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旭

2015年5月18日，因被告A公司承建被告B公司开发的位于花溪区石板镇金石产业园的相关工程，需要向原告C公司购买钢材，双方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A公司作为购买方在合同上加盖了项目章，第三人刘某代表A公司负责与C公司签订合同，也在该合同上签字。另外，B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合同上加盖了其公章。该合同对产品的名称、型号、单价、质量要求、结算方式、付款方式、担保责任、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均有约定。合同签订后至2015年9月8日期间，原告按照约定向A公司供货13次，共计1248.355吨，但A公司仅于2015年8月3日向原告支付货款50万元，至2016年3月10日，尚欠原告货款2785864.56元、资金补偿费1353549.14元。原告曾多次要求两被告支付货款，但两被告均以无钱为由拒绝支付。2016年初，原告C公司决定委托本律师全权代理，依法起诉到法院，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律师接受委托后，梳理了C公司提供的证据：《钢材购销合同》、《送货单据》、A公司对第三人刘某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上有A公司的公司印章。从打官司的角度看，起诉之前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完全符合起诉条件。于是，本律师为C公司撰写民事诉状，将A公司及B公司告上法庭。一审庭审过程中，A公司否认《钢材购销合同》及《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并非其公司使用的印章，第三人刘某也并非其公司员工，也从未授权委托第三人代为签订合同，同时还否认了花溪区石板镇金石产业园的相关工程为其所建的全部事实。B公司辩称，既然A公司没有购买钢材的意思，存在伪造公章的情形，《钢材购销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则担保合同属于从合同，也应当认定无效，B公司的担保责任可免除。但是，一审过程中，A公司未申请公章鉴定，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我发胜诉。然而，A公司及B公司均表示不服，向贵阳中院提起了上诉。虽然一审胜诉，但本律师还是心有疑虑：如果确实存在有人私刻印章进行合同诈骗，二审法院必将驳回我方起诉，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这样一来，案子将拖到猴年马月啊！为了保险起见，本律师开始穷尽一切途径，收据了大量新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工程就是A公司所承建，案涉钢材也确实用于该工程。也就是说，就算公章是假的，就算没有《钢材购销合同》，两被告也应当担责。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二审法院完全忽略本律师提交的新证据，直接认定一审法院应当启动鉴定程序查清公章是否为假的事实而未启动导致程序严重违法，于是裁定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本律师据理力争，指出二审裁定的不当之处，并将前期收据到的新证据逐一筛选，重新组装。最终，重审没有启动鉴定程序，全凭本律师提交的客观证据，再次判决本方胜诉，对方再次上诉，二审判决维持。本纠纷前后历时四年的时间，现正在申请强制执行。案子的其他细节，不再赘述，现将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二审判决摘要如下，以供潜在其他当事人发生类似纠纷时作为参考。案号：（2019）黔01民终2983号案由：买卖合同纠纷裁判日期：2019年05月20日上诉人（原审被告）：A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B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C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旭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某A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C公司对A公司的诉讼请求，二、A公司不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在刘某关于“金石亿隆石材市场3期项目”是谁承建，及称自己代表A公司对项目进行管理等陈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或者不清。刘某称本案所涉项目金石亿隆石材市场3期项目是A公司承建的，与客观事实不符。金石亿隆石材市场3期项目与“金石产业园小城镇项目”不是同一项目。A公司承建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前者是刘某松与金石B公司合作的。二、C公司与刘某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本身就有过错。C公司与A公司、B公司均有多年的贸易往来，明知“金石亿隆石材市场3期项目”不是A公司承建，明知购销合同上加盖的A公司金石产业园小城镇项目B区项目专用章不能代表A公司，却利用曾挂靠而A公司金石产业园小城镇项目B区项目资料专用章的刘某签订购销合同，本身就有过错。刘某提供的印章不是A公司的，印章来源不明，刘某持有不是案涉的章，本案都是合作多年贸易往来，谁负责什么都是清楚的。三、本案所涉《委托书》上的“A公司”印章不是A公司的。四、《委托书》上的“A公司”印章是伪造的，该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原审就下判是A公司承担责任，与法不符，要求改判。B公司辩称，1、基于买卖合同是主合同，上诉人B公司担保责任，如A公司与C公司不成立的前提下，同意A公司的上诉，A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我方不承担担保责任。B公司上诉请求：１、撤销（2017）黔0102民初7441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项，改判上诉人不对资金补偿费承担担保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资金占用费承担保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判决结果中各判项之间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对资金占用费承担保证责任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超出当事人对于保证范围的明确约定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依法不应承担对资金占用费的保证责任。补充两点：1、购销合同已经明确约定，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保证，2、一审在法律适用上认定错误，已经明确了担保责任。只对货款本金承担责任。A公司辩称，1、B公司与案外人刘某松就是案涉项目的承建方，对B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我们不该承担责任，委托书上A公司的公章来源不明，是否承担责任由法院来认定，是否承担担保或者其他，由法院来认定。C公司针对二上诉人辩称，1、石材3期钢材购销合同加盖的公章以及项目章是A公司的，该合同及委托书有效，对两上诉人具有约束力。其一、A公司多枚备案印章，公章鉴定过程中，A公司在同一时期内使用的5枚公章，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伪造公章的情形，原审不该移送公安。其二，A公司对刘某的工资的支票以及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案涉合同鉴定期间刘某是A公司的员工，负责钢材的采购。其三，其中一份证据借条上同时出现A公司的公章肖以正的财务专用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私章印证了加盖在购销合同上的项目章是A公司所有，该项目章不但用于其B区项目对外签订合同的，同时用于石材3期项目对外签订劳务分包财务采购，A公司称该项目章不属于A公司与事实不符。另外石材3期项目涉及大量的民工纠纷，政府和相关部门去调解，B公司跟A公司均派代表去参加调解纠纷，证明3期项目是A公司的。其四，石材3期项目的所有施工人员是一致的。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从钢材购销合同来看，合同并未对金石B公司的担保方式、担保范围做明确具体规定，也没有排除对资金补偿费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刘某针对二上诉辩称，依法判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A公司提交一份起诉状的复印件，B公司与刘某松的起诉状。证明石材3期项目是刘某松与B公司承建的，第三人刘某就是刘某松的女婿，代表刘某松管理。B公司质证称，三性不认识可，金石产业园是很大的地方，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项目，我们承办的是石材3期的项目，其他的是小城镇项目。3期项目是我们建的，一审我们认可了。C公司质证称，三性不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内部关系跟本案无关。刘某质证称，3期确实是刘某松的项目，但还有其他老板，和B公司合作，具体合作协议不清楚。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A公司认可A公司金石产业园小城镇建设项目B区项目系其承建的项目，亦认可刘某在A公司金石产业园小城镇建设项目B区项目部工作过，且持有该项目章，而刘某陈述案涉《钢材购销合同》上“A公司金石产业园小城镇建设项目B区项目章”系其加盖。金石产业园小城镇建设项目B区项目与石材市场3期项目临近，刘某作为A公司金石产业园小城镇建设项目B区项目部工作人员与被上诉人C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并加盖“A公司金石产业园小城镇建设项目B区项目章”，被上诉人C公司其中并无过错。上诉人A公司认为案涉合同材料并非用于上述项目，而是用于石材市场3期项目，系其内部管理问题，对外应受《钢材购销合同》的约束，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关于上诉人B公司称资金占用费不属于担保范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上诉人B公司在《钢材购销合同》丙方担保方处盖章，合同并未明确约定担保范围，资金占用费属于违约金，亦在担保范围，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B公司、A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A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0716元，由A公司负担；B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075元由B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案情缩影：2009年1月18日，杨某与张某按照农村习俗摆办宴席结婚，但始终未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2011年3月21日，杨某诞下一子，取名张小某。2014年6月，杨某与张某因性格不合而分手。后，杨某重新认识新的男友，待谈婚论嫁之时，却因为杨某和张某的户口迁到了一起，共用一个户口簿，户口簿载明户主为张某，张某与杨某系夫妻关系，所以现在杨某无法和新的男友登记结婚。于是，杨某决定全权委托本律师代理解决。经本律师核实，杨某与张某恋爱之前，他们居住在同乡不同村，杨某是在某医院妇产科住院生下的孩子。当事人杨某的诉求：将户口簿已婚信息更正为未婚，以尽快实现和新男友结婚的之目的。选择最优维权途径：经过分析，解决方案有二，方案一：找派出所户籍管理科，要求更正户口簿上的信息，然后把杨某的户口迁出，独立成户。但是该方案阻力很大，张某故意不予配合，当地派出所拒绝更改户口簿信息，拒绝准许杨某迁移户口。方案二：向法院提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诉讼，让法院查清杨某与张某并非夫妻关系，而系同居关系的事实，然后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到当地派出所户籍管理科要求更正户口簿信息，迁出户口，独立成户。办案经过：一、诉前调查取证。确定选择方案二解决杨某的诉求之后，本律师先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查询杨某和张某的结婚登记信息，当然查无信息，于是我要求出具关于杨某和张某在该局没有结婚登记信息的情况说明。然后，本律师又到某医院调取杨某生孩子的病历资料。这两个证据，一个能证明杨某和张某并未登记结婚，另一个能证明杨某与张某同居关系期间生育一子。二、撰写诉状。请求判令非婚生子张小某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到张小某能独立生活为止。判决结果：庭审当天，被告缺席。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杨某与张某系同居关系，于2011年3月21日生育一子，取名张小某。由于原告没有固定工作，也无稳定收入来源，而且原被告分手后，孩子一直由被告抚养，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交为稳定的生活环境，所以不宜变更孩子的抚养权。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办案小结：作为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律师应尽的义务。在启动诉讼之前，我始终铭记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就本案而言，从表面上看，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这正是原告想要的判决结果，因为原告只是想要更正户口簿上的错误信息，以尽快实现和新男友结婚的之目的，她根本不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败诉的结果，仅需法院在判决书中查明原被告系同居关系即可。本律师结合原告无固定居所、无固定收入，以及孩子一直跟男方生活且男方不愿意放弃孩子的抚养权等客观情况，综合考虑后认为，法院不可能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原告，但须要查清原被告系同居关系的事实。当然，我们成功败诉了，最后，原告拿着载明其与张某系同居关系的生效判决，再次找派出所户籍管理科，要求更正了户口簿上的错误信息，并将户口迁出，独立成户。至此，原告成功实现了与新男友登记结婚之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据此，当事人要想成功启动再审程序，必须具备再审申请的事由。你的权益不容践踏，只要权益正当就值得保护，如果你正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那请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捍卫，维权路上我们愿意与你同行。附：通过启动再审后成功发回重审的案例案情缩影：2013年1月19日,王某将其在贵州省某市镇村修建基酒厂的工程发包给张某修建,并签订了《承包合同》及《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责任书》。但张某于2013年3月13日，又将上述工程（包工不包料且堡坎不在合同之内）转包给李某。合同签订后施工过程中，因张某资金链断裂使得工程无法继续推进，于是经协商后，双方就李某已完工程量的人工费进行了结算，并制作了结算清单，即张某应支付李某人工费1144840元，扣除已预支的749661元，还应支付395179元。事后，李某多次向张某催讨该款项未果，遂将张某和王某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裁定。李某不服，于是委托贵州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笔者是该案代理人之一。接手该案后，我们通过查阅庭审笔录及全案卷宗材料发现，一审及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和裁定。笔者通过梳理，找出判决和裁定存在如下错误，并及时申请再审。一、一审及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对“因工地发生事故，李某对该项工程停工至今”的认定没有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停工的原因系张某资金链断裂使得工程无法继续推进，于是经双方协商后，李某作出了让步，双方仅就已完工程量的人工费进行了结算，并制作了结算清单。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二审法院仍然未对停工结算的真正原因进行审查，而径行对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予以确认，即二审法院未尽审慎义务，导致一错再错。2、一审法院没有真正查清本案事实，二审法院也未作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结论。一审裁定书中载明：“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到庭当事人在法庭上陈述等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足以认定。”然而，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有原告的主张，也有被告的反驳，且都提供了自己的证据材料。那么，一审法院所谓的“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是指原告方的事实足以认定还是指被告方的事实足以认定，亦或指原被、告双方的事实都予以认定呢？更甚，二审法院仍然没有对争议双方的主张或反驳的证据进行审查。3、针对合同是否有效的争议，一审法院采取推诿、不作为的态度。一审法院认为：“李某与张某承建王某基酒厂工程建设，因双方均未提交该工程建设获取行政部门批准修建的相关证据，其修建行为是否合法，应由行政职能部门作出认定。”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之规定，针对该工程建设是否获得行政部门批准，其修建行为是否合法，应当由该工程的发包人王某举证加以证明。若王某在一审庭审结束前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导致合同无效，则应当由其承担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显然，合同是否有效的争议应当由法院根据发包人是否能举证等情况作出认定。故，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否有效应由行政职能部门作出认定的行为实为推诿。二、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及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均属于适法错误首先，王某与张某所签合同及李某与张某所签合同均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若合同无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王某未在该工程发包之前取得相关用地、规划许可等批准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之规定，则王某存有重大过错，其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次，该工程停工的原因在于张某资金链断裂导致工程无法推进，于是经双方协商后，就已完成的工程量的人工费进行了相应结算。事实上，李某已经作出了让步，张某也认可了已经完成的工程量，由于合同约定的工程未完工，所以无需验收既视为合格。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之规定，张某应按照结算单支付未支付完毕的人工费。所以，无论是一审法院认为“李某与张某承建王某基酒厂工程建设，因双方均未提交该工程建设获取行政部门批准修建的相关证据，其修建行为是否合法，应由行政职能部门作出认定，故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驳回起诉”亦或二审法院认为“因王某所发包该工程项目至今未获相关部门批准的相关用地、规划许可等手续，亦未经竣工验收，故在王某未获得合法的建设工程许可等手续前，双方因工程款结算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的受理范围。李某可在王某获得合法建设审批手续后，在另行主张权利。故此，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及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以致作出有失公正的错误裁决。据此，再审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规定，特向贵院申请再审，恳请贵院立案再审，查清事实，重新作出公正判决。该案进度：该案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决定发回重审。笔者预判并期待：该案发回重审后，应当能得到公正判决。

现实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往往在双方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权利受损的一方会选择依法起诉到法院，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庭审过程中举证质证、交叉辩论、唇枪舌战...,处处体现专业，你必须紧紧抓住并围绕法官总结的争议焦点发表对己方有利的意见，最终能在举证质证及辩论环节促使法官内心确信的一方当事人胜出。本律师通过梳理，选取一篇曾经在庭审过程中发表过代理意见，以资将要亲自出庭应诉的当事人参考。代理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贵州万伦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A公司的委托，指派孙永旭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参加了本案的诉讼，现本律师结合庭审情况，就本案的基本事实与法律适用，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争议焦点一：诉争《钢材购销合同》及《采购委托书》是否对B公司具有约束力？B公司是否应当担责？B公司无法否认《钢材购销合同》及《采购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及项目章与其无关。该合同及委托书合法有效，对两被告均具有约束力。理由如下：其一，B公司存在多枚公章，均未在公安备案，原告在本次交易中无法识别哪些印章是B公司正在使用的印章。其二，在B公司存在不确定的多枚印章，且均未在公安备案的情况下，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成为原告不利的证据，否则，任何公司都可以随意刻制多枚印章，每次交易都使用不同的印章，事后又否认这些印章为其所有，这将导致整个市场混乱，交易安全无法保障，更何况根据鉴定中心的《告知函》可知，B公司在同一时期段内使用过的其中5枚印鉴未能提取，《采购委托书》上加盖的印鉴完全有可能与这些未提取的印鉴相一致。其三，综合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本次交易期间，刘某系B公司员工，负责材料采购等业务，B公司出具的支票显示对其发工资；其中《借条》上同时出现B公司公章、“小城镇建设B区项目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这印证了加盖在本案诉争《钢材购销合同》及《采购委托书》上的项目章为B公司所有；刘某提供的一系列涉及“小城镇B区项目”的劳务分包合同、材料购销合同、机械租赁合同均加盖了B公司“小城镇建设B区项目章”，这说明B公司频繁用于该项目章对外签订合同，这无疑产生了公信力，同时揭穿了B公司在原一审中拒不承认成立过“小城镇建设B区项目部”，也拒不承认刻制有“小城镇建设B区项目章”的谎言。本次庭审过程中，B公司并没有否认“小城镇建设B区项目部”及“小城镇建设B区项目章”；B公司“小城镇建设B区项目章”也同时用于“三期项目”对外签订劳务分包、材料采购等系列合同，其中涉及大量的民工劳务纠纷，政府多个机关部门单独或联合出面解决，B公司与C公司均派代表参加了数次涉及“三期项目”民工工资、工程款的政府机关协调会，这说明国家机关部门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三期项目”系B公司施工承建；结合《合作协议》、《谈话录音》等证据，表明本案所涉“三期工程”系C公司与B公司共同开发，以B公司的资质承建，以B公司“小城镇建设B期项目章”对外签订合同，而且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也加盖有该项目章。其四，根据本案第三人刘某陈述，“三期工程”与“小城镇B区项目”相邻，“三期工程”的所有施工人员是“小城镇B区项目”的原班人马；《钢材采购委托书》是B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唐培海和管理人员刘从光从遵义B公司总部带上贵阳交给他的。而且，B公司在本次庭审中没有否认前述事实。另外，在本案纠纷发生之前，刘某在石板镇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也陈述其是B公司员工，而且其能够向法院提交的一系列关于B公司的合同、财务资料、支票等证据原件，充分说明了刘某是B公司的员工。争议焦点二：C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如前所述，C公司与B公司合作开发“三期项目”，即C公司出地，B公司出资，且以B公司的资质作为施工方对外签订一系列合同。正因为如此，C公司才愿意作为本案诉争《钢材购销合同》的担保方。就本案而言，C公司应当与B公司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具体理由如下：其一，《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三款约定，若B公司未按约定付款，则应当由C公司支付。从本质上看，“未按约定付款”即“不履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担保法生效之前订立的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始承担保证责任的，视为一般保证。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承担保证责任，且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本意推定不出为一般保证责任的，视为连带责任保证。”如果认为《钢材购销合同》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C公司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其二，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三期项目”是由B公司和C公司合作开发，该项目由C公司与B公司合作开发，属于合伙关系，原告提供的钢材用于“三期项目”，C公司应当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三，从常理上讲，C公司不可能无缘无故替B公司担保，C公司作为B公司的担保人，其有义务探明B公司是否具有购买钢材的真实意思。因此，无论《钢材购销合同》是否有效，C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争议焦点三：C公司的保证时效是否已过？C公司的保证期间未过，其辩称保证责任已经免除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是对经济补偿金计算方式的约定，并没有对付款期限进行具体明确的约定。其二，从整个合同履行情况来看，从第一批至最后一批供货期间，合同一直处于履行当中。如果C公司认为已经约定了履行期限，则保证合同属于从合同，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之规定，就本案而言，主合同的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则从合同保证期间的起算也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最后一次供货是2015年9月8日，合同约定有2个月的宽期限。原告于2016年3月23日起诉）。《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对此也有明确约定。其三，原告提交的谈话录音也能证明，原告曾于2015年12月4日向被告C公司主张担保责任，C公司同意履行担保责任。其四，原告提供的所有钢材均用于“三期工程”，综合全案证据也能证明C公司与B公司是该工程开发的合作方，系合伙关系。从这个角度看，C公司也得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争议焦点四：C公司的担保范围是否包括经济补偿金，律师费等维权费用？律师费是否过高？C公司的担保范围应当包括经济补偿金，律师费等维权费用。律师费合法、合理，应当得到支持。具体理由如下：其一，C公司称本案所涉经济补偿金、律师费等不在担保范围，该主张不能成立。《钢材购销合同》第七条对律师费的负担有明确约定，该约定并未违反强制性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C公司应当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其二，本案律师费是按照2000年的收费标准计算的，法律服务合同对律师费的约定一开始就远远低于现行收费标准；本案错综复杂，前后经历了一审、二审、重审，历时三年；无论对承办法官还是对原告代理人来说，本案的工作量都是巨大的，被告否认印章、否认工程、否认供货、否认一切对其不利的事实，使得本案更加扑朔迷离，加之二审法院无故发回重审，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律师多次前往余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石板镇派出所、花溪信访局、劳动监察大队、住建局等调查取证，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量都没有减少。其三，虽然目前原告仅实际支付了律师费25万元，但是原告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对律师费的支付有明确具体的约定，共计是30万元。因被告恶意拖欠原告巨额钢材款，导致原告经营陷入绝境，暂时无力支付剩余的5万元律师费，但尚欠的律师费最终必然要支付。为了减轻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原告尚欠的律师费系因本案维权产生的合法债务，理应由被告承担，一并解决。争议焦点五：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资金占用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是否过高？原告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应当依法予以全部支持，理由如下：其一，原被告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对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有明确约定，该计算方式虽然较高，但是两被告恶意拖欠原告几百万的钢材款长达三年之久，给原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二，尽管如此，原告主动对该合同约定的经济补偿金计算方式进行了大幅度下调，下调标准遵循了原审法院判决支持的标准，也即原告作出了巨大让步。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应得到法院支持。以上代理意见，供裁判时参考。贵州万伦律师事务所孙永旭年月日

专业解答：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六条“交强险合同中的责任限额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对每次保险事故所有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所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及第八条“…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之规定可以看出，就交强险而言，同一车辆在同一个保险年度内如发生两次或多次交通事故可分别在责任限额内重复赔偿。另外，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第十一条“每次事故的责任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本保险合同时按保险监管部门批准的限额档次协商确定”之规定可以看出，这里也说到每次事故，说明就三责险而言，同一车辆在同一个保险年度内如发生二次或多次交通事故的，也可分别在责任限额内重复赔偿。司法实践如下：2006年3月14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全市民事审判疑难问题研讨会纪要》第一条第7项：保险责任限额是保险公司在一次事故中承担责任的限额，而不是对保险期内所有事故承担责任的限额。保险公司在历次事故中已赔偿的数额，在本次事故赔偿时，不在责任限额中扣除。2011年1月1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七条：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条列举情况外，交强险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止时间为准。在保险期限内，机动车发生多次事故的，保险公司每次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责任限额。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犯罪而遭受损害之人提起民事赔偿请求，司法机关在审判刑事案件时，附带对民事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的活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针对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而遭受损失的情形，权利人提出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下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针对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而遭受损失的情形，权利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只能要求被告人赔偿因犯罪行为导致的物质损失。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虽然该《规定》已经失效，但其对“物质损失”的定义对司法实践仍有指导意义。显然，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不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权利人提出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或精神抚慰金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然而，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之规定可知，该条文对死亡赔偿金及伤残赔偿金是否赔偿未予以明确，也未一概排除。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文特别强调“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其立法本意是什么呢？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论述：“实际上关于机动车肇事案件赔偿责任的承担在司法实践中并无争议，本条设置的宗旨是，要对机动车肇事案件特别对待，即将‘两金’纳入赔偿范围，主要考虑到此类案件被告人一般有较强的赔偿能力，通常也有赔偿意愿，但上述考虑不宜写入司法解释条文，否则会有区别对待之嫌。”如果不是因为看到该论述，笔者百思不解。原来最高法院是为了避嫌，故意将司法解释规定得如此模糊，导致地方法院就如何适用法律规范进行裁判时无所适从。举例如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附带民事赔偿范围问题的答复法研[2014]30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鄂高法[2013]280号《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无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是否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均可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此复2014年2月24日综上，虽然最高法院的《答复》并非司法解释，法官裁判时不能直接引述，但地方法院的法官们通常均遵照执行。囿于篇幅，笔者对此不再赘述。现就司法实践中，就权利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或精神抚慰金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做如下总结：第一，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例外：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因实施家庭暴力已被判处刑法，此后受害人提起离婚诉讼，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针对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而遭受损失的情形，权利人提出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的，该请求不能得到法院支持。但有例外：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权利人主张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的，应当得到支持。第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可以就民事赔偿问题自愿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均可自由约定，只要不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通常均具合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