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

【文章编号】CEL9343【摘要】“进场费”的滥收已成为当今商业流通领域内的“潜规则”，这种行为的存在已经对零售市场的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也侵害到供货商与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对“进场费”进行法律分析并探讨如何对其规制即成当务之急。本文从对“进场费”的界定和滥收“进场费”行为的实质的分析入手，通过对“进场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析，在肯定“进场费”的同时，也指出了滥收“进场费”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而对其法律规制提出了建议。【关键词】进场费；法律分析；负面效应；规制【正文】在当今的商业流通领域内，供货商为了使其产品得以进入大型超市、大型家电零售连锁企业等大型零售商的销售渠道，除了向大型零售商支付进店费、新品上架费、新店开业赞助费、店庆赞助费、媒体广告费、落地陈列广告费、快讯赞助费、各类节庆费、无条件返利、新店开业折扣、损耗补偿等费用外，还有各种巧立名目的持续性的收费，一些大型零售商每年收取的“进场费”少至几百万元，多至上千万元，这些费用给供货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已然成为当今商业流通领域“潜规则”的“进场费”，当然不能“因为存在即合理”，那么这些费用的收取是否合理、合法？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维护，对反垄断立法亦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进场费”的界定及滥收“进场费”行为的实质对于“进场费”，上海市商业委员会出台的《关于规范超市收费的意见》给出了定义，它是指大型零售商在商品定价之外，向供货商直接收取或从应付货款中扣除，或以其他方式要求供货商额外负担的各种费用。这种大型零售商向其供货商滥收“进场费”的行为从本质上应如何定性？它是否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以数据为证，2004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的合计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升至9.2%，比起欧美国家的零售企业高达5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显然我国大型零售商的市场占有率还很低，既然还未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又如何滥用呢？笔者认为，滥收“进场费”行为实质上属于竞争法中的“优势地位滥用”，大型零售商在交易中优势地位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商品流通发展的规律使然，现代流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大型垄断生产企业通过控制中小商业或设置自己的销售机构，确立自己的渠道主导权，从上游控制流通；另一方面，大型垄断零售企业通过培养自有品牌控制中小制造商，确立自己的渠道主导权，从下游控制流通。大型零售商对市场的控制是一种买方垄断的形式，表现为对购买和销售两个过程的控制。一方面，大型零售商对购买过程的控制。不仅可以节约购买费用从而降低成本，而且凭借其在价格交涉中的优势，提出苛刻条件，我国大型零售商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大型零售商对销售过程的控制。由于巨大的资本力量，可以垄断有利的店址，提高进入市场的壁垒，限制竞争者的加入。大型零售商有能力采用新的商业技术，如引进计算机系统，在销售方面加强对市场的控制。此外，还通过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丰富的商品备货，对个人消费者的控制，从而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和控制。大型零售商正是凭借其在下游交易中的垄断地位，才能在上游交易中处于买方垄断的地位。二、“进场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一）从经济效率角度看，“进场费”有其合理性评价一项费用是否合理，要看费用支出能否获得对应的收益。1、“零售商专事销售”提高了交易效率。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分工日益细化，消费者需求也呈个性化，为满足交易效率的要求，供货商与消费者的联系必然要通过零售商来进行。大型超市等能提供场地、货柜，还有更为重要的客源，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作为上述宝贵的经济资源的利用者，供货商理应支付相应的费用。2、零售商对商品有增值作用。商品从出厂至到达消费者手中，要经过包装、运输、储藏等多个环节，而零售商就是这项任务的完成者。然后，零售商再分门别类地摆放商品供顾客挑选，有的超市还提供质量保障和一定的售后服务，使商品的价值得到增值。增值的这部分价值必然要求受益者即供货商来给予补偿。3、零售商的经营成本要用“进场费”来弥补。如经营一家大型超市要求面积在2500~5000平方米，还要精心营造良好的购物环境，购置POS机等现代化设备。而且，商品的自选会带来较高的损耗率和失窃率，再加上目前国内只有30%的商品具有条形码，而能直接用于超市电脑识别的不到10%，还需要重新加工编码，这些都加大了零售商的成本，这就要求供货商让渡一部分利润。（二）从目前的立法状况而言，“进场费”的收取有其合法性就专门立法而言，目前有2005年北京市商务局会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和2003年上海市商业委员会出台的《关于规范超市收费的意见》，其中明确肯定了超市收费的合理性。而且，附加在上海市的《意见》之后的《超市收费合同示范文本》中，将进场费、新增商品进场费、新增门店进场费等均列入可以收取费用的范围，并说明该意见适用于在上海连锁经营的超市、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商店、便利店。另外，在2005年底出台的《零售商与供应商进货交易管理办法》，是由商务部专门针对“进场费”起草的法规，《办法》一共38条，对于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进场费”、账期、定价权、商品质量责任等问题，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该办法要求：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的，应当事先征得供应商的同意；供应商不同意的，零售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应当与供应商协商一致，订立合同；除合同另有约定外，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的时间不得早于提供相应服务前十五日，并且不得从应付给供应商的货款中抵扣。该办法同时详细规定了零售企业不得向供应商变相收取的费用条目，包括续签合同费、店内条码费、店铺改造装修费等等。由上述可知，专门立法的态度是，“进场费”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合理的收取“进场费”因其经济合理性应当得到法律的肯定，但滥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而乱收费必须予以禁止。从税法的角度看，国家税务总局2004年发布的《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赋予了“进场费”的合法身份，按照《通知》规定，“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无必然联系，且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提供一定劳务的收入，例如进场费、广告促销费、上架费、展示费、管理费等，不属于平销返利，不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应按营业税的适用税目税率征收营业税。”这是国家税务机关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零售企业向供货商收取的部分费用征税的原则。从合同法的角度看，“进场费”的收取如果建立在商家和供货方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基础上，同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就应该是合法的。而“自愿”是指商家在供货方进入商场之前，就事先告知对方要以收取“进场费”为前提。三、滥收“进场费”的负面效应及其规制收取“进场费”的强行性表明，大型零售商具有很强的零售终端控制力，很容易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凭借这种买方垄断能力，大型零售商会对公平交易带来巨大危害。危害之一，对竞争的限制。这是指在供货商之间的竞争将会受到很大扭曲。在与大型零售商的交易中处于排他性地位的一些供货商，会运用支付“进场费”或与零售商签订排他性协议来减少竞争者的数量，进而维持其商品的垄断价格。实际上，“进场费”的滥收已经截断了中小供货商进入大型零售商销售渠道的路径，因为，高额的“进场费”的支付对供货商用以创造消费需求的广告支出及用以满足新产品需求的生产线扩展计划都是极大的限制，束缚了它们的经营与发展。这种限制，显然与维护竞争的目标之一——“通过竞争，导致产品的优胜劣汰，促使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管理水平”——是相悖的。危害之二，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大型零售商的这种买方垄断将造成低效率，上游企业缺乏竞争和下游买方的双边垄断而导致的低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费用也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体现在消费者购买价格中。同时，正如上述“危害之一”中提到的，供货商或者是无力负担高额的“进场费”，或者是因支付后大大限制了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其选择权也无法真正的实现。“进场费”的滥收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会导致零售价格的上涨与商品质量、服务水平的下降，那将使消费者更多的权益受到损害。危害之三，增加了大型零售商的经营风险。滥收“进场费”使大型零售商在销售之前就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这样一来，它们就少有利用价格竞争来扩大销售的动力，更加不利的是，滥收“进场费”一旦成为零售商之间的商业习惯时，零售商就不再有经营创新的动机，其“中间商”的角色也就变成“货架出租商”。而大型零售商大量拖欠、占用供货商的资金，使其自身的风险不断升级，一旦资金流转出现问题，便毫无抵御能力。综上所述，滥收“进场费”的行为抑制了供货商之间的平等竞争，消灭了零售商之间的竞争，间接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从根本上妨碍了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应当由法律进行必要的规制。针对滥收“进场费”的规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加快《反垄断法》立法，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当前我国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产业构成、技术档次、经营意识、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同时，竞争法律体系不健全，尤其是没有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无法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竞争性市场环境。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执行，使反垄断始终成为悬在大型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秩序。美国1936年颁布的《罗宾逊一帕特曼法案》，就是针对滥收“进场费”等种种反竞争行为的有力回应。所以，我国应求诸于尽快出台《反垄断法》，通过反垄断法，对滥用交易中优势行为实行规制。（二）借鉴日本《大店店址法》的立法经验，建立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日本政府在1997年施行的《大店立地法》，它的立法宗旨是：第一，保护中小型零售商，对大型零售商的经济活动加以管制，以增加周边中小型零售商的商机，免受大型零售商的冲击。第二，促进大型零售商能与地区调和，不至于因为大量涌进的消费者和货物产生交通混乱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第三，大型零售商在设立过程中，应遵循日本政府规定的设立条件；并召开公开说明会，让当地的居民有公正及透明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意见；且由地方政府拥有根据地区的发展需求决定设立的主导权。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与日本的大型零售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方式，规制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但作为市场主体的大型零售企业，滥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行为的实质是一样的。因此，日本的规制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有助于我国尽快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三）发展行业协会，健全对滥收“进场费”的社会监督体系。行业协会在保障会员利益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西方国家的行业协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行业协会可以发挥良好的自我约束和监管职能、维权功能。我国应当消除行业组织发展的限制，鼓励企业自发组建行业协会，引导其在维护市场竞争方面发挥政府所不能达到的功能。行业协会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在会员企业间协商提出企业价格自律的意见，引导企业进行理性的合作，缓和进而解决零售商与供货商之间的矛盾。对不正当的价格行为，尤其是滥收“进场费”，行业协会可以进行劝阻，或报请国家主管部门查处。（四）扩大“听证会”制度的适用，以规范大型零售商的行为。听证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十分迅速，范围也不断扩大，从起初的价格决策听证(如铁路春运价格听证、电信资费听证等)、行政处罚听证，已经逐步扩展到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听证、重大行政许可听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听证等方面。听证制度的普遍实行，有利于社会各界的相互沟通与相互了解，从而缓解了各种矛盾，减少了社会冲突，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与健康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为了防止大型零售商争抢地盘、恶性竞争，促进各种商业的协调发展，城市商业网点的有序规划，流通领域的有序竞争，我国商务部将引入并逐步推广“听证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