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强

辩护词李玉详妨害公务案审判长、审判员：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李玉详的委托，并指派我作为其被指控构成妨害公务一案的辩护人，现本辩护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证据作以下几点辩护意见，望合议庭在裁判时参考：一、首先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玉祥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且治安处罚都不能构成。二、（2011）阆刑重字第3号刑事判决，事实上撤销了生效的南中刑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书。2011年9月1日，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南中刑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书。按照该裁定内容：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可是，在重审期间，公诉人在法庭审理中，没有向法庭提供并补充任何新的证据。既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审又没有补充相关证据，那么按理就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以此维护生效的南中刑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书的严肃性。但2011年11月24日作出的（2011）阆刑重字第3号刑事判，却在原来证据的基础上增加了被告人刑期，改判为：有期徒刑8个月。被告人认为，在本案审理中李玉祥对案件事实没有任何翻供行为，至于构成犯罪与否的辩解（行为性质），不应该成为影响被告人态度好坏的理由。再者对李玉祥这样的小案，对已经关押了5个半月的被告人李玉祥，被告人深信作为法官不会，以被告人上诉而触犯什么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而违反法律规定变相“改写”上诉不加刑规则吧？何况只有2个月刑期，真的南充地区的量刑标准就精准到这种2个月还需要发回重审的地步？还必须动用本来有限的司法资源！三、城管、七里办事处、“强拆队”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也不构成妨害公务的犯罪对象。首先、七里办事处、“强拆队”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这一点，辩护人相信公诉人没有异议。其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否能成为行政执法主体呢？辩护人认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又称“城管”，是隶属于市容管理办公室的一个下属部门，其性质属于事业单位。其职责是对城市市容市貌、占道经营、乱搭乱建等影响市容的现象进行整顿治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也仅规定了：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四川省城市市容与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也仅规定了市、州、县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按照一审所引用的上述文件均没有规定“城管”是执法主体。四、从轰动全国的崔英杰杀死城管案的司法实践看，北京中级、高级法院判决均回避了城管是执行公务的行为。轰动全国的崔英杰杀死城管案，北京中级、高级法院均回避了城管是执行公务的行为，在判决中仅以“阻碍依法执行职务”表述（网上收索“崔英杰执行公务”），那么一审判决李玉详妨害执行公务，的依据均是《行政处罚法》颁布前的一些部门规章，把“城管、七里办事处、强拆队”均认为是在执行公务，辩护人认为这实在是对法律的严重歪曲。同时摘录以下崔英杰杀死城管案，认定不属于执行公务的理由主要有：（一）现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城管类组织具有行政处罚权（二）控方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设立已经法定程序报请国务院批准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适格的行政机关。（三）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缺乏执法依据并且严重违反执法程序。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纯属且曲解法律，实在难以服众。五、城管执法严重超越、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①严重违反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按照上述规定假设“城管”就是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抛开它根本不是的事实），那么“城管”也应当限期张映炳家改正或者拆除，；张映炳逾期未改正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这是法律程序。然而在本案中，这些规定的程序都被“城管”省略了，所以该行为违法。②严重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是1992年制定的，1996年国家为了规范执法活动制定了了《行政处罚法》，按该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按照上述规定，本案中无论“城管”还是所谓的有“强拆队”不仅都没事前限期改正，同时也没有给张映炳一家陈述、申辩权，那么难道这些参与的“强拆队”、“城管”，就可以超越《行政处罚法》这些程序规定吗？对此请求二审给予认定。五、抛开城管、强拆队是否执行公务，那么一审也忽视了并混淆了本案的公务活动到底是什么？按照公诉人指控：城管执法人员对张映炳家楼房墙体外的违规标语进行拆除。那么假设“城管“是执行公务，那么公务活动也仅界定在：对张映炳家楼房墙体外的违规标语进行拆除。然而一审将夏洋的摄像行为视为：对张映炳家楼房墙体外的违规标语进行拆除的公务行为。辩护人认为夏洋的摄像行为不构成执行公务。六、被告人没有实施对对张映炳家楼房墙体外的违规标语进行拆除的妨害，且被告人将摄像机从夏洋手中转移到“城管”王副大队手中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按照公诉人指控：城管对张映炳家楼房墙体外的违规标语进行拆除的过程中，受到张映炳家的阻扰，张映炳一家对竹梯抢走并破坏。那么该指控可以看出妨害公务的是张映炳。同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根据公诉人出示的光碟也说明被告人没有实施任何妨害公务的行为。可以看出公诉人指控本案妨害公务的是张映炳，然而公诉人却对被告人提起了公诉，该指控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城管当天的违法行为受到了张映炳一家的反对与阻扰，部分群众当时情绪激动。被告人怕损害摄像机，从夏洋手中将摄像机迅速转移给了城管王副大队手中。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没有抢走摄像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也一再要求公诉人解释：既然被告人抢走摄像机，为何迅速转给了“城管”的王副大队手中，对此公诉人没有回答，一审也未给予任何说明！被告人认为事实证明被告人自己没有抢走摄像机。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阆中法院无权撤销南充中级法院的生效裁定。本案的城管、七里办事处、“强拆队”执法主体违法同时执法程序也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忽视了并混淆了本案的公务活动到底是什么？被告人没有实施城管对张映炳家楼房墙体外的违规标语进行拆除的妨害；被告人将摄像机从夏洋手中转移到“城管”王副大队手中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本案判决依据的证据不仅前后矛盾同时部分证人虚假，被告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对本案的侦查到裁判这一司法过程，辩护人深信会让所有法律职业的人对此感到耻辱！辩护人：四川源正律师事务事务所律师杨强二0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高大全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被告人高大全的辩护人，下面本辩护人在法庭审理的基础上结合事实法律，对高大全被指控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一案发布一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判本案时参考：通过法庭审理的事实，结合法律，辩护人的基本观点是如果……如果亳州兴邦是诈骗，那么高大全仅是本案最大的受害人之一，同时高大全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实施任何诈骗行为，没有实际诈骗一分钱的主观目的，所以高大全之行为除了同情外不构成集资诈骗罪。那么该观点主要理由如下：一、提请合议庭注意起诉书几个两个方面的问题：1、起诉书缺乏指控高大全集资诈骗构成犯罪的具体理由同时没有列明受害人清单。任何对犯罪的指控都有应当有构成犯罪的理由，同时作为集资诈骗的指控应当有受害人存在。换言之，辩护人、被告人有权利知道本案中公诉人将那些人列为了本案受害人。但南检刑诉（2010）23号起诉书根本找不到高大全构成犯罪的理由，与罗列的受害人的具体清单。2、起诉书没有指控高大全具体非法占有的事实以及实施非法占有的行为方式。集资诈骗最显著特征就是行为人应当具有非法占有的事实客观存在，同时还要有行为人具体事实非法占有的行为事实，但是南检刑诉（2010）23号缺乏指控集资诈骗的必然要件。3、起诉书指控：“2002年到2008年11月期间被告人高大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辩护人认为该指控错误，其错误性在于，高大全根本没有实施任何非法占有的行为，如果公诉人指控应当出示其非法占有的事实依据。4、起诉书指控高大全以招收清欣片代理商、加盟商、仙人掌饮料、投资福利房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辩护人认为该指控错误，因为实施这些行为时兴邦公司，高大全不是合同主体，所有的钱都是兴邦公司所有，高大全对这些钱没有处分行为也事实上没有处分权。二、起诉书指认定“造成投资人93896546.7”该指控错误。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什么是损失，损失的含义按照《新华字典》解释是失去，没有补偿。民法上的损失通常是指：现有的财物数量减少或丧失通常指实际发生的。其次，该指控损失包含三被告人的投资及正常的商品交易是错误，因为集资诈骗所造成损失明显不应当包含被告人自己的投入部分。第三，本案涉及兴邦公司财产尚未处理，投资人投资是否有挽回的可能，目前尚不能确定，将还无法确定的有可能损失的财产界定为实际损失时错误的。第四、因本案投资人全部签订有合同，既然签订了合同那么就不排除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合同相对人返还财产的可能。即使兴邦破产也应当依法按照《破产法》最终清算，并按照破产程序受偿不能后而确定实际造成的损失。第五，因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是兴邦集团，那么被告人高大全不是民事被告，即使投资无法返还，也是兴邦集团的事情。也就是说没有一分钱损失是被告人高大全造成的。综上5点，起诉书指认定“造成投资人93896546.7”损失，该指控既无损失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三、被告人高大全主观上没有诈骗他人财物的故意。1、被告人高大全从来没有诈骗他人财物的动机。被告人高大全是一个地道的生意人，从80年代开始其家庭便做销售业生意。2002年其看到央视关于兴邦公司养殖地鳖虫可以致富的报道，出于对权威媒体的信任便开始投入兴邦养殖地鳖虫，后来又种植仙人掌，在多年与兴邦接触的过程中，逐步在被告人心中兴邦的地位正如人民日报与众多权威媒体机构报道的一样是国家500强企业，是代表中国企业的浓缩史，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公司被告人是信赖的，是值得终生追随的，为此他还曾给公司写了发展的建议，同时自己也热情高涨的贷款投资，试问？哪里有自己诈骗自己的案例？可以说高大全从来没有诈骗他人财物主观动机。2、从被告人高大全与尚元实业公司签订担保协议来看，高大全也不存在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按照庭审查明的事实，公诉人没有出示任何关于高大全主观具有诈骗故意的相关证据。但是作为集资诈骗我们不得不深入考察被告人主观到底有无集资诈骗的目的。高大全的投入不仅有权威媒体的权威报道使他对兴邦的信任。同时从法律上讲，他为了使自己投入的资金安全他还与兴邦集体的尚元实业公司不惜支付2%的担保费用，签订了“担保协议”。这样一来，从法律上讲所有的投资都不存在任何风险的。既使有了风险，作为国家500强企业、作为跨国公司的兴邦集团也是有实力挽回损失的。所以从被告人高大全的该行为看其主观不具有诈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四、被告人高大全客观上没有实施诈骗他人财物的行为。1、被告人高大全没有实施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按照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所有的产品都是兴邦集团的产品，被告人高大全没有虚构资金用途，所有的用途都是兴邦公司用合同形式写清楚了的。高回报也是兴邦承诺的，高大全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承诺给予任何回报。高大全也没用出具虚假的证明文件，500强企业的称号不是高大全虚构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央视的报道也不是高大全制造或者鼓吹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也没有出示被告人高大全虚构或鼓吹兴邦集团的任何证据。2、所有的集资都是兴邦集团的行为，高大全没有实施任何集资及欺诈行为。高大全不仅自己贷款投资兴邦项目，同时其亲友也纷纷投资。可以说他每个亲友凡是家里有的钱全部用于了投资兴邦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说是高大全在骗他们，按照辩护人调查的证据证明这些人投资业时出于对权威媒体，政府部门的信任。他们没有任何人说是高大全欺诈而导致他们投资的。值得法庭注意的是，高大全的80高龄的父亲也购买了5万元兴邦的项目投资。这5万元同样是兴邦集团的收取，钱也归兴邦集团所有。在整个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所有的合同、协议都是投资人与兴邦签订签订的，所有的钱都是兴邦集团的。所以，所有的集资都是兴邦集团的行为，高大全没有实施任何集资与欺诈行为。3、清欣片、窖酒、全员营销、海南房产（聚兴楼、职工集资住房）、合作种植仙人掌这些项目均是兴邦直接与投资人签订。兴邦推出任何项目，每个项目均由兴邦集团制定相应的规则。投资年限，分红比例都是兴邦制定，与高大全无关，同时在兴邦推出项目中清欣片、窖酒、全员营销、海南房产（聚兴楼、职工集资住房）、合作种植仙人掌这些项目均是兴邦直接与投资人签订。与高大全无关。这一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均能说明。4、公司上市扩股，欧莎丽、办店与捆绑办店、仙人掌饮料、海南投资分红、海南红星广场、大伟房产，这些项目都是高大全与其他投资人合作，并以高大全为代表与兴邦签订的。为什么高大全在这些项目上与其他人合同中签订合同，因为兴邦在上述项目中规定投资多分红就多，所以为了获得兴邦在这些项目上的更高的回报，那么投资人与高大全共同投入资金，达到公司要求的较高分红比例，在由高大全统与兴邦签订，高大全与兴邦集团签订后再将原始合同、担保协议复印并载明各合伙人的投资金额，作为结算依据。在该行为过程中高大全不赚取任何利润，他仅仅是投资人的代表。他之所以这么作也为了自己的有较高的投资分红。同时兴邦的所有分红金额都属于共同投资人所有。上述4点，充分说明高大全没有没有实施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等行为，同时所有的集资都是兴邦集团的行为，高大全没有实施任何集资及欺诈行为因此被告人高大全客观上没有实施诈骗他人财物的行为理由充分。五、被告人高大全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及非法占有的事实。1、所有资金都属于兴邦集团，高大全没有占有、使用。按照公诉人出示的审计报告，该报告标题为：亳州市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本金及滚动投资逐人明显。辩护人认为从报告的标题上就客观地反映了资金所有者是兴邦集团，被告人高大全没有占有、使用。2、、高大全不仅自己贷款投资，同时其亲友也均加入投资兴邦的行列。也能说明被告人高大全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任何集资诈骗行为人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在整个庭审中辩护人没有发现公诉人出示了这些方面的任何证据，反而在报告中反映出高大全滚动投入了35328804元。所以辩护人任为从公诉人出示审计报告中高大全滚动投资的行为，就足以证明他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及非法占有的事实因为他不仅自己没有占有反而还将自己的钱的投入兴邦项目。3、公诉人也没有高大全非法占有的资金存放何处及高大全将非法占有资金挥霍的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辩护人向法庭出示了高大全夫妇贷款的依据，目前贷款尚有20万元。该20万元与公诉人指控非法集资1个亿是多么大的反差。辩护人曾经询问高大全，你集资了1个亿，还差20万元，高大全说他是投资人，他从来没有占有任何钱，他自己没有钱有的钱都投了资。同时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不仅没有高大全集资1亿存放何处的证据，更没有高大全挥金如土的依据，那么我们凭什么说高大全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事实存在呢？。4、高大全投资兴邦的目的，仅仅具有投资兴邦分得他应当分得利润的目的。客观的说作为生意人，作为投资人肯定要以追求较高利润为目的，那么高大全投资兴邦其主观目的，也是投资分取合同约定利润，该利润是因为签订合同的方式从国家500强企业哪里依法取得的利润，是合法的取得。但是公诉人将高大全依据合同取得利润的目的，错误地指控为高大全集资诈骗投资人投入的本金。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指控是错误的。六、本案值得我们思考的几个问题？1、投资人为什么投资？按照通常的情形，投资人投资要么公司的确实潜力大、发展好，风险小、回报高；要么经营者虚构潜力大、发展好，风险小、回报高的事实，来误导投资者错误选择投资。该误导者是谁？或者说是谁在扮演诈骗的角色。本案中，辩护人出示了人民日报等多家报道来看，从兴邦获得全国500强荣誉称号来看，（被告人没有也没有能力实施该行为）如果兴邦的行为是在犯罪，那么只能理解权威报道是虚假的，既然是这些权威报道，500强企业称号是虚假的，那么欺骗投资人投资的罪魁祸首是被告人，还是权威报道的机构？2、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按照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出示的相关证据，所有合同的签订都是公司实施的，或者说所有集资款都是兴邦集团所有的，式兴邦集团在占有、使用。那么既然是公司集资行为什么公诉人将其指控为高大全个人的犯罪行为呢？综上所述，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高大全是投资人不是诈骗的实施者，高大全在行为过程中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行为，现在高大全不仅所有的投入均血本无归，同时夫妻二人均被羁押2年有余。那么辩护人相信合议庭，也深信法律不会将一个受害人、受害家庭判处刑罚的！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杨强

商业贿赂案件“自首”情节的认定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杨强自首作为刑法中重要的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频次较高。且对量刑具有重大影响，故也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执的焦点。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虽然对此有具体的规定但在商业受贿中，因受贿行为发生的秘密性所决定证据单一性而带来的“一对一”证据，也导致了侦查的难度。同时也决定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在商业受贿中存在的特殊性。商业贿赂中对自首情节的积极认定，不仅更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同时也对被告人积极认罪使侦查机关在较短的时间内侦破案件发挥重要作用。籍此，本文尝试分析若干自首类型及商业受贿犯罪中自首的情节认定，重点阐明“行贿人告发被告人（嫌疑人）有受贿事实，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的司法认定，以供与同仁商榷：一、法律、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类型：1、法定自首情形：①《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②《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上述两种自首情况系《刑法》的明文规定，故我们认为可以将其划分为法定自首类型。当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同时对于三类人员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他们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犯罪罪行，也以自首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两种情况关于自首的认定一般不存在争议。2、准自首情形：除了《刑法》对自首的两种规定情形外，1998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照该解释以自首认定的情形包括：①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②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③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④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⑤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⑥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在上述6种情形下按照《解释》第二条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按照自首认定。二、关于上述自首的情节认定中存在的问题：1、“掌握的罪行”与“未掌握的罪行”的认定。按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结合《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但是，在司法实际中对于哪些是侦查机关掌握的罪行，哪些是司法机关没有掌握在罪行，因侦查在秘密性决定其认定的难度，且因公诉人不是具体的侦查员而对于侦破案件发展的不知情，加之辩护人对于该事实的取证受限，从而导致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维护。因此笔者认为：在商业受贿中凡被告人有多次受贿事实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被告人在作供述前，侦查机关掌握的罪行情况，从而客观、公正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有无自首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2、商业受贿案件中，被告人自动投案后是否供述了主要案件事实，公诉人应当举证。“主要案件事实”认定以金额计算。按照《解释》的规定，被告人投案后供述了主要案件事实，是自首，但是对于被告人到案后是否供述了主要案件事实，因被告人及辩护人对该类举证受限，所以笔者认为对该事实的举证也应当由公诉机关承担。同时对于“主要”案件事实认定，在商业受贿案件中应当以受贿金额确定，即：凡受贿人投案后如实供述了50%以上的犯罪金额，就应当以该解释作出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三、商业受贿中“行贿人告发被告人（嫌疑人）有受贿事实，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1、商业贿赂犯罪的秘密性、证据单一性特征。商业受贿犯罪意指行为人基于个人非法利益，以职务行为为对价，与商事主体进行的违反刑事法律、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应受刑事处罚的腐败交易。由这种交易带来的是贿赂行为发生的秘密性，可以说99%的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都是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二人之间来完成的，那么这种贿赂行为发生的交易模式决定了证据也往往只有行贿人（证人）的陈述与受贿人供述共同构成商业受贿犯罪的证据结构，也即在商业贿赂案件中这种“一对一”的证据组成是现有所有商业贿赂案件的重要指控手段。2、商业贿赂案件中“一对一”的证据组成决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重要性。在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当行贿人举报后，侦查机关也仅仅是高度涉嫌被指控事实的真实性，也即该犯罪事实不因行贿人的单方指控而成立，犯罪嫌疑人在此情况下未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在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在时间中称为“初查”也许没有立案）可能产生两种结果：A、供述了犯罪事实，行贿人举报成立（或部分成立）。B、否认犯罪事实，行贿人举报不成立。对于第一种情况决定了商业受贿犯罪成立，可以依法对嫌疑人刑事责任。但是凡发生第二种情形，就决定了行贿人举报不成立，不能顺利完成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上述充分说明，在现有在商业贿赂案件犯罪发生的秘密性、证据单一性特征决定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重要性。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作出承认与否认的供述甚至还影响了犯罪的成立。3、行贿人告发被告人（嫌疑人）有受贿事实，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前，犯罪嫌疑人经司法机关说服、教育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当行贿人举报犯罪事实后，侦查机关也仅仅是高度涉嫌被指控事实的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的确认尚须以嫌疑人的供述与否作为前提。虽然《解释》中未有“行贿人告发被告人（嫌疑人）有受贿事实，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前，犯罪嫌疑人经司法机关说服、教育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的规定，但是笔者认为，这也体现了商业贿赂案件该行为的特殊性，因为作为专门关于自首的统一《解释》，从表述的角度讲不可能将商业贿赂案件这一特殊形态作出规定。但是，按照解释的精神我们也不难看出关于商业贿赂案件中在行贿人举报后，嫌疑人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经说服、教育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应当确认为自首的认定倾向，如该解释规定：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应当确认为自动投案；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确认为自动投案。上述，既然在商业贿赂案件中嫌疑人的供述决定犯罪事实的存在、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当嫌疑人受到举报后所产生的后果仅仅是涉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未被采取措施的嫌疑人经司法机关说服、教育后，嫌疑人如果供述了犯罪事实，显然符合《解释》精神。对这种情形的自首认定，在司法实际中对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不仅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对于鼓励嫌疑人供述犯罪事实亦具有深远的司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