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旺海

案件背景：父嗜酒，无业，其妻靠打工供养家庭。二人有一儿一女，女远嫁，儿二十又七、八岁，未婚。儿早年曾在市里看场子、做小弟，后频繁换工作，但收入较低，其亦嗜酒。母言儿孝，父言儿不孝，父子二人常有争执，并吵打，父多有畏惧。在办理该案过程中，被告人和我提出一个要求，想让他的妻子给自己出谅解书。我见到这个可怜的家属，她跟我说：她不会原谅他。她哭着说儿子多帅气、多孝顺，对他爸爸有多好，也曾谈过一个对象……本已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了……作为辩护人，我尽力了。被告人的女儿找到我要出具谅解书，我说你即使出具了，作用极小。最后，女儿给父亲出具了谅解书，母亲没有出具。终归是一个案子，辩护工作结束，我就得投入下一个案子。但是，还是想做一些法律之外的总结：家庭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大的能超乎你的想象，作为家庭成员，我们能做的，其实可以有很多。

本人承办的菲律宾跨国诈骗案涉及被告人27名，分别为台湾籍和大陆籍，这是一起由公安部督办，中国警方与菲律宾警方跨国联合办案的典型案件，案件社会影响重大，各大媒体都曾在抓获初期纷纷报道。我的被告人是一名福建省20多岁男子，家境一般，经中间人介绍，以去国外工作的名义被带至菲律宾美岸市一农村院落，后没收手机、护照，由专人看管（菲律宾男子，案发时未抓获）从事对中国公民的跨国电信诈骗活动。为首的是两名台湾籍男子，下划分三线活动，一线冒充通信管理局或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谎称对方信息泄露，诱导客户向案发地公安机关报案；二线冒充办案单位公安人员，用做笔录的方式套取客户银行卡信息，引导客户下载木马程序；三线利用客户开通的网银，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将卡内存款转出。如果只是胁从犯，被告人的量刑上会多一些空间。但是，我的被告人在开始处于被胁迫地位的情况下，后积极参与诈骗活动，并且案卷显示，其曾经回到大陆的家中探亲，数日后，又联系并自行返回该农村院落，所以，胁从犯的辩护方向就不存在了。最后，根据被告人的认罪情况，为其做了罪轻辩护。大致涉及案件指控排序不当、从犯、坦白、认罪悔罪、愿意退赔、初犯偶犯、主观恶性等方面的辩护意见。在案件的初期，就曾告诉其整个案件的可能量刑区间和其本人的大致就罪名和数额结合的可能量刑情况，通过庭审上辩护工作，以及沟通被告人的认罪认罪情况，排序后移，案件收到了较好结果。这样的案件辩护律师的辩护空间是有，但是因为案件本身的性质以及关注程度，我们只能保证依法履行辩护职能，努力争取到对被告人最为有利的结果。律师不是万能的，但是所有的嫌疑人/被告人都需要律师，这是毋容置疑的。律师也永远不是制造麻烦的，而是帮助和推动法治进步的先行者。要记得，许多冤家错案曾经的律师在案件的当时都做了无罪辩护，只是未被采信；要知道，整个国家也在推行所有的嫌疑人，在案件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辩护律师全程参与。这不是形式，这才是法治的未来！

案件背景：该案系李某等数十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宣判后，又就过去未指控的部分当事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进行指控的衍生案件。过去的案件整体属于涉黑性质，该案因属于涉众案件，从刑事立案起也戴了黑社会性质的帽子。难度系数：三年扫黑除恶斗争形势严峻，在此期间要想进行有效的辩护，难度比过去要大的多。办案过程：从公安侦查阶段介入开始，就会见了嫌疑人，了解了涉案情形，根据指控的罪名了解到嫌疑人并未被指控涉黑（算是一个利好情况），确定了基础的辩护思路。根据其供述的情况，指控的聚众斗殴以及寻衅滋事均从犯罪构成上可以考虑打破，主观上没有故意，客观上没有行为，不应当认定犯罪。经过多次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沟通，最后只同意变更强制措施，依然将案件整体移送检察机关，当事人获得自由，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到检察院以后，第一时间联系阅卷，核实卷宗材料中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以及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材料，向检察院出具了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并且多次与检察机关沟通，来努力影响其看法。争取在检委会讨论时，主办检察官能够拿出不起诉意见的情况（诸多办案细节，若有兴趣，可详聊）。终于在经历一次退查重报后，检察机关依据刑诉法的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宣告当事人无罪。案件告捷！！小结：1、涉黑案件履行层报手续；2、律师的专业分析；3、努力影响检察官，让其作出正确判断。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界定为共同犯罪。而在共同犯罪中，又根据所起作用大小不同区分为主犯和从犯，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主犯，什么样的情况又属于从犯那？主犯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从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考虑到量刑上，对于从犯，法律规定为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对于主犯又单独规定了一个“犯罪集团”的概念，即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另外，在对主犯的处罚上，除了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外，其余的主犯都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综上，结合案件材料进行罪轻辩护的时候，首先要打掉犯罪集团的概念，其次作用上要能界定为从犯，对自己的当事人是更为有利的，在量刑上也会得到体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手上的闲置资金多了，开始考虑进行投资，要么赚取利息，要么期待分红。在实体经济不是很景气，银行存款利率又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现象，手上拿着钱，一旦身边有人说“放过去靠谱”，就立马跟风，不加甄别。最近做过的几起“非吸”的案子，都是同样情况，受害人期待满满，自己把钱放进去了，还和身边的亲戚朋友宣传，有的竟成了其中的骨干，最后落得鸡飞蛋打，甚至锒铛入狱。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惩处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表现在（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通常看到如下情形就需擦亮眼睛、仔细甄别，（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吸收资金的；（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吸收资金的；（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吸收资金的；（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吸收资金的；（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吸收资金的；（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吸收资金的；（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吸收资金的；（八）以投资入股的方式吸收资金的；（九）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吸收资金的；（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吸收资金的……。事前的预防工作很重要，口口相传不一定为真，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比比皆是，可以委托律师协助查询企业工商档案（含内、外档）材料，包括基本登记信息以及开业、变更、股东、章程、年检等全部公司资料，做好风控防控。涉及“非吸”的业务人员入职后通常要接受专业讲师的培训，包括业务知识、财务知识等，最关键的是“洗脑”，让业务人员消除顾虑，确信公司的实力，告知所从事的是朝阳行业、前沿产业，无法律风险，且给付较高的业务提成。正规的企业是代为融资，“非吸”的企业是帮助犯罪。参与办理的一个案子，被告人之前从事保险业务，后被拉拢为企业吸收存款，其利用出色的业务能力向公众吸收存款，在公司发放工资、奖金后，其把家庭收入全部投入“非吸”企业，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刑罚，其本身是案件的受害人，家庭收入几乎全部投入“非吸”企业，又成了案件的被告人。他的失败就是因为前期缺乏充分的考察，法律知识薄弱。所以，作为普通大众，不要让利益蒙蔽双眼，财富应当取之有道。事中控制也很重要，一旦发现企业或者个人可能涉嫌“非吸”行为，积极取回投入款项，减少损失。如果款项无法取回，事后补救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相关人员，努力挽回，将损失降到最低。“非吸”骗局五花八门，普通公民应当增强自身法律意识，进行适当风险评估，不要轻信他人传言，让骗局不攻自破，给自己的财产再加把锁！！

过去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相对较为困难，近来出了几个案例，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可以认定正当防卫的情形，下面结合着法律的规定，来梳理一下，如何情形就可构成正当防卫？1、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2、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3、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如上就涵盖了“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无限防卫”三个制度，正当防卫时间上要求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除了“无限防卫”的情形以外，都要掌握必要的限度才可。所以说，对于正当防卫，还是应该准确把握，合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