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正康

【案情概述】申请人某某与某某原系被申请人哈尔滨市某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员工，现因双方存在劳动争议，申请人某某与某某分别将被申请人哈尔滨市某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诉至哈尔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因申请人某某与某某系夫妻关系，该委于2011年9月29日开庭合并审理了二个案件。【争议焦点】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未按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是否用人单位应当全额予以补偿。【案情分析】一、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承担没有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的工资，被申请人认为自用工之日起第一年内该项权利已经过了申请仲裁时效期间；因此该时间阶段该项双倍工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申请人某某与某某提出，被申请人没有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双倍的工资”。请求被申请人予以支付。对此，被申请人认为该条的解释为“如果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之日起一年内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工单位将向劳动者支付双倍的工资。”但本案中某某入职时间为2009年3月2日\\\\\\\\\\\\\\\\某某的入职时间为2008年7月15日，在申请人入职时均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至今日申请人提出自用工之日起第一年时间阶段该项双倍工资请求，被申请人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该时间阶段的该项请求权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法律规定不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自用工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的，视为用工双方已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合同。被申请人认为自用工之日起，一年内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将按法律规定视为已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劳动争议双方自用工之日起第一年内虽无书面劳动合同但一年后双方依据法律规定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本案中争议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为“已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某某在职时间为2009年3月2日－2011年3月21日，共计2年时间。某某在职时间为2008年7月15日－2011年3月21日，共计2年零8个月时间。以上二申请人均没有上述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情形存在。因此被申请人没有违反“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没有订立”的规定，也就不适用该款规定的支付劳动者二倍工资的规定。”依据以上规定被申请人认为，工作一年后的在职时间段的双倍工资补偿没有法律依据。二、申请人某某与某某请求被申请人给予缴纳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费，被申请人认为依据相关仲裁时效的规定，对其权利的保护，申请人已经放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的社会保险费与公积金的缴纳不属于“该条第三款中劳动报酬的规定”，因此本案中的时效应适用该条第一款的时间起算规定而不是适用该条第三款中的仲裁时效时间起算规定。申请人某某与某某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1年9月6日。申请人某某入职时间为2009年3月\\\\某某入职时间为2008年7月，二人入职时用人单位已经与其约定好由其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明确知道用人单位不予以缴纳社会保险费与公积金，但当时均没有提出仲裁申请。由于用人单位的该项费用是逐月缴纳扣缴的，因此申请人对用人单位每月不予以缴纳此笔费用是明知的，其放弃了请求权，因此其权利的保护期应从申请仲裁的时间2011年9月6日起算，向前推至2009年9月6日，此段时间权利应在申请仲裁时效内。即2009年9月至2011年3月在职期间是权利才能得到法律支持的期间。依据此规定，二申请人的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均应予支持的是一年半时间即18个月时间。三、被申请人解除与某某的劳动合同没按法律程序办理的问题，被申请人自愿承担相关经济补偿金。但申请人某某是因其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而解除了劳动合同，依法是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申请人某某其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有其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予以证实的。四、申请人某某与某某申请的第四项“其他赔偿”，申请人当庭没有说明也没有任何依据，因此被申请人认为没有补偿的法律依据。哈尔滨某某技术开发公司

案例内容概述：被继承人留有动迁房一处。被继承人没有婚生子女，生前与第一任丈夫收养一女即是本案的原告。被继承人的第一任丈夫辞世后，被继承人改嫁给第二任丈夫，这时候本案原告早已成家单过，没有和被继承人生活在一起，被继承人与第二任丈夫也没有婚生子女，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于是将本案原告的婚生女收养为养孙女，该养孙女即是本案的被告，本案继承房产争议双方系母女关系。被继承人的第二任丈夫与被继承人先后去世，留有一套动迁房，现该套动迁房已经拆迁不复存在，该套动迁房已经回迁到现在的诉争房，该诉争房产是本案的标的物。该诉争房是动迁房的回迁房，但回迁房的价值远远大于动迁房，是增加给付现金后取得的该诉争房产。本案争议焦点该诉争房产只是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和购房三联单票据，这种情况是否能够确定房屋产权所有权人，是否能确定为被继承人的房产。案例分析一、本案诉争房产不是某某的遗产，不能够将其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某某的遗产应该是被拆迁房的作价款182909元。该案件争议标的物为滨江凤凰城小区房屋。但该诉争房产没有《房屋产权所有权证》，因此其房屋所有权人并没有依法确定。虽然该套房有《购房合同》和三联单缴费票据，但其并不能说明该套房屋产权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该套房产不能依法确定为某某的，因此也就不能做为某某的遗产进行处理。本案被继承人某某生前与其第一任丈夫无婚生子女，因此收养了一养女即是本案的原告某某，某某也因养父的姓氏而姓张。1971年被继承人的第一任丈夫辞世，当时原告已经26岁长大成人并已经结婚单过。1973年被继承人改嫁给某某，1992年某某去世，留有其公有住房一处，1993年该套公产房变更承租权人为某某。1997年该套公产房进行房改房出售，通过该房买断花费人民币78120元成为了被继承人的私产房。2006年该套房产因城市规划被拆迁，该套被拆迁房作价182909元，但如果回迁到现在的诉争房即滨江凤凰城小区房，将要补缴人民币317227元，该补缴资金由被告出资。因该诉争房屋没有确定被继承人某某是房屋所有权人，而且购买该诉争房的大部分资金317227元是由被告出资的，因此该套房产不能作为某某遗产进行继承，依据以上事实代理人认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仅限于该被拆迁房拆迁时的作价即182909元作为遗产。二、本案的被告是养孙女，依据法律规定是合法继承人。1973年被继承人改嫁第二任丈夫某某，夫妻二人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新街即本案的被拆迁房，婚后夫妻二人没有与原告共同生活，因被继承人与其第二任丈夫没有生育，二人生活寂寞单调，1984年夫妻二位老人将原告的婚生女儿即本案被告收养为养孙女，并接其到自家居住，当时被告刚刚12岁。1988年被告的户籍迁到其住址，正式确立了收养关系。依据1985年法发22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条的规定\"收养他人为养孙子女，视为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的，可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据以上事实与法律规定，代理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是1992年4月1日实施的，但本案原告被被继承人第一任丈夫收养，以及本案被告被被继承人与第二任丈夫收养均是在该法实施之前的收养行为，因此不应该适用该部法律规定确定收养关系，而在当时年代形成的是事实收养关系，既然原告作为养女是继承人之一，那么被告因其户籍、生活均与被继承人在一起并且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因此也是继承人之一。三、本案被拆迁房已经赠予给被告。1992年被继承人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其除了被继承人和被告外，没有其他亲人。此时本案被告已经20岁长大成人，1993年被继承人让被告办理公房承租权更名手续，明确提出，其第二任丈夫留下的南新街公产房一直就说要给被告，要求被告自己去办理承租权人为被告的名下，但被告考虑被继承人老年丧偶的悲痛心情，且更名需交纳300多元费用，于是被告自作主张将该房承租人变更为被继承人名下。1997年该公产房买断变为被继承人的私有房屋。1999年8月本案被告结婚，同年带着被继承人去上海工作生活。在上海生活工作期间，被告与被继承人曾回到哈尔滨、并会同在哈尔滨生活的原告、被告之父（该人与原告1965年结婚，1993年离婚）共同去公证处办理赠予手续，即是将被继承人买断后的私产房赠予给被告，结果因手续繁琐，被告急于回上海工作而没有办完，被告的父亲、兄弟姊妹等家人包括本案原告在内都知道此赠与行为，是公开的事实，也都是认可的事实。针对该套公产房及买断后变成私产房，其承租权人或所有权人均同意赠予给被告，但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因此没有完成房屋赠予行为，但后来该套房子被拆迁，该套房产被作价人民币182909元，并且该笔款与被告出资人民币317227元合在一起购买了现在的诉争房。该房购买后，因大部分资金是被告出资，因此事实上一直是被告支配控制的：委托其父亲代为买卖、代为办理进户手续、委托对外租赁、委托其代为缴纳物业费等各项事务。依据以上事实，代理人认为，2006年被拆迁房作价182909元可以做为被继承人遗产，但该房在作价182909元后，被继承人事实行为同意与被告的出资共同购买现在的诉争房，其2010年去世后，也没对其享有的182909元该笔款另行做出遗嘱处分，同时有先前的赠予行为，因此代理人认为事实上被继承人对被拆迁房作价款182909元进行了事实处分，完成了赠予给被告的赠与行为。该诉争房产在办理购买、进户等手续的时侯，因被告和被继承人在上海生活，被告委托其父亲代为办理，原告追随被告之父也办理了一些事务，后被告给了原告500元钱交通费用，这说明原告明知该套房产是被告实际支配并为其所有的。四、该诉争房在签订《房屋认购协议书》及三联单发票上写的是被继承人的名字，但并不能据此确认该套房屋所有权人是被继承人的。《房屋认购协议书》及三联单发票上签的都是被继承人的名字，但该名字都是被告的父亲代签的，且被告之父是接受被告的委托签订房屋购买合同，包括后期签订进户手续、物业管理合同等，均是接受被告的委托办理的。依据法律规定，代理人的行为后果是由委托人承担的，即是由委托人被告承担的。被继承人的名字只是挂个名而已，因合同等手续不是被继承人本人签字，又没有其授权，购买该套诉争房产只是出资182909元，因此无法确定其是该房屋权利的享受主体。现实生活在房屋购买实践中，开发商与购买人签订买卖合同时，一般不会审查某某人是否接受他人的委托购房，只要购房人缴纳房款就会给购房人留有该套购买房。至于后期办理过户手续，得开具正式的发票，这时的正式发票一般是可以变更原三联单发票上的名字的，而且只有这种正式发票才可以办理房屋产权证照，发票上名字的更改也就是对购买合同的购买主体进行了变更。而本案被告与被继承人是同一户籍同一住所，因此是被拆迁房的回迁居民，而且房款大部分是被告出资的，变更发票变更合同签约当事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依据我国法律规定，通常情况下，确定房屋所有权人的唯一标准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因此本案中合同和三联单发票不能确定房屋所有权归属，更不可能确定为被继承人的遗留房产。五、本案原告名义上是被继承人的养女，但没有尽任何赡养义务，因此依法不能继承遗产。原告虽是被继承人与其第一任丈夫之养女，在被继承人第一任丈夫过世后，其留有的房屋一处已经给了原告。被继承人改嫁后，第二任丈夫遗留给被继承人的房产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因该房拆迁变成了现金人民币182909元。被继承人与第二任丈夫生活期间，原告从来也没有与被继承人一起生活过，也从来没有对被继承人赡养过，相反对被继承人的生活起居不闻不问，关系已经非常恶劣，虽然名义上是养母女关系，但母女亲情已经名存实亡。被继承人的退休金也是被告委托其父在哈尔滨每年支取并给付被继承人，由此可见，原告与被继承人的关系非常恶劣。本案被告自1984年与被继承人一起生活至被继承人去世共同生活了26年，且1999年8月被告结婚去上海生活，原告不予以接纳照顾被继承人，被继承人无着落，被告遂将被继承人带到上海一起居住，并予以照顾扶养至2010年去世十几年。依据以上事实，原告与被继承人的第二任丈夫没有形成收养关系，即使是名义上的继承人，因其没有尽任何赡养义务，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六、请法院依法确认本案诉争房不是被继承人的遗产，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本案被告认为原告与被继承人再婚后的生活没有形成收养事实，名义上的养女原告对被继承人又置之不理，没有尽到任何赡养义务，因此依法应该不分割其182909元的遗产，而这部分遗产客观情况形成了被继承人赠予给被告的事实。又该诉争房也是被告出大部分资金购买的，并且该诉争房已经交付其管理经营多年，理应归其完全支配所有。既然该诉争房不是遗产，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并赔偿被告因该诉讼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法院判决结果法院采纳律师的代理意见，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例内容概述：本案车主将自己的车钥匙交予自己的朋友保管，并且同意其使用，其朋友系有多年驾龄的老司机，而且有驾驶证照，但其将该车又交予了其侄子保管，其侄子没有驾驶资质，并嘱咐其只能保管不能驾驶，但其侄子在一天夜里未经其他人允许的情况下，喝酒后私自将该车开走，路上将交通协管员造成重伤，成了植物人，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已经被刑拘。本案争议焦点本案车主是否承担责任，其允许使用该车的朋友是否承担责任。案例分析一、本案被告某某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更不应该成为连带责任人。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被告某某与肇事者没有共同故意也没有共同过失，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多方行为之间是否是直接结合或是间接结合的性质？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直接结合”如何解释的答复意见是：二个或多个行为的实施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并且相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是直接结合。如果二个或多个行为的实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并且相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是“间接结合”。本案被告某某将车钥匙交给案外人某某的行为，时间是发生在交通事故前，地点是在厂部。而交通肇事行为是发生在九三路上，时间也是在夜晚。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个行为，因此不可能是直接结合。3、那么被告某某将车钥匙交给案外人某某的行为和肇事者驾车行为，他们两个行为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二个行为是间接结合吗？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被告某某将车钥匙交给了案外人某某，与肇事者驾车肇事行为根本不相关联，中间隔着个交钥匙给某某的行为，因此被告某某交钥匙给某某的行为与肇事者驾车肇事行为的间接结合被阻断，已不可能相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后果了。被告某某交钥匙给案外人某某，同时也是允许他使用该车。案外人某某是有行车执照的，也有相当熟练的驾驶技能，在交给某某使用该机动车的行为上没有过错，假设是案外人某某驾车肇事，也是肇事人自己承担，被告也不应该承担责任。综上，某某成为本案被告是错误的。二、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赔偿责任绝对不是一回事。连带责任是比较重的一种多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多个责任人的责任大小通常属并行的责任，不分主次承担责任，因此责任义务也是同等的，因此如果适用连带责任需要法律明确有规定的情形。而相应赔偿责任是一种按份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里规定的就是相应的赔偿责任。所有人不是连带责任。但本案不是车主借用给了肇事者，因此在该起交通事故中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四、原告起诉要求赔偿613380元，没有证据证明，没有赔偿依据。五、被告肇事司机纯系个人行为，是没驾照，又是醉酒驾车。案外人某某将车给肇事司机保管车钥匙时，也说了谁都无权开该车，包括肇事司机本人也不能开。基于以上事实，该赔偿责任应该由肇事司机自己负责。

不构成诈骗罪辩护意见受某某近亲属委托并经某某本人的同意，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详细阅读了本案相关案卷材料，并且通过庭审，使我对本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依据相关案件事实及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不能够成立，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行为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犯罪构成要件，辩护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其行为属民事法律中不当得利行为。一、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依据法律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据此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本案的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私有财产的目的，事实依据：被告人被羁押第二天即2012年2月2日南岗公安分局对被告人的《询问笔录》第二页中被告人的陈述“开始我是真想帮着办这事，后来我家这么些事，我把办事钱花了，我去大连后我就把手机关了，我就是想托孙某时间，我回来单位能给我报销一部分医药费，我再向父亲要点钱，把办工作的钱还上，我真的不是想骗他的钱，我没有什么目的”。依据该陈述，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不具有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而本案中被告人的工作是国有企业正式的在编人员，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想真正实现非法占有从而躲避“被害人”的追偿是不可能的，被告人不会糊涂愚蠢到放弃工作而实现非法占有之目的，本案案值人民币仅仅23.5万元相对于丢掉正式工作而言是不值得的，这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因此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这些款项的主观要件。且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使用欺骗手段，意图短期占有公私财物，追紧就还，不追就拖，一般不做犯罪对待。而本案中，依被告陈述其正是想拖延时间，追紧就还钱的心理状态，且被告人并没有实施欺骗手段，依“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就更不应当对其做犯罪对待。二、被告人不具有诈骗罪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诈骗罪往往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本案中，据被告人《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以前给郝某的妹妹办到我公司上班哈尔滨分公司工作，还给他的女同学办到中国银行某某支行工作，我给他办成两次，所以他就相信我了”。依据该陈述，说明被告人具备给他人办工作的能力，并没有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且本案中所称的另两个“被害人”均是由“被害人”郝某介绍的，郝某本人和被告人本来是老相识老朋友，因曾经给郝某亲属及朋友成功办成两例工作，被害人对被告人办工作的能力有详实的了解，相信被告人具备该能力，因此本案中被告人没有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而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蓄意诈骗，根本不用虚构和隐瞒，“被害人”对被告人基于存在办工作的能力是非常信任的。据此本案的被告人不具有诈骗罪的客观要件。三、检察机关指控诈骗罪证据不足。被告人基于存在给他人成功办工作的能力，接受三个“被害人”的请托为其办工作，得试试办理，能否成功得办了才知道，而且据其被告人陈述，他与本案的三位证人联系过办工作的事，虽非实质性的联系过，但也都帮着办了，帮助问询办工作的事了，后因家里父亲的工厂出事故，母亲又病情严重暂将此事搁置，后入医院养病这也都是事实，但现在证人不承认被告人和他们联系过办工作的事实，这符合一般人的心理特征，对于涉嫌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人，谁又会敢于承认接触过本案被告呢，但检察机关依据此证人证言认定被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进行诈骗，被告人没有帮着做任何办工作的事，辩护人认为，如果涉嫌本案的利害关系人的证人可以采信，那么被告人的陈述为什么不可以采信呢，因此辩护人认为，认定诈骗罪证据不足。四、本案涉嫌诈骗是三笔款项，但不能认定多起连续性行为就构成犯罪，据此认定犯罪没有法律依据。三笔款项的情况及性质相同，均不具备诈骗犯罪构成要件，不具备主客观相统一要件。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单笔款项很难认定是犯罪，不构成诈骗罪，但也不能对多笔款项简单叠加而定为犯罪，这种叠加定性犯罪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被告人是通过一个人郝某介绍，收受多起款项的事实，在办理工作过程中，会存在能否办成和能成功几个的问题，且该三笔款项来源均是由被害人“郝某”引起的，都是基于被告人为郝某家属成功的办理过工作，基于对被告人的信任和被告人的能力，而找被告人帮忙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被告人实施多起诈骗行为，被告人并没有为非法占有财物而蓄意诈骗多人。而且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工作的特殊环境和联系接触的人，暂且不论能否将办工作的事最终办成功，但被告人帮助打听，帮助找人想办法的便利条件是有的，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人们去相信被告人去做了这些工作了去做了这些事更符合客观实际。辩护人认为，只要是被告人帮忙办理了，就不能认定是犯罪，也不应该认定办成事了就相安无事，办不成事就构成“诈骗”犯罪。五、被告人行为应属不当得利，且本案“被害人”存在过错。依据相关民事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充分依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得利益构成不当得利，须具备四个法律要件：一、一方获得利益，就是一方因一定事实而使财产总额增加二、他方受到损失，就是因一定事实而使其财产总额减少三、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有因果关系，就是由于一方获得了不当利益，而使他方应得的利益没有得到或不应有的负担增加了四、没有合法依据，就是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据，这一点是构成不当得利的重要要件。本案中，被告人“受托”为他人办工作，收受了“被害人”钱财，并且都打了收条，辩护人认为，从该欠条的内容看并没有涉嫌其他严重违法犯罪，但这种行为往往会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源头，因此“被害人”行为是不提倡的，被害人行为究竟属什么性质尚待确定，因此“被害人”行为是法律所否定的是法律所不予认可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被害人双方没有进一步的违法犯罪行为时，依据“不当得利”的规定，认定被告人不当得利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被害人”可以据此提起民事诉讼，本案被告人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收入，如果不能一次性偿还，就分次分批偿还，因双方属民事纠纷且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应该承担资金不能及时有效返还的风险。对于国家司法部门而言，不能够否定“受托”行为，而去肯定“请托”行为，判决“受托”人犯罪，而保护“请托”人利益，这样很难体现公平与正义。依据以上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罪。辩护人：卢正康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