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中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0）【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0）》全文共7万余字，现摘要刊登。报告全文将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近日出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0）摘要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全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313件，比2009年增长5%。另有2009年旧存案件50件，2010全年共有各类在审案件363件，审结317件。2010年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出如下特点：因法律规定较为原则需要明确具体界限的疑难案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裁判结果对当事人切身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越来越多，其中涉及争夺市场的专利、技术秘密和商标案件显得尤为突出；专业技术事实认定困难的案件越来越多，其中涉及生物、化工、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案件显得尤为突出；关联案件明显增多，从管辖到实体，从侵权到确权，从追究刑事责任到请求民事赔偿，从地方人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穷尽各种程序的攻防手段以维护自身权益，反映出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的激烈，增加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和协调的工作难度；网络技术的发展，方便了知识产权产品的传播，创新了商业经营模式，也影响了相关行业原有利益的分配格局，因此而引发的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明显增多；涉外案件的裁判规则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等。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往年发布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经验的基础上，从2010年已经有最终结论性意见的案件中，精选了36件案件的裁判中涉及的43个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问题，形成本年度报告并予以发布。本年度报告选用的案件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具体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对法律适用和裁判方法问题的认识和探索，而裁判具有较强的个案色彩，法律适用本身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相关司法政策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而进行相应调整，对此有关方面在参考借鉴本年度报告的法律适用意见时应充分注意。一、专利案件审判（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1．解释权利要求时应当遵循的若干原则在孙守辉与肯德基公司等专利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162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适用2001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遵循说明书和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权利要求中的术语在说明书未作特别解释的情况下应采用通常理解、不同权利要求中采用的相关技术术语应当解释为具有相同的含义、考虑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和无效宣告程序中为保证获得专利权或者维持专利权有效而对专利权保护范围作出的限制等原则，正确地确定了本专利的保护范围。2．对权利要求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时应根据说明书和附图进行解释在新绿环公司等与台山公司专利侵权案【（2010）民申字第87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如果对权利要求的表述内容产生不同理解，导致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产生争议，说明书及其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本案中，仅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对“竹、木、植物纤维”三者关系的文字表述看，很难判断三者是“和”还是“或”的关系。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实施例的记载：“镁质胶凝植物纤维层是由氯化镁、氧化镁和竹纤维或木糠或植物纤维制成的混合物。”由此可见，“竹、木、植物纤维”的含义应当包括选择关系，即三者具备其中之一即可。3．权利要求的术语在说明书中有明确的特定含义，应根据说明书的界定解释权利要求用语在福建多棱钢公司与启东八菱钢丸公司专利侵权案【（2010）民申字第979号】中，对于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术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该术语在相关行业领域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涉案专利说明书中的记载指明了其具有的特定的含义，并且该界定明确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所以应当以说明书的界定理解权利要求用语的含义。4．专利侵权纠纷中技术特征等同的认定在竞业公司与永昌公司专利侵权案【（2010）民申字第18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判断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特征是否等同时，不仅要考虑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是否属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技术特征，还要考虑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特征相比，是否属于基本相同的技术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够认定二者属于等同的技术特征。5．为克服权利要求不能得到说明书的支持的缺陷而修改权利要求可导致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在澳诺公司与午时公司等专利侵权案【（2009）民提字第2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涉案专利审批文档中可以看出，专利申请人进行的修改是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涉案专利申请公开文本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过宽，在实质上得不到说明书支持的审查意见而进行的；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应技术特征属于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程序中放弃的技术方案，不应当认为其与权利要求1中的技术特征等同而将其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6．专利权人在授权确权程序中的意见陈述可导致禁止反悔原则的适用在优他公司与万高公司等专利侵权案【（2010）民提字第15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专利权人在涉案专利授权和无效宣告程序中作出的意见陈述，以及涉案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有关不同工艺条件所具有的技术效果的比较分析，认定被诉侵权产品中的相关技术特征与涉案专利中的对应技术特征不构成等同，被诉侵权产品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7．方法专利权的延及保护在张喜田与欧意公司等专利侵权案【（2009）民提字第8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专利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方法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只能延及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即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产品，而不能延及对原始产品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产品。（二）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判8．对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审查判断在（美国）伊莱利利公司“立体选择性糖基化方法”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案【（2009）知行字第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应当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的技术方案，并且不得超出说明书公开的范围；如果权利要求的概括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该上位概括或并列概括所包含的一种或多种下位概念或选择方式不能解决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达到相同的技术效果，则应当认为该权利要求没有得到说明书的支持。9．判断外观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基本方法及应关注的设计特征在本田株式会社“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案【（2010）行提字第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分析了判断外观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基本方法，并认为，在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相近似时，因产品的共性设计特征对于一般消费者的视觉效果的影响比较有限，应关注更多地引起一般消费者注意的其他设计特征的变化。10．外观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判断中对设计空间的考虑在万丰公司“摩轮车车轮”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案【（2010）行提字第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设计空间对于确定相关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观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判断中，应该考虑设计空间或者说设计者的创作自由度，以便准确确定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设计空间的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可以变化的，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考量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空间，需要以专利申请日时的状态为准。二、著作权案件审判11．戏曲音乐作品著作权权属的审查及认定在黄能华、许文霞等与扬子江公司等著作权侵权案【（2010）民申字第55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侵权之诉中，人民法院对相关权属状况进行审查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必要环节；涉案沪剧音乐中的唱腔音乐与开幕曲、幕间曲及大合唱等场景音乐应作为一个整体作品看待，在历史上对涉案戏曲音乐曲作者署名不尽一致，且署名的案外人未参与侵权诉讼，无法查清相关事实的情况下，其中一位署名作者主张著作权归已所有不应予以支持。12．作品登记是否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表在坤联公司与八航厂等著作权侵权案【（2010）民申字第28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作品登记的主要作用在于证明权利的归属，一般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宜以此推定被告接触过原告作品。13．境外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以获得行政审批为条件在中凯公司与水木年华网吧等著作权侵权案【（2010）民提字第3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境外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以获得行政审批为条件。14．买卖书号出版的图书的复制发行主体及侵权行为的认定在李长福与中国文史出版社著作权侵权案【（2010）民提字第11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出版社卖书号给书商，由书商负责编辑、印刷或发行图书，应当认定书商是复制发行图书的实质主体。15．行政区划地图的可版权性及其保护程度在刘凯与达茂旗政府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2008）民申字第47－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独立创作完成的地图，如果在整体构图、客观地理要素的选择及表现形式上具有独创性，可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行政区划图中关于行政区的整体形状、位置以及各内设辖区的形状和位置等，由于系客观存在，表达方式非常有限，在认定侵权时应不予考虑。三、商标案件审判（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16．判断商标近似时对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意图、相关标识使用的历史和现状等因素的考虑在（法国）拉科斯特公司与（新加坡）鳄鱼国际公司等“鳄鱼图形”商标侵权案【(2009)民三终字第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应当是指混淆性近似，即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近似；由于不同案件诉争标识涉及情况的复杂性，认定商标近似除通常要考虑其构成要素的近似程度外，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意图、注册商标与诉争标识使用的历史和现状等其他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近似。17．判断商标近似时对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等因素的考虑在嘉禾县锻造厂与华光机械公司等商标侵权案【（2010）民提字第2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认定被诉侵权标识与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视所涉商标或其构成要素的显著程度、市场知名度等具体情况，在考虑和对比文字的字形、读音和含义，图形的构图和颜色，或者各构成要素的组合结构等基础上，对其整体或者主要部分是否具有市场混淆的可能性进行综合分析判断。18．企业字号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冲突的处理规则在李惠廷与大连王将公司商标侵权案【(2010)民提字第1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企业字号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冲突案件的处理规则，指出停止使用企业名称与规范使用企业名称是两种不同的责任方式，并明确了适用这两种责任方式的具体情形。（二）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判19．对含有国名的标志申请注册为商标的审查判断在“中国劲酒”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2010)行提字第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相同或者近似，是指该标志作为整体同我国国家名称相同或者近似；如果该标志含有与我国国家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但其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再与我国国家名称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则不宜认定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20．判断复制、摹仿驰名商标时对被异议人已有近似注册商标的考虑在“苹果男人”商标异议复审行政案【（2009）行提字第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对被异议商标是否复制、摹仿驰名商标进行判断时，如果在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之前，被异议人在同类别商品上已经拥有近似的注册商标，法院应该比较被异议商标与被异议人自己的注册商标、他人的驰名商标之间的近似程度。被异议商标与被异议人已经在同类别商品上注册的商标近似程度较高，不宜认定被异议商标构成对他人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21．药品商品名称能否作为在先权利受到商标法的保护在“可立停”商标争议行政案【（2010）知行字第5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经实际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药品商品名称，可以作为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在先权利受到法律保护。22．主张权利者使用争议标志的意图、行为和效果对其受法律保护的影响在“索爱”商标争议行政案【（2010）知行字第4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的争议商标“索爱”，无论是作为未注册商标的简称，还是作为企业名称或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简称，其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是，对该标识主张权利的人必须有实际使用该标识的行为，且该标识已能够识别其商品来源；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索尼爱立信公司并无将争议商标作为其商业标识的意图和行为，相关媒体对其手机产品的相关报道不能为该公司创设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权益。四、竞争案件审判23．注册商标侵犯他人在先企业名称中的字号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伟雄集团公司与顺德正野公司等不正当竞争案【(2008)民提字第3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企业名称，特别是字号，本质上属于一种财产权益，字号所产生的相关权益可以承继；将在先使用而有一定市场知名度的企业字号申请注册为商标并予以使用，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的，侵犯在先的企业字号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应承担停止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民事责任。24．商业机会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条件在“海带配额”不正当竞争案【（2009）民申字第106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能够合理预期获得的商业机会，可以成为法律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法益；但基于商业机会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当竞争对手不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可以合理预期获得的商业机会时，才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25．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件与标准在前述“海带配额”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原则规定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法律对该种竞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二是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确因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三是该种竞争行为因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或者说可责性；对于竞争行为尤其是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列举规定的行为的正当性，应当以该行为是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作为基本判断标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诚实信用原则主要体现为公认的商业道德；商业道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商业伦理，是交易参与者共同和普遍认可的行为标准，应按照特定商业领域中市场交易参与者即经济人的伦理标准来加以评判。26．职工在职期间筹划设立与所在单位具有竞争关系的新公司的行为正当性判断在前述“海带配额”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职工在职期间筹划设立与所在单位具有竞争关系的新公司，为自己离职后的生涯作适当准备，并不当然具有不正当性；只有当职工的有关行为违反了法定或者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够认定该行为本身具有不正当性。27．离职员工运用个人技能为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的行为正当性判断在前述“海带配额”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职工在工作中掌握和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除属于单位的商业秘密的情形外，构成其人格的组成部分，职工离职后有自主利用的自由；在既没有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又没有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劳动者运用自己在原用人单位学习的知识、经验与技能为其他与原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单位服务的，不宜简单地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原则规定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28．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商品外观在专利权终止后能否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保护在“晨光笔特有装潢”不正当竞争案【（2010）民提字第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外观设计专利权终止后，该设计并不当然进入公有领域，在符合条件时还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规定而得到制止混淆的保护。29．商品外观形状构造获得知名商品特有装潢保护的条件在前述“晨光笔特有装潢”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凡是具有美化商品作用、外部可视的装饰，都属于装潢，通常包括文字图案类和形状构造类两种类型；与外在于商品之上的文字图案类装潢相比，内在于商品之中的形状构造类装潢构成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需要满足更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一般至少包括：1、该形状构造应该具有区别于一般常见设计的显著特征。2、通过在市场上的使用，相关公众已经将该形状构造与特定生产者、提供者联系起来，即该形状构造通过使用获得了第二含义。五、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审判30．不具备“两店一年”条件的特许人所签特许经营合同的效力在广西高院请示案【（2010）民三他字第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批复认为，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关于“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的规定，属于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特许人不具备上述条件，并不当然导致其与他人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无效。31．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所签特许经营合同的效力及特许人的认定在广西高院请示案【（2010）民三他字第1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批复认为，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关于“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规定，可以认定为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与他人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可以认定为无效；此外，在具体案件审判中，法院要注意结合特许经营资源的拥有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在商务主管部门的备案信息、经营指导、技术支持以及业务培训等服务的实际提供者、涉案合同的签字人和签约名义及签字人与特许经营资源拥有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等因素，准确认定涉案合同的特许人，依法妥善审理好相关案件。六、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承担32．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案件中重复诉讼的认定与赔偿责任的确定在李昌奎与超星数图公司、贵州大学等著作权侵权案【（2010）民提字第15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权利人针对数字图书馆运营商及不同用户提起的侵权诉讼，因被诉侵权主体不完全相同，诉讼请求不能互相涵盖，故不构成重复诉讼，但对权利人赔偿损失的请求能否予以支持，应当进行综合考量；若权利人在以前诉讼中获得的赔偿足以补偿其因本案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本案被告不应再向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33．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销售商的赔偿责任的确定在波马公司与广客宇公司商标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188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销售商在未与制造者构成共同侵权、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时，仅就其销售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应一并承担制造者应当承担的责任，更不能由其赔偿权利人因侵权而受到的所有损失。34．专利权人错误申请海关扣留货物而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确定在兆鹰公司与艾格尔公司专利侵权案【（2010）民申字第118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知识产权权利人错误申请海关扣留他人出口货物，他人实际交货时间因此违反合同约定，他人根据合同应支付的迟延交货违约金属于其经济损失。七、关于知识产权诉讼证据与程序35．人民法院应否受理因商标注册申请权权属产生的争议在酒业公司与与湘西公司等确认商标申请权权属案【（2010）民监字第40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商标注册申请过程中因申请权权属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纠纷，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即应予以受理。36．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在阿迪达斯公司与阿迪王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2010）民申字第1114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不适用于涉外知识产权案件。37．宣告专利权无效行政诉讼对侵犯专利权民事诉讼的影响在张保忠与黔江电器厂等专利侵权案【(2010)民申字第1038号】中，在二审判决被告承担侵犯专利权责任，但专利权已经于二审判决之前被宣告无效且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被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宣告专利权无效决定还处于行政诉讼程序，而本申请再审案的审查以该行政诉讼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因此，在上述行政诉讼审结之前，应中止本案诉讼，并中止原审判决的执行。38．当事人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应否采纳在“国医”商标撤销复审行政案【（2010）知行字第2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于原告提交的新证据一般不予采纳，并非一概不予采纳，且不予采纳的前提条件是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39．互联网下载图片证据的认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华盖公司与重庆外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2010）民提字第19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再审采信了华盖公司提供的旨在证明涉案作品权属的互联网下载图片等证据，根据该下载图片上的署名，结合重庆外运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的事实等具体情况认定下载图片的署名人为作者；并以重庆外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涉案作品的使用有合法依据为由，推定涉案作品在重庆外运公司使用之前已经公开发表，即认定了重庆外运公司已实际接触涉案作品的事实。40．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及“新产品”的认定在前述张喜田与欧意公司等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中，由被诉侵权人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证责任，需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即权利人能够证明依照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属于新产品，并且被诉侵权人制造的产品与依照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属于同样的产品；在认定一项方法专利是否属于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时，应当以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为依据；所谓“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是指使用专利方法获得的原始产品，而不包括对该原始产品作进一步处理后获得的后续产品。41．药品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侵权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查明在（美国）伊莱利利公司与豪森公司专利侵权案【(2009)民三终字第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强调了被诉侵权人对于新产品的制造方法承担倒置举证责任的条件，并在查明相关技术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被诉侵权药品制备方法的相关技术内容应由专利权人承担举证责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化学理论基本知识、专利说明书和杂志发表论文披露的技术内容、被诉侵权人补充的确证实验的结论等证据，认定鉴定结论关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相关技术内容的推定具有事实基础，原审法院采信鉴定结论并无不当。42．专利侵权纠纷中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查明在前述优他公司与万高公司等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能够查明被诉侵权产品的完整生产工艺，无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工艺不完整为由推定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工艺与专利等同；即使认为被诉侵权人没有按照现有证据载明的生产工艺生产被诉侵权产品，也应当依法进行证据保全，譬如现场勘验、查封扣押生产记录等，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推定。43．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中被诉侵权人实施自有方法抗辩的审查在前述张喜田与欧意公司等专利侵权案中，在鉴定机构依照被诉侵权人主张的自有方法无法制得被诉侵权产品，被诉侵权人主张其实施自有方法存在一定的技巧和诀窍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请求，对被诉侵权人制造相关产品的方法进行了现场试验，由被诉侵权人进行试验验证，试验结果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被诉侵权人依照自有方法能够制得被诉侵权产品，故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了被诉侵权人实施自有方法的抗辩主张。

浙江省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杭知初字第588号原告沈某被告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477号华星科技大厦九层。法定代表人马云，执行董事被告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虞市曹娥街道孝女路139号营业房。法定代表人许某，总经理。原告沈某诉被告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阿里巴巴公司）、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1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被告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被告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长期从事摄影器材的经营和研究，2006年12月14日对原创的产品“一种摄影用带光源的柔光箱”申请了专利号为ZL200620049139.6的实用新型专利，并于2007年12月12日获得授权并公告。其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独立权利要求为：一种摄影用带光源的柔光箱，它包括罩面、罩面骨架、圆形卡座和灯头，所述罩面骨架可以转动地固定在卡座上，所述罩面固定在罩面骨架上，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移动环和支架；所述圆形卡座以圆筒状向下延伸形成灯头座，所述灯头固定在灯头座内；所述移动环的内径大于灯头座的外径，所述支架的一端与移动环可转动固定，另一端与罩面骨架可转动固定；所述支架与罩面骨架的固定点的位置在于：支架与移动环轴向向上的角度大于90度。上述专利产品使用、携带方便、性能稳定、使用安全，销售情况良好。2008年6月1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该专利作出的检索报告认为该专利全部权利要求符合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要求。原告发现，科达公司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擅自仿制原告的专利产品，并以浙江阿里巴巴公司网站为平台长期进行侵权产品展示和销售。原告认为，科达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已经落入原告专利权保护范围内，构成专利侵权。浙江阿里巴巴公司在自己经营的页面上对侵权产品进行展示，并提供销售平台，对科达公司发布的明显虚假信息未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与科达公司构成共同侵权。请求法院依法追究两被告的侵权责任，判令：1、浙江阿里巴巴公司删除展示侵权产品的网页。2、科达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3、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专利证书，证明原告为一种摄影用带光源的柔光箱专利权人。2、专利登记簿副本，证明专利状态为有效。3、专利年费收据复印件，证明专利状态为有效。4、专利检索报告，证明专利权利要求全部符合新颖性和创造性要求。5、公证书及侵权产品，证明侵权状况。6、公证费收据。7、购买侵权产品的发票。6-7共同证明原告因本案支出的调查费用。8、2009年12月4日的专利年费凭证（当庭提交），证明专利状态为有效。被告浙江阿里巴巴公司答辩称:原告所诉主体错误，阿里巴巴网站的实际经营者是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并非浙江阿里巴巴公司,浙江阿里巴巴公司与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企业，各自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科达公司在阿里巴巴网站发布信息的行为与浙江阿里巴巴公司无关，原告以科达公司发布到阿里巴巴网站上的涉案信息侵犯了其专利权而起诉浙江阿里巴巴公司是主体错误，请求驳回原告针对浙江阿里巴巴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浙江阿里巴巴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阿里巴巴网站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2、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2证明阿里巴巴网站的经营者是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被告科达公司在庭审中答辩称:第一，科达公司销售的产品没有落入原告专利保护范围，原告是光效涂层而科达公司的是颗粒铝薄布，两者材料与工艺都迥然不同第二，科达公司销售的产品系从第三人处善意合法购得且数量极少，主观并无侵权之故意，并不明知其是侵犯专利的产品。第三，即使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侵权，对于赔偿数额，因原告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或科达公司的获利，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科达公司是仅成立两个月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的小公司，只销售了几百元的侵权产品，没有大量销往国内外市场的事实。第四，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收据，不能证明律师费的支出，应视为原告自愿放弃律师费用的索赔，该费用不应计入赔偿范围。被告科达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税务登记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科达公司为从事摄影灯及配件、电子产品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非生产企业，且公司成立近两个月，月销售额极小。2、收款收据，证明科达公司销售的该产品系从第三人处合法购买且数量极小。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一、关于原告的证据1、两被告对证据1、2、6、7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2、两被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不是原件，也不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年费收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收据可以证明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8年11月17日为申请号为ZL200620049139.6的专利缴纳了年费，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3、两被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不是原件。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其证据效力。4、被告浙江阿里巴巴公司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科达公司认为该公证过程仅有一名公证人员参与，程序违法，公证书不能证明公证产品是侵权产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公证书记载公证过程由两名公证人员参与，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5、两被告对证据8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不是原件。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收据可以证明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申请号为ZL200620049139.6的专利缴纳了年费，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二、关于被告浙江阿里巴巴公司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网页由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经营。被告科达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查后确认其证据效力。三、关于被告科达公司的证据1、原告及被告浙江阿里巴巴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2、原告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浙江阿里巴巴公司对证据2无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该收款收据无销售方签章科达公司又无法提供开票人的真实身份，该证据真实性无法判断，本院不予确认证据效力。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06年12月14日，原告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种摄影用带光源的柔光箱”实用新型专利，2007年12月12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ZL200620049139.6。该专利的保护范围为，一种摄影用带光源的柔光箱，它包括罩面（1）、罩面骨架（2）、圆形卡座（3）和灯头（4），所述罩面骨架（2）可以转动地固定在卡座（3）上，所述罩面（1）固定在罩面骨架（2）上，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移动环（5）和支架（6）；所述圆形卡座（3）以圆筒状向下延伸形成灯头座（7），所述灯头（4）固定在灯头座（7）内；所述移动环（5）的内径大于灯头座（7）的外径，所述支架（6）的一端与移动环（5）可转动固定，另一端与罩面骨架（2）可转动固定；所述支架（6）与罩面骨架（2）的固定点的位置在于：支架（6）与移动环（5）轴向向上的角度大于90度。2009年11月5日，原告通过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登陆网址为“www.alibaba.com.cn”的网站，搜索并浏览到“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厂”对公司及柔光箱产品的介绍信息后，向“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厂”购买“柔光箱”产品两个，并取得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经庭审比对，该“柔光箱”采用的技术具备了原告ZL200620049139.6专利权利要求1确定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本院认为，原告是“摄影用带光源的柔光箱”（专利号为ZL200620049139.6）实用新型专利权利人，履行了缴纳专利年费的义务，因此该专利在有效期限内，应受国家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因此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对涉案专利权的权利要求所描述的技术特征与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进行比较。庭审比对中，科达公司认为技术特征之“所述罩面骨架可以转动地固定在卡座上”要求的“转动”应是一端固定，另一端围绕一个点来转动，而被控产品的罩面骨架是固定在卡座上。经审查，涉案专利中“转动”的文字表述主要用于描述该专利具有可开合的特征，被控产品也具有上述特征，该被控侵权产品已具备ZL200620049139.6专利权利要求书中表述的全部必要技术对应特征，应当认为其所使用的全部技术特征已经落入ZL200620049139.6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对于原告主张浙江阿里巴巴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对侵权产品进行展示，与科达公司构成共同侵权。经审查，被告浙江阿里巴巴公司并非阿里巴巴中文网站“www.alibaba.com.cn”的实际经营者，与本案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本院对原告要求浙江阿里巴巴删除展示侵权产品网页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六十五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确定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被侵权期间因侵权所受到的具体损失或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具体利益，主张法定赔偿20万元。因此，本院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侵权产品销售价格及其起始时间、数额、侵权性质、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涉案专利的授权时间等因素，按照法定赔偿的数额方式，酌情予以确定。同时本院注意如下事实：（1）被告科达公司不能提供产品的合法来源；（2）科达公司成立时间为2009年10月10日。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犯原告沈某享有专利权的“一种摄影用带光源的柔光箱”(专利号ZL200620049139.6)的产品。二、被告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某经济损失23000元（包括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三、驳回原告沈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由原告沈某负担1900元，被告上虞市科达摄影器材有限公司负担240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浙杭知初字第76号原告皇家飞利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KoninklijkePhilipsElectronicsN．V．），住所地荷兰王国爱恩霍芬市格鲁内沃德斯路1号。被告浙江恩杰泰格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长虹中街188号。法定代表人徐某,总经理。被告海宁泰昌汽车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海宁市黄湾工业区。法定代表人董某，董事长。原告皇家飞利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浦公司）为与被告浙江恩杰泰格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杰泰格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于2009年3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审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飞利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恩杰泰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飞利浦公司申请追加海宁泰昌汽车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昌公司）为共同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于2009年8月20日第二次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飞利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恩杰泰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泰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飞利浦公司诉称，2004年11月1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复认定原告使用在第9类电视机、半导体和第11类照明装置商品上的飞利浦PHILIPS及图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2008年10月16日，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在被告恩杰泰格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氙气灯的包装盒上发现有使用原告拥有的在海关总署备案的“PHILIPS”商标的情况。在原告申请并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杭州海关已于2008年12月19日依法扣留了该批侵权嫌疑货物。通过对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进行的调查，原告认为，恩杰泰格公司将原告的驰名商标“PHILIPS”使用在其出口的氙气灯外包装上的行为已构成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现原告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1款、《商标法》第52条第5款以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款的规定，请求：1、判令恩杰泰格公司立即停止对原告“PHILIPS”注册商标的侵权；2、判令没收、销毁侵权产品；3、判令恩杰泰格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人民币50万元。起诉后，因恩杰泰格公司辩称其出口的该批货物系由泰昌公司生产，故原告申请追加泰昌公司为共同被告。原告认为，无论涉嫌侵权的氙气灯是否使用了原告的专利技术，泰昌公司和恩杰泰格公司都无权将与原告的驰名商标“PHILIPS”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使用在其生产销售的氙气灯上。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产品标识标注规定》，产品或者产品销售包装上至少应当具有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的标识，且标识必须真实，但泰昌公司和恩杰泰格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氙气灯不标明具体生产者的名称，而仅用“Philipsburnursbuiltin”作产品名称标识的做法，显然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恩杰泰格公司在此情况下，依然将氙气灯销往国外，说明其主观上存在侵权的故意。根据上述情况，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泰昌公司和恩杰泰格公司立即停止假冒注册商标、仿冒知名商品名称、进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在其商品上使用与“PHILIPS”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2、判决没收、销毁侵权产品；3、判令泰昌公司和恩杰泰格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人民币50万元。被告恩杰泰格公司辩称，一、恩杰泰格公司不存在假冒原告注册商标、仿冒知名商品名称、进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扣留的氙气灯是由泰昌公司生产并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这一事实，泰昌公司在向海关提供的证明中已明确承认。二、泰昌公司生产并销售上述产品是征得原告授权许可的，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商标专用权。泰昌公司与原告签订有《专利许可协议》，有权采购飞利浦HID灯芯生产、销售氙气灯并使用“PHILIPS”及“原装HID灯芯”字号。从杭州海关扣留的该批氙气灯包装盒上来看，上面印的是英文小写的“Philipsburnersbuiltin”,中文意思是“飞利浦的灯芯内装在氙气灯中”，这仅仅是用叙述性文字来说明该氙气灯的组件情况，且该说明字体大小是一致的，并没有印制原告注册的英文大写“PHILIPS”文字商标和“飞利浦PHILIPS及图”组合商标，也没有突出使用小写“Philips”字样，不存在侵犯原告商标专用权的情形。三、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恩杰泰格公司将自己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产品再行销售的行为，显然也不构成侵犯原告的商标专用权。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本身也存在问题。其中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判决没收被告的侵权产品”，而没收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原告将其作为自己的民事诉讼请求显然是不合适的。更何况，该批氙气灯本身并没有侵权，涉嫌侵权的仅仅是包装盒，故原告主张没收产品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是“判令赔偿损失人民币50万元”，但原告却没有提供任何其已受到损失的依据，而实际上泰昌公司每销售出去一只氙气灯，就会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专利许可费，销售量越大，原告获取的利益就越多。因此，原告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有收益。综上，请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泰昌公司辩称：泰昌公司从未生产、销售过涉嫌侵权包装的氙气灯。虽然泰昌公司确实销售过氙气灯给恩杰泰格公司，但根据双方的销售合同可以看出，包装要求为“工厂中性包装，表明款号色温”。因此在本案中涉嫌侵权产品的外包装显然不符合合同要求。即使内部的氙气灯有可能是泰昌公司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但涉嫌侵权的外包装盒绝非是泰昌公司生产和销售的。因此，请求驳回原告对泰昌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证明各自的主张，飞利浦公司、恩杰泰格公司、泰昌公司均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结合各方发表的意见分别作出认证：（一）飞利浦公司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证据：1、“PHILIPS”商标注册证；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关于认定飞利浦PHILIPS及图商标为驰名商标的批复。证明原告使用在第9类和第11类商品上的飞利浦PHILIPS及图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其产品应属于知名商品。恩杰泰格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原告的商标都是大写的“PHILIPS”；泰昌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可以证明原告享有“PHILIPS”和“飞利浦PHILIPS及图”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第二组证据：1、杭州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通知书；2、杭州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的照片。证明恩杰泰格公司将原告的驰名商标“PHILIPS”使用在其出口的氙气灯外包装上。恩杰泰格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内容，因为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被控产品外包装上使用的是小写的“Philips”，而“burners”在英文中的意思是灯头，“builtin”的意思是“嵌入”。泰昌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并结合实物，可以证明杭州海关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的外包装盒上标有“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第三组证据：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证明被杭州海关扣留的氙气灯产品，同样也是原告生产及销售的产品之一，而原告生产的氙气灯单只售价人民币2000元。恩杰泰格公司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即使其形式上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该货物是原告生产的，故与本案无关；同时对于上面显示的价格也不予认可。泰昌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原告没有提供该证据的原件供核对，故该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且该发票所显示的内容不能证明与原告及本案有关联，因此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第四组证据：1、恩杰泰格公司与泰昌公司签订的货物销售合同。2、泰昌公司向杭州海关出具的证明。证明恩杰泰格公司称其出口的氙气灯系从泰昌公司处购得，泰昌公司认可该批氙气灯系由其生产。恩杰泰格公司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泰昌公司对该组证据中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明虽系泰昌公司就其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氙气灯所出具，但证明中所指并非是采用本案涉嫌侵权包装销售的氙气灯。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可以证明恩杰泰格公司与泰昌公司之间存在氙气灯的买卖合同关系，泰昌公司并为此向杭州海关出具证明的事实。第五组证据：1、原告与泰昌公司签订的专利许可协议的附件。2、原告致泰昌公司关于“包装授权使用飞利浦标志”的函。证明泰昌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氙气灯上标识“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的行为没有任何授权依据。恩杰泰格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其没有看到过，是否是真实的不能确认。泰昌公司表示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原告与泰昌公司之间的协议，泰昌公司表示无异议，真实性可予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与泰昌之间存在专利许可关系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本案关于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争议的事实。（二）恩杰泰格公司提交的证据。1、货物销售合同。2、销货清单、送货单。3、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1—3证明原告起诉所称的被杭州海关扣留的产品并非由恩杰泰格公司生产，而是由泰昌公司生产并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1）证据1中编号为NJ08078的合同在供方一栏没有盖章，所以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从供方的名称可以看出是海宁泰昌光电有限公司，而并非是海宁泰昌汽车照明有限公司；合同上的品名是灯泡而不是灯芯；原告不能确认合同项下货物和杭州海关扣留的实物是否一致；该批灯泡是否实际实施原告的专利也无法确定。同时该份购销合同未对包装上“PHILIPS”的使用有过任何约定，所以无法根据该份合同确定该批灯泡的外包装是由供方提供的。（2）证据2没有原件，而且复印件不清楚，无法质证。（3）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表现在合同的供方与开票方是不一致的，因此合同和发票之间没有关联性。泰昌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中合同号为NJ08078的合同，因没有泰昌公司的盖章，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对合同号为NJ08081的合同，真实性无异议。泰昌公司在庭后又书面补充质证认为，对于该组证据中的两份货物购销合同、销货清单、送货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理由是泰昌公司依据上述证据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产品不是本案中被海关扣留的产品，故不能证明恩杰泰格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予确认，可以证明泰昌公司与恩杰泰格公司存在氙气灯的买卖关系，但正如泰昌公司所言，仅凭此尚不能证明合同项下的货物与海关扣留的被控侵权货物具有同一性。4、专利许可协议。5、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6、声明。证据4—6证明泰昌公司已征得原告授权许可，有权采购飞利浦HID灯芯生产、销售氙气灯并使用“PHILIPS”及“原装HID灯芯”字号，其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氙气灯没有侵犯原告商标专用权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1）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是专利许可协议，与本案的争议无关联性。同时，该证据也无法证明泰昌公司生产的、恩杰泰格公司销售的产品就是涉案的产品。（2）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3）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没有出具过此声明，同时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只是原告在中国的一家投资企业，并不是权利人。泰昌公司质证认为，对专利许可协议、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声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证据4、5的真实性可予确认，证明原告与泰昌公司之间存在有关专利许可使用关系；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确认；同时该组证据显示的内容并不能与本案涉案产品相对应，与本案涉及的商标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没有关联性。7、申请法院从杭州海关调取的证明一份。证明涉案产品系由泰昌公司制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虽然在证明上表明氙气灯是由泰昌公司生产的，但并没有证明在灯以及外包装上使用“PHILIPS”的行为是其所为。泰昌公司对其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明虽系泰昌公司就其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氙气灯所出具的，但证明中所指并非是采用本案涉嫌侵权包装销售的氙气灯。本院认为，该证据即是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证据2，本院经与海关核对，对其真实性可予确认，该份证明确系泰昌公司向杭州海关出具的。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泰昌公司确有将其生产的氙气灯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事实。（三）泰昌公司提交的证据：1、货物购销合同。2、证明。3、氙气灯实物照片和实物。证明：1、两被告购销合同项下的氙气灯的实际式样与包装。2、泰昌公司向杭州海关法规处所作证明中所指380套氙气灯应是如照片所示式样与包装的氙气灯，氙气灯上标有“PhilipsPatentLicense”。原告质证认为，由于原告没有介入两被告的协议过程，所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于实物也无法确认。恩杰泰格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泰昌公司销售给恩杰泰格公司的氙气灯不是被海关查封的氙气灯。对证据3的三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此氙气灯是被海关查封的氙气灯。本院认为，证据1、2真实性可予确认，证明恩杰泰格公司与泰昌公司之间存在氙气灯的买卖关系，泰昌公司并为此向杭州海关出具证明的事实，至于证据3的实物并非本案争议的被控侵权产品，也不能以此否定海关扣留的被控侵权产品，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1980年1月15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菲利浦灯泡有限公司（N.A.PHILIPSGLOEILAMPENFABRIEKEN）取得了注册号为第135047号“PHILIPS”英文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5类，包括：照明装置、设备、器具和物品，电灯，电器件等，注册有效期自1980年1月15日至1990年1月14日止（后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10年1月14日）。2003年9月9日，经核准，第135047号“PHILIPS”商标注册人变更为原告飞利浦公司。此外，飞利浦公司还注册了与“PHILIPS”相关的其他商标，2004年11月1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飞利浦公司使用在第9类电视机、半导体和第11类照明装置商品上的飞利浦PHILIPS及图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2008年10月16日，被告恩杰泰格公司向杭州海关申报一批出口至匈牙利的机动车辆用卤钨灯（氙气灯）产品，其中有380对氙气灯的包装盒上标注了“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因涉嫌侵犯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的“PHILIPS”商标权，受到杭州海关调查。2008年11月20日，被告泰昌公司向杭州海关法规处出具“证明”称恩杰泰格公司出口的380套氙气灯系由泰昌公司生产。2008年12月29日，杭州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对该批价值人民币37900元的氙气灯予以扣留，并于2009年1月4日通知了飞利浦公司。飞利浦公司认为恩杰泰格公司将飞利浦公司享有的商标“PHILIPS”使用在出口的氙气灯外包装上的行为已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遂于2009年3月10日将恩杰泰格公司诉至本院，后又将泰昌公司追加为共同被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另查明，恩杰泰格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7日，注册资金550万美元，经营范围为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汽车的用品、配件、灯具等产品生产、销售。泰昌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30日，注册资金78万美元，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汽车用组合仪表及零配件。恩杰泰格公司与泰昌公司存在买卖业务往来，恩杰泰格公司曾向泰昌公司购买过各种型号的灯泡。泰昌公司与飞利浦公司于2007年11月20日签署过一份专利许可协议，飞利浦公司将其享有的三项专利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给泰昌公司使用。庭审中经查看，涉案氙气灯的包装盒上下两面及侧面均标注了“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字体大小一致，此外没有标注任何生产厂家的信息。本院认为：本案作为侵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属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作为侵权行为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故本案纠纷的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是确定被控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及其性质；二是确定具体的侵权行为人及应承担的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飞利浦公司在本案中指控的侵权行为是被告在涉案氙气灯的包装盒上标注了“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按照被告恩杰泰格公司的解释，其中文意思为“飞利浦的灯芯内装在氙气灯中”，是用叙述性文字说明该氙气灯的组件情况。本院认为，根据相关英汉字典，“burners”的中文翻译为“灯头、灯心”，“built-in”的中文翻译为“内嵌、嵌入”，“Philips”则是臆造词，虽然与原告的“PHILIPS”商标相似，但与其它几个单词字体、大小均一致，况且涉案货物是用于出口而非针对我国国内市场，对于“Philipsburnersbuiltin”这样的英文表述不论是否规范，从国外客户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是一种对于内装商品的信息的叙述性表述，而不是商标意义使用，所以不构成商标侵权。但是，涉案氙气灯的包装盒上除了标注“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外，仅有国外进口商的信息，而没有标明有关制造商、产地等信息，同时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氙气灯确实使用了原告生产的或授权生产的“burners”（灯头、灯心）。而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被告的上述行为主观上有利用原告的字号及注册商标在相关市场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及声誉，具有“傍名牌”的故意，客观上会引起公众对该产品产生与原告有特定联系的误认，从而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因此，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氙气灯是被告恩杰泰格公司出口时被海关查扣的，而被告泰昌公司向海关出具证明称该氙气灯系由其生产，故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涉案氙气灯由谁制造的问题，从本案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来看，存在前后矛盾之处：（1）虽然泰昌公司向海关出具过证明，但其当时并未查看过具体被扣的货物；（2）虽然泰昌公司与恩杰泰格公司之间存在氙气灯买卖关系，但提供的合同所显示的数量与实际出口被扣货物的数量不能对应，存在较大差异，而恩杰泰格公司自身的经营范围中也包括了汽车的用品、配件、灯具等产品的生产；（3）涉案氙气灯上没有明确的标识可以指向具体的生产者。因此，就目前的证据来看，不能确定涉案氙气灯的生产、制造者。退一步说，就算按照泰昌公司向海关出具的证明认定涉案氙气灯是其生产的，在本案中涉案氙气灯本身并不是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的是涉案氙气灯的包装盒上标注“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的行为，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包装盒是泰昌公司提供的。从泰昌公司与恩杰泰格公司的买卖合同中看出，双方对于包装的约定是“工厂中性包装”，而从被控侵权的包装盒显示，印制有彩色的图案、字样，还标注有国外进口商的相关信息，且该批货物系由恩杰泰格公司出口报关、对外销售。因此，根据前述分析并结合常理，本院认为本案中指控泰昌公司实施了被控侵权行为的证据不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人应是恩杰泰格公司。恩杰泰格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之规定承担立即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赔偿数额，由于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具体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具体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本院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侵权行为发生的范围（涉案货物全部销往国外，至今尚没发现被告在国内销售），侵权所造成的影响，侵权产品价格（报关价值人民币37900元），原告飞利浦公司及其产品的知名度，恩杰泰格公司的主观过错、原告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予以确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浙江恩杰泰格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在其氙气灯产品包装上使用“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浙江恩杰泰格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皇家飞利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元（包括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浙江恩杰泰格汽车用品有限公司销毁印有“Philipsburnersbuiltin”字样的侵权包装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皇家飞利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399元，合计人民币9199元，由皇家飞利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350元，浙江恩杰泰格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负担584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