庭的赔偿能力，为起诉做好了各项充分的准备工作。2010年11月29日，承办人员向法院提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要求被告人支付受援人相关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相关证据材料也一并提交。【承办结果】2010年12月14日上午8时45分，滨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在庭前，法官、被告律师在对被告人及其家属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前提下，也征得受援人的同意，最终受援人同被告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赔偿调解协议，由被告人杨某某赔偿受援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0000元整，双方再无其他争执。受援人对此调解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对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也表示由衷的谢意。【简要点评】聚众型的刑事犯罪案件，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带来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受害人及其家属而言，不仅是身体受到的伤害，在心灵上更是难以承受。承办人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不仅仅是要依据法律条文依法办事，更要讲究办案的方式和方法，积极化解被害人及其家属心里上的阴影和障碍，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维权观念，提出合法合理的诉讼请求，要避免矛盾的激化和对被告方的仇视心里。鉴于此，入情与法，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公告拆迁期间谈话技巧当拆迁公告颁布后，拆迁人的工作人员约被拆迁人洽谈拆迁协议时，如果被拆迁人的合法要求（如要求产权调换）被拒绝，被拆迁人应依法提出合理主张、耐心与其洽商，说话要和气，切不可激化矛盾，更不可说没有多少钱我不搬家这类的话。二、精心设计行政诉讼中止行政裁决在拆迁人声称要裁决或刚刚通知被拆迁户参加裁决会时（提出裁决申请到裁决书下达一般为一个月），被拆迁户一人或数人可到基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般而言，在拆迁范围内未走一半人时或拆迁公告刚下两个月前不宜过早提起该诉讼，通过诉讼把拆迁人拖入泥潭，使其迟迟拿不到行政裁决，没有行政裁决，拆迁人根本无法实施合法的强拆，这叫釜底抽薪！三、诉讼期间无权裁决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12条第2项的规定，如果被拆迁人提起告拆迁许可证的诉讼，拆迁行政裁决应当中止进行，这样就不会发生其后的合法的行政强拆或司法强拆了，这种状况对被拆迁户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四、诉讼期间作出裁决的后果如果在诉拆迁许可证一案二审未结案的情况下，拆迁主管部门仍然违法作出裁决，被拆迁人申诉到最高法院，该裁决肯定会被判决违法无效！依该违法无效的裁决而形成的后续司法或行政强拆裁判或决定统统违法无效，受害人有权请求国家赔偿。五、法院受理后及时启动第二个行政诉讼法院受理后，即使被拆迁人理由十分充分。绝大多数法院会在最短时间内判决原告败诉。此时要在第一个案子判决前，及时设计第二个诉讼，咱们的目的就是要：拖时间！六、要求中止第一个行政诉讼，继续采用合法的手段延长第一个行政诉讼案件的时间1、被拆迁人可在第一个案件一审判决下达的前或后时间内（不可超过二审判决书下达的时间），针对阅卷时了解到的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所存在的问题，又提起第二个行政诉讼。2、法院受理了第二个案件后，原告应持第二个案件的受理通知书，主动向第一个案件的法庭提交书面的中止诉讼申请书，请求法庭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行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6项的规定，中止第一案的诉讼，法院如不中止仍作出判决，将该判决申诉到北京最高法必被撤销！记住：第一个案件中止的时间越长对被拆迁户越有利。因为拆迁人等不及，就只能自己提高补偿标准。七、案件办理与诉讼费用当然如何办理以上案件，是否需要请内行人或律师代理，这要视被拆迁户的各方面综合情况而定，以上诉讼一人提起是一案，几十人或上百人由于诉讼请求都是共同的，也只算一案，一个案件法院只收诉讼费50元。但不服拆迁裁决的案件，一户是一案，不能并案审理。八、遭强拆的事后补救如果有的被拆迁户的房屋在诉拆迁裁决一案中已被法院先予执行强拆了，并且诉拆迁裁决一案的二审判决已经生效，事后补救的方法是：1、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拆迁许可证，如果万一碰到个清官将违法的拆迁许可证给撤销了，依拆迁许可证而发生的拆迁裁决和法院的强拆统统要被撤销，实行执行回转。2、同时可将诉讼中了解到的拆迁人提交的有关拆迁申请资料的违法性，通过信访途径进行投诉。3、将拆迁裁决一案申诉到最高法。先予执行拆除了房屋，只是判前保障日后执行的一种措施，并不意味着被拆迁人已败诉，在该案未结案之前，要求撤销拆迁许可证案的提起，大大增强了被拆迁人推翻（即撤销）拆迁裁决书的力度，因为法院如果要认定拆迁裁决合法，必然要求拆迁裁决的基础条件――拆迁许可证也要合法，如果出现拆迁许可证被撤销的结果，拆迁裁决必然会被撤销；

清理“治安高危人群”质疑10日上午，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战果。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介绍，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同时，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申少保就警方对“治安高危人员”的界定作出解释。他表示，这几类人员是指在深圳对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有现存或潜在危害的人群。第一类，同时满足“有前科、长期滞留深圳、又没有正当职业”等条件的；第二类，同时满足“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的”；第三类，涉嫌吸毒、零星贩毒、涉嫌销赃的；第四类，使用假身份证入住旅馆酒店、租房的；第五类，长期滞留深圳、明显靠非法收入生活的，比如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第六类，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对他人有危害的；第七类，扬言报复社会，有可能产生极端行为的；以及其他一些未列举的，对群众安居乐业有现在或潜在危险的。我们不管深圳警方此次是为保大运的安全有序运行而开展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的良好初衷。公安机关的任务不外乎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样，身处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他们的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防患于未然的排查行动无可厚非。在排查的同时还进行清理，这种清理不得不让人费解。警察清理的是治安高危人群，凭借其丰富的经验还给高危人群分为几大类。即使正如其说，属于治安高危人群，那么这种治安高危人群是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是这样规定的“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以不管是治安高危人群还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也好，只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可以这样说，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治安高危人群恐怕深圳警方还不敢公开清理吧？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国家，不知道深圳警方是如何大张旗鼓的开展清理工作的。在清理过程中，这些治安高危人群的合法权利又是否真正得到落实？将如此之多的人从一地清理到另一地，如果没有强制制裁行为，很难相信会人有人心甘情愿被清理出去。那么在这个清理过程中，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否会被侵犯，我们不得而知。8万人的数字从警方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规模宏大的一笔政绩，但从另一面看出的恐怕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漠视，清理必然是伴随着野蛮。清理从字面上还可以这样理解，要清理必须先排查、再登记、接着是劝离、最后是清理。也就是说清理是在诸多行为不能奏效的情形下我下下之举，当然也不排除不由分说直接清理的可能，把一切危险源都挖掘出来一网打尽。将这些治安高危人群清理出深圳，深圳就太平安静了，大运会的安全也得以高枕无忧了。那么从深圳清理出去的治安高危人群来到深圳以外的地方，这些地方不就危险了。这个逻辑很容易判断，也顺理成章。这些治安高危人群在深圳不能违法乱纪，那么定然只能去其他地方祸害人民。中国有句古语叫“各自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现在看不无道理。清理出深圳，如何保证其不再返回到深圳，深圳的边界那么大，难到警察在边界处手牵手围成人墙？不然又如何能够保证这些被清理出的人不会再度潜回。治安高危人群排查是应该也是必须，是对人民负责，保一方平安的行为。但治安高危人群毕竟他们暂时还没有犯上作乱，而且不是所有有前科的人都是高危人群，说不定此时的他们已经彻底弃恶从善、改过自新了呢？这个时候再来顶“治安高危人群”的帽子岂不是再次否定了他们的社会价值。如果全国各地的警方都效仿深圳警方的作法，那么这些治安高危人群岂不在中国无立足之地，除非给他们另辟疆土，异地统一安置？还是送出国门？维护治安，保社会稳定的任务对任何警方而言都是艰巨而光荣，清理出境这样的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还是少用为好。这于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多少有点显得不协调了。好的初衷应该有更好的手段相互匹配那才相得益彰，群众定为拍手称颂，而不是质疑声一片。

食品安全如同慢性毒药文/田金炉最近有关食品安全的事件、新闻报道是屡见不鲜，坦率地说，食品安全问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信息媒介的传播速度加快、公众获取各类信息途径的增多，这类问题就显得频繁了许多，一浪推一浪不曾停息。远的有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雪碧汞中毒事件、苏丹红“红心咸鸭蛋”事件、“人造蜂蜜”事件，近的有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而且各种无奇不有的事件恐怕还将继续上演。严重的我想不是这些个案事件，而是隐藏在这些个案事件中的行业潜规则，只是人们记住的是典型，记住的是领头羊、出头鸟。当在某个领域、某个行业，这种违法行为成为一种规则时，在行业内变的心照不宣时，那么这种危害程度不言而喻。前不久，看过这样一部电影，名叫《我是植物人》，故事情节我就述，面对触目惊心的黑幕时，我们都是受害人，我们都是植物人。但是在面对这样的事件时，我们能否勇敢地站起来，同这些以社会大众生命健康为代价的行为斗争到底。电影中，有个维权的律师，他接这种维权案件有个前提，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当事人都不能撤诉。撤诉是当事人的权利，律师本不应该有这样的限制，我不去讨论这种限制的合法性，但表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面对此类案件时，绝不能心慈手软，绝不能为了某些眼前的利益而放任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而不顾，要让干这种违法行为的企业暴露在法律的阳光下，在社会公众面前无所遁形，用江湖人的说法就是斩草必须要除根。食品生产企业是一次又一次地挑战消费者社会公众的底线，一次一次地曝光，我们的愤怒之情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激发。纵观这些食品安全事件，我们很少看到，也很少听到有哪位消费者挺身而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看到的都是监管部门在调查并给以处罚，构成刑事责任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我想说的是，权利是用来行使的，而不是放在床上睡大觉。想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忍耐力，只要身体健康没有出现现实的危害，没有出现奄奄一息之状，都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息事宁人。而出现在新闻媒体上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那种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能掩盖的都掩盖了。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我们纵容了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有恃无恐，让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以至于铤而走险。除了纵容外就是利益的诱惑。在诸多因素的集合下道德就变得不堪一击，于是成就了一起又一起的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问题靠的不仅仅是监管机构、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我们社会公众共同的责任。当我们走进超市，购买任何一件食品的时候，我们脑中里想的是这东西会不会也有问题，让我们活在惶惶中如履薄冰，可怜我们自己能做的只是怀疑，而不得其中奥妙。时常会用“反正吃的又不是我一个人”这种话语来安慰自己，而且这种方法很有用，别人的受到的伤害虽然不能直接平复自己的伤痛，至少心理上会安慰不少。也有人会这样想，“今天吃了明天就不吃，就吃一次”，这种想法的逻辑前提就是量和质的问题。应该说心理学这东西是大有用途的，掌握了人的心理，才能更好地让别人口袋里的钱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钱，而且还会很开心地将钱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所以这些将道德抛弃的商人企业家们他们都深谙此道，并运用的炉火纯青，百试不爽。监管，这是人们嘴里常说的，一旦发生此类事件时，主管部门的监管都摆在前列。说监管就是监管不力。所以的监管几乎都流于形式。监管是一个方面，在面对频繁发生的食品问题时，应该说主观部门也是头疼的很，他们在面对质询时会找出一堆的借口。按照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涉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这些部门是按照从原材料到产品、市场、餐桌的顺序进行分段监管。从田间地头到餐桌，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监管部门把关，为公众的食品安全构筑屏障。那为什么在这样一道严密的网下，还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呢？如在染色馒头事件中，生产者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证照齐全，拥有卫生许可证、工商执照，其生产的馒头产品也都获得了QS标志。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一监管流于形式，仅仅是审查几份证照肯定是不够；二是现场检查，对于现场检查最好的手段某过于现场检查（这种现场检查最好不能事前通知，在得到通知的前提下，谁也不会傻到自爆问题）；三是抽验检查，不定时的随机抽验检查。在查出问题后，绝不能纵容姑息，该处罚的处罚，依法办理。我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所有大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由媒体揭露报道出来的，然后监管机关出来再发几个马后炮。对于说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对于食品安全我们国家有《食品安全法》，对于其他产品质量问题有《产品质量法》调整，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说法律有自己的局限性，但绝对不能在每次面对此类问题时都说法律制度不健全，起不到很好的规范作用。这种理由未免过于牵强，法律不是越多越好，不是说越多就越健全。每部法律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以及基本原则是确定，在这些纲领性规定的指导下，具体怎么做不言之明，法律不可能规定每个具体案例。再就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先察觉人一般是企业的一线员工，我的意见就是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同时要对举报人严格保密，保证举报人的安全。最后再说一点，就是社会公众的维权意识，在面对此类问题时，不能姑息纵容，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主管机关处罚完了就此了事，对事件的受害者不能不了了之，不然《食品安全法》的十倍赔偿就不形同虚设了吗？食品问题有食品安全法，其他产品质量问题有《产品质量法》，和谐社会同样离不开法治。我的理解是和谐不是说息诉，这里的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诉讼”的诉，是权利行使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和谐就是将各种纷争及时地公平公正地进行处理。真希望我们的生命健康不会被食品安全问题突然间剥夺，要如同慢性毒药那般，终究有一天死了也就死了，谁也不会察觉，谁也不会有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