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优银

【案情简介】原告林女士系鼓山镇洋里村村民，随着村民人口增长和子女长大，需用地建房，但该村已经三十余年未办理宅基地用地审批，林女士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自家老宅门前杂地上开始陆续建设房屋用于生活居住，后其曾申请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但政府却至今未给与办理。2013年8月10日，原告发现房屋上被张贴了榕国土资强[2013]120号《公告》后向福建省国土资源厅提起行政复议，要求其确认被告福州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上述公告违法，并予以撤销，但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复议维持了被告所作出的上述公告。原告遂将被告起诉至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违法作出的榕国土资强[2013]120号《公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未提供被诉公告所涉土地权属证书，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驳回了原告林女士的起诉。林女士不服一审裁定，遂委托儿子黄先生为代理人，慕名找到了在征地拆迁案件方面享有盛誉的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王优银律师、宋金玉律师寻求帮助。【办案过程】介入该案伊始，圣运律所经验丰富的两位律师即发现被告作出上述公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违法。宋律师在与委托人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对案情的充分了解后发现，在本案中，讼争地属集体土地，原告建房年代久远，期间被告并未制止和处罚，现已超过两年的处罚法定期限，且违法建设不同于没有产权的建筑，原告房屋不属于城乡规划法及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违法建设，亦非在建房屋，根本不存在进行查处的情形，被告无权进行处罚。而被告依据的文件也仅是地方性文件，无权设定强制拆除的处罚，且未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备案批准，违反了国务院及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属非法文件。且被告在作出公告前并未向原告进行告知，程序严重违法。且宋律师认为被告根据越权无效、事实不清、不具有关联性的相关单位出具的函件，以及非法篡改法律设定标准和条件、越权设置强制拆除处罚类别的福州市人民政府和福州市人大文件，未依行政处罚必须履行的基本程序，将原告合法住宅认定为违法建筑，并通知原告限期拆除自己房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原告作为土地使用权人或实际使用人，具有合法诉权。而对于一审法院对于原告未提供被诉公告所涉土地权属证书，其提供的房屋照片亦不能证明其合法享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宋律师认为：第一，原告的自建房屋是在特定历史情况下形成的合法建筑，但因政府部门怠于履行职责，至今未给予办理，致使原告无法取得合法权证，这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失职渎职，责任应由相关不依法行政的政府部门承担。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上诉人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土地实际使用人、榕国土资强[2013]120号《公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榕国土资强[2013]120号《公告》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律师说法】本案一波三折，一审败诉后原告觉得上诉胜利希望渺茫，然而诉讼才是解决问题的合法方式及途径，其他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强制拆除行为均属违法。倘若被拆迁人遭遇了违法强拆，宋律师建议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专业拆迁律师咨询解决办法，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在代理行政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中级人民法院将应当自己审理的诉市、县人民政府案件强行指定辖区内的基层法院审理，并以此作为立案条件。此举让民众对于中级人民法院的动机和目的产生怀疑，也直接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民众问到为什么要指定，我们就要求中级法院依法审理，如果对判决不服，我们可向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以期尽可能的摆脱地方政府对于司法的干预。但中级法院的法官通常三缄其口或含糊其辞，更造成百姓对于法院的不满升级。中级法院有无权力将自审案件指定下级法院审理呢，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王优银律师认为指定并不符合司法精神，是无权指定的。虽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有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但因行政诉讼法是在1998年制定，有诸多不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领域根据社会的发展在不同阶段针对审判实际规定了法院不同的司法审判权限。随着民告官案件的激增及矛盾激化，最高人民法院在2007年12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1次会议通过，自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行政案件管辖做出了特别规定，此司法解释第十条也明确规定了“本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此司法解释的最大亮点就是明确了行政案件一审、二审法院管辖的细节问题，对于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规定为该司法解释第五条“中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决定自己审理，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除此之外，通篇未有授权中级法院有权将自审案件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笔者认为，这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疏忽，恰恰是为了保障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为了提升司法公信力，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案件的干预才有意而为之。根据该司法解释，笔者代理的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违法指定本院审理市民诉历下区人民政府国家赔偿案件，成功的经过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撤销指定管辖的裁定，由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行政诉讼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督促政府依法行政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无论是是非司法领域还是司法领域民众权利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的，当每一个人充分重视自身的权利，特别是法律权利并践行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建设一个伟大的法治国家，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

上海王**先生提起的诉财政部不公开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依据一案，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王优银律师作为行政法实务权威律师被邀请公益代理此案，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广大媒体朋友向王优银律师了解此案的法律规定。机场建设费20年征1000亿，征收是否合法？花费是否合理？换个马甲改为民航发展基金继续征收是否具有合法性？答案是否定的，民航发展基金违法，本案财政部作为民航发展基金征收的主体单位，其利用自身立法权限所制定规章是否可对百姓财产进行征收？其制定征收的依据是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行政法规授权？还是国阅〔1991〕144号《关于听取民航考察团出国考察情况及对民航和机场管理体制深化改革若干意见汇报的会议纪要》？该文件的法律效力又如何？2012年3月17日财政部公布了《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停征广为诟病多年的机场建设费，从当年4月1日起改征民航发展基金，该办法因没有公开听取意见、换个马甲继续收费出台当时就广受批评。一、征收依据是否合法？但没有人触及到该收费的合法性问题。该办法明确规定是“根据国务院有关批示要求，制定《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的何种批示可以授权财政部以部委规章的形式对民众进行征收？这成为民众关心的话题。在法庭中，财政部自始至终没有出示批示的标题、文号、日期等，仅以国家秘密为答辩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资产进行征收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尚未制定法律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依据此规定，征收民众财产仅有法律或特殊情况下的行政法规才可。而且立法法明确规定国务院无权再转授权。由此可以明确看出财政部无权以部委规章的形式立法对民众财产进行征收。二、征收依据是否应当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五）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民航发展基金作为行政事业收费，其征收依据属于依法应当公开的范围。依据《立法法》第七十一条“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之规定，财政部制定的征收民航发展基金的规章前提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授权。不论是法律还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均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公开范围。三、征收依据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因财政部拒不公开依据文件，据笔者推测其所谓的秘密文件应当为征收了20多年的机场建设费的依据，即国阅〔1991〕144号《关于听取民航考察团出国考察情况及对民航和机场管理体制深化改革若干意见汇报的会议纪要》。对于民航发展基金这种新的征收项目国务院并没有相应的新批示。此会议纪要依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之规定，并不属于可以授权制定部委规章的决定、命令序列。如以此作为征收依据明显与《立法法》相抵触。依据《立法法》规定，部委规章的依据应当是公开的有效的法律文件，不属于国家秘密。《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实施条例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以及“各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依照保密范围的规定及时确定密级”。本案中财政部没有出示任何有权机关认定国家秘密的法律凭证。而且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依据也不可能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在法庭上，代理人王优银律师认为，作为国家部委应以诚信为表率，对于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依据，有则公示，无则告知真相，现在国家已经脱离秘密文件治国的阶段，在现代法治的要求下，政务公开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工作重点。不应以秘密文件征收、秘密文件审判，剥夺民众对于征收自己财产的基本知情权。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王优银律师2013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