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平

2008年4月，原告王某与被告秦某（女方）经人介绍相识，2008年9月17日，二人登记结婚，2009年10月生一子。夫妻共同财产有电脑、电视机、DVD、电脑桌椅、金银首饰等。双方曾多次协商离婚事宜未果。2011年1月6日，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婚生子归其抚养，由女方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700元；由女方返还男方彩礼45000元；家庭共同财产平均分配；诉讼费由女方承担。律师办案思路：鉴于女方同意离婚，也同意孩子由男方抚养，但对财产分割有不同意见，据此，律师提出双方已经结婚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等有关规定，男方无权要求返还彩礼，且彩礼实际上全部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治疗疾病，抚养孩子。经主审法官和律师共同努力，耐心做工作，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双方同意离婚，婚生子随男方生活，女方每月支付抚养费200元，女方每月可探视两次，财产依法分割，其他双方互不追究。

2011年4月20日，xx市xx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李××（男，1994年4月25日生，xx市xx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提起诉讼，起诉书指控：2010年11月29日下午5时许，xx二中高一学生张×因对被告人李××也喜欢xxxx中学女学生刘×产生不满，遂叫上其同学张××、李××、周××、董×、孙×一起到xxxx中学，意欲教训李××。被告人李××得知张×等人可能要殴打自己后，就叫上同学韩×、潘×、王××等人，在校内自行车棚处，两方产生磨擦但未发生冲突，后被告人李××与潘×、韩×、王××等随张×等人到了校外西侧路口处，张×与韩×发生争吵，继而撕打，后张××用一砖头扔到李××头上，被告人李××遂与张××厮打在一起，在打斗过程中，被告人李××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朝张××的腹部、胸部和左肋部各捅一刀，致张××死亡。办案经过：根据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作为被告人李××的辩护人，最大限度地维护他的合法权益，为他争取最轻的处罚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从起诉书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公诉机关虽然认定受害人张××伤害李××在先，但同时认定被告人李××刀捅张××发生于发生于双方互殴过程中，如果将来院依此事实定案，即便将李××属未成年人应减轻处罚这一情节考虑在内，李××亦将难免被判处较重的刑罚，果真如此，李××今后长达7—10年的漫长岁月必将在少年犯管教所中度过，对年仅16岁的李××来说，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接受委托之初，我们已向被告人的父亲初步了解了案情。从被告人之父向我们讲述的他从不同侧面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看，有些情况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不小的出入。此外，他还告诉我们，由于侦查机关在案发后并未对当时受害人张××用来打击被告人李××头部的砖块予以收集调取，为了留存对儿子有利的物证，他事后到案发现场找到并保存了该砖块。该砖块并非如起诉书所言是人们通常理解为半头砖的“砖头”，而是一整块红砖，且是从建筑物上拆卸下来的沾有干混凝土块的一整块红砖。由此，我们逐渐意识到，通过我们的调查取证，向法庭证明和展示一个全新的案件事实，或许是为被告人李××争取理想的定罪量刑结果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查阅公诉机关移送法院的证据材料，是法庭审理阶段律师开展实质性辩护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出席法庭进行法庭质证、辩论工作的基础。但本案公诉机关移送法院的证据较少，只有一份被告人供述、两份证人证言和一份尸检报告，根本难以满足我们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需要。同时，公诉机关移送的证据更多地是基于追究被告人犯罪的目的而选取的，相对而言都是对被告人较为不利的证据，很明显，要想获得更多的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和信息，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调查取证来实现。被告人是与案件事实接触最直接的人，会见被告人，可以帮助辩护律师获取案件的第一手信息，确定未来调查取证及整个辩护工作的方向。本案办理过程中，我们先后六次到看守所会见被告人，并从被告人处了解到以下与起诉书指控内容不同但对被告人较为有利的情况：1、被告人是在得知张×、受害人张××等6人准备“教训”他之后才叫上自己的几位同学与自己放学后同行，其目的并非要与张××等人打架，而是让对方看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知难而退，放弃“教训”李××的念头；2、受害人张××用来打击被告人头部的砖是一整块红砖，且打击的方式不是“扔”而是“拍”；3、被受害人张××拍了头部一砖后，李××已处于头晕、眼花状态，而此时张××与同来的几个人仍在对被告人进行殴打，受害人张××更是用手卡着被告人的脖子用拳头打被告人头部，李××在这种情况下，掏刀捅了张××；4、在捅张××之前，李××没有对张××或其他人进行过击打，只是挨打，没有与对方“互殴”或“厮打”。被告人所讲的情况十分重要，但若无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就仅是一种信息而已，并无实际价值。虽然公诉机关移送法院的两份证人证言当中对被告人所讲的情况也有零星的反映，但远未达到足以印证被告人说法的程度。这样，找到与被告人一起参与过打架事件的被告人的几位同学，向他们进一步调查了解案情，就成了我们下一步最为紧要的任务。但在斗殴事件发生后，这几名学生都办理了转学。经过多方打探，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现在就读的学校和班级。通过与几家学校校方交涉，取得了校方的支持，在校方安排下，我们最终顺利调取了这几名学生的证言。值得高兴的是，他们的证言正好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被告人李××向我们反映的情况。这样，在充分的调查取证基础上，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新的案件事实已经呼之欲出。此后，我们又赶赴看守所向所医调取了被告人李××头部伤情检查的有关病历，并查阅了与本案有关的法律规定，在事实和法律适用两方面为将来的庭审做好了准备。几个月后，本案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如期开庭。庭审过程中，我们有理有据地一一指出了起诉书指控事实中存在的片面、模糊之处，与公诉人就本案的争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向法庭提供了我们单独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将本案事实重新阐述如下：2010年11月29日下午5时许，张×等人蓄意到xx中学报复侵害李××。他纠集了5个人直接进入xx中学校内，在李××放学的必经之地——李××推自行车的地方等候、拦截李××。李××得知这一消息后，出于恐惧，告知了自己的几个同学，他的同学出于保护李××的目的，有几个跟随李××。在学校内部时，由于张×等人顾虑老师、同学在场，不便对李××实施侵害行为，于是把李××叫到了校外。在出去之前，张×等人口口声声说只是叫李××出去谈谈，不打李××。但当李××到达路口处时，受害人张××却违背了当初的诺言，用一整块红砖打在李××头部，致李××血流满面。李××出于通常的反应，双手抱头弯下身子。而张××并未就此罢休，继续上前对李××实施不法侵害，用胳膊夹着李××的脖子打李××的脸，同张××一起来的张××的几名同学也上前对李××拳打脚踢。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子捅了张××，致张××肺动脉破裂死亡。依据以上事实，我们提出：被告人李××是在自身遭受侵害人张××等人严重不法伤害的情况下，为阻止不法侵害继续进行，而掏刀向张××还击，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鉴于李××在掏刀捅向受害人张××时，张××仅是以拳击打李××，其较为严重的伤害行为已经停止，应当认为李××的还击手段有过当之处，属防卫过当，建议法庭对被告人李××减轻或免除处罚。此外我们还提出，被告人在掏刀捅向受害人时，头部刚刚遭受受害人重击，既而又遭受害人等人殴打，必然造成被告人判断能力和理智的下降，精神高度紧张，由此导致被告人掏刀伤人，体现了受害人过错，亦是应当对被告人进一步从宽处理的根据。审判结果：xx市xx区人民法院对李××故意伤害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书采纳了我们绝大多数辩护意见，认定被告人李××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10天之后，李××获释，并转学到周边县、市、区的一家中学，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初中学业。自我点评：无论司法机关还是辩护律师，办理案件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同一件案子的面貌在侦检机关和辩护律师眼中就是一模一样的。侦检机关出于追究犯罪的职责需要，自然更愿选择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利的事实因素来构建和表述案件事实，而辩护律师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时必须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不仅要注意从侦检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和撷取对被告人有利的内容加以利用，更要充分利用自身享有的调查取证权去主动调取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构筑自己的证据——事实体系，从而有利于法庭更为全面地掌握案件的全貌，客观地对案件做出公正的评判。刘平平律师电话：13785472615

张某前段时间在本市购买了套二手房，签合同时曾向房主王某提出把户口迁过来，房主爽快答应会积极配合，结果张某做完贷款，提议让王某迁出去，他说没地方迁，找了几次，王某一直不予配合。于是张某咨询到律师：“有什么办法让他迁出去吗？”刘平平律师：因原房主卖了房子却不迁户口导致新房主落户难的问题时有发生，而这种现象带来的麻烦也不少，比如原房主有欠债、违法、违章等行为，相关部门都会直接找到户口所在地，这样会影响新房主。遇到此类问题怎么办？刘律师认为，首先要看房屋买卖合同中是否有落户方面的附加条款，若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里有关于卖方户口的迁出、买方户口迁入的明确约定，则卖方拒不迁出的行为构成违约，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张某可以起诉原户主，要求其迁出户口。若双方合同对此并无明确约定，考虑到我国城市房屋产权、户籍与子女入学之间的实际情况，卖方应履行将其户口迁出的合同附随义务，但是目前仍没有法律规定强制将户口迁出，所以目前还无法规可循，双方只有通过协商解决此事。刘律师提醒购房者在购买二手房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解决户口迁移问题：首先，在购买一套二手房之前，购房者需要了解这套二手房上是否存在户口。如果不清楚这套住宅是否挂有户口的，当作有户口来处理。其次，若一套二手房上有户口，购房者需要在《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中明确约定如何处理户口。通常，买卖双方应当约定该二房房中原有户口的迁出时间。若房主不能及时迁出户口的，则要约定好违约金的数目。其三，正常情况下，房主户口的最迟迁出时间不应当迟于交房时间。但如果房主迟迟不把户口迁出，购房者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呢？从法律层面上来说，购房者可以要求房主支付违约金，但购房者却无法通过诉讼手段要求房主将户口迁出，即法院无法通过强制执行的方法将房主户口迁出。因此，约束房主迁户口的较为稳妥手段就是多留尾款，若房主不迁户口，则购房者不必交付尾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该条规定，只要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害的，都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除此之外，我们从《刑事诉讼法》中看不出哪些案件的被害人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事实上，许多案件的被害人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或者受理后会被裁定驳回起诉。那么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依据又在哪里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是：（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法定代理人符合法定条件；（二）有明确的被告人；（三）有请求赔偿的具体要求和事实根据；（四）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该解释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起诉的五个条件，对于前四个条件在实践中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第五个条件：何为属于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作了回答。该《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于该条规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受害人只能就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精神损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次，受害人物质损失的原因只能是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或财物被毁坏。因为只能对物质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以这里所讲的人身权利仅指身体权、健康权等物质性的人身权，而不包括姓名权、肖像权等精神性的人身权；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是因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除了人身损害以外，财物被毁坏的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必须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的上述规定，如果受害人的财物不是被毁坏而是被侵占或非法处置，是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关于这一点，《规定》在第五条作了详细的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只是非法占有、处置受害人的财产而不是毁坏其财产的话话，受害人只能要求其退赔。如果无法退赔，则只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是盗窃、诈骗等案件，对于这些案件的受害人是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而对于诸如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放火罪等案件，受害人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节正当防卫?一、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20条第1、2款的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正当防卫是国家赋予公民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一项权利。公民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即使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其他权益造成损害也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正当防卫的权利并不是毫无限制。为了避免公民滥用这种权利，我国刑法在赋予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时，又明确地规定了行使正当防卫权利应受的限制条件。成立正当防卫，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所谓不法侵害行为，是指人所实施的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的侵袭和损害行为。关于不法侵害的范围，包括违法和犯罪行为。关于不法侵害的程度，只能对具有暴力性、破坏性、紧迫性的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基于上述认识，对下列几种行为，均不能或不宜进行正当防卫：(1)对合法行为不能进行正当防卫；(2)对正当防卫行为不能实行反防卫：(3)对紧急避险行为不能实行正当防卫；(4)对意外事件不能实行正当防卫；(5)对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不宜进行正当防卫；(6)对过失犯罪和不作为犯罪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如果事实上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对臆想中的侵害者进行防卫，则属于假想防卫。对此种情形的处理，视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失而不同：如果主观上有过失，并造成法律规定的损害后果，依过失犯罪论处；如果没有过失，则应当按照意外事件处理，不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正在进行正当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实行，这是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所谓不法侵害已经开始，通行认为是指在一般情况下，应以不法侵害人着手实行不法侵害时作为不法侵害开始的标志，但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已经十分明显、紧迫的情况下，即使不法侵害尚未着手，也应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所谓不法侵害尚未结束，通行认为是指合法权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侵害、威胁之中，或者说不法侵害已经不可能继续侵害或威胁合法权益。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不法侵害人自动中止不法侵害；其二，侵害者被制服或因自身因素等原因已不可能继续进行不法侵害；其三，不法侵害已经既遂；其四，不法侵害人离开侵害现场。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时，进行所谓的“防卫”的，不是正当防卫，而是不适时防卫。对于因不适时防卫而造成损害结果的，如果符合刑法规定的某种故意或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三）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行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这是由正当防卫的目的和不法侵害人自身行为的非法性所决定了的。对不法侵害人以外的第三者实行“防卫”的，达不到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也不具有正当性，不是正当防卫。对于这种情况，如果符合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四）必须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非出于这种目的的，不能成立正当防卫。这是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挑拨、相互的非法侵害行为这些形似正当防卫而实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关键。（1）防卫挑拨，是指为了加害对方，故意以挑衅、引诱等挑逗他人向自己进攻，然后借口正当防卫加害对方的行为。（2）相互进行的非法侵害行为，是指双方都出于不法侵害的故意而进行的相互侵害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在相互斗殴中，也可能出现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可能进行正当防卫：一是斗殴一方已经放弃侵害，例如宣布不再斗殴或者认输、求饶、逃跑，而另一方继续侵害；二是在一般性斗殴中，一方突然使用杀伤力很强的凶器，另一方面临生命的严重威胁。在这两种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均无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不能成立正当防卫，而应视具体案情，应以相关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五）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是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是区分防卫的合法与非法、正当与过当的一个标志。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指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是区别防卫的合法与非法、正当与过当的一个标志。如何理解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防卫行为只要为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并且根据不法侵害发生的环境、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的力量对比等客观因素判断，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没有明显超过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或者虽然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明显超过不法侵害，但实际造成的损害并不算重大的，均属正当防卫的范围，而不能认为防卫过当。二、特别防卫特别防卫，是指公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限制，对其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刑法设立特别防卫制度，其立法意旨在于充分鼓励公民打消顾虑，勇于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避免那些严重犯罪行为对国家、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合法权利造成重大的损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成立特别防卫，首先必须具备正当防卫成立的除了限度条件之外的前四个条件。其次，防卫行为必须针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行。三、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一）防卫过当的概念和特征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防卫过当具有两方面的特征：1．在客观上表现为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了重大损害。所谓明显，不仅意味着能够清楚明白、确定的看出防卫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而且超过的程度不属于轻微。当然究竟超过多大程度才属于明显超过，最终需要法官综合具体案件的全部情况，立足于社会的通常观念进行合理的判定。但是，不宜将“明显”解释为“非常显著”，因为这容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条件的虚置。至于“重大损害”，一般认为是指造成不法侵害人的重伤、死亡，还包括财产的重大损失。2．防卫人在主观上对过当行为及造成的结果具有罪过。在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对于其过当行为及其结果，主观上不可能出于直接故意，因为正当防卫的目的与犯罪的目的，在一个人的头脑中不可能同时并存。但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和过失，则是可能的。?（二）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卫过当的定罪；二是防卫过当的处罚。防卫过当不是独立的罪名，对于防卫过当行为，实践中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中过当的犯罪事实的性质，以及犯罪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依照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款来确定罪名。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对于防卫过当构成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司法实践中，确定何种情况下减轻、减轻多少，何种情况下免除处罚，一般应当综合考虑防卫的具体目的、过当的程度、罪过形式以及防卫行为所保护权益的性质等个方面的因素。

《中国民事审判前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观点集成目录1、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问题2、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问题3、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4、善意买受人应该返还给出卖人房屋使用费的标准问题5、对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问题6、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问题7、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问题8、由亲属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代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9、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问题10、夫妻一方所在企业发放的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问题11、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问题12、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问题13、农民自建住房是否适用《建筑法》问题14、共同过失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15、他人能否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问题16、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17、相对人未进行催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是否有期限限制问题18、亲子鉴定能否强制问题1、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问题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承租人以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所确定的价格购得房屋。第二种观点：法院只能判决撤销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第三种观点：当事人提出无效合同确认之诉，人民法院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出判决，也可以根据形成权的理论，依法支持当事人直接购买房屋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后，形成两种观点：多数人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承租人对出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准物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具有物权效力的表象，应当依法保护。将优先购买权理解为形成权，法律依据不足。它只是优先缔约的权利，而不是保证买到的权利。对准物权的保护必须要和所有权的保护有所区别。所有权是绝对的权利，所有人出卖自己的所有物，应当尊重其缔约自由的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因此，承租人不能直接主张依据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条件取得房屋，只能请求确认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通过无效之诉，依据买卖不破租赁等原则，承租人的利益照常可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对于“同等条件”应作宽泛理解，不仅是价格条件，还包括付款条件，以及出卖人（所有人）提出的其他条件等。少数意见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就是对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的限制性权利，优先权不能理解为优先缔约权，考察其内容，应当包含可以优先买到的权利，否则优先权没有实际意义，实质上体现不了对承租人权利的保护。另外，承租人主张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在判决时不需要判决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而是变更所有人与第三人买卖合同的主体，这种裁判方法和判决的执行都不会有法律上的障碍。因此，承租人可以请求依据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条件取得房屋，法院可以据此请求判决。2、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问题关于买受人在约定交房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交房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买受人主张出卖人交付房屋的请求权应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请求出卖人交房的，因其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经过诉讼时效期间丧失胜诉权。第二种意见，买受人在约定交房期间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交房的不能一律简单地认定为已超过诉讼时效，而应区分出卖人在约定交房期限是否具备交房条件分别进行处理。关于买受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才请求出卖人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也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出卖人所承当的主给付义务为转移房屋的占有，更为重要的是转移房屋所有权。如果出卖人仅向买受人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未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届满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系没有履行转移房屋所有权这个最重要的主给付义务，已经构成违约，诉讼时效期间应该起算。因此买受人未在出卖人违约之日起两年内请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第二种意见，房屋已经交付的，买受人在约定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期限届满之日起超过两年请求出卖人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交付房屋的期限届满，买受人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房屋。其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上，应当区分具体情况：房屋具备法定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果房屋尚不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房屋具备法定的交付条件之日起计算。二、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转移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3、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业主委员会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第二种观点：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既可以作为原告起诉，也可以作为被告应诉。第三种观点：业主委员会具有一般的、抽象意义的诉讼当事人能力，可以成为诉讼主体，但是原则上只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不能成为被告，因为它没有责任财产和责任能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依法成立的业主委员会在其职责范围内，经业主代表大会授权，有权就与物业管理有关的、涉及全体业主公共利益的事宜，以物业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与物业管理无关的、个别或部分业主的事宜，业主委员会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4、善意买受人应该返还给出卖人房屋使用费的标准问题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房屋使用费的标准应该参照通地段同类房屋租金计算。第二种观点：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应该以实际使用年限的房屋折旧费作为买受人返还的房屋恢复原状的补偿，即房屋总价÷约定的土地使用年限×实际使用年限，或就房屋折旧费进行评估。第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采用的标准过高或过低，有失公平，可考虑采用租金与房屋折旧费的平均值。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善意买受人应该返还给出卖人房屋使用费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30日以（2003）民一他字第13号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个请示的答复中已经有明确的意见。该函全文如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蔡德成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海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翻译专修学院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因出卖人责任被确认无效后，应按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关于善意买受人应该返还给出卖人的房屋使用费标准，因为买受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善意的，所以应该以买受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为标准。也就是说，应该以买受人与出卖人约定的合同总价款除以房屋的设计使用年限，再乘以买受人实际使用该房屋的年限得出的价款作为买受人所获得的利益返回给出卖人。5、对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问题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观点。第二种观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责任认定书是行政文书。第三种观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应根据交通事故的性质而定：如果是一般轻微的交通事故，则是行政责任认定；如果是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则具有刑事责任认定的性质。第四种观点：交通事故责任的“责任”是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中“原因力”的大小，不是法律责任，而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前提和依据，本身并不等同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证明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第五种观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鉴定结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1）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如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当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在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当事人应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各自的主张分别承担举证责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中待证事实的真伪不承担举证责任。（3）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在民事诉讼中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或理由，并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6、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问题理论界或实务界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有关事实已经前一诉讼的生效判决所确认，当事人对此无需举证。在该判决经合法程序撤销之前，其认定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对该事实不应再出现新的认定。第二种观点：前一诉讼的民事判决虽然在判决理由中作了认定，但并非判决主文所确定的事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确认的事实的，仍应以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重新审查确认的事实为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进行确认，而不必等待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7、责任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问题审判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应将责任保险人列为第三人，而不得将其列为被告。第二种观点：受害人受到侵害后，知道侵权人已进行责任保险的，侵权人怠于履行赔偿义务时，受害人可以在不起诉侵权人（被保险人）的情况下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或同时起诉责任保险人与侵权人，将责任保险人列为被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关于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应如何认定问题，原则上认为，受害第三人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另补充认为，（1）在受害第三人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直接向保险人行使请求损害赔偿，当其将保险人列为被告时，亦应将投保人列为被告，这不仅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也有利于保险人行使其抗辩权，并保护其合法权益。（2）在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发生损害赔偿诉讼纠纷时，法院通知保险人参加诉讼的，保险人法律地位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8、由亲属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代当事人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对于代签的赔偿协议的性质，多数人认为，如果纠纷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也没有证据表明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除配偶代签协议构成表见代理的以外，其它亲属代签的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是，从审判政策考虑，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协议，也不要轻易认定为无效，而应该尽可能寻找其它法律根据，维持协议的内容。这样才能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能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当然，如果该协议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如果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可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也应当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9、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问题案例：2002年2月10日，李某在魏某经营的娱乐城消费时与吴某发生争执并遭吴某殴打。在整个过程中，娱乐城的保安未进行任何劝解、阻止，也没有及时报警。李某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支出救治费用两万余元。由上述案例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受害人在经营场所受到来自于第三人的侵害，经营者应否承当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则该民事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如何确定？经营者承担责任后，是否还可以向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体讨论，形成一致意见认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经营场所内，因第三人介入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有过错的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确定该责任承担的范围时，不能动辄就课以针对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应视义务违反人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而定。经营者所承当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补充赔偿责任，因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属于终局责任人，所以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该第三人进行追偿。10、夫妻一方所在企业发放的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在离婚案件中处理有关买断工龄款问题时，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有关军人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70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11、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问题审判实践中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吞并离婚财产分割请求，可以把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看作附条件的反诉，即把离婚作为所附条件，如果解除婚姻关系，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构成反诉。如果当事人不离婚，所附条件没有成就，则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第二种观点：离婚请求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相互抵消，如果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构成反诉，则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因为其不可能脱离离婚的前提而单独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不构成反诉，而是属于诉讼请求的合并。12、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问题审判实践中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虽然能证明损害的存在，但无法证明具体损害的大小和范围，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种观点：可以酌情判决被告适当赔偿。理由是不判令被告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就不能体现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三种观点：应当由法官根据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结果，通过自由心证，酌情确定被告赔偿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中力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只限于侵权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如果侵权事实已经确定，只是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自由心证原则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和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而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领域。对于能否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问题，大家原则同意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的倾向性观点，即在已经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其他民事案件。13、农褡越ㄗ》渴欠袷视谩督ㄖ?ā肺侍?案例：某建筑公司与农民王某于1998年签订一份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建筑公司为王某修建砖木结构二层住宅楼一座；建筑公司按图施工，建筑面积估计125平方米；完工后，按有关标准实际丈量计算，单位造价380元/平方米。建筑公司按期完工并确定了工程总造价。施工期间，王某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完工后实际占有、使用该建筑，但未再付款。建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王某支付剩余工程款。提出的问题：《建筑法》第83条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如果农民修建二层及二层以上住宅承包给他人修建，是否属于自建？高低层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农民将住宅承包给建筑施工企业建设，其签订的合同性质如何认定？是否适用《建筑法》？审判实践中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农民修建住宅，只要不超过四层，就不算高层建筑，无论是承包给他人修建还是自建，均属于《建筑法》规定的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建筑法》的规定。第二种观点：农民修建二层以上住宅，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图纸设计，为了确保安全和质量，由具有一定资质和能力的建筑方修建，应当适用《建筑法》的规定，不应认定为自建低层建筑。关于合同性质，一种意见认为，该类合同为承揽合同；另一种意见认为，该类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建筑法》第83条规定的农民自建是从建设主体即权利主体而言的，不论是农民自己施工，还是将工程承包给个体工匠或建筑企业建设，都属于农民自建。农民将工程承包给个体工匠施工，其建设行为受《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调整，而农民将自建住宅承包给建筑施工企业施工，建筑施工企业的建筑活动应当受到《建筑法》调整。农民与个体工匠或建筑施工企业订立的建筑施工合同都是建筑施工合同。14、共同过失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两机动车违章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受到损害，因一机动车所有人已因该事故死亡，受害人（行人）明确表示放弃要求死者的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仅要求另一机动车所有人赔偿其损失的，应如何处理?第一种观点：因双方共同违章行驶的行为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受到侵害，两机动车所有人均是致害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受害人明确表示仅起诉部分侵权人而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诉讼权利的，有人认为，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死者的继承人承担赔偿责任，仅起诉承担连带责任之一的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第87条的规定，负有连带债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即使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其他连带责任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判令致害人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也有人认为，共同侵权致人损害，受害人仅起诉部分侵权人，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侵权人参加诉讼，作为共同被告，并承担连带责任。但受害人仅起诉特定的侵权人，明确表示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诉讼权利的，应当尊重当事人对其权利的处分，被放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份额应从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被起诉的侵权人仅承担与其行为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种观点：两机动车所有人违章行驶致人损害，各机动车所有人都不能预料到自己的行为会与对方的行为发生结合，而是因偶然的原因使二人的行为发生结合致人损害，属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二人不承担连带责任，应承担与其行为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两机动车违章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受到损害，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属于共同侵权时，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单独侵权时，各行为人分别承担责任。赔偿权利人只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坚持对部分共同侵权人放弃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得干预，但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的诉讼侵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并应当从判决总额中予以扣除，剩余部分由应当承担责任的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15、他人能否代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问题问题的提出：司法实践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论结婚抑或离婚，应由其自行决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离婚案件的被告时，一般允许其近亲属作为代理人，或者由人民法院在其近亲属中指定代理人参与诉讼。但是，对于他人能否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提起离婚诉讼，则存在不同意见。即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结婚还是离婚都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其并非完全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离婚案件的被告参与诉讼，对此没有争议。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起诉离婚的情况下，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之初，就存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的，此时应当提起无效婚姻之诉，提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婚前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能力丧失的原因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则先需要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配偶的监护权，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16、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问题的提出：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管理（占有）夫妻共同财产，排除另一方对财产的支配权，使之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但由于种种原因，另一方不愿意离婚，起诉到法院仅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能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因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如果当事人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纠纷诉至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一定条件的（如占有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有损害对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支配权的行为，并致使其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等），可以受理并予以分割。如果仅仅为了财产支配问题必须解除婚姻关系，则不利于实现公平正义。第二种观点：《婚姻法》所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度，是建立在夫妻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约定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借助外力来迫使对方进行财产分割。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受理此类案件。至于夫妻一方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法律已规定了其他救济途径，如《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因此，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当事人不得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夫妻财产关系与双方的人身关系密不可分，这种财产关系只能因结婚而发生，因配偶死亡或离婚而终止。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约定共同财产的归属，能否达成协议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不是法院依职权调整的范畴。17、相对人未进行催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是否有期限限制问题案例：1999年8月18日，蒋某与吕某签订了一份购房协议。双方约定：蒋某将其所有的一处两间门面房卖给吕某，总价款为人民币110000元；付款方式为，吕某于签订协议的当天支付人民币40000元，2000年春节前支付人民币40000元，余款于2000年7月底前结清，否则蒋某有权收回房屋。协议签订当日，吕某向蒋某付款人民币40000元，同时，蒋某将房屋交付给吕某。2000年10月31日，吕某付款人民币30000元。此后，吕某再未付款。2003年1月，蒋某取得了该门面房的所有权证。2004年1月，蒋某为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吕某交还该房屋，承担违约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围绕该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蒋某认为，吕某应当于2000年7月底前付清房款，否则其有权收回房屋，但从签约后到起诉，吕某仅支付了70000元，余款吕某拒绝支付，故蒋某有权解除购房合同；吕某则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不应当解除。就蒋某是否有权解除该合同，审理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蒋某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已过。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3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虽然该《解释》的适用范围仅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买受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按照《解释》执笔人的观点，《解释》除第8、9条关于惩罚性违约金条款外的通用条款可参照适用于二手房买卖。据此，本案中，双方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但对蒋某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没有约定，因此，可以参照《解释》关于“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吕某未于2000年7月底前付清房款，蒋某即享有解除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但蒋某迟至2001年7月底未行使权利，则解除权消灭，故应当驳回蒋某的诉讼请求。第二种观点：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95条第2款的规定，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观点对于吕某未于2000年7月底付清房款，蒋某即享有解除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没有争议。关键是解除权行使期限届满时间如何认定？按照《合同法》第95条第2款的文义，解除权消灭必须符合3个条件，而违约方催告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在现实生活中较为罕见，但其的确是解除权消灭的必要条件。本案中，吕某始终未催告蒋某是否要解除合同，因此，也不存在蒋某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问题。蒋某应当享有解除权，故应当判决支持蒋某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行使。逾期未行使的，解除权消灭，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18、亲子鉴定能否强制问题问题的提出：在确认亲子关系的诉讼中，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亲子鉴定能否强制？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不予配合的，能否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第一种观点：亲子鉴定涉及人身，不能强制；但是如果一方申请做亲子鉴定，另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2款、第75条，可以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第二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亲子鉴定应双方自愿，因此，亲子鉴定不能强制，而且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进行推定。因为适用推定，事实上就是强迫另一方必须接受亲子鉴定，违反了自愿原则，有可能侵犯人身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是如果非婚生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尚未成年，亟须抚养和教育的，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应当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上述意见形成的理由：第一，亲子鉴定应当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亲子鉴定既涉及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的变化，又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因此，对要求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双方自愿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依法应予支持。第二，申请亲子鉴定的一方应当完成相当的证明义务。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在一方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案件中，提出亲子鉴定主张的一方应当承担与其主张相适应的证明责任。只有申请人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足以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的基础上，才能够请求进行亲子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掌握申请亲子鉴定一方的证明责任，合理及时把握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转换的时机，是判定亲子鉴定中举证妨碍的重要条件。如果过分强调申请一方的证明责任，必将使申请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如果轻视或忽略申请人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被申请人隐私的保护。总之，亲子鉴定的随意化必将带来家庭关系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第三，举证妨碍的认定条件应当从严掌握。如果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导致亲子关系无法确认的，应当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但应当严格掌握以下条件：首先，提出申请的一方应当是亟待抚养和教育的非婚生子女或与非婚生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其次，提出申请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与其请求相当的证明责任；再次，被申请人提不出足以推翻亲子关系存在的证据；最后，被申请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才能推定对其不利的事实成立。第四，人民法院对亲子鉴定中涉及举证妨碍的案件应该从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等原则出发区别对待。鉴于亲子鉴定中的情况异常复杂，目前尚难以确立统一的标准。各地法院在积极探索、慎重处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时，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统一的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