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锁成

主要案情：2011年，周某某因企业资金周转向吴某某借款30万元；2013年5月16日，双方在周某某办公室重新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刘某某在担保合同中签名提供担保，而刘某某在签订担保合同时无法得知该份借款合同是2011年的换据形成的，周某某和吴某某均没有告知担保人刘某某。2017年，吴某某向铜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周某某返还2013年5月16日的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并要求刘某某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开庭时吴某某没有如实陈述该份借款的来源以及实际情况，坚称该笔款项是2013年5月16日的借款和之前的款项没有关系，后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原告吴某某的诉讼请求。担保人刘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刘某某提起再审，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最终支持了刘某某的诉求，免除了刘某某的担保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由于本案涉及借款合同的以新换旧，据吴某某提供的借条和借款合同内容上看，丝毫看不出此次签订的书面合同和2011年的借款有任何关系，作为担保人刘某某一直以为该笔借款的产生就是2013年5月16日周某某借的，而且周某某和吴某某均没有告诉他是之前借款的顺延，因为通过借条和借款合同的内容上无法看出与之前借款的关系，甚至吴某某提起本案诉讼时主张的也是2013年5月周某某最新借的，直到二审开庭前，吴某某自始至终都坚持称该笔借款和2011年的借款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能够很合理的推导出刘某某在签字担保时是并不知情的，其一直认为担保的是2013年5月16日的借款，而非吴某某和周某某之前的借款担保。所以，由于2013年5月16日的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作为担保人刘某某自然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案情简介】王某是某小学中心校管理的一名小学教师，2011年11月16日被当地的教育局解除聘用合同，并专门下发了解除文件，并给了王某。而原告王某认为解除聘用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4月份。2016年3月份王某在办理养老保险手续转移时发现某小学中心校拖欠应当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且发现某小学中心校没有发放2012年1月到4月份的工资。故王某起诉某小学中心校应当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拖欠的工资。【代理意见】我们认为，主要争议焦点为王某要求支付补交的保险费用是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以及王某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是否超过了时效。具体而言：一、关于王某要求支付保险费问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已于2011年11月16日被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解除聘用合同，为此铜山区教育局下发了铜教监【2011】16号关于同意解除王某教师聘用合同的决定文件，为此原告解除合同期限是2011年11月16日，而不是诉状陈述的2012年4月2日。同时，根据徐州市铜山区机关事业社会保险处于2016年3月21日出具的《徐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证明》及《江苏省机关事业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表》可知，我校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截止日期是2011年11月，所以，我校在原告离职之前的养老保险费用已交齐并没有拖欠，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二）、暂且不提我校已履行完缴纳原告离职之前的养老保险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表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既未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又不能补办补缴的情形下才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本案中，被告已经为原告办理了并缴纳了养老保险，原告认为存在欠缴保险费的行为，应当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张予以追缴。因社保机构对用人单位欠缴费用负有征缴的义务，如果劳动者、用人单位与社保机构就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该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该项请求不应当予以支持。二、关于原告要求支付拖欠工资问题，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假如解除合同的期限是2012年4月2日，那么原告现在要求支付2012年1月至4月的工资也早已过时效，原告应当在2012年4月份时就能知道工资没有发放，应当从2012年4月份时开始计算时效期间一年，而不能从2016年3月办理养老保险转移手续之日其计算时效期间，更何况原被告的聘用合同关系实际已于2011年11月终止，不存在拖欠2012年1月到4月的工资问题，所以原告要求补发工资的主张不成立。三、需要说明一点的是，2011年11月16日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解除王某聘用合同的原因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是因为其从2011年10月20日到解聘之日未到单位上班，也未履行请假手续，旷工天数达到规定才解除的合同。【判决结果】一审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全部诉讼请求。【裁判文书】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垫付的社保费用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王某系在自行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后要求被告予以退还，并非是在被告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且不能补缴的情况下主张由被告向其赔偿损失，故其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第二，关于原告主张的拖欠工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被告在2011年11月作出解除聘用合同书，但原告针对该解聘通知已经申请仲裁且被仲裁机构撤销，该裁决书已经生效，仲裁裁决书系2012年4月10日出具，原告对于裁决结果是明知的，其在知晓解聘通知被撤销后，就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工资损失，其庭审中主张的系2012年1月至4月的工资，但直至2017奶奶1月才申请仲裁，其庭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仲裁时效中断等情况的存在，因此该原告的诉请超过仲裁时效。【案例评析】社会保险问题不仅仅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个人之间的问题，而是用人单位、劳动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的享有是单位、国家和劳动者三方履行义务的结果。但是不能因此推导出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权，是社会保险的受益者就必须要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义务。劳动者履行该法定义务的前提是劳动关系的存在，劳动关系存续是劳动者缴纳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基础和前提。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纠纷，劳动者可以通过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劳动监察部门反映的方式，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劳动监察部门督促公司为劳动者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但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补缴社会保险费用，原因是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基本上认为不属于劳动争议，一般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主要依据是：《劳动法》第100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社会保险基金。”因此，各地法院根据上述规定认为，社会保险的征缴应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司法权不应对社会保险的征缴进行处理，否则，有司法干预行政的越权嫌疑。司法权不干涉行政权。【结语和建议】本案涵盖了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时效争议问题。根据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应当通过相关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予以实现，而非劳动法律的调整范围。现代法理理论认为，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保障法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保障法以强制性作为其实施手段。私法领域涉及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以私法自治为其基本原则，私人之间发生纠纷，法院自应予调处。但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既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用人单位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的关系等。凡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投保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必须参加保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也要按照规定缴纳各自的费用，当事人没有任意选择的权利。《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和个人，收缴单位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违背的是行政管理法，其法律关系是国家征缴部门与用人单位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应交缴而欠缴保险费无直接请求权。所以，因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不应该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范围。

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规定法律规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立案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16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1、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2、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3、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这里要注意的是：1、“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2、“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3、“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4、“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对于上述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5、“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6、“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对于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估价机构进行确定。二、犯罪构成1、犯罪的主体要件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个人和单位，表现为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两类人。生产者即产品的制造者(含产品的加工者)，销售者即产品的批量或零散经销售卖者(含产品的直销者)。至于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具有合法的生产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不影响本罪的成立。2、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一般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为人的故意表现为在生产领域内有意制造伪劣产品。在销售领域内分两种情况：一是在销售产品中故意掺杂、掺假；二是明知是伪劣产品而售卖。这里要注意对故意内容中的“明知”的把握：本罪中，生产者、销售者对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是明知的，那么就存在一个如何认定“明知”的问题。“明知”包括已经知道与应当知道两钟情形，所谓“已经知道”，就是对将要发生的事实及其危害性已知晓明白；所谓“应当知道”，即是指根据行为人的年龄、经历、学识、职务、职业以及职责等，推断其对某些事实情况及其危害性的明白知晓。一般地，在判断对本罪主观罪过上明知时，难以认定的自然是应当知道的认定。对生产伪劣产品者而言，“明知”作为其罪过形式是不言自明的。国家制定了《产品质量法》以及其它一些有关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质量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详细地规定了各类产品的各种生产标准和其它相关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质量标准的产品不得投放市场。因此，生产优质、合格的产品是生产者的法律责任与义务，生产者对其生产的产品是否符合相关生产标准与质量标准，负有法定的注意义务，如果在知道不符合生产标准的情况下，仍然进行生产，无疑是一种故意行为。而在生产过程中对产品掺杂、掺假，或者以假产品冒充真产品，以次品冒充优质品、正品，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这些行为无疑都带有故意心理，因为生产产品过程中、产品质量是需要经过层层把关的。关于销售者是否明知自己销售的产品为伪劣产品，则需要予以科学地把握和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判断销售者是否明知，不应仅凭口供，应根据一切主、客观条件进行综合衡量，通过案件的具体情况，对销售者的心理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判断这种“明知，主要分析以下几点：(1)买卖双方的成交价格。如果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就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2)进货渠道是否正当，卖方有无正当合法手续。如果近货渠道、购买手段都不正当，行为人就应当预见到购进的可能是伪劣产品。如果依然购进并予以销售，就可认定行为人“明知”；(3)产品有无质量合格标记。如果产品没有相应的应当具备的质量合格标记，就可以确定行为人明知销售的是伪劣产品；(4)买卖、交接伪劣产品的方式方法以及时间地点。如果动用非正常的方式方法进行交易，行为人就可能明知是伪劣产品而予销售。在认定行为人对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是否明知时，应当综合上述几种因素进行考虑，而不是截然割开它们的内在联系。只有通过正确认定生产者、销售者的主观心态，判断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是否为故意，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立法精神，既不放纵某些罪犯．也不殃及那些确实不“明知”的行为人。3、犯罪的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普通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普通产品是指除刑法另有规定的药品、食品、医用器材、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电器等产品，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化妆品等产品以外的产品。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产品生产的标准，产品出厂或销售过程中的质量监督检查内容，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等制度。生产伪劣产品怎么认定：(1)主观上对伪劣产品是否存在明知。如不知是伪劣产品而予以生产、销售的，由于其主观上不具有的故意，不构成犯罪。(2)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如果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未达到5万元以上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特殊的情况应当除外。根据《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生产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5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而不能以无罪处理。该《解释》第2条第3款规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什么是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达5万元以上的行为。销售伪劣产品罪有什么特征1.侵犯客体是国家对普通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普通产品是指除刑法另有规定的药品、食品、医用器材、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电器等产品，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化妆品等产品以外的产品。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产品生产的标准，产品出厂或销售过程中的质量监督检查内容，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等制度。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的上述管理制度，生产、销售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伪劣产品扰乱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秩序，侵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客观方面2.客观方面表现为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违反产品质量管理法律、法规一般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以及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关于产品质量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关行业标准规则等。关于伪劣产品的界定标准，在上述产品质量法规中有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可具体分为以下四种行为：(1)掺杂、掺假。这是指行为人在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掺入杂物或假的物品。(2)以假充真。这是指行为人以伪造产品冒充真产品，表现为伪造或者冒用产品质量认证书及其认证标志进行生产或者销售这类产品的行为。(3)以次充好。这是指以次品、差的产品冒充正品、优质产品的行为。(4)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这是指以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在内)的产品假冒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的精神，上述四种行为属选择行为，即行为人具有上述四种行为之一的就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行为人如果同时具有上述两种行为或两种以上行为的。也应视为一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实行数罪并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情节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客观上所要求的内容。犯罪主体3.犯罪主体是个人和单位，表现为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两类人。生产者即产品的制造者(含产品的加工者)，销售者即产品的批量或零散经销售卖者(含产品的直销者)。至于生产者、销售者是否具有合法的生产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主观方面4.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一般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为人的故意表现为在生产领域内有意制造伪劣产品。在销售领域内分两种情况：一是在销售产品中故意掺杂、掺假;二是明知是伪劣产品而售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