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小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获轻判一、案件基本情况：2018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韩某某在明知倒卖的银行卡是用于违法犯罪所得资金周转的情况下,仍将自己名下18套银行卡通过杨某某卖给牛某某,均开通U盾和网银,并绑定新办理的手机卡,每套银行卡获得400元至500元不等的佣金。2018年5月26日,牛某某让张某某带韩某某至郑州市将已出售的郑州银行卡,通过挂失补办再取现的方法,在郑州银行卡(卡号623531000100639XXXX)先取现5万元,交给牛某某后,牛某某拿着韩某某手机操作,通过登陆韩某某该银行卡的手机银行将剩余的317510元分七笔转给牛某某女朋友杨某的xx银行卡中,给韩某某分得好处费6000元现金。2019年5月27日,牛某某让韩某某去银行,将已出售的xx银行卡挂失,后候某某通过登陆手机银行,共将xx银行卡(卡号621483379264XXXX)中的6200元分两笔转至牛某某女朋友杨某的xx银行卡,牛某某给韩某某分得好处费1000元现金。二、律师观点分析:此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与检察院承办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对于量刑建议嫌疑人与家属都比较满意，所以根据现有证据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进行罪轻辩护。三：案件取得主要成果：成功变更罪名，案件在侦查阶段起诉意见书确定的罪名为诈骗罪，如果按照诈骗罪定性，根据被告人的额数额可定要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变更罪名后获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最终使被告人获得轻判。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刑事主任：荆小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获轻判一、案件基本情况：杨某某焦作市某某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人，2016年3月杨某某到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xx村看焦矸，在工厂门口遇到了一个姓林的安徽人，也是做耐火材料的，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能够供货，还可以开发票，双方就互留了电话号码，后来公司需要进项时就联系了这个姓林的，姓林的给了杨某某一个姓刘的电话，让杨某某找他开票，杨某某就给姓刘的打电话吧开票信息告诉他，票开好后邮寄给杨某某，并支付票面金额12%作为开票费，共找了五家公司开具6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焦作市某某商贸有限公司认证并抵扣税款1113162.29元。案发前，杨某某补缴税款200000元至某某区税务局，造成国家税款流失913162.29元。案发后，杨某某补缴税款100000元至某某区税务局，退税款270000元至公安机关。二、律师观点分析:在接受委托后立即约见了被告人杨某某，并与办案机关取得联系提交手续并进行阅卷，经过阅卷了解到此案件证据材料充分并且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已经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所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此案件判决结果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对于判决结果被告人当场表示认罪服判，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的辩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认罪认罚，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其次是坦白，既然此案件证据材料充分，确定做罪轻辩护，所以说认罪态度非常重要，坦白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常见量刑指导意见》规定是可以减轻基准刑5%以下。第三，其次是被告人积极退缴部分税款，并且杨某某表示愿意积极退缴所有税款，但因受疫情原因，对其生意产生巨大影响，导致其资金链断裂，以致未将所欠税款全额补缴，所以从挽回国家损失的角度来进行辩护。第四，是从主观方面进行辩护，杨某某没有任何前科，平时表现一贯良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法定犯，杨某某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很难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属于自己对于法律无知，导致自己触犯了法律红线，与自然犯相比在主观恶性要小很多。三：案件取得主要成果：经过有效的辩护，使案件达到减轻处罚的效果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刑事主任：荆小强

李某某故意伤害案判处缓刑一、案件基本情况：2019年9月14日，李某某与王某在荥阳市xx小区因琐事发生争执，李某某将王某打伤，经荥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王某构成轻伤二级。二、律师观点分析:此案件在侦查阶段即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在审查起诉阶段与检察院承办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对于量刑建议嫌疑人与家属都比较满意，所以根据现有证据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进行罪轻辩护。此案件最终判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侦查阶段初期，被害人因索要赔偿数额过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家属非常着急，当时根据情况与家属进行详细的分析，作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急于和解并取得谅解，这是人之常情，被害人也会根据这一情况，索要过高的赔偿，所以相持一段时间后，对方主动降低赔偿数额，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就要站在犯罪嫌疑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争取最大的合法利益。三：案件取得主要成果：（一）全程参与调解工作，刚案发时被害人索要赔偿款200000元，否则不予谅解，当时犯罪嫌疑人家属急于让嫌疑人解除羁押强制措施，经过多次协商无果，介入案件后及时与嫌疑人家属讲清利害关系，分析对方心理，最终支付40000元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二）及时向审查起诉机关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由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三）积极与检察院案件承办人沟通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最终获得缓刑判决。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刑事主任：荆小强

一、认罪认罚制度的出处和依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的决定》第三次修正，增加了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就是认罪认罚制度的法律依据。二、认罪认罚制度出台的背景、意义分析2016年7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方案出台的背景和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节省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随着广大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对于司法机关的期盼有了更高的要求，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还要求尽快的实现，但司法制度改革后，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员额法官、检察官人数较之以往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人少案多得矛盾更加突出，“认罪认罚”制度出台后，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效果更加凸显，“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大幅度的缩短了诉讼期间，庭审程序也更加简化，可以有效地节省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其次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刑事政策经历了“严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到“罪刑法定”、“宽严相济”的转变，这也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由侧重于“打击犯罪”，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表明我国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和发展。第三，化解社会矛盾。在适用“认罪认罚”程序过程中，有被害人的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这对于化解矛盾、减少冲突有明显的效果，首先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会较小许多，也会促进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效果，其次会增加被告人、被害人对于判决认同的程度，第三也可以减小控辩双方法庭对抗的力度。三、“认罪认罚”制度下，刑事辩护的特点（一）辩护重点“关口”前移以往辩护工作重点在审判阶段，但在“认罪认罚”制度下，刑事案件的大致基调在审查起诉阶段基本就可以定下来，因为《认罪认罚具结书》中的量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所以辩护的重点也会随着前移。（二）控辩双方由以往单纯“对抗”模式转变为“对抗加协商”的模式。“认罪认罚”制度施行前，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总是针锋相对，相互辩驳对方的观点，而该制度施行后，在审查起诉阶段，控辩双方经过“讨价还价”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后期的程序中，对抗的力度会小很多。（三）“控、辩、审”三方角色发生变化。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三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在法庭上三方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法院采纳三方的意见，这与以往的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辩论的模式，向法院采纳自己的观点的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四、“认罪认罚”下刑事辩护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关于对“审判阶段”认知的问题。“认罪认罚”制度施行后，多数人甚至是律师都会认为案件的结论已经确定，庭审就是走一下程序，我认为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首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并未改变，相对于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庭审程序对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的更加充分，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是也规定了例外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法院在进行裁判时依据的是事实和证据，而非认罪认罚具结书，在认罪认罚程序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义务与非认罪认罚案件更高也会更加慎重，而且还规定了“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其次，量刑建议有确定刑期还有幅度刑期，自己办理的案件大部分都是幅度刑，这样辩护人在庭审时要加强犯罪情节的辩护工作，力争在幅度范围内达到最低刑。第三从案件移送法院起诉到开庭期间，会出现一些影响量刑的情节，比如说主动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刑期，在庭审过程要建议公诉人调整量刑建议。第四，对于检察院量刑可以适用缓刑的表述，辩护人也要这种加强对适用缓刑必要性的辩护。这些都表明，审判阶段仍然是刑事案件的核心环节，必须要重视。（二）关于“认与不认”的问题。并非所有的案件都有“认罪认罚”的必要性，正常的公民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是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有加之对法律法规知识不了解，办案机关提讯时告知认罪认罚的可以从宽处理，犯罪嫌疑人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很难有理由不去认罪认罚，本人就是市法律援助中心驻市看守所的值班律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见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认罪认罚具结书，但是值班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见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是自愿签署的，至于案件是否构成犯罪、量刑建议是否恰当，值班律师很难去把握，所以说并非所有认罪认罚案件的罪名和量刑建议都是经过律师实质性的把关后签署的，所以对于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的律师，还是要在对对案件进行认真细致的了解后确定辩护思路，不可为追求“和谐”，敷衍了事。（三）关于“宽”的幅度问题。通过自己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总结结合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对于“从宽”的幅度一般为20%左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上下浮动10%,也就是说最低为10%，最高为30%，但是对于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在幅度性以下量刑检察机关会非常慎重，一般不会突破。（四）关于“撤回”的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撤回认罪认罚的权利，作为辩护人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对案件已经了解，一般是不会动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撤回的，撤回后检察院会从新提出量刑建议，把从宽的部分加上，具体的要看从宽多少。所以如果不是案件有其他决定性的变化，一般不建议在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又主动撤回。（五）关于“审判方角色变化”的问题。以往庭审过程法官是处于中立地位，而控辩双方都在尽力说服法官采纳自己的观点，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控辩双方达成了基本的一致，就会出现控辩双方共同努力，让法官采纳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量刑意见，需要注意的是，在认罪认罚程序施行初期出现过控方和审方出现冲突的情况，这样辩护人的地位就会比较尴尬，这个时候要看谁的观点对于被告人更有利就站在哪一方，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在出现，而且为了让辩护人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工作，案件审查起诉阶段的承办人会和辩护人说量刑建议也征求了法院审判人员多的建议，更有的会说这是“公、检、法联席会议”确定的量刑建议，适当的沟通是为了协作更加密切，但是弊端就是很有可能会让审判人员先入为主。（六）关于“上诉”的问题。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案件，如果法院在量刑区间判处刑罚，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检察院也有可能提起抗诉，因为这有违诚信，现阶段正在大力推行认罪认罚制度，检察机关适用率要达到70%，如果任由被告人反悔，是对制度的破坏，所以作为辩护人，在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前要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充分的沟通，签订后判决的刑罚又在量刑建议的范围之内，要尽量说服被告人认罪服罚。认罪认罚制度的施行，对于辩护人的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辩护人要及时调整辩护思路，适应新形势，把握其核心与实质。认罪认罚制度总体上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辩护人与检察院承办人员协商量刑建议时要据理力争，其根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个省高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因为量刑建议包含各种情节，如坦白、初犯偶犯、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谅解等，要根据这些情节，提出从宽的具体建议，确保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本文作者：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党支部书记、刑事主任

电信诈骗是指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等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被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与传统诈骗相比较，电信诈骗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是危害人群不特定，电信诈骗的手段是通过网络信息进行诈骗，因此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诈骗的人群不特定，只要是能够接受到电信网络信息的人群均有被骗的可能性。第二是犯罪形态隐蔽化，电信诈骗一般有多个环节组成，而且环环相扣，从犯罪形态上开，单独一个环节根本判断不出来是犯罪行为，但是当把各个环节综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诈骗体系，比如像“套路代”案件，有些公司把风险较高的催收业务委托给其他公司，而单独看这个放贷的公司的行为，在没有将非法放贷纳入“非法经营罪”的时候，是不够犯罪的，更不会涉嫌诈骗罪、寻衅滋事最等罪名。但是当把这些行为综合起来看，犯罪的形态就表现的非常清晰。第三是诈骗方式手段多样化，从以前常见的“中奖缴纳税款”、“低价购物”、“保健品”到现在的“货到付款”、“包裹邮寄毒品”“网上购物退款”、“炒黄金、期货”等手段层出不穷，逐渐发展由被害人被动受骗到主动窃取“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信息的转变，只要点击一个链接，就可以窃取到被害人最为隐私的信息，往往使人防不胜防。第四是犯罪组织团伙化，电信诈骗具有“技术性”，需要利用科技手段进行诈骗，这就要求犯罪分子组建专业技术团队，进行严细致的分工。第五是国家打击严厉化，由于社会危害大，国家一直将电信诈骗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在定罪和量刑上均比传统诈骗严厉。第六是案件数量增加迅速，近年来，电信诈骗成高发态势，在裁判文书网输入关键词“电信诈骗”，搜索的结果为：2013年案件数为43件，2014年为344件，2015年为487件,2016年为831件，2017年为1922件，2018年为2502件，到2019年达到了2987件，7年间案件数量增加了7倍还要多，增长速度非常迅速。第七是涉案人员众多，电信诈骗涉案人员众多，近期本人办理的两起电信诈骗案件，每一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达到数百人，在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些从事的只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由于自己的法律意识淡薄，且属于典型的公司集团类型的诈骗，犯罪形态隐藏较深，一些人隐约发现公司可能存在违法问题，但没有引起警觉，加之现阶段工作难找，现公司工资、福利比较优厚，在犹豫、徘徊之间走上的犯罪的道路。第八是涉案金额巨大，结合自己办理的电信诈骗罪，涉案数额全部达到了特别巨大的标准，金额最小的也有将近80万元，最大的达到数千亿元，而诈骗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就是诈骗金额，所以在自己的印象中，只要涉及电信诈骗罪名，心中都会一惊，因为犯罪嫌疑人将会面临超乎其想象的刑罚。二、根据电信诈骗罪的特点，辩护工作的重点：根据电信诈骗罪的特点，辩护人在开展辩护工作时，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主观之辩，主观之辩犯罪嫌疑人对象主要是对在以集团、公司为犯罪载体中的普通员工，现在侦查机关包括审查起诉机关，在计算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数额是通常的算法是从该员工入职到案发期间，只要是该员工的数额，都会逐一相加，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该员工刚入职的时候并不知道公司从事的是违法犯罪活动，随着入职时间的增长，有的会通过其他员工的谈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自己负责业务的异常等情况，在主观上模糊的认识到公司可能有问题，但是由于自己的法律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涉嫌犯罪，到案发时才幡然醒悟，所以在开展辩护工作时要着重把握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对于入职到主观明知这一段期间，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犯罪的主观要件，在计算犯罪数额时要将此期间的犯罪数额减掉，具体的时间节点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把握。二、证据之辩，证据之辩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但“电信诈骗罪”有其鲜明的特征，由于电信诈骗案件被害人不特定、地域分布分散，点差取证难度大，所以电信诈骗罪的证据之辩比其他罪名更加重要，要特别注意“证据类推”，所谓“证据类推”是指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将部分犯罪证据体系完整的个体适用到全案的整体当中，举个例子，一个电信诈骗案件，根据公司电脑的后台数据涉及被害人有200人，其中侦查机关收集了其中20名被害人的证据，这二十人证据体系完整，各项数额与公司电脑后台数据完全吻合，会将此此20人的证据类推其余180人，这种现象在实现中尤其是电信诈骗罪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作为辩护人对于这种情况要引起重视，对于类推证据的适用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主要依据的法律条文是《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证据、充分的条件，要以此据理力争。三、从犯之辩，根据自己办理电信诈骗案件的情况来看，公司的领导层都被定位主犯，员工及中层领导一般都会认定为从犯，但是要引起注意的是，根据办理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现在法、检机关都会将主从犯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即分为“主犯中的主犯、主犯中从犯，从犯中的主犯、从犯中的从犯”，这主要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中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50%以上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对于从犯减轻处罚的力度和幅度都比较大，在具体的实施中，各省都进行了细化，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条第十款就规定了“对于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轻的主犯，可以减少基准刑20%以下”、第十二款第一项规定“对于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或属于从犯的一般教唆犯，比照第10条至第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从宽的幅度”，这就是所谓“主犯中的从犯、从犯中的从犯”，这就要去辩护人在辩护也要进行区分，尤其是对于对于犯罪公司管理层，要根据以上标准确定是否属于“主犯中的从犯”，对于在众多从犯中发挥作用比较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积极适用“从犯中的从犯”条款，使其减轻处罚，另外一定要注意，对于处于“主犯中的主犯和从犯中的主犯”并未规定要加重处罚，尤其是针对“从犯中的主犯”这种情况，要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争取较高的减刑比例，“从犯”根据《刑法》规定，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所以在辩护过程中要把从犯之辩作为重中之重，来认真对待。四、政策之辩，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是越来越放松的趋势，对于一些行为，以前可能是纳入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但是随着政策的调整、放宽把该行为纳入到了行政处罚的范畴，还有部分行为，虽然现行还是属于《刑法》的调整范围，但是社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调整的，辩护人在进行辩护时也要加以利用，这就要求作为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不仅要关注法律还要关注社会、及法律理论的前沿动态，兵运用到案件的辩护之中。五、程序之辩，“认罪认罚”制度，是一个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自己的认罪、悔罪态度，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作为辩护人，要客观、科学的分析具体的案情，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最有利的意见，个人认为“认罪认罚”制度的出台，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考验着辩护人的智慧，辩护人要对案件的结果有更加提前、精准的分析，因为辩护人的任务就是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使被告人最大幅度的减轻处罚，如果分析的不够准确、自己误判，或者没有说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本可以适用“认罪认罚”程序使被告人减轻处罚而没有适用的，等于说白白浪费了一次减轻处罚的机会，这样的辩护就是失败的辩护。六、情感之辩，本来律师应该是讲法的，但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是正常的人，只要是人就会有情感，为了减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罚，律师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讲讲情感也未尝不可，只因为要加上“情感之辩”是因为，自己有成功的案例，2019年年底，自己办理的一个组织卖淫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过重，不肯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作为此案件的辩护人多次前往看守所、检察院与犯罪嫌疑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沟通，记得那几天下着大雪，每次去看守所和检察院全身都基本上湿透，最后一次与检察院承办人沟通量刑建议，承办人说了一句话使我备受感动“荆律师这几天下大雪，我看你几乎每天一趟看守所、检察院，也是真的想促成认罪认罚，就冲你这股认真、负责的态度，我把从宽的力度再加大，刑期再减去2个月，这是最低了，与下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刑期只差一个月了，如果犯罪嫌疑人签就签，不签就按照正常程序走”，拿到这份《认罪认罚具结书》心里面是满满的自豪感，去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表示对于量刑建议认同，顺利的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刑辩律师，辩的是责任、是专业、是态度，要么就不要接受委托，既然接受委托了，就应当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件，因为对于律师来说办理的是案件，可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就是他们的人生。要对自己的职业负责更要对别人的人生负责。本文作者：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党支部书记、刑事主任

时间：2020年5月11日0900，地点XX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xxx，人民陪审员XXX、XXX，书记员XXX，XX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XXX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XXX，涉嫌罪名：寻衅滋事罪，审理方式：公开审理。委托辩护人：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荆小强，辩护策略：无罪辩护。今夜注定无眠，因为明天的庭审辩护的方向是无罪辩护，记得自己刚干律师第一次单独开庭，前三天夜里都没有睡好，是紧张也有点兴奋，总是在反复思考庭审中可能出现的状况，以及应对策略，随着执业时间的增长，开庭前的紧张感和兴奋劲渐渐的变淡了，但是开庭前一天晚上必须要把所有的材料检查一遍，把庭审程序和对方可能提出的意见以及应对策略全部缕一遍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只有确认没有遗漏什么问题了才可以睡的踏实，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于准备做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在开庭前的晚上是难以入眠的，自己业务的主要方向就是公司与刑事业务，其实自己执业之初，是不准备把刑事案件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但是随着执业时间的不断增长，似乎隐约的感觉到一个律师如果不做刑事案件，那么对于从事的这个职业是残缺的，而且这种感觉愈加强烈，所以也把刑事案件纳入到了自己的执业范围，但是刑事案件收费标准不高，案件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同时压力承受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自己手里最多不会超过十个刑事案件，在办理的这些案件中做无罪辩护的有，但是不多，每一次准备做无罪辩护时总会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其实自己也一直在思考、在追寻这个问题的根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随着执业时间的增长，对于这个问题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首先是因为追求，每一个职业都有其自身特性，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随着从业时间的增长，除了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同时，肯定会有更进一步的追求，追求的方向就是自己社会价值的体现，这也是让自己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工作下去的理由和动力，律师这个行业也是一样，从业之初，总是为生计而奔波，随着执业时间的增长，收入不再是头等大事的时候，就会追求一些精神财富，律师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是律师社会价值的体现方式，当然律师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都是法律人，近些时间更是有学者提出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律师“法律共同体”的说法，这个共同体一致的的追求都是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然而由于所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的角度自然也会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刑事案件中表现的会更加显现，因为在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律师的任务就是要说服裁判者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在刑事案件中是要和公诉方发生对抗的，而对抗的依据就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各类司法解释，共同的依据、共同的目标，为何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从表面上看，司法机关对于法律的适用及理解主要在打击犯罪上面，而律师的任务是要保障被打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上升到法的价值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司法加官更注重法的“秩序”价值，而律师会更侧重“正义”的价值，当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会更加关注“自由”价值。我们长讲“兼听则明”，《刑法》作为国之利器，在适用时更应该多听听不同的声音，作为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更是要坚守法律“正义”的价值，并将其作为自己职业永久的追求，不畏国家权力机关的压力，也不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独立的行使法律赋予的辩护权，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称职的刑辩律师。第二就是责任，刑事案件容不得半点失误，因为刑事案件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最珍贵的自由，所以自己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办理的不只是案件的本身，而是被告人的人生”，如果一份工作和别人的人生联系起来的话，是要绝对慎重确保无差错才能对得起这份职业的要求。更上一个层次去分析这个问题的话，可以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考量，《刑法》是利器，所以在适用时必须要遵循严苛的程序的同时要精准的适用，如若不然就会造成误伤，而且可能误伤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每一个人，律师在刑事案件的职责就是防止误伤，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机关，律师在法庭上与公诉机关舌枪唇剑的辩论，就是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一个公正的判罚，无罪辩护更是如此，因为不是每一个案件都符合无罪辩护的条件，可能每一个律师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考虑，首先我要内心确认，这个案件被告人有可能是被冤枉的或者说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只有自己说服了自己，才可能进行无罪辩护。第三，是因为操守，刑事辩护律师工作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庭审阶段，控辩双方针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展开较量，公诉方是要坚守构成犯罪的法律体系，而辩护方是要攻破这个体系中的某一环节，而无罪辩护意味着在法庭上会有更多、更直接的对抗，所以对于每个案件开庭的要求和标准，自己也进行了细致的量化，一般案件，所有的材料，必须在十秒之内找到所在位置，而无罪辩护的案件，时间必须控制在五秒之内，对于控方可能会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必须要准备好书面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将控方可能提出的观点和我方的意见进行细致的梳理，做到心中有数，杜绝因为准备不充分造成的失误。当一个人的工作与他人的自由有直接关系，这本就是一份庄重的使命，况且身上还肩负着实现法律正义的任务，为了这份庄重的使命和对于正义的追求，在失眠的状态下进行深思熟虑，也未尝不是对于责任的诠释、对于职业操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