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瑛

本律师近期代理了一起医疗纠纷案件，患者杨XX因临近生产到XX医院住院，在顺产下一健康男婴后发生大出血，入院仅6小时左右死亡。家属是偏远山区的农民，在产妇死亡后，也不知如何维权，只得把产妇拉回家中办理后事，在事发后二十多天才找到本律师，本律师立即和家属一起去医院封存了病历，但因为时间已过去了很长，病历已经被医院进行了多次完善。本律师接手该案件后，多次请教妇产科的专家，妇产科专家认为该产妇是完全可以避免死亡的，其死亡是非常悲哀的。本律师仔细研读《妇产科学》，在庭审中发表了较为专业的代理意见。庭审后，委托人对本律师的代理意见非常满意，法官也对本律师对妇产科学的专业表现表示赞赏。本律师的代理心得：对于医疗纠纷案件，一定要对案件所涉及的医学知识有所学习，才能更好的为当事人维护权利。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让我们一起等待本案的判决结果。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李XX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委托人诉XX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原告代理人，通过参加法庭审理，现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一、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被告没有证据证实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的案由就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通过法庭调查可以证实，死者杨XX入院前系一个健康的临产产妇，在被告处住院生产，入院仅6小时左右就死亡。按照法律规定，原告只要举证证实自己和被告存在医疗关系，原告的举证责任就已经完成，原告并不需要举证证实被告的过错。被告应当对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杨XX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自己不存在医疗过错举证，但时至庭审结束，被告方并没有向法院申请对本案申请鉴定，法官也明确表示曾经征求过被告是否申请鉴定的意见并对被告做过笔录，被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那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辩称自己提供了相关病历，自己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这种辩解是不能成立的。被告所提交的病历仅仅是对诊疗过程的一个反映，并不能证实该诊疗行为与杨XX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被告不存在医疗过错。如果按照被告的辩解，所有医疗纠纷医院都不用承担责任了，因为医院只要提供病历就没有过错，这种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和杨XX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不是由被告的病历能够证实的，只有通过相应的鉴定，由专业鉴定机构通过鉴定结论来确定。被告没有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单凭这一点，被告就应当对杨XX的死亡承担全部的责任。二、通过病历材料显示，被告在给患者杨XX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七项重大过错，导致了杨XX的死亡，被告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一、被告对杨XX的生产方式选择不当。从被告所提交的《胎儿彩超报告》和《住院志》可以证实，被告在杨XX入院时就已经诊断出杨XX怀的是一个巨大儿（医学上认为体重超过4000克的即为巨大儿），因巨大儿顺产时容易导致软产道损伤，导致大出血，故被告在杨XX入院时就应当考虑到为杨XX选择剖宫产。从被告提供的《产程监护记录》显示，患者在宫口开到6公分时，头先露为S-4，即头没有完全入盆，在棘上4公分，宫口开到8公分时，头先露为S-3，即头还是没有完全入盆，在棘上3公分。根据妇产科学教科书知识：“宫口开到5公分时，头先露应当为S0，即平棘，这才符合顺产的要求。而且从宫口开大4公分以后，先露下降必须达到每小时0.86，这个指标是估计分娩难易程度的有效指标之一。”从产程监护记录显示，患者1小时40分，先露下降才1，平均每小时下降0.599，是不符合顺产的指征，被告应当为患者选择剖宫产，如果选择剖宫产，患者就不会发生产后大出血的情况，也就能避免死亡。第二、被告在患者生产前对生产可能导致的危急情况准备不充分，没有紧急预案，当患者大出血时不能有效采取止血抢救措施。被告在杨XX入院时就已经诊断出杨XX怀的是一个巨大儿，被告提交的《产科住院病人同意书》是在患者入院时签署的，这上面记载生产可能有DIC的后果，证实被告已经预见到生产可能会导致DIC，但被告没有采取有效的准备措施和紧急预案。比如对于剖宫产的准备，对于产后大出血的准备，对于止血药品和手术切除子宫的准备等。当杨XX大出血时，被告处居然没有“立止血针”，是由原告李照松到南涧县人民医院去购买后送来才给患者注射的，严重耽误了抢救时间。第三、在患者出现产后大出血时，被告采取的处置措施严重不当，抢救严重不及时，导致了患者的最终死亡。从被告提交的《病程记录》显示，在10：30分的病程记录上，被告记录“共失血900ml，给地塞米松。”根据临时医嘱单可以看出，注射地塞米松的时间是9：45分，由此可以证实，患者在9：45分时就已经失血900ml，按照医学常识，失血超过500ml就属于大出血，也就是说，患者在9：45分就属于大出血，且是休克血压83/54，但被告没有采取有效积极的抢救措施。根据妇产科学教科书知识：“针对产妇大出血的处理措施是，第一按摩子宫，第二应用宫缩剂，第三宫腔纱条填塞法，第四结扎盆腔血管，第五髂内动脉或子宫动脉栓塞，第六切除子宫。”被告在无法止血的情况下，没有采用结扎盆腔血管、髂内动脉或子宫动脉栓塞和切除子宫的方式，处置措施严重不当。被告辩称要等到血站送血来后才能考虑切除子宫，这种辩称是不能成立的。在9:45分发现产妇大出血后，被告就应当立即向血站申请用血，被告10：50分才向中心血站提出用血申请，这是严重不及时的。而且，被告可以便手术边等血，可以用代血浆等暂时代替，完全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从被告提交的《护理记录单》显示：该记录单是从10：30分开始记录的。患者7：30分入院，被告从7：30分开始至10：30分没有进行护理记录，违反医疗常规。患者在9:45分的血压是83/54，从医学角度讲，舒张压低于60就提示有休克，也就是说，患者在9：45分就是休克血压，但护理记录单上没有看到被告及时对患者采取抗休克的紧急抢救，被告是从11：10分才组织人员抢救，严重不及时。长期医嘱单显示是10：50分才给特级护理，临时医嘱单显示12：30分开通第三管静脉输液11:25分才给予止血芳酸针，12：30分给予立止血针。这些抢救措施是严重滞后的。而且从《护理记录单》上显示：从10:30分直至13:10分患者死亡，共计2小时40分种，被告除了给患者输点针水外，没有采取其他任何积极有效的抢救措施。因此，患者完全是被拖延死的。第四、被告诊断患者是因为羊水栓塞死亡，这种诊断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在被告所提交的所有病历资料中，体现患者从始至终并没有羊水栓塞的临床表现，根据妇产科学教科书知识，羊水栓塞的典型临床表现是：“产妇突感寒战，出现呛咳、气急、烦躁不安、恶心、呕吐，继而出现呼吸困难、发绀、抽搐、昏迷；脉搏细数、血压急剧下降；听诊心率加快、肺底部湿啰音。”如果患者真的是羊水栓塞，那护理记录上必然要记录患者的病情变化，而被告没有记录，那证明患者并没有羊水栓塞。其次，被告诊断患者为羊水栓塞的唯一依据是那张化验单，但我方认为，这种化验单是虚假的，是被告为了推卸责任制造的一种借口。在被告提交的所有病历资料中，除了《死亡记录》上有一点关于检测的记载外，其他所有的病历资料没有对该检测进行记录。如果真的进行了检测，那如此重要关乎患者生死的检测，必定应在医嘱单和护理记录单上有所记载。而且检测的时间没有，检测的穿刺点也无法确定，死亡记录显示是12：50分，患者即将死亡时才抽取心内血进行羊水栓塞的检测，与被告在庭审中陈述9：45分采手臂静脉血，11：00出羊水栓塞的报告完全矛盾。根据妇产科学教科书知识：“基层医院的DIC诊断主要进行下列检测，同时有下列三项异常可以确诊：第一是血小板小于100×109/L或进行性下降，第二十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小于1.5g/l或进行性下降。第三是3P试验阳性或血浆FDP大于20mg/l。第四是凝血酶原时间缩短或延长3秒以上或呈动态变化。第五是周围血涂片破碎，红细胞约占72%。”这几项检测都比抽心内血做血液涂片检测简单易行，被告没有采取这几种检测方式，反而采取了最难、时间最长的检测方式，不符合常理和医疗规范。而且在11：00的病程记录显示，血小板PLT为126×109/L，证实患者在11：00时，血小板是正常的，不存在被告所称的因羊水栓塞导致DIC的事实。第五、即便是被告诊断的羊水栓塞成立，被告也没有针对羊水栓塞进行抢救治疗。根据妇产科学教科书知识：“一旦出现羊水栓塞，应当给与盐酸罂粟碱、阿托品、氨茶碱、酚妥拉明静脉推注以缓解动脉高压，应静脉注射肝素防治DIC。”《临时医嘱单》、《静脉输液记录单》、《护理记录单》上并没有看到被告有以上用药，因此被告没有对羊水栓塞进行对症治疗。第六、被告在患者死亡后，没有发放死亡通知书，没有告知家属应当进行尸检。被告在死亡记录中的死亡原因罗列了4种，每一种都是致命的，但究竟是死于哪一种原因没有明确，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就是死于羊水栓塞，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按照法律规定，患者死亡后，医院必须告知患者家属可以申请尸检，被告没有尽到自己的告知义务，本案没有进行尸检，导致患者死因不明。第七、被告在事发后多次涂改和篡改病历。病程记录上第一页血压83/54，呼吸30次/分，有涂改的痕迹。《病危通知二联单》患者家属所持有的一联和被告留存的一联不一致，被告在事发后对时间进行了修改。《产前检查记录》第三行“异常情况”原来书写的是“无”，后来用涂改液涂了改写了“羊水多”。关于羊水栓塞的《检验单》，我方在09年3月18日复印病历时该检验报告单记录显示是“深静脉豆离心后上清液涂片”，在09年3月30日查封病历时，该检验报告单记录显示是“深静脉心肺血豆离心后上清液涂片”。证明被告在事发后20多天还在对病历进行修改。法律规定因抢救来不及书写病历的，可以在抢救结束6小时内补记病历。被告在事发后这么长的时间里多次对病历进行完善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第八、被告的病历书写不规范，病历内容多处相互矛盾，有事后伪造病历的嫌疑。患者7：30分入院，被告从7：30分开始至10：30分没有进行护理记录，违反医疗常规。护理记录单上多处时间和医嘱单上的时间矛盾，护理记录单显示10：30分给予特级护理，长期医嘱单显示是10：50分才给特级护理。护理记录单显示11：10分开通第三管静脉输液，临时医嘱单显示12：30分开通第三管静脉输液。护理记录单显示11：50给予立止血，临时医嘱单显示12：30分给予立止血。护理记录上关于腹部按摩子宫，宫腔填塞纱条在医嘱单上没有体现，那究竟是医生指导护士还是护士自己在医治？按理应当是先有医嘱才有护士的护理记录（即遵照医嘱执行），被告严重违反医疗规程。而且，关于被告口口声声陈述的羊水栓塞在护理记录、病程记录和医嘱单上没有记录。综上所述，被告完全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措施严重不当，抢救严重不及时，患者是活生生被拖死的。被告完全是在草菅人命，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三、关于对被告在庭审中辩解的几点反驳：第一、被告辩称患者失血达2900ml，必然导致死亡。这个逻辑是严重错误的。2900ml是患者死亡时的总的出血量，患者在9:45分时失血为900ml，在11:38分是失血为1600ml，患者并不是马上就失血2900ml，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在患者早期失血时，被告就进行了有效的抢救，患者怎么会失血到2900ml？怎么会死亡呢？临床上失血1600ml是不会死亡的，是完全可以抢救的。第二、被告辩称患者是因为羊水栓塞导致死亡，所以自己不应承担责任。这也是不成立的。首先，被告诊断的羊水栓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次，即便是羊水栓塞，也不必然导致死亡，还是有20%的生存希望。再次，即便患者真的是羊水栓塞，如果被告尽到了自己的抢救义务，该进行的措施全部进行了，那患者死亡了，被告不用承担责任。但本案被告并没有尽到自己的抢救义务，没有开腹结扎盆腔血管，没有髂内动脉或子宫动脉栓塞，没有切除子宫。所以即便羊水栓塞成立，被告仍然应当承担责任。第三、被告认为即便自己有过错，也不是全部过错，原告没有举证证实被告有多少过错，故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这种逻辑更是荒谬。医疗纠纷是举证责任倒置，被告的过错不是原告来举证证实的，被告不申请鉴定，是被告自己放弃权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四、被告认为家属在死亡记录上签字，就代表家属了解了患者的死亡原因并认同死亡原因。这是不能成立的。家属在死亡记录上签字，只能代表被告告知了家属患者已经死亡的事实，但家属作为普通的农民，是无法弄清楚患者的死因的。法律规定医院必须告知患者家属有要求尸检的权利，如果家属不同意尸检，应当签字明确，但家属从来没有签署过不同意尸检的意见。第五、被告认为原告提交了被告的病历，就代表原告认同了病历的真实性。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在证明内容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是证明被告篡改伪造病历，被告存在多方面的过错。这不能代表原告认可了病历的真实性。而且医疗纠纷确定医院是否有过错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病历，原告提交这些病历仅仅是为了证实被告的过错。四、原告所要求的赔偿项目和数额合乎法律规定，客观真实，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误工费有异议。但原告李XX和弟弟李XX确实在昆明打工，俩人都在云南仁福化工设备防腐有限公司工作，李XX从事焊割工作，月薪1800元，李XX从事管理工作，月薪3600元，杨XX的死亡，导致二人误工42天，必然产生误工损失。被告对于交通费也存有异议，但从昆明到南涧，必定要产生交通费，1200元的交通费是非常客观合理的。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杨XX现年仅36岁，一个非常健康的产妇，却在入院后仅6小时就死亡，这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和伤害，留下嗷嗷待哺的幼儿，还有年老体衰的父亲。5万元只能是对家属些许的安慰，根本不能完全弥补对原告的伤害。综上所述，被告的极端不负责任导致一个年轻生命的死亡，成就了一个破败悲哀的家庭，被告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才能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以上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如无不妥，敬请采纳！谢谢！原告代理人：谭瑛2009年6月5日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否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目前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因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里面没有规定赔偿死亡赔偿金。但本律师认为，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本律师曾代理了一起医疗事故纠纷，受害人黄XX因感冒到一家医院输液，在输液过程中发生过敏反映死亡。经两级医学会鉴定，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方承担次要责任。本律师作为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据理力争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支持了我方的诉讼请求，判决医院方赔偿10万余元，医院方不服，上诉到中院，中院维持原判。两级法院都支持了我方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的主张。附该案代理词。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曾XX、黄X的委托，指派谭瑛律师担任其诉云南XX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代理人。我们通过参加法庭审理，现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一、两级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不能作为本案赔偿的依据。首先，两次鉴定所依据的材料和诊治过程虚假，这属于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第一、两次鉴定都把医方单方面提供的抢救药水作为鉴定证据。医方提供的药水共两盒，一盒是医方、患方、卫生局三方在事发后共同封存的，附有三方签字的封存清单（见我方证据第26页），但仅包括治疗用药和病历资料，并不包括医方事后所说的抢救药水。另外一盒却是医方单方面提供的抢救用药，没有患方的签字，也没有卫生局工作人员的参与，甚至连医方自己也未在盒子上签字盖章。试问：既然事发后在卫生局的主持下，三方共同封存治疗用药和病历时，如果医院确实对黄XX进行过抢救，存在抢救用药，那为什么不要求一起封存？答案只有一个，医方根本没有对黄XX进行抢救，无法提供抢救用药。我方在两次鉴定中都明确表示不认可该抢救用药，但医学会仍然把其作为鉴定证据使用，并据此作为认定医院对患者黄XX进行了抢救的依据。这既违反法律规定，又违背情理。如果仅凭医方单独提交的材料就可以做证据的话，那发生事故后，医方要提供对自己的有利的药水是轻而易举，要多少有多少。第二、两次鉴定都采信了医方虚假杜撰的抢救记录作为鉴定依据。医方在《病历登记本》中记录“患者输到第三组液体约1/3时发生过敏反应”（见我方证据第23页抢救过程第一行），而在《生命体征观察表》中却记录“患者输入清开灵约1/2时发生过敏反应”（见我方证据第25页第一行）。一会儿1/3，一会儿1/2，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且所有记录都没有任何医生和护士的签名，根本不知是哪些人参与了抢救。医方不能提供对患者的护理观察记录和医嘱单。医方记录黄XX的死亡时间是12：55分，而120记录他们12：28分到达黄XX身边时黄已经死亡（见我方证据第28页），也就是说，黄XX应当是在12：28分以前死亡的。判断是否死亡是一个简单的医学知识，而医方的死亡时间记录与120的记录却相差约半小时，这不得不让人生疑。相对于医方，120的记录更具真实性和可信性。因此，实际事实是医方为黄XX输液后，未按医疗规范对黄XX进行观察护理，以至于黄XX发生过敏反应时，医方未能发现，也未对其进行抢救。待医方发现问题时，黄XX已经死亡。所有的抢救记录均是事发后医方杜撰的，所以才会出现前后记录矛盾，才会用云南省邮电医院的生命体征观察表来记录。医学会对120客观记录的证据不予采纳，却以医方杜撰的抢救记录作为鉴定的依据，其鉴定结论又怎么能公正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0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如实提交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需要的材料。即鉴定的首要前提是材料如实，丧失了这一前提，那鉴定结论显然是不能采信的。其次，两次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两次鉴定结论都认为医方存在“抢救力度不够，无详细医嘱及护理观察记录单，文书记录不规范等过失，且过失与黄XX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却认定患者特殊体质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医方过失为次要原因。这种结论明显不公正。清开灵容易发生过敏，这在医学界应当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清开灵说明书也明确提到“本品偶有过敏反应，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而医生在问诊时并没有询问黄XX的过敏史，在不清楚其是否过敏的情况下对其使用了易过敏药物清开灵，这是导致黄XX死亡的第一个直接原因。在对黄XX输液过程中，没有按医疗规范进行护理观察，以至于黄XX发生过敏反应后医方并没有发现，更无法进行抢救了。这是导致黄XX死亡的第二个直接原因。如果不给黄XX使用清开灵，或者使用清开灵后能进行护理观察，那即使黄XX发生过敏，医方也能及时抢救，这都能避免其死亡。因此，医方的过失是导致黄XX死亡的直接原因，医方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按照医学会的鉴定结论，那就是你要过敏，你就该死，而不管医院是否进行抢救。这种逻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我手里有一份报道，报道清开灵导致过敏性休克28例，只有1例因抢救无效死亡。我方认为，如果医方抢救及时，那是完全能够避免黄XX死亡的。另外，两份鉴定书都没有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也无鉴定人员的签名，更无鉴定的依据。也就是说，为什么特殊体质是黄XX死亡的主要原因，医方抢救不力是次要原因的结论没有任何依据支撑，感觉完全是所谓专家的主观臆断。我方曾书面申请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但很遗憾，今天并没有鉴定人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如果鉴定人出庭作证，我方将要求其对：1、鉴定人依据什么认为黄XX是在输进药量1/3时（而不是医方后来在《生命体征观察表中》记录的1/2时）发生的过敏反应？2、鉴定人为什么认为黄XX是12：55分死亡，而不是120所记载的12：28分就已经死亡？3、分析意见中“医院的抢救力度不够”意味着医院实施过抢救，鉴定人依据什么认定医院实施过抢救？4、分析意见中“文书记录欠规范”是否意味着医方虚假杜撰病历？5、患者特殊体质为什么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我们听说的过敏反应多了，但因过敏死亡的却很少，难道发生过敏后及时抢救也会必然导致死亡？只有把以上疑问都合理的解决了，那该鉴定结论才是令人信服的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七）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因此该两份鉴定书都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经审核，对符合本条例规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当作为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人员作出行政处理以及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的依据。”也就是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对卫生行政部门有当然的约束力，而对法院，却不是必须采纳的，它仅仅属于证据的一种，能否被采纳要由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审查后确定。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两级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书》不应当被采信。如果有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我方申请由中华医学会重新鉴定或者进行司法鉴定，以保障本案的公正。二、医院在对黄XX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五方面过失，是导致黄XX死亡的直接原因，应当对黄XX的死亡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一）医生在对黄XX进行治疗时，没有询问黄XX的过敏史，在不清楚其是否过敏的情况下对其使用了易过敏药物清开灵。（二）在对黄XX输液过程中，没有按医疗规范进行护理观察，以至于黄XX发生过敏反应后医方并没有发现。（三）因为没有及时发现黄XX过敏，所以没有对黄XX进行抢救。（四）篡改病历和伪造病历。（五）主治医生超注册执业地点执业。如果医院对前（三）项情况中的任何一项能够进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那黄XX的死亡都能够避免。三、关于赔偿项目及金额：1、丧葬费7660元：法律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按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因黄XX生前从事工程监理工作，在《2005年云南省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中找不到合适的行业分类，故按国有经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5320元为标准计算。2、遗体冷藏费3447元：这是因为尸体解剖后，尸检结论还没出来，原被告双方共同同意尸体暂时保存，待尸检结论出来后双方均无意见时再处理。到2005年8月2日火化黄XX遗体时，原告花费了该遗体冷藏费。该费用与本案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当赔偿该费用。3、被抚养人生活费34185元：法律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至16岁。对照原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规定的标准，这一赔偿项目是按照生活困难补助费为标准计算，与《条例》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不大，因此还算基本合理。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太大，再适用《条例》的规定便极为不合理，难道，死者的女儿只能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生活？那其教育、医疗等费用又从何而来。《条例》对被抚养人除受害人外还有其他抚养人的，是否只赔偿受害人应负担的部份并没有明确，如果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全额，其费用有可能比按司法解释计算的还要高。原告按司法解释只计算了黄XX应当承担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份额。因此，依司法解释计算，被告并不吃亏。4、死亡赔偿金177420元：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不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没有提到死亡赔偿金，但被告仍然应当赔偿该费用。理由如下：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医疗纠纷案件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是因医疗过失致人损害的民事侵权纠纷，原则上都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民事基本法来处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其法律地位低于《民法通则》，属于下位法。以《条例》这样一个行政法规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不符合法律理论。所以，如果《条例》的某些规定，明显违反《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公平、合理的民事基本原则，那就不应当照搬适用。同时，如果《条例》存在明显的漏洞，就应当以其他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补充。【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民事案件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所谓“参照”就是参考、仿照之意，而不是绝对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死亡赔偿金”，该解释是对《民法通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的解释，而且比《条例》晚出台，因此，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同样适用。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行之后，在民法上，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死亡赔偿金不再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而是对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的赔偿（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也就是对受害者以后收入损失的赔偿。而《条例》之所以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也正是因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前，死亡赔偿金在法律性质上均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损害赔偿，所以，《条例》只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没有提及死亡赔偿金。现在，死亡赔偿金是对财产损失的赔偿，那被告岂有不赔之理。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只要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损失就应赔偿，即“填补损害”原则，这是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提到死亡赔偿金，绝不能成为被告拒赔的理由。因为，只要有损失，无需法律明确列举，按照民事基本原则也应赔偿。况且，在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都要赔偿死亡赔偿金，而在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却不赔偿死亡赔偿金，这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5、精神损害赔偿金82044元：受害人黄XX年仅34岁，本是家中的顶梁柱，却因为简单的感冒到医院就诊便不幸离开人世。俗话说，人生三件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本案原告曾XX便是中年丧夫，黄X是幼年丧父，她们所承受的精神打击和痛苦可想而知。她们原本幸福的生活从此彻底被这不幸的事故改变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十一）项把精神损害抚慰金量化了，这是不合适的。按照该规定，一个人死了，最多给与4万多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人的权利和尊严并没有得到尊重。因此，我们认为：精神抚慰金应当属于法院酌情处理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是如此规定的。原告要求82044元的精神抚慰金半点都不过分。这仅仅是一种心灵上的告慰，远远不能弥补原告所受到的伤害。6、亲属误工费22695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只能计算2人，这是不合情理的。从我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见：受害者黄XX有7兄妹，曾XX有6兄妹，发生如此大的事故，这些亲人肯定都是要来处理的。我方仅计算了3人的误工费，是相当客观和合理的，实际造成的损失远不止这3人的。7、交通费：8242.50元：这均是事发后原告为处理该事所实际花费的。8、住宿费：927元：这均是事发后原告为处理该事所实际花费的。9、鉴定费3000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用由医疗机构支付。因此，被告方应承担该鉴定费。综上所述，被告在对黄XX的诊疗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该过失与黄XX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应当对黄XX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两级医学会所作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因鉴定程序严重违法而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恳请合议庭在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以替原告孤儿寡母俩讨回公道，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以上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如无不妥，敬请采纳。谢谢！原告代理人：2006年4月25日

本律师曾代理过这么一个运输毒品案件，陈某（女）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期间认识了一位新疆籍男友，男友让陈某帮其带几张纸条到上海去，并带些衣服给其姐姐。后男友为陈某购置了去上海的机票，并给了陈某纸条和一个装满衣服的行李箱。陈某在过机场安检时被查获，行李箱底部夹层中藏有海洛因近600克。本律师接受陈某家属委托后，多次去看守所会见陈某，仔细审查了该案的证据材料，确定了无罪辩护的思路。开庭时，本律师从证据、事实、动机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后检察院在开完庭后不久就主动撤诉，陈某得以释放。本案的结果是为数很少的，类似案件的被告人很多都被判处较重的刑罚。附本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陈某近亲属的委托，并征得陈某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陈某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依法履行辩护职责。根据对卷宗的审阅并会见被告人，尤其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我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陈某构成运输毒品罪的观点不予认同，因此，我将对陈某涉嫌运输毒品一案作无罪辩护，现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控方指控陈某构成运输毒品罪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所谓运输毒品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运输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该罪在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是：“明知性”。即行为人明知所运输的是毒品而予以运输，如果行为人对自己所运输的是毒品在主观上不明知，或者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应该明知，则毫无疑问绝不构成此罪。本案中，虽然从被告人陈某所携带的旅行箱中查获了毒品海洛因，但陈某在公安人员将旅行箱拆开前，并不知道旅行箱夹层中藏有毒品，控方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陈某明知旅行箱中藏有毒品而非法运送，通过法庭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控方指控陈某构成运输毒品罪的证据主要有：《破案报告》、《抓获经过》、《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毒品物证照片》、《毒品称量记录》、《飞机票》和《被告人供述》。这些证据只能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即陈某于2005年3月10日欲乘飞机前往上海，在昆明机场从其携带的旅行箱夹层内缴获毒品海洛因596克。”却无法证明陈某“明知”或“应当知道”旅行箱中藏有毒品。而被告人陈某从被抓获到庭审所有的供述均呈现高度一致性，证实：“其并不知道所携带的旅行箱中藏有毒品。”我们不否认本案是现场“人赃俱获”，但“人赃俱获”也只能说明陈某所携带的旅行箱藏有毒品，至于陈某是否“明知”旅行箱夹层中藏有毒品，则不能得到证实。公安机关也未对毒品及包装物进行指纹鉴定，没有证据证明陈某直接接触过毒品。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所坚持的是事实推定，即陈某作为成年人，不能提供买卖提的真实姓名，花几千元机票专门跑上海带四张纸条不合情理，其主观目的是要把藏有毒品的旅行箱送往上海，故其应当明知自己所带的物品是毒品。但辩护人认为，刑事司法应是权威而严肃的，一切的犯罪认定都应当通过证据来证实，不能凭主观推断。如果据此认定陈某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那就违背了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完全是客观归罪了。二、本案证据不能够合理排除陈某被男友买卖提蒙蔽、利用、陷害、当作了运输毒品的工具，而自己丝毫不知情的可能性。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判陈某无罪。陈某从被抓获到庭审所供述的事实呈现高度一致性：“即其到**旅社工作期间，认识了长期住在**旅社的一名新疆男子买卖提，两人发展为恋爱关系。买卖提请求陈某帮他带几张纸条去上海给老大签字，回来后可以在昆明作生意。因陈某身份证丢失，买卖提为其提供了去上海的机票和名为“贺**”的身份证，在陈某临出发前，又交给陈某一旅行箱，说里面全是装的衣服，要求带给上海的大姐。陈某在昆明机场被抓获，从旅行箱夹层内缴获毒品海洛因。”由此可以看出，买卖提对于查实本案事实真相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对于陈某所供述的“买卖提”其人，控方只提供了**旅社老板的一份证词。该证词表明：“没有个叫买卖提的人曾入住**旅社。”辩护人认为：该证词系一孤证，不能证实控方想证实的问题。侦查机关有多种渠道可以查清该事实：比如查验**旅社的入住登记表，查验鹏程旅社的入住登记表，根据陈某的供述画像由旅社人员辨认等……通过庭审调查可以看出：陈某在被抓获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揭发了买卖提，并提出可以带公安人员去寻找，但公安机关不予理睬。陈某被讯问期间，买卖提曾经打电话到陈某被缴获的手机上，公安人员不让陈某接听电话，也不采取其他侦查抓捕买卖提的措施。对于关系到查清本案事实的关键人物买卖提，侦查机关究竟查没查？查了些什么？查的结果怎样？从控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始终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侦查人员必须搜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无罪的证据。”但本案的侦查人员却没有尽力去侦查，这实在让人费解。结合本案事实，陈某只有小学文化，长期生活在昭通偏僻的山区，对外界事物缺乏应有的警惕和识别能力，在上昆明打工后，被买卖提的表面好心所蒙蔽，把其当作恋人，对于恋爱中的女人，其智商是很低的，陈某对于男友的话更是坚信不移。为了双方能在昆明做生意的美好前程，陈某答应帮买卖提带纸条去上海。而且，在公安机关现场所提取的物品中，确实存在四张维吾尔文字的纸条。虽然纸条的内容与陈某听买卖提所讲的内容不相关，但作为汉族人，一般是无法识别维吾尔文字的，只有买卖提说什么，陈某便相信什么了。陈某所供述的事实从始至终都呈现高度一致性，可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本案完全存在陈某被其男友——新疆人买卖提蒙蔽利用，当作运输毒品工具的可能性。三、假定陈某明知所带旅行箱中藏有毒品，如果查不清楚毒品的来源和去向，那本案也不应当定性为运输毒品罪，而应当定性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都知道，运输毒品罪在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人以“非法运送”为目的，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毒品犯罪的重要特征。“非法运送”包括了为谁而运，运往什么地方，送给什么人，也就是说，毒品的来源要明确、送往的地方要明确、送给什么人也要明确。在本案当中，控方指控陈某携带的596克毒品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些毒品倒底是受人之托替别人带的，还是受人指使为他人运的呢？是从毒贩手中买来的，还是自己制造的呢？用一句话来说，这些毒品是从哪儿来的，运到哪里去，送给什么人。控方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责任。但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可以发现，除了被告人陈某的供述外，控方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陈某持有毒品前往上海是为谁运的、运往什么地方、送给什么人，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陈某在主观上具有“非法运送”的目的。如果查不清楚毒品的来源和去向问题，假设陈某明知旅行箱中藏有毒品，那陈某的行为也不应当定性为运输毒品罪，而应当定性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不可否认，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取证难，危害性大、发展势头日益严重的特点，毒品犯罪案件破获后犯罪人往往拒不供认毒品的来源、走向和行为目的，根据已经查获的证据很难认定其构成走私、贩卖、运输或窝藏毒品犯罪。但司法应是权威而严肃的，尤其是刑事司法，它涉及一个人的自由乃至生命。更应慎之又慎，严把证据关，坚持唯一性、排他性的证明标准，必须排除一切无罪的合理性解释，做到确实、充分，容不得半点疏忽和懈怠，否则，极有可能错杀无辜，酿成冤狱之灾。本案没有证据能证实被告人陈某具有运输毒品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即：明知所运输的是毒品。本案证据也无法排除陈某确实不明知所运输的是毒品的可能性，按照“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刑事司法原则，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陈某作出无罪判决，充分体现法律的公正与公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