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

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田湾律师事务所接受刘福宁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一审全部诉讼活动，本人向法庭陈述以下代理意见：一保险合同中“第一受益人条款”的法律效力原告认为，被告以湖南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保险单第一受益人拒绝向原告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第一，财产保险中并不存在受益人的概念，《保险法》第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该法条已经明确将受益人的概念规定于人身保险之中，说明财产保险中不存在受益人，即使约定了受益人，被保险人仍然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本案中长安保险公司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规定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受益人可理解为一种商事行为的市场创新模式，但是原告认为，在法治社会中，即使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民商事行为不能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从《保险法》第八条第三款的文字逻辑看，这是一条明确的强行性规定，保险公司设置“第一受益人”条款是将自己置于主动地位，被保险人置于不利地位，违背了《保险法》强行性规定，该条款无效。第二，《保险法》第八条第三款同时表明了受益人产生的条件，即必须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从保险单来看，以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第一受益人条款是被告在保险单格式合同特别约定第5条直接规定的，明显违反了法定受益人产生的条件，该条款当然无效。第三，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公司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由此可见，无论如何约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必然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是无可非议的。纵观整个《保险法》，并没有任何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就丧失保险金请求权的规定。依此也可以反证，即使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也仍然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第四，被告关于受益人特别条款约定违反《保险法》相关规定，该条款无效。作为格式合同，特别是该合同中的特别条款，被告必须做到释明义务，本案被告为了打印出保单，没有尽到释明义务，同时约定的第一受益人是与保险合同没有任何保险利益的中介公司（湖南中发资产有限公司），该条款当然无效。第五，从公平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角度看，原告向被告缴纳了保险费，为自己所有的财产向长安保险公司投保，如果按照被告“赔付第一受益人”的观点，那就出现发生保险事故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却是办理按揭手续的中介湖南中发资产公司，原告支付了相应对价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违背了公平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六，从合同效力的角度看，合同是合同双方对彼此之间权利义务作出的约定，其效力及于合同双方。本案中，湖南中发资产公司作为“受益人”既没有在保险合同上签字，也没有在保险合同上盖章，保险合同作为双务合同，支付对价取得利益是不二法则，湖南中发资产公司既不是车辆所有人，也没有缴纳保险费，却要获得保险金，使支付保险金的被保险人分文不得，这显然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和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该条款不具法律效力。二原告是否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具备保险利益，享有保险金求偿权，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而被告以格式条款约定湖南中发资产公司为第一受益人，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也没有向原告释明此特别约定。同时，湖南中发资产公司仅是办理按揭的中介公司，不具有保险利益，真正原告应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刘福宁。三原告与保险合同中第一受益人湖南中发资产公司的以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从三一汽车起重机有限公司购买起重车，并从湖南信托有限公司贷款以支付购置款，从而获得起重机所有权，并向被告投保，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其纠纷属于保险合同纠纷。根据本案的车辆贷款合同和买卖合同表明，湖南中发资产公司仅为按揭中介公司，按照行业规定收取中介费，且原告已经按照规定缴纳。其并不具有对涉案车辆的保险金请求权。而贷款方湖南信托有限公司在贷款合同中规定了保证人条款，并没有约定抵押条款，其仍然不具备保险金请求权。即使设定抵押条款，也是抵押关系，与本案保险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按照被告主张湖南中发资产公司作为受益人出现在保险合同中，这种保险合同形成的原因是被告所说的根据保监会的相关规定，对存在贷款车辆需要设置受益人，否则无法打印保险单，而受益人一般为贷款人或抵押权人。而本案保险单设置的受益人既不是本案利益相关人湖南信托有限公司，也不是抵押权人。即使其作为抵押权人享有对车辆的抵押权，按照《担保法》规定，在车辆部分损失的情况下，作为抵押人的原告已经将抵押物（起重机）修复，并支付全部修理费，此时该抵押物（起重机）部分损坏而降低的价值完全得到恢复，抵押权得到有效保障。这时就应当将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金支付给抵押人，即原告，以弥补原告为修复抵押物造成的支出。另外，本案中，保险事故发生后，所有理赔材料都在原告手中，湖南中发资产公司即使向被告理赔，也存在资料不全问题。事实上，湖南中发公司从未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而是由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将已经完全修复的起重机运回。综上所述，湖南中发资产公司作为第一受益人的合同条款违背保险法规定，该条款无效，原告作为投保人和受益人具备保险金请求权，恳请法庭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1的委托，指派本人作为代理律师，本律师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一、被告所驾驶车辆按照规定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第三人责任保险，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被告3平安保险公司连云港中心支公司理应按照保险合同所约定的理赔义务先行赔付。本案中，被告1驾驶车辆的保险期限为2014年6月4日至2015年6月3日，交通事故发生时间是2014年11月11日，交通事故的责任为被告1负全部责任，该事故责任明确，保险责任也明确，依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赔偿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剩余不足部分被告1愿意承担。二、被告3所提供的“机动车保险条款”是2009版，而现在使用的条款是2012版，2009版保险条款对消费者责任要求极为苛刻，该保险公司使用原来的保险条款是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排除被保险人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为了自己的盈利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带有商业欺诈行为，其所提供的2009版保险条款当然无效。大家都知道保险理赔问题一直存在，长期以来保险公司以其强势地位制定格式条款，规避法律风险，给消费者理赔索赔带来困难，其不合理、不合法之处很多，在消费者的不断抗议下，中国保监会在2011年提出对2009年机动车保险条款进行修改，2011年11月对所用国内保险公司征求意见，最终于2012年3月15日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发布《2012版机动车商业保险师范条款》。2012版条款扩大了保险责任，减免了免赔事项，大幅提高了车险保障能力，特别是删除了有商业车险条款实践中存在争议的十余条责任免除，例如“驾驶证失效或审验不合格”等。在2012年新版条款发布新闻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保险行业协会在今年内基本完成新版条款落实工作。在中国保监会对外公布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大事记上明确写道：“2012年3月14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对原有商业保险条款进行了全面梳理，认真筛查不利于保险人权益、表述不清和容易产生歧义之处，并进行合理修订。”而免责条款的删减是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距离新条款发布已经2年半时间，被告3平安保险连云港支公司竟然置若罔闻，用加重被保险人责任的2009版条款作为拒赔的依据，显然无效。应该根据新规定优于旧规定的原则，使用2012版机动车保险条款。2012年保险条款删除了2009版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五条第二款：“驾驶人在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二、被告3平安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所引用的公司2009版《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五条第二款：“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严重排除了被保险人依法应享有的权利，违背了《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该条款本身无效。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之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此条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的所有条款皆是被告3平安保险公司连云港支公司自行提供的格式条款，该条款规定了保险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排除了投保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正因为该条款加重被保险人责任，不合法，也不合理，所以在2012版条款中被无情的删除。因此，被告3保险公司应在第三人责任保险限额内按照其与肇事车辆所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的其他约定，对原告的各项损失直接赔偿。三、被告3彻底违背了保险行业的“最大诚信原则”，特别是对自己提供的已经过期的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没有履行释明义务，该条款当然无效。在保险活动中，由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保险合同的特殊性。保监会根据《保险法》对保险行业规定了最大诚信原则。特别是对保险人的告知义务，无论是《保险法》还是保监会规定以及保险行业协会规定，都明确要求：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应主动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尤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含义和具体规定。对保险人的告知形式应采用明确列明与明确说明相结合的方式，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尤其是责任免责条款不仅要明确列明，还要明确说明。本案的保险合同签订时，被告3既没有说明存在2012版保险条款，也没有对2009版免责条款做出任何说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知道有此免责条款存在。显然，被告3拒赔理由所引用的免责条款无效。事实上，2009版保险条款免责条款仅第一部分第一章就多达7条32款，第二章多达5条36款，第三章多达17款，第四章多达29款，第二部分通用条款有38款，共计124款免责，占所有合同966款的35%，一般的业务员很少有耐心对免责条款作出释明，所以在2012版保险条款中删去了27条。虽然对免责条款释明有难度，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经常被保险公司有意或无意疏忽，但这不能排除其法律责任。四、被告3所提供的2009版保险条款第5条的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本身相互矛盾，应按照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应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第一款“未取得驾驶证、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按照我国法律以及保险法和保监会规定，首先应选择文义解释，从文义解释看可以得知第一款是指“对不具备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免责”；而第二款“驾驶人在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驾驶机动车的，保险公司免责。”这是说明驾驶人在取得合法驾驶资格但出现失损和过期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免责。这两个条款显然不是并列关系，第二条款比第一条款更苛刻，而在保险合同中两个条款是并列关系，显然矛盾。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保险法》规定，对于单方面起草的保险合同进行解释时，应遵循有利于非起草人的解释原则。2009版保险条款是保险公司拟定的，当保险条款出现矛盾时，应从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角度作解释。那么，我们可以将第一款和第二款做出“对不具备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免责”的解释。我国《保险法》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被告1于2008年取得驾驶资格，目前也拥有合法且在有效期的驾驶证，被告3拒绝理赔的理由不成立。五被告3拒赔理由“驾驶证逾期”属于行政法律范畴而非民事法律范畴，保险公司不具有管理“驾驶证逾期”的权力，更无权以“驾驶证逾期”来否定驾驶人的驾驶资格，其拒赔理由显然不成立。不具备驾驶资格是指驾驶人从来都没有取得过驾驶资格和取得后被注销两种情况，驾驶员只要通过了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组织的驾驶证资格考试，便具有了驾驶资格，只要未被依法取消驾照，就一直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机动车驾驶证审验换证属于行政管理范畴，驾照过期未按期换证应由交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被告1自2008年初次领取驾驶证时起，至保险事故发生时止，并不存在驾驶证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被撤销的情况，且目前拥有合法驾驶证。显然，保险公司以“肇事司机的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给予保险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人作为理律师，本律师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依约履行了给付被告100万元付款义务，被告拒绝还款，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的事实是被告1和被告2共同经营的连云港裕福来珠宝有限公司2011年下半年资金周转困难，共同向原告提出借款100万元请求。因原告对被告2还款能力存在怀疑，提出抵押担保以保证债权实现，对此被告1与被告2协商后，被告1愿意以其所有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原被告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为了保证借款合同的真实有效，原被告在灌云县公证处办理了《（2011）连灌云证民内字第561号公证书》，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给付被告现金30万元，并约定余款5天内转账支付，2被告收到30万元款项后与原告一起到灌云县房产局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将被告1所有的灌云县尹山镇锦绣中华商贸城A楼抵押给原告。2011年12月15日原告将剩余款项转账给被告。可见，原被告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清楚，不仅有国家公证机关公证，而且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所借款项已实际交付。其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不仅具有合法债权，而且对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二、原告款项给予义务已经实际履行，7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30万元现金交付，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原告70万元转于被告2银行卡上已由银行转账凭证给予印证，且是在双方约定的时限内转账，真实可信。并且先办理抵押登记再转账给付款项是现实中的交易习惯，因为现实交易中，出借方为了保证交易安全，不可能先将全款交付给对方，而先办理抵押登记才能真正保证交易安全。30万元现金交付，也符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原告出于对公证文书的信任，在被告1和被告2的催促下，给付30万现金是可信的。并且从原告12月提款情况，自家的资金流水来看，30万元的现金交易是正常的交易习惯。三、被告1和被告2是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从借款用途看，该笔借款是被告1和被告2为了解决其共同经营的裕福来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以及他们合作其他事务出现的困难。从公证文书内容看，公证文书明确了借款原因是经营周转需要。从借款的程序看，该笔借款是被告1和被告2共同向原告提出，原告要求被告提供有效担保，被告2无力担保，被告1主动提供自己房屋作为担保，原告才同意，由此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从办理借款公证的现场来看，办理抵押公证是原告、原告丈夫、被告1和被告2共同去公证处办理，如果仅是被告1借款，那么被告2不必到场，而事实是被告2全程在场并负责联系。从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看，被告1和被告2皆全程在场，且被告1支付抵押登记费，如果原告没有与被告1和被告2就这笔共同借款及还款问题协商一致，被告1不会主动支付抵押登记费，被告2也不会全程在场，因为抵押的房屋不是被告2的，是被告1的。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已经履行付款义务，被告1和被告2应履行还款义务，并给付逾期利息。恳请法庭维护原告合法利益。此致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代理人：2015年1月12日

试论律师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王东京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法治自觉和价值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法治国提供了价值支撑，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内核，公民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依法治国的各个环节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律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支点。因此，社会的公正与法治建设需要律师发挥法律人的作用,彰显职业精神,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和践行的需要。关键词:律师；职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方略蕴含的内在价值一直为社会各界所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分别在政治发展和文化建设两部分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必将成为若干年内学界关注的热点。笔者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角度探讨律师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价值支点“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笔者在我国现行宪法、法律中找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法治、爱国的表述，在行政法规中找到了和谐、公正、敬业、诚信的表述，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法律法规的精神意蕴，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的共同要求。1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依法治国基本的价值内核。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致力于将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循序推进，在实践中大力发展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建设法治中国，不仅要建设法治国家，还要建设法治社会。毋庸置疑，法治社会就得用法律手段分配社会利益、维系社会秩序、解决社会矛盾，整个社会管理都在法律的框架下、法治的轨道中运行。同时，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表达和诉求，即保障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自由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同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全体社会成员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建设法治社会，还要缩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依法平衡与统筹社会各阶层、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认真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居住、迁移、教育、就业等权利，公正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党的十八大指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指明了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依法治国基本的价值内核，这样的价值内核也是律师的价值追求。2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依法治国重要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每个公民都可能参与国家治理或社会管理，应坚持国家层面或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试问，国家工作人员、社会事务管理人员在工作职责之外的日常生活，或普通公民从事与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无关的职业或私人事务，应该倡导怎样的价值观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根植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追求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把公民道德规范的核心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提炼出来，作为人们对国家、职业、自己、他人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准则，意味着人们要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对职业的虔诚、敬重之意，融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去，把对自己的诚信要求、对他人的友善态度，融入到着力构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中去。法律是人们如何为人处世、如何生活工作的规范，其本身蕴含着人类理想的道德价值。正是法律的道德特性给予了法律特别的权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敬畏和遵守法律。依法治国的至高境界，不是让人们寸利必争、事事争讼，而是要使法律规则、原则以及法治理念、精神深入人们的内心，使人们自觉承担对国家、集体、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律师作为公民，比他人拥有更专业的法律知识，是推进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追求形成的重要力量。二律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提出覆盖全国各方面意见、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也体现了同样的思想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法治精神还没有充分贯彻到一切社会事务中,严格依法办事还没有普遍确立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习惯，例如：个别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纠正违法违纪甚至犯罪现象的,往往不是司法的力量,而是领导的重视等等。由此可见,塑造法治政府形象不仅是对政府自身建设的要求,更是促进全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需要。律师是推动社会法治化进程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士,能有效地防范各类风险和预防纠纷,节省解决事务争端的成本；另一方面,律师还是法律职业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律师因其职业特点与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可以通过提供各种法律服务,促进政府各项职能的规范行使,促进法治政府形象的塑造,彰显了其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的独特作用。就此而言,加强法治建设任重道远,这需要政府、法律人等多方面共同努力,也需要积极培育全体公民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作为法律人的律师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第一,律师讲政治,用法律，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守法必须成为全民的自觉意识和真诚信仰，然而现实中许多人未自觉认同依法治国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不少人因不能抵御非法利益的诱惑，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党的十八大正是基于全民守法任重道远的认识，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人们对于法律的遵守往往有各种动机，或因法律的强制威慑，或因个人的得失计算，或因个人的道德自觉。德沃金说过:“我们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被迫遵守法律，而是因为我们感到遵守法律是正确的。甚至在我们知道遵守法律并不有利于我们个人的直接利益的时候，在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遵守法律而不会因此受到惩罚的时候，还是感到有责任遵守法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亦要求人们对于法律的遵守应当是出于诚实、正直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应是基于人们对于法律的深切理解和内心认同后的自愿行为。但我们的法制教育工作者很少有意识地从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做人原则和标准阐发法律对人之为人、人之成人的意义，往往没有从深层次解决受教育者为什么要守法的问题。而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更多地从法律本身去释明，以促使人们接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社会的法治与公正，将有利于人们实现学法守法用法意识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国家利益大于天,维护民主与法治,维护公平与正义是每个律师永恒的价值追求。律师职业神圣,当好一名律师,当一名好律师，既要有坚持正义的信念，更要有坚持正义的本事，特别要将法律内化于心，用自己的法律之心和法律之仁，去倡导更多的人守法用法，用自己的正确的法律行为带动他人学法用法。第二，律师践行公正、和谐价值观，有利于推进司法公正，实现和谐司法。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和最彻底的方式，向来被人们视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如果说法律公正是一个包含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司法公正、守法公正的大范畴，那么公正最为生动和现实的体现则是特定的案件处理。对于法官、检察官来说，每一起案件都要坚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都要把自己的公正信念注入到每一起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论之中，如果法官、检察官的裁判没有体现公正，其后果必然是培根在《论司法》中所提到的，“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在以往“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在以“命案必破”为要求的侦查原则下，律师极易被认定为“麻烦制造者”、“添乱者”甚至“捣乱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鲜明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应当说，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下，律师在法庭上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法律地位上与控方平起平坐，有“席位”、有“地位”，于是有话语权。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中，审理者应当是庭审的“亲历者”，这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裁判原则。这种亲历性，在强调庭审活动与过程重要性的同时，无疑将律师的出庭活动尤其是律师作用，置于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这一方面赋予了律师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对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律师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当然，司法除了公正，还需要和谐，是以司法公正为核心，适用法律时兼顾当事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尽可能考虑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选择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裁判方案，同时缩短办案周期，降低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保证公正及时得以实现，使当事人的纠纷在一种和谐氛围中得以解决。从司法和谐的角度而言，律师比法官、检察官更了解当事人，更容易用最便捷的手段、最低的诉讼成本减轻诉累，这必将对社会公众产生积极影响，司法公信力也会得以不断提高。第三,律师“甘为砝码镇天平”的执业精神，推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律师的工作并不是人们简单理解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是有严格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与法律的限制。如果律师为了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不择手段,超出职业道德、执业纪律与法律的界限为委托人谋取非法利益,虽然可能获得委托人的赞赏,但是却在发挥助纣为虐的作用,与国家设立律师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职业精神也要求律师在职业道德与法律的限制内兢兢业业地为委托人服务,律师的职业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统一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许多律师始终秉持着“甘为砝码镇天平”的执业精神，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律师注重服务社会能力的提升,积极提供法律援助,消除不和谐因素,有利于公正和谐的法治氛围的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意味着人们彼此承认对方与自己一样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从而使各自作为独立主体的这种地位平等、权利平等成为人们相互间的基本关系。由这种关系所决定,人们解决相互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方式，不是诉诸暴力,而是诉诸法律，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公民都要培育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拥有法律专业的律师而言，既是积极的践行者，更是积极的倡导者。近年来,全国司法系统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和执业活动的广泛性、执业过程中的相对中立性的角色优势，引导律师介入人民调解,引导律师在办理诉讼案件中争取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各级政府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与支持,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鼓励律师积极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对于不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事项,对当事人积极进行诉讼指导,并在律师的参与下做好疏导协调工作,杜绝矛盾激化。这些措施的实行,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提高了法律援助质量,扩大了律师服务社会范围,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公正和谐的法治氛围的形成。参考文献:[1]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3]罗纳德·德沃金(美)．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作者简介：王东京（1970-）,江苏东海人，中共党员。1994年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副研究员，中国杂文协会会员。先后获淮海工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连云港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先后讲授《中国文化思想史》、《国际环境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等课程，完成研究课题8项，发表论文40余篇。

很认同这样一句话：用眼看世界，世界很渺小；用心看世界，世界很博大。是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只有用心看世界，才能看远，补目力之拙，览博大于胸；只有用心看世界，才能看透，拂去浮华，参透实质，继而了然于胸，超然物外；只有用心看世界，才能看淡，情在心中，心在世俗外。一切原来如此美丽、如此简单。用心看世界，重要的是今天的心境。昨天林林总总、烦恼恩怨已随昨夜的微风逝去，不管是木已成舟还是流水落花，都已成过去时。木已成舟最好顺其自然，流水落花追也没用。明天的事情毕竟还没有发生，着急担忧于事无补，后天我们总会知道结果。明天的天气可预知，但也经常出乎意料，而人生所求，常常又是意料之外偶然得来的。有哲人说，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一点不假，心情的好坏，会让面前的世界出现天堂与地狱之分。“人可鉴于止水，不可鉴于流水。”若水不静，折射的世界也必然是扭曲的。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心情，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用心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过于计较别人的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活法，喜欢自己才能享受生活，不必一味讨好迎合别人，烦心之事不妨暂时丢开，自己感觉幸福就是幸福。其实，人人都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心结只能自己解，心痛只能自己疗，好心境是自己创造的。中国的每一部哲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心境创造史”。老子创造了“无为”，孔子创造了“中庸”，庄子创造了“逍遥”，墨子创造了“兼爱”、“非攻”，佛教禅宗创造了“觉悟”、“忘我”，郑板桥创造了“难得糊涂”……所指都是“心境”，核心都是“用心”。《菜根谭》有言：“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这既是处世之道，更是养心之道。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人生也只有一次机会，若只用双眼去观看，一辈子算白过了，用心去看，会把一生都过得好好的，哪怕有此起彼伏。仰望海燕，就看到了搏击风浪，迎难而上；俯察蜘蛛，就看到了百折不挠，永不言弃；远眺鲨鱼，就看到了痛苦孕育的欢乐；近瞧河蚌，就看到了缺陷铸就的辉煌。生活中不缺少美，却匮乏发现美的眼睛。正因如此，用心看世界才更显得难能可贵。人用来看世界的不只有眼睛，还有心灵。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看见物质的同时，看到精神。用心看世界，世界很博大；用心悟世界，世界很精彩。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这个世界只有回不去的，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台湾星云大师说：“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心；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云水，不是景色，而是襟怀。”依此可言，世界不是状态，而是心境。尽管世界很复杂、迷离、多变，但一切如花，花如一切。所以，佛祖拈花迦叶笑，仅此而已。

没有“发小”的一代我曾在一小区租住了4年，天天穿行其中，却对它一无所知。搬离的那天，我有一点失落，我很想去和谁道一声别，说点什么，却想不出那人是谁。我越来越觉得如今的孩子——尤其大城市孩子，正面临一个危险：失去“家”、“故乡”这些精神地点。有位朋友，儿子6岁时搬了次家，10岁时又搬了次家，原因很简单，又购置了更大的房子。我问，儿子还记不记得从前的家？带之回去过吗？他主动要求过吗？没有，朋友摇头，他就像住宾馆一样，哪儿都行，既不恋旧，也不喜新……我明白了，在“家”的转移上，孩子无动于衷，感情上没有缠绵，无须仪式和交接。想不想从前的小朋友？我问。不想，哪儿都有小朋友，哪儿的小朋友都一样。或许儿子眼里，小朋友是种“现象”，一种“配套设施”，一种日光下随你移动的影子，不记名的影子，而不是一个谁、又一个谁……朋友尴尬地说。我无语了。这是没有“发小”的一代，没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没有街坊和故园的一代。他们会不停地搬，但不是“搬家”。“搬家”意味着记忆和情感地点的移动，意味着朋友的告别和人群的刷新，而他们，只是随父母财富的变化，从一个物理空间转到另一物理空间。城市是个巨大的商品，住宅也是个商品，都是物，只是物，孩子只是骑在这头物上飞来飞去。我问过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她说，现在的作文题很少再涉及“故乡”，因为孩子会茫然，不知所措。是啊，你能把偌大的北京当故乡吗？你能把朝阳、海淀或某个商品房小区当故乡吗？你会发现根本不熟悉它，从未在这个地点发生过深刻的感情和行为，也从未和该地点的人有过重要的精神联系。是啊，故乡不是一个地址，不是写在信封和邮件上的那种。故乡是一部生活史，一部留有体温、指纹、足迹——由旧物、细节、各种难忘的人和事构成的生活档案。还是上面那位朋友，我曾提议：为何不搞个聚会，让儿子和从前同院的伙伴们重逢一次，合个影什么的？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能让一个孩子从变化了的对方身上觉察到自己的成长……朋友怔了怔，羞涩地笑笑：其实儿子只熟悉隔壁的孩子，同楼的都认不全，偶尔，他会想起某只丢失或弄坏的玩具，很少和人有关，他的快乐是游戏机、动画片、成堆的玩具们给的。该我自嘲了，一个多么不恰当的浪漫！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割的力量，它把生活切成一个个的单间：成人和宠物在一起，孩子和玩具在一起。我曾在一小区租住了4年，天天穿行其中，却对它一无所知。搬离的那天，我有一点失落，我很想去和谁道一声别，说点什么，却想不出那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