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加兵

关键词限购政策物权设立方式恶意串通裁判要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案件索引一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沥民三初字第85号（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基本案情原告诉称：2011年10月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约定：（1）该房屋即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西路3号的中海千灯湖花园4栋的701房实际由甲方即原告出资购买，并按银行贷款合同支付本金及利息；（2）甲方即原告每月按时将月供房款汇入乙方即被告曹某垣账号，再由乙方支付该房屋月供房款；（3）乙方承认该房屋实际所有权为甲方；（4）该房屋在能过户的情况下，乙方无条件同意该房屋过户给甲方或过户给甲方之子周海名下，乙方应积极配合完成过户手续。2011年10月9日，原告代替被告就该房产与佛山市中海千灯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商品房认购书》，之后原告按该合同约定支付订金、首期房款，并每月按时将月供偿还房贷。本案诉争的房屋实际上系原告借用被告名义购买，购房首付款由原告支付，按揭贷款由原告偿还，故该房屋所有权应该归原告所有。综上，请求判令确认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西路3号的中海千灯湖花园4栋的701房归原告所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没有答辩。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在甲方（即原告）房屋限购的情况下，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西路3号的中海千灯湖花园4栋的701房以乙方（即被告）为买受人签订《商品房屋买卖合同》，并以乙方为借款人和抵押人签订《个人购房保借款合同》（即银行借款合同），并约定上述房屋由甲方出资购买，并按银行贷款合同支付本金及利息。《协议》还约定上述房屋实际所有权为甲方，该房屋在能过户的情况下，乙方无条件同意该房屋过户给甲方或过户给甲方之子周海名下，乙方应积极配合完成过户手续。裁判结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0日作出（2013）佛南法沥民三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周某芬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均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不动产物权的取得可以通过法律行为或者事实行为，通过法律行为取得物权的通常需要履行登记手续，物权才能设立，而通过事实行为创设物权则无需登记。借用人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属于通过法律行为创设物权，应履行有关登记手续。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讼争房屋现系登记在被告名下。另外，原、被告双方均明知原告属于房屋限购对象，却故意规避国家有关房屋限购政策的规定，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基于以上理由，原告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请，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例注释为促进佛山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依据《国办发【2011】1号》和广东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情况，2011年3月18日，佛山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促进佛山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即“限购令”），其中规定：对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佛山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1年以上在佛山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佛山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自发文之日起）。该局于2011年3月31日发布的《我市住房限购措施具体问题说明》，说明住房限购的时点从2011年3月19日零时执行。根据相关规定，原告不符合在佛山市购房的资格，但仍然选择以签订所谓的协议的方式规避国家的限购政策。因原、被告双方均明知原告属于限购对象，这样的行为属于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所认定的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民事行为。另外，法院阐述了不动产物权可以通过法律行为或事实行为取得。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以登记为生效的要件，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根据《物权法》，除外的情形包括：1、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2、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3、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4、第二十九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其中，《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的是非因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特殊类型，是为物权公示原则的例外。未经登记亦生效，只是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本案中，原告属于借用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属于通过法律行为设立物权，应履行有关登记手续方能发生效力。但本案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关键词离婚经济帮助补偿裁判要点法院在判决离婚时，根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对夫妻双方感情是否已经破裂作出判决，并对一方提出请求经济帮助的要求作出合法合情的处理方法。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案件索引：一审：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丹民一初字第91号（2013年7月5日）基本案情：原告陈某烨诉称：原告与被告经人介绍认识后三个月便进行了结婚登记，进入婚姻生活后，被告性情大变，喜怒无常，经常与原告发生争吵甚至出手打人，并且对家中的财政支出未做出任何贡献，不尊重原告的父母，因此原告与被告的感情已经破裂，无法继续婚姻生活，故请求法院判决离婚。被告何某明辩称：被告确已和原告的感情破裂，对离婚的要求表示同意。但要求原告返还被告的婚前嫁妆，同时要求原告对婚后被告的身体和精神损害作出补偿。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同意离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对于被告提出由原告支付经济帮助及退还嫁妆的问题，原告同意给予被告经济帮助及退还嫁妆，双方只是就经济帮助数额不能达成一致协议。裁判结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日作出（2013）佛南法丹民一初字第91号判决：一、准许原告陈某烨与被告何某明离婚。二、原告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十日内支付经济补助金23000元予被告何某明。三、原告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十日内退还被告结婚时现存放于原告处的嫁妆，名称数量如下：格力空调、松下7升洗衣机、飞利浦台式电脑，万和6.5升电热水器，美的饮水机、美的落地式风扇、华凌牌双门冰箱、32寸三星电视机、步步高DVD机各一台，松下牌电饭煲一个、手推四门木衣柜一件、两个音箱、红木饭台一件、红木硬沙发（五件套）一套、真皮材料软沙发一张、8张胶凳子。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被告同意离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对于被告提出由原告支付经济帮助及退还嫁妆的问题。虽然被告没有提起具体的诉讼，考虑到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且原告同意给予被告经济帮助及退还嫁妆，双方只是就经济帮助数额不能达成一致协议，故对被告提出的请求一并在本案处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原告支付经济帮助23000元予被告，同时由原告退还被告结婚时现存放于原告处的嫁妆。案例注解：该案是一个典型的关于离婚后一方要求另一方进行经济帮助的标准认定问题。原被告双方对于离婚这一问题均没有异议，因此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的合意表示，同意判决离婚，符合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但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被告何某明提出的经济补偿费用到底是属于“经济补偿”还是“经济帮助”的费用，以及该数额的判定问题。对于离婚时提出的补偿和经济帮助的适用标准有何不同，从我国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可以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给予补偿。需要提醒的是，离婚时的经济补偿仅适用于夫妻约定婚后财产实行AA制的情况，且行使的时间必须是“离婚时”即只能在离婚诉讼中一并提起。因此在这个案件中，被告提出的补偿并不符合婚姻法中的“补偿”的标准，看来对于生活中常识的理解，并不能完全使用在法律中，这就要求法官在判决中合理的运用自己专业知识，引导当事人，为当事人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所以在本案中，法官恰当合理的选择了“经济帮助费”这一补偿费用的形式，即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2条的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就使得被告的诉求得到了合法的体现。但在婚姻法上的经济帮助也要注意几个问题，也就是必须符合3个条件：第一，受资助方必须生活困难且又无力解决。这里的“生活困难”是指离婚时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离婚后一方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第二，受资助方必须是在离婚时存在生活困难，而非离婚后。第三，提供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担能力。经济帮助的一般做法是短期或一次性给予对方帮助。但对于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也可以给予长期性的帮助。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帮助是在共同财产依法分割后进行的，不能以受资助方分到的共同财产较多为由而免去对方给予经济帮助的义务。另外，在执行经济帮助期间，受资助的一方另行结婚的，对方可终止给付。法官通过对于婚姻法中，不同经济补偿费的形式的合理运用，使被告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而在宣判的过程中，原告自发向被告补偿了多于判决5000元的经济帮助费这一事实的发生，也印证了，婚姻法中所蕴含的的法理——夫妻双方虽然走到了婚姻的尽头，但是彼此之间的多年感情仍使得双方之间的关心依旧存在，即使是法律也是来源于人们最基本的伦理道德。

关键词非法用工责任主体裁判要点一、责任主体问题：用人单位挂靠在其他单位名下或者借用其他单位的营业执照进行生产经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被挂靠人或出借人作为共同诉讼人。二、法律适用问题：应适用《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确定赔偿标准。相关法条《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六十二条案件索引一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1）佛南法民一初字第6935号（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二审：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民四终字第1297号（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基本案情两原告诉称，两原告是黎某基的父母，其中黎某德在南海黄岐五金城某公司仓库工作，梁某花也在附近找到工作，因此原告一家在黄岐九村租房居住。被告是一家位于南海黄岐渤海路九村路口南侧的汽车美容护理个体工商户，在原告上班的附近，相距4公里左右，距离原告的住处约1公里左右。黎某基是原告的儿子，1995年11月28日出生。2011年2月15日左右，被告招用黎某基为汽车护理工（洗车），被告与黎某基口头约定第一个月工资为800元，熟手后每月工资1200-1500元，并要求黎某基提交身份证留存，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几日后，黎某德将黎某基的身份证复印件送到被告处，并留下黎某德本人的电话，还特意嘱托：黎某基本人没有手机，如有事就打黎某德的手机。黎某基被被告招用后，包吃包住，并住在洗车行内的员工宿舍。2011年6月18日早上9时53分，原告接到被告其中一个老板潘某光的电话，称黎某基被其本人及员工送到黄岐医院抢救。原告赶到医院时，医生告知黎某基已于2011年6月18日8时56分宣告死亡。据医院病历信息记载，黎某基死亡诊断为心跳呼吸骤停，死亡原因是呼吸循环衰竭，但引起心跳呼吸骤停的病因不明，医院已电话通知黄岐派出所备案。事后，原告也向黄岐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以黎某基的死因无可疑为由不予刑事立案。据医院病历介绍，黎某基在被告的员工宿舍被工友发现意识障碍1小时，呼之不应，倒卧在宿舍，工友视其病重，遂自行送至黄岐医院抢救，于2011年6月18日7时20分到院。后该工友通知被告老板到院，但被告老板自始至终都没有预付任何抢救费予医院，亦无及时通知黎某基家人，直至黎某基死亡后约一个小时，即9时53分才通知家人。原告认为被告违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童工，当童工在单位宿舍突发疾病时没有及时通知其家人，没有及时将其送医院抢救，没有预付抢救费用，造成童工因拖延抢救致死，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对黎某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事后要求被告赔偿及支付相应待遇，遭到拒绝，原告遂于2011年9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以主体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原告对此不服，因此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一次性赔偿金38218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191090元、一次性救济金18540元、一次性抚恤金18540元、抢救费1000.5元，合计611350.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潘某光是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的合伙人之一，请求判令其与易某峰连带赔偿原告的损失。对于法院依法追加的被告张某添，也要求其对本案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易某峰辩称，涉案的汽车美容店最开始时确实是由易某峰经营，亦登记在易某峰名下。但后来易某峰将该店转让给六联军营的一个外省人，不久该外省人又再转给张某添。由于张某添与易某峰都是本地人，当时易某峰叫张某添办理过户，张某添说已经将营业执照等全部过户，易某峰见他是本地人就相信了他的话，没有再跟下去。至于后来的事情，易某峰不清楚，易某峰认为本案与其无关，其本人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张某添辩称，死者黎某基与张某添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更不存在张某添需要承担责任的事实。张某添请求退出本案诉讼或由法院判决张某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判决驳回原告对张某添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2006年8月1日，张某添与南海区大沥镇渔业经济联合社签订一份《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由渔业经济联合社将位于黄岐渤海路九村路口南侧渔业村商铺北段（原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出租给张某添作汽车美容业使用。2010年12月16日，张某添退出上述商铺的租赁使用权，由潘某光与渔业经济联合社签订一份《商铺临时租赁合同》，约定由渔业经济联合社将位于黄岐渤海路九村路口南侧渔业村商铺北段（原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出租给潘某光作汽车美容业使用。2010年12月17日，潘某光与张某添签订一份《铺货过户协议》，约定张某添于2010年12月16日将商铺转让给潘某光，并清点货物，2010年12月16日前卖出的归张某添承担，2010年12月16日起卖出的货品归潘某光承担。自此之后，张某添再没有租赁使用位于黄岐渤海路九村路口南侧渔业村商铺北段（原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的商铺，都是潘某光在租赁使用。2、黎某基与张某添素未谋面，根本互不相识，更不存在张某添雇请黎某基的事实。根据原告诉状所陈述的事实来看，黎某基是潘某光雇请的，与张某添无任何关系。综上，张某添无需对黎某基的死亡承担任何责任。被告潘某光没有答辩。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黎某德、梁某花分别是黎某基的父、母亲。黎某基于1995年11月28日出生。2011年农历春节过后，黎某基随两原告到佛山南海生活，并入职被告潘某光经营的位于南海黄岐渤海路九村路口南侧渔业村1号商铺的卡某斯骏某龙汽车美容中心做洗车工，包吃住。2011年6月18日早上6时许，黎某基在员工宿舍睡觉时突然咳嗽并呕吐。工友见状问其是否需要到医院看看，但黎某基不肯去，只让工友送其到母亲梁某花处。途中，工友见其情况越来越严重，遂转送至黄岐医院救治。后经黄岐医院抢救无效，黎某基于当日早上8时56分宣布死亡。医院的病历信息记载，黎某基因“被发现意识障碍1小时”于2011年6月18日07时20分到院；死亡原因是呼吸循环衰竭，但引起心跳呼吸骤停的病因不明。当日医院已电话通知黄岐派出所备案。原告黎某德于当日上午9时53分接到潘某光的电话通知，其赶到医院时梁某花已经赶到了医院。当日13时，黎某德向黄岐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经调查后认为黎某基的死因无可疑，因此未予刑事立案。黎某基在黄岐医院的抢救费用1000.5元，由原告于2011年7月8日与医院结清。2011年9月19日，两原告向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经营者易某峰）赔偿一次性赔偿金382180元、一次性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191090元、一次性救济金18540元、一次性抚恤金18540元、抢救费1000.5元，合计611350.5元。仲裁委于2011年9月22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是黎某基的死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劳动争议主体不适格，该案不属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两原告对此不服，于同年9月29日以身体权纠纷案由向本院起诉。其后，两原告又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由起诉佛山市南海区黄某医院，本院立案案号为（2011）佛南法民一初字第7270号。该案中，本院委托佛山市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对黎某基的死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鉴定结论：黎某基因患心脏传导系统疾病而死亡。另查，涉案位于南海黄岐渤海路九村路口南侧渔业村1号商铺最早由被告易某峰向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渔业经济联合社租赁，并作汽车美容业使用。易某峰于2004年10月4日在该商铺地址登记成立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属个体工商户性质，易某峰是经营者，执照有效期截止日期为2008年9月30日。2006年8月1日，易某峰退出上述商铺的经营，并由被告张某添与渔业经济联合社重新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由张某添租赁经营位于南海黄岐渤海路九村路口南侧渔业村北段（原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商铺作汽车美容业使用。2008年7月10日，张某添以上述商铺地址登记成立佛山市南海骏某龙汽车美容服务部，属个体工商户性质，登记经营者是张某添，张某添后于2011年7月22日将该服务部注销登记。2010年12月16日，张某添将上述商铺转让给被告潘某光经营，由潘某光于当日与渔业经济联合社签订商铺临时租赁合同，约定由潘某光租赁经营位于南海黄岐渤海路九村路口南侧渔业村北段（原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商铺作汽车美容业使用。2010年12月17日，张某添与潘某光签订铺货过户协议，约定张某添于2010年12月16日将商铺转让给潘某光，并清点货物，商铺货品转为潘某光名下，2010年12月16日前卖出的归张某添承担，2010年12月16日起卖出的货品归潘某光承担。其后，潘某光以卡某斯骏某龙汽车美容中心的名义经营，但未办理相关证照。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裁判结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8日作出（2011）佛南法民一初字第6935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潘某光支付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抚恤金待遇27810元、抢救费1000.5元，合共28810.5元予原告黎某德、梁某花，并驳回原告黎某德、梁某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两原告提出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23日作出（2012）佛中法民四终字第1297号民事判决，适用《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按照2010年度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确定赔偿金额，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改判潘某光赔偿两上诉人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并判决张某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裁判理由一审法院裁判认为：黎某基于2011年6月18日早上6时许在员工宿舍睡觉时突发咳嗽和呕吐，经工友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上午8时56分宣布死亡。后经司法鉴定，黎某基是因患心脏传导系统疾病而死亡。从以上事实可知，黎某基的死亡是其自身突发疾病所致，与其工作无关，并不符合《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所规定的情形，因此本院对原告请求按该办法赔偿不予支持。黎某基死亡时虽未满16周岁，属于童工，但其已满15周岁半，而且国务院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童工伤残或死亡的赔偿办法是按照国家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计算，但黎某基的死亡并不符合工伤的情形，因此本院对其请求按工伤标准赔偿也不予支持。庭审时，原告黎某德明确承认是其带黎某基到被告潘某光经营的汽车美容中心主动问是否需要招人的，与潘某光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一致，潘某光在笔录中还陈述其当时看黎某基身材矮小不想收，是黎某德拿出身份证要求其收他的。黎某德作为黎某基的父亲，主动为其未满16周岁的儿子找工作，其自身对于黎某基成为童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从公安机关对黎某基的工友和老板潘某光的询问笔录可知，黎某基发病后，工友曾多次询问其是否需要到医院，但黎某基都只让工友送其到母亲梁某花处，是工友在途中发现其情况越来越严重才转送到医院的。黎某基的工友作为普通人，并不掌握专业的医学知识，也不懂黎某基当时的病情，而且工友了解的黎某基平时并无病痛，黎某德反映黎某基平时也无重大疾病，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黎某基的工友已经尽了合理的救助义务。诉讼中，黎某德称其已将黎某基的身份证复印件交予潘某光，且已向潘某光留下联系电话。但潘某光在公安笔录中反映其于7时30分接到弟弟的电话后就马上从大沥的住所直接赶往医院，虽然原告认为潘某光未及时通知家属，但考虑在途时间以及当时紧急的情况，潘某光到9时53分才致电原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黎某德在诉讼中确认已有人在八点多时找酒店保安转告梁某花，黎某德赶到医院时，梁某花已经在医院，因此不能认定潘某光及其员工未及时通知黎某基家属。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潘某光及黎某基的工友已对黎某基尽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对于黎某基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被告潘某光以卡某斯骏某龙汽车美容中心的名义招收黎某基，虽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但对于黎某基非因工死亡，潘某光还是应当按照《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向黎某基家属发给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抚恤金。按该规定标准，潘某光应按佛山市上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标准3090元/月发放合共9个月的待遇27810元予两原告。至于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根据《广东省劳动厅关于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对象的批复》，必须是与死者生前有供养关系的直系亲属才能享受；现黎某基的父母黎某德、梁某花均未到法定被扶养年龄，而且尚在工作，有劳动能力，依法不属上述批复所规定的发放对象，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另外，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黎某基在黄岐医院抢救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1000.5元应由潘某光负担。原告起诉超出上述范围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被告易某峰和张某添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商铺易某峰已于2006年转让予张某添，而且易某峰原来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的牌照也已于2008年9月30日到期，易某峰并非黎某基的雇主，无需对黎某基的死亡承担责任。张某添接手易某峰的商铺后另注册登记了佛山市南海骏某龙汽车美容服务部进行经营，但也于2010年12月16日将商铺转让予潘某光经营。而黎某基是2011年农历春节过后才入职的，黎某德在诉讼中也确认招用黎某基的人是潘某光，出事后一直出面处理的老板也是潘某光，无证据证明张某添与黎某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至于潘某光以卡某斯骏某龙汽车美容中心的名义对外经营是其个人行为，无证据证明张某添确实有将牌照出租或者出借给潘某光经营，因此张某添无需对黎某基的死亡承担责任。被告潘某光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二审法院裁判认为：关于责任承担主体问题。用人单位挂靠在其他单位名下或借用其他单位的营业执照进行生产经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被挂靠人或出借人作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易某峰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名称为“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有效期已于2008年9月30日截止，系在潘某光在同一地址开展经营之前，也是在本案上诉人之子黎某基入职之前；此后，张某添接手并在同一地址登记注册“佛山市南海骏某汽车美容服务部”，该个体工商户系在上诉人之子黎某基死亡后的2011年7月22日才注销，而潘某光在接手张某添的上述商铺后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其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使用卡某斯骏某龙汽车美容中心的招牌经营。综合以上分析，因易某峰登记注册的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营业执照有效期已截止，故不能认定潘某光有挂靠该护理部的行为，而潘某光经营期间，至黎某基死亡时，张某添登记注册的佛山市南海骏某龙汽车美容服务部营业执照一直在有效期间，张某添明知潘某光使用“骏某龙”的名号经营而不予制止，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添在将商铺转让给潘某光时有将营业执照等证照收走，故应当认定潘某光系挂靠在张某添注册的佛山市南海骏某龙汽车美容服务部名下经营。潘某光作为实际使用人的个体工商户挂靠经营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佛山市南海骏某龙汽车美容服务部已注销，故原审判决列张某添为被告并无不当，张某添作为被挂靠个体工商户的经营人，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要求易某峰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未确定张某添的赔偿主体地位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和赔偿标准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规范的是无营业执照或者为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等使用童工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基于上一争议焦点的分析，不存在使用该法规的前提，故该法规不应适用于本案。国务院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统称使用童工）。本案中，个体工商户属于规定的用人单位，潘某光招用黎某基，黎某基从入职到死亡均不满16周岁，均符合该法规规定的适用情形，故本案应使用《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确定赔偿标准，原审判决未适用该法规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该法规并没有规定童工构成工伤才是适用的前提，故上诉人张某添称黎某基只有构成工伤才能使用该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该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童工伤残或者死亡的，用人单位应当一次性地对伤残的童工、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赔偿，赔偿金额按照国家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计算。而2010年12月20日修订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公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供养家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公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工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本案中，黎某基系未成年人，没有证据表明其生前有供养的亲属，故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一项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获得支持，上诉人的相关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潘某光未为黎某基购买工伤保险，相应责任应当由其负担。黎某基2011年6月18日死亡，应使用2010年度的相关标准确定赔偿金额。综上所述，黎某德、梁某花的上诉请求能够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处理不当的部分，本院予以纠正。案例注释关于责任主体问题，由于被告易某峰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卡某斯汽车美容护理部”的营业执照有效期已于案发前截止，因此不能认为被告潘某光挂靠于该护理部经营。且易某峰并非死者的雇主，因此无需对其死亡承担责任。原告要求易某峰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没有依据。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潘某光是虽未办理相关证照，但以卡某斯骏某龙汽车美容中心的名义经营。尽管佛山市南海骏某龙汽车美容服务部在起诉时已注销，但潘某光作为实际经营者、张某添作为注销前的个体工商户的投资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列为被告并无不妥。至于张某添、潘某光是否需要对黎某基的死亡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黎某德作为黎某基的父亲，主动为其未满16周岁的儿子找工作，其自身对于黎某基成为童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潘某光及黎某基的工友已对黎某基尽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对于黎某基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二审法院认为，潘某光明知黎某基入职时不满十六周岁，其雇用童工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且没有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根据《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张某添作为该个体工商户的注册人，在转让商铺给潘某光时没有将营业执照收走，应认定其为被挂靠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本案不适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原因在于本案的用工单位并非无证照。而对于是否适用《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规定的第十条第二款，童工伤残或死亡的赔偿办法是按照国家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计算，但黎某基的死亡并不符合工伤的情形，因此不予适用该规定。二审法院则认为，该规定没有要求童工构成工伤才是适用的前提，因此对一审判决部分改判。

劳动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分【关键词】劳动关系承揽关系【裁判要点】劳动力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同将导致权利保护、救济途径的差异。司法实践中，区分劳动合同与加工承揽的关键在于根据双方协议的实质内容，从合同标的或目的、独立性程度、生产资料的归属等进行认定。【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案例索引】一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3148号（2012年11月28日）二审：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佛中法民四终字第365号（2013年3月18日）【基本案情】原告诉称：原告于2010年5月20日进入被告处从事剥线工作，工资实行计件制，月平均工资4000元。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原告参加任何社会保险。原告于2012年1月30日和31日回被告处要求上班，均遭被告拒绝。原告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故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7000元、高温津贴900元，经济补偿金6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原告持有工卡的公章不是被告的公章，被告已提交证据证明，被告仅与蒋某权、杨某发生货柜承包关系，双方2010年8月存在承包关系，被告已与蒋某权、杨某结算清楚，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入职被告处从事剥线工作，工资实行计件制，在原告的班组中工作，该班组有12人，分别为原告蒋某权、黄某成、李某洪、卢某刚、冉某、沈某兵、舒某琼、邢某林、邢某琼、鄢某辉、余某福、杨某蓉，原告为组长，由原告与被告就每柜电线的加工单价进行评估后，抽签决定对哪一柜进行加工，并由原告与被告签订加工承包协议。原告加工的货柜都与被告签订了加工承包协议，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协议第三条约定了承包方式，乙方进行加工期间，实行按件计算，按司磅员每天提供的三联单的重量来结算工资；第四条甲方权利的第1项，约定甲方将加工电线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工具等交给乙方，甲方享有监督权，乙方不得随意将机器工具带去其他班组，出现人为损坏，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第2项约定乙方加工期间必须要配合生产管理人员的安排，收货过磅时，质量一定要经过甲方质检员同意开出收磅单签字才能进行收磅，发现不合格，有权要求乙方返工；第3项，乙方在加工期间所需的人员由乙方自行聘请，聘请的人员必须经过甲方同意做好人事登记才能进行加入工作，如果乙方聘请的人员没经同意就加入工作，该聘请人员由此产生的工伤等事故伤亡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第4项，乙方加工期间不得罢工生事、斗殴，如出现该情况甲方有权扣除乙方所有工资及辞退乙方，第5项，乙方在承包过程中，乙方必须遵循甲方的工作指示，不得以各种理由怠慢工作，因乙方的原因导致甲方不能正常生产的，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第7项，其他行为管理全部依照我司的拆线加工管理制度执行。协议签订后，原告即组织该班组人员在被告的公司内利用被告提供的机器设备及工具等对该货柜进行加工，即将电线中的金属与塑料进行物理分开，分开后再将该柜的加工重量交由被告检查、过磅，按约定的单价计算加工费，被告除按承包协议与原告结算外，还支付一定的带班费给原告。原告再将该加工费按照该组人员的出勤情况予以结算。原告班组2011年1月14日至2011年12月22日加工费分别为12748元（包含带班费260元）、7929元（包含带班费162元）、5599元（包含带班费215元）、11547元（包含带班费241元）、14306（包含带班费255元）、11439（包含带班费224元）、12665元（包含带班费264元）、14949元（包含带班费299元）、7825元（包含带班费153元）、9406（包含带班费200元）、615元、13447（包含带班费269元）、5816元（包含带班费208元）、14170元（包含带班费295元）、15882元（包含带班费311元）、4828元（包含带班费93元）、6106元（包含带班费120元）、1187元（包含带班费38元）、5423元（包含带班费108元）、10320元（包含带班费191元）、13410元（包含带班费268元）、11714元（包含带班费239元）、12841元（包含带班费268元）、12660元（包含带班费258元）、11550元（包含带班费246元）、13235元（包含带班费270元）、15210元（包含带班费298元）、9580元（包含带班费330元）、13533元（包含带班费270元）、12849元（包含带班费268元）、12732元（包含带班费265元）、13913元（包含带班费290元）、13240元（包含带班费270元）、11239元（包含带班费225元）、13007元（包含带班费271元），加工费合共376920元，其中带班费7942元。另查明，被告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原告购买社保。2012年3月6日，原告因本案向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和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告支付：1、高温津贴；2、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3、经济补偿金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2012年4月25日，仲裁委作出南劳仲案非终字[2012]295号仲裁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法院。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裁判结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314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佛山市南海某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蒋某权支付二倍工资差额35465.98元。二、被告佛山市南海某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蒋某权支付经济补偿金6000元。三、驳回原告蒋某权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提出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8日作出（2013）佛中法民四终字第36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即原、被告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原告蒋某权与被告签订加工承包协议，该承包协议虽然名为加工承包协议，但实质是被告采取的一种车间承包或者叫生产承包，其只不过是用人单位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管理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内部承包用工，在企业生产中，为了提高效率，企业或通过对员工考勤进行考核，或通过对员工工作量进行考核，或通过内部承包方式，对一个工作组进行考核。本案中，被告要求工人在公司内对电线的金属和皮进行物理分离，提供了加工所需要的场地、工具，工人等分成几组，每组由组长抽签决定哪一个货柜，分离后再交给用人单位结算重量，类似于集体计件方式，况且在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加工承包协议中第四条的第3项中约定，乙方在加工期间所需的人员由乙方自行聘请，聘请的人员必须经过甲方同意做好人事登记才能进行加入工作，如果乙方聘请的人员没经同意就加入工作，该聘请人员由此产生的工伤等事故伤亡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该约定说明，组长蒋某权是有自行招工的权利，而蒋某权聘请的人员必须经过被告登记做好人事登记才能入职，被告辩称并没有对蒋某权聘请的工人进行登记，也没有进行管理，用人单位对工人管理较为松散，并不影响原告等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该松散管理是用人单位自身制度问题所造成，至于原告及其班组人员是否有工作证，并不影响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故本院对被告辩称只与承包人蒋某权发生承包关系，与承包人聘请的工人不存在任何关系的辩解不予支持，被告请求对厂牌予以鉴定也不予支持。承包人蒋某权即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应为劳动关系，而非承包关系。关于原告的入职时间与离职时间，被告辩称只与原告在2011年7、8月份存在承包关系，并提供了2011年7、8月份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协议及工资支付表，但被告提供的承包协议中，最早签订的已是2011年6月22日，而且被告提供的7月份、8月份的工资表与原告提供的调拨单不论是数量、单价、带班费、货物名称等均一致，调拨单上的复核、制单上的签名也多次出现在原告提供的其他月份的调拨单上，况且原告所提供的调拨单也是符合原、被告在承包协议第三条中的约定的，乙方进行加工期间，实行按件计算，按司磅员每天提供的三联单的重量来结算工资，原告提供的调拨单最早为2010年6月8日，故本院对原告及其班组人员主张的入职时间与离职时间予以采信，原告是于2010年5月20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于2012年1月31日离职的。关于原告的月平均工资，按照整个班组12个人做12个月的加工费及带班费予以核算，原告的平均工资为3224.18元〔（376920元-7942元）÷12个月÷12人+7942元÷12个月〕，现原告主张平均工资为每月4000元，超过本院核定范围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2010年6月至2012年1月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原告于2010年5月20日入职被告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应视为被告与原告于2011年5月20日起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既然已经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则原告对于2011年5月20日之后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无权请求，只能请求2011年5月20日之前的。被告应支付原告2010年6月20日至2011年5月19日共11个月的二倍工资差额35465.98元（3224.18元×11）。对原告请求超过本院核定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的经济补偿金问题，被告没有为原告购买社保，原告请求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经济补偿金为6448.36元（3224.18元×2个月）。原告请求6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的2010年、2011年7、8、9月份的高温津贴问题，原告从事剥线工作，并没有举证证实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或其工作场所温度无有效措施降温至33度以下的事实，再者，根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总工会于2010年1月18日发布实施的《关于非高温作业人员发放高温津贴的意见》，明确了关于非高温作业人员高温津贴是否发放和如何发放问题，由用人单位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和本单位实际与职工平等协商确定的。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其在2010年、2011年从事的是高温作业或与被告就其作为非高温作业人员的高温津贴发放经协商后达成了一致协议，故对原告主张的2010年、2011年7、8、9月份的高温津贴，本院不予支持。二审认为，本案属劳动合同纠纷。结合双方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与蒋某权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如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是否应向蒋某权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蒋某权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首先应明晰劳动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别。虽劳动关系与承包关系，从行为表象上看均是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但是实质上，劳动关系式一种从属关系，提供劳务一方还须听从支付报酬一方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等；而承揽关系中，无论是提供劳务的一方抑或支付报酬的一方，双方均是平等主体，互相之间无从属性，提供劳务的一方独立完成工作，无须接受支付报酬一方的管理。从蒋某权与被告签订的诸份《加工承包协议》第四条甲方权利中第2、4、5、6款的约定来看，蒋某权须服从被告的工作安排、调度，接受被告的管理制度的管理，双方之间存在从属关系。被告认为蒋某权与其之间只是承包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蒋某权受雇于被告，接受被告的管理，双方之间的关系特征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是否有工卡以及工卡上的盖章是否真实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成立，原审法院认定蒋某权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正确。被告认为双方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是否应向蒋某权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一）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问题。第一，如上所述，因蒋某权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应向蒋某权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部分。被告在劳动仲裁及一审期间均未对仲裁时效提出抗辩，对其在二审期间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二，作为用人单位，被告应制作并保存有关员工的用工形式、用工期限等情况的职工名册，且根据被告与蒋某权签订的《加工承包协议》约定，蒋某权招收的人员应经被告同意并进行人事登记，有关蒋某权的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应由被告举证证实。因被告未能举证证实蒋某权的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原审法院根据蒋某权的主张确认其2010年5月20日入职并于2012年1月31日离职处理正确，应予维持。第三，被告主张蒋某权班组人员人数不固定，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在按照整个班组12人一年收取的加工费以及蒋某权个人获得的带班费核算的蒋某权的月平均工资并据此计算蒋某权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妥。经核算，被告应向蒋某权支付2010年6月20日至2011年5月19日合计11个月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5465.98元。（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被告及蒋某权对双方劳动关系如何解除均未提出异议，因被告确未为蒋某权参加社会保险，蒋某权据此请求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应予支持。经核算，被告应向蒋某权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超过6000元。但蒋某权仅主张6000元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应予维持。【案例注解】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力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不同将导致权利保护、救济途径的截然差异，如果是劳动争议，劳动者则能够享受《劳动合同法》的种种保护性规定。如果是承揽合同关系，由于承揽人与定作人之间只是纯粹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只能根据民法上的一般归责原则自行承担工作中的风险和损失。在本案中，对双方是劳动关系还是承揽关系进行准确认定有一定的难度，既存在承揽关系的一些特征，如都是按工作量计算酬劳，原告有权自主招工，也有劳动关系的特征，如原告招聘的人员须经过被告同意并做好人事登记，须接受被告的管理等。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关系是指定作人与承揽人基于承揽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区分劳动关系与承揽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合同标的或目的。承揽关系的合同标的是承揽人为定作人加工制作的劳动成果。而劳动关系合同标的则是劳动者按用人单位的要求所提供的劳动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在司法实践中，此类合同与承揽合同的相似度高，应根据合同标的的不同加以区分，在“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注重的是工作任务的完成，并作为劳动关系存续的条件，而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所需要的不是承揽人提供的单纯劳务，而是物化的劳务成果。本案被告聘请原告为其进行对电线中的金属与塑料进行物理分离，标的是原告对电线金属与塑料进行分离的劳动行为，而不是劳动成果——电线中金属与塑料的分离。第二，独立性程度。承揽关系的劳动可以由承揽人自主支配，而劳动关系的劳动则由用人单位安排。劳动关系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归属对象分别属于不同主体，即劳动力属于劳动者，而生产资料属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对劳动力拥有一定程度的支配权。在一般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持续性而非一次性、组成性而非独立性的劳动，用人单位据此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劳动者的劳动力是用人单位劳动力资源的组成部分，并通过用人单位的管理秩序得以体现，包括考勤管理制度、用工管理制度等。在承揽合同关系中，其合同目的在于承揽人通过自己独立的工作，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以此获取报酬，合同双方具有独立性，承揽人的劳动力具有高度自主性，承揽人无需接受定作人的管理，除约定定作人提供材料外，完成主要定作任务所需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均属承揽人。第三，劳动力是否具备可替代性。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劳动者于合同期限内应该履行合同约定的工作职责，不具有替代性。而承揽合同中，依据《合同法》第253、254条规定，承揽人可以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或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并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在未经定作人同意情况下，承揽人将其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定作人享有协议解除权。也就是说，承揽工作可以由第三人完成，在承揽人为第三人的工作向定作人负责的情况下，承揽人的劳动力并非是不可替代的。本案双方虽签订了名为加工承包协议，但仍需依据协议的内容确定合同关系。根据协议的约定，原告必须要配合生产管理人员的安排，原告在加工期间所需人员由原告自行聘请，聘请的人员必须经过被告同意做好人事登记才能进行加工工作，原告加工期间不得罢工生事、斗殴，如出现该情况被告有权扣除原告所有工资及辞退原告，原告必须遵循被告的工作指示，不得以各种理由怠慢工作等，由此可知，根据协议的约定，原告需要服从被告的管理和安排，而非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工作进度，这符合《劳动合同法》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规定。尽管双方约定原告获取报酬的方式是根据原告完成的数量或重量，虽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按月领取报酬，但可以理解为“计件工资制”，与《劳动合同法》并不冲突。故应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

【关键词】过错因果关系注意义务赔偿责任【裁判要点】产妇作为精神状态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未患有疾病的特殊患者进入医院待产生育，若产妇在医院待产期间受到损害，则医院需以存在过错且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基础承担赔偿责任，若医院不存在过错且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医疗行为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复函，认为鉴定事项不属于该所的鉴定范畴。【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案件索引】一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2505号民事判决书（2012年8月28日）。【基本案情】原告诉称，受害人李某玲男友回忆“她怀孕38周多待产，今年3月1日她喊着肚子痛，由他带着前往被告处；上午10时40分许，她正式进产科，此后经历了各项检查，‘指标都比较正常’”。当晚6时许，她进入产房准备生产，邓某良在产房门口焦急等待，时间过了两个小时，小邓觉得李某玲生产可能会肚子饿，就出去买吃的，结果回来时被护士告知“李某玲出事了”。被告后来向《广州日报》记者介绍：“李某玲当晚6时进入产房待产，期间做了胎儿检测，人工破水等处理，情况一切正常，晚上9时25分，产妇提出要到厕所小便……助产护士搀扶其去了。李某玲卧倒在一楼地面上满身是血……已无心跳呼吸，经医院抢救后死亡。另剖宫手术，当晚9点53分钟医生从母体取出一女婴。从怀孕开始，李某玲的QQ签名改成了“静静等待，嘻嘻”。警方称，初步断定李某玲系跳楼自杀。”2012年3月5日《广州日报》在A9版对上述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婴儿处于昏迷状态，病情非常严重，李某玲跳楼原因仍扑朔迷离……院方称没发现死者生前有烦躁、啼哭、厌世等表现，同时认为院方无违规行为。该报报道称：疑问1：李某玲死前是否曾与人争吵？即将临盆生产的产妇，为何突然跳楼自杀？“我们感情非常好，我做梦都在盼着小孩出生”，邓某良说。李某玲唯一的姐姐也在西樵打工，姐姐回忆，“李某玲最近情绪一直很好，今年2月25日，准备生孩子的李某玲钱不太够，姐姐特地送去3000元钱，最近也没听说他们吵架”。这也是姐妹最后一次见面。疑问2：是否对孩子降生无准备？邓某良说，他和李某玲都很希望孩子降生，“去年发现怀孕，她就不上班在家休养，我虽没钱，但给孩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都是挑贵的买。”“那天在手术门口，听说女友救不回来了，我特别伤心，哭着说：“宁可不要孩子，也要我女友活过来”。疑问3：是否与产前抑郁有关？李某玲自幼丧母，十五六便外出打工，事发第二天下午，李某玲的父亲等3名家属从四川赶到佛山。父亲李某斌回忆，今年正月初九女儿打电话回家，询问家中情况，她还兴奋地告诉父亲“很快就要生了”。原告让她生完孩子就回家玩，她开心地答应了。被告表示，李某玲产前没来医院作产检和心理辅导、讲座，住院期间也没有发现其有明显的精神、心理异常，直至当晚到用上厕所机会到跳楼前，未见其有烦躁、啼哭、厌世等表现，因此无法断定跳楼是否与产前抑郁症有关。被告两次向《广州日报》记者讲，“院方无违规行为”、“医院不存在违反医疗常规情况，目前未发现院方不当导致产妇跳楼死亡的依据存在。”原告不禁问：被告的助产士，让即将临产的李某玲独自上厕所小便，这对产妇符合诊疗常规吗？若产妇在小便早产下婴儿，造成婴儿死亡，责任在哪？医院存在明显过错，被告却在故意混淆是非，推卸责任。原告坚持认为：原告的女儿李某玲在即将生小孩前夕，无任何跳楼的动机和理由。被告在出院小结上认为：“21:25产妇入厕所小便时从五楼窗台跳楼”，是被告在故意歪曲或隐瞒自己有过错的事实真相，被告属于主观判断，无事实依据。原告不否认她可能是无意中跳楼身亡，她究竟为何、如何跳楼身亡？被告应该要给原告一个说法并讲清理由，毕竟受害人李某玲是在被告监护、看管下死亡的。原告在女儿死后几天后找到当地派出所，让他出具她自杀的证明，其接待人员却表示不愿意开具，即可表明：我怀疑我女儿不是自杀，可能是跳楼而意外死亡。原告还坚持认为：被告对原告在妇产科产房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责任在于看管、监护、护理和防范受害人跳楼身亡过程和后勤管理中存在明显过错，被告未能尽到保障产妇在产房临产前安全的注意义务，因为临产的产妇是一个特殊的病人，需要特别的护理，众所周知临产前的产妇不同于普通住院病人。被告管理不合法、不合规。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771151.3元（死亡赔偿金477956元、丧葬费2038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4895.3元、医疗费267元、餐费1574元、住宿费2195元、交通费3676元、辨遗体费200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2.被告在《佛山日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上向原告赔礼道歉，道歉内容经法院审核后在《佛山日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各刊登两次；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一、李某玲跳楼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第一，李某玲在诊疗期间，医院没有违反医疗常规。第二，李某玲2012年3月1日18时左右进入产房待产，21时25分李某玲要求到厕所小便，医院建议她在产床上用便盆小便，但她认为不习惯，坚持要求下床去厕所，21时27分未见李某玲出来，就进入带厕所的产房没有发现李某玲，见产房通道窗户打开，即时发现李某玲跳楼，立即组织抢救，进行及时的救治。第三，李某玲跳楼发生后，医院及时启动了应急预案，配合公安、综治办及上级部门积极处理善后工作。因此，李某玲跳楼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医院在李某玲自杀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二、李某玲跳楼是由于其自身感情因素所致。第一，李某玲受其男友欺骗，其男友邓某良在老家已婚，并已有2个女儿，大女儿6岁多，小女儿3岁多（见广州日报2012年3月7日A21版），而李某玲怀孕9月，仍未领取结婚证，其男友有事实重婚嫌疑。第二，李某玲在产房待产期间其男友外出，李某玲跳楼前后被告多次联系其男友，其男友邓某良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第三，李某玲与其男友未登记怀孕，产前没有来我院进行产前检查、心里辅导及其他产前知识讲座。因此，李某玲的跳楼是由于其自身感情因素所致。三、原告请求的赔偿金额计算标准不当，即使赔偿，也只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且原告要求的交通费等其他费用和精神损失费等均没有依据。综上所述，原告李某斌的请求无理，恳请法院依法驳回。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日上午10时40分，原告的女儿李某玲到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待产。当晚21时25分左右，李某玲到产房的洗手间入厕小便后从五楼窗台跳楼。被告发现后立即通知急诊科到现场对李某玲进行抢救，并对李某玲进行剖宫产术，取出一女婴。李某玲于当日22时被宣布死亡。原告支付医疗费267元。广州日报、佛山日报、南方都市报均对李某玲跳楼死亡的事件进行过报道。2012年3月15日，原告曾向被告书写过《道歉信》，其中有“李某玲2012年3月1日在贵院待产期间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原因是其男友邓某良隐瞒已婚史，拒不交费，离开医院等种种欺骗行为直接导致，医院的诊疗过程没有过错，医院对李某玲的死亡没有责任…”等内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广东南粤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所于2012年5月21日出具《复函》，认为鉴定事项不属于该所的鉴定范畴。另查一，原告李某斌是李某玲的父亲，是本案的赔偿权利人。李某玲的母亲已先于李某玲死亡，李某玲生前未结婚。李某玲于2012年3月1日剖腹所生的女儿已于2012年3月22日死亡。李某玲生前从2011年3月开始与案外人邓某良同居生活在佛山市南海区；邓某良已于2006年9月29日与他人（吴某琴）登记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另查二，本案李某玲跳楼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曾进行调查。梁某声、潘某芳、郭某强、邓某、冯某仪、李某蓉、邓某良等在询问笔录中均称：李某玲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另查三，被告医院的产房所在的住院楼工程经过了竣工验收。【裁判结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8日作出（2012）佛南法民一初字第250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李某斌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医院对入住病人负有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与医治方案的义务，包括关注病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住院期间必要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但这仅限于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该场所内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情况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本案中，李某玲已年满18周岁，且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邓某良、梁某声、冯某仪、李某蓉等人均反映李某玲生前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故李某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对其自身的人身安全负责，其有能力预见可能存在的危险，即使在被告医院的范围内，被告也不可能限制李某玲的人身自由，也不可能对李某玲时刻进行紧身监护。第二，李某玲待产的产房所在的住院楼是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建设并验收合格后使用的，没有反映走廊及窗户存在设计或质量等方面安全隐患的问题；在窗台的上方已安装有玻璃及防护护栏，护栏上方有窗户，在李某玲作为孕妇，重心向下且较稳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失足或意外跳楼的可能性。第三，被告在发现李某玲跳楼后对李某玲进行了及时且积极的抢救，并对其实施剖宫手术产下一女婴，已尽到了作为医院应尽的救助义务。综上所述，原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对李某玲跳楼死亡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771151.3元以及被告在《佛山日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上向原告赔礼道歉等主张，均依据不足，故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例注解】本案是一例产妇在待产过程中从产房洗手间窗户跳楼身亡而引发的医患纠纷。随着社会的深化改革，人们越发无法承受来自工作、生活或疾病等各方面的压力，致使当今患者选择在医院跳楼寻求末路的情况呈现高发的态势。患者家属往往在跳楼事件发生后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巨额损失，医院往往会以自身不存在过错为由拒绝赔偿，该类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医院在患者跳楼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该问题的判断，应由患者家属与医院共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患者家属应对证明医院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且与患者的跳楼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后，改变了医疗损害责任法律体系建立在《民法通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局面，该法第七章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了的具体规定，在该法实施后发生的医患纠纷，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专章规定。按照该规定，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只在特殊情况下如医务人员有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资料等情形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外，其他情形均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由患者一方承担证明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本案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后，按照上述举证责任原则，因本案的医院不存在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资料等行为，故本案应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而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医院需以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方应对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司法审判中，由于医疗活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和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应以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依据。本案中，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却函复法院，该案类型不属于该所的鉴定范畴。而原告方未再申请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故患者家属失去了提交专业鉴定结论的基础，另外，患者家属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医院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故患者家属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医院方应承担证明其在诊疗活动中已尽到合理的医疗注意义务的举证责任。按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中均规定，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应尽到合理的医疗注意义务。医疗注意义务是指医护人员在实行医疗行为过程中，依据法律、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保持足够的小心谨慎，以预见医疗行为结果和避免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它要求医护人员在医疗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对患者生命与健康利益具有高度责任心，在对患者人格尊重及对医疗工作敬业忠诚和技能上追求精益求精的同时，对每一环节的医疗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加以注意。但根据目前的医学发展水平，对医护人员苛以过重的义务，其实践效果极有可能导致医护人员在诊疗工程中过分谨慎，以致时刻采取有利于自己的保护性医疗措施，这样既妨碍对患者的正常治疗又影响医学的发展进步，故现行法律及相关规定要求医院在诊疗活动中尽到合理的医疗注意义务则可免除其赔偿责任。本案中，医院作为医疗服务合同的相对方，需举证证明其在产妇待产过程中的诊疗活动尽到了合理的医疗注意义务。诉讼中，医院分别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了合理的医疗注意义务。首先，医院提供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产房的照片，用以证明产房窗台的上方已安装有玻璃及防护护栏，护栏上方有窗户，并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建设并验收合格后使用，没有反映走廊及窗户存在设计或质量等方面安全隐患的问题，故医院在产房设施的管理上不存在安全保障的过失。其次，医院方提供了产妇从入院至跳楼前的诊疗记录，用以证明其在对产妇的诊疗活动中已按照医疗操作规范对产妇进行了正确的诊断和适当的护理，以及医院在产妇跳楼后进行了积极抢救，并对产妇实施剖宫手术产下一女婴，已尽到了作为医院应尽的救助义务。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法院依职权调取并出示了公安机关在产妇跳楼事件发生后曾对梁某声、潘某芳、郭某强、邓某、冯某仪、李某蓉、邓某良进行的询问笔录，根据询问笔录反映，产妇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产妇李某玲已年满18周岁，且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故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对其自身的人身安全负责，其有能力预见可能存在的危险，并采取措施防止危险的发生。因医院作为医疗服务合同的相对方，与患者并不成立法律意义上的监护关系，结合产妇李某玲精神正常、不属于严重疾病患者、身体重心向下且较稳等实际情况，医院无法估计产妇会从卫生间的窗户跳楼身亡，故医院不可能限制其人身自由，也不可能对其进行紧身看护。根据以上分析，医院应已尽到了合理的医疗注意义务，故不存在过错。结合本案的证据情况，因原告方未能举证证明医院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且与产妇李某玲跳楼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而医院却提交了证据予以证明其在诊疗活动中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专章规定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既要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还要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本案的主审法官在正确适用举证责任及归责原则的基础上，遵循上述立法指导思想，作出了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是合法合理的。

关键词盗窃欠条定性裁判要点在以欠条为盗窃对象的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具备以盗走欠条来实现侵害他人财产的目的，或者虽然具有侵害他人财产的主观目的，但是其盗取欠条的行为并没有给债权人的债权造成实际的损害或者危险的，其行为不宜以盗窃罪论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案件索引一审：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刑初字第235号（2014年4月28日）基本案情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7月3日14时许，被告人凌某多来到其前女友被害人杨某暂住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雷岗北约新区15号2楼210房，趁杨某不在屋内之机，踢开大门，进入屋内，窃取自己写给杨某的一张50万元的欠条，并将欠条销毁。杨某回到出租屋发现被盗，遂报警。公安人员于同年8月14日将凌某多抓获。同年9月12日，凌某多与杨某达成和解协议，由凌某多先行归还欠款15万元，余款分期归还，杨某对凌某多的行为表示谅解。被告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辩护人向法庭出示了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并以被告人认罪态度好为由，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法院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裁判结果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8日作出（2014）佛南法刑初字第2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凌某多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宣判后，检察机关没有抗诉，被告人也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凌某多与被害人杨某在案发前是婚外恋人关系，两人在一起生活时产生了一笔开销，凌某多为生意资金周转另向杨某借款了20万元。两人分手时，凌某多为杨某出具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包括上述共同生活开销和20万元债务）。分手后，杨某经常拿以前跟凌某多一起拍的相片要挟凌某多。案发当天上午，杨某还拿着借条的复印件去和凌某多的老婆邱某萍见面，并拿着她和凌某多的合照向邱某萍大秀恩爱。邱某萍回家质问凌某多，凌某多因此十分气愤，并多次打电话找杨某，但杨某拒绝接听电话。后凌某多踢烂杨某出租屋的大门，欲入屋查找并销毁两人的合照。在查找过程中，凌某多发现了他出具给杨某的欠条，后将欠条拿走并撕毁。综上，凌某多破门进入杨某的出租屋是为了寻找并销毁两人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证据，虽然他拿走欠条时曾想到杨某会因此难以实现自己的债权，但结合当时具体的情形，他主观上最大的意愿还是想尽快毁灭两人不当男女关系的证据，以避免自己的婚姻出现危机。其次，被凌某多拿走的欠条原件并非证实两人债权债务关系的唯一证据，杨某手上还有欠条复印件及银行转账交易明细能够证实她自己的债权，即使欠条原件被凌某多毁灭，杨某的债权也不会因此无法实现。因此，凌某多盗窃并毁坏欠条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案例注解1.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窃取他人财物的故意。盗窃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行为人盗走了他人的现金、手机、汽车等财物，即使他辩解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但现金、手机等财物的价值显而易见，行为人采取秘密手段将这些财物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却又辩解并无非法占有之目的，这显然违背常理。这样无力的辩解在实践中极少出现。但行为人秘密取走他人欠条时，其主观上是否也必然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这不能一概而论。毕竟欠条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财产价值，它只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载体。一般情况下，债务人采用秘密手段窃取其出具给债权人的欠条，其主观目的就是为了让债权人无法向自己主张债权，进而侵占债权人的财产。这种故意完全符合盗窃罪的主观要件。但是，有时债务人盗走欠条并非是为了使债权人无法向其主张债权，而是另有目的。如凌某多非法侵入住宅一案，虽然凌某多采取破门入屋盗窃欠条的行为，但其因杨某多次使用两人的合照进行要挟，并以欠条、合照在凌某多的老婆面前炫耀，用以证实两人婚外恋情之亲密，此举给凌某多的婚姻造成极大的危机，凌某多在多次电话联系无果后破门入室搜查其与杨某的合照，最终盗走并撕毁其出具给杨某的欠条。凌某多当时的主观目的主要是为了尽快销毁其与杨某之间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证据，以保卫自己的婚姻不再受到威胁，盗窃前女友杨某的财物并非支配其实施破门盗走欠条的动机和目的。2.盗窃欠条足以危害债权的实现。欠条是金钱债权的证明凭证，对债权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要实现没有欠条予以证实的债权存在诸多困难，但是如果具备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债权真实存在的，或者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并没有异议的，即使缺失欠条，债权人的权利也同样能够得以实现的。换言之，债务人毁坏或者盗窃了其出具给债权人的欠条，但是债权人还能够以其他证据证实债权的真实合法，或者债务人承认债权债务关系，即债务人的行为并没有对债权人的权利造成现实的危险或者损害。本案中，凌某多虽然盗走并撕毁了其出具给债权人杨某的欠条，但是杨某手上仍然保存欠条的复印件以及相关的银行转账凭证，且凌某多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欠债的事实。可见，即使缺失欠条，杨某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债权，凌某多的盗窃行为尚未具备需给予刑事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