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玉辉

【案情简介】2013年4月18日，张某、林某及某房屋中介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合同》，约定某房屋中介公司为张某、林某就房屋买卖事宜提供居间服务。同日，张某与林某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张某购买林某所有的房屋，房屋价款（林某净得款）为2625000元；张某支付购房定金50000元；张某首付款之外的房款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解决，其应在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除贷款申请额之外的剩余全部房款，银行贷款部分的房款按银行规定支付；双方交易资金划转结算方式以双方签署的《居间服务合同》或补充协议约定为准；双方应在贷款机构签发的张某贷款审批通过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共同配合办理完毕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林某反悔应当双倍返还张某定金，张某悔约则定金不予返还，同时，双方如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导致合同履行迟延或者无法履行，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他方造成的损失。当天，张某通过某房屋中介公司向林某支付购房定金50000元。2013年5月19日，张某委托房地产评估公司就房屋出具《房地产抵押评估报告》。2013年5月26日，某房屋中介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支行发出《交易结算资金子账户开户通知》，载明张某、林某及某房屋中介公司三方共同委托该行在某房屋中介公司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下为张某开立子账户。2013年6月5日，张某将1085000元房款存入上述子账户。某房屋中介公司出具“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托管凭证”，载明涉案房屋总价款2625000元，其中1085000元已存入专用账户，定金50000元已直接支付给林某，其余1490000元，中国银行已出具批贷证明。2013年7月13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朝阳门支行出具《贷款通知单》载明，经该行调查与评估，决定受理张某的借款申请，给予其所购二手房产总价56.8％的贷款额，共计1490000元，贷款年限为20年，该行将在张某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后履行放款义务。2013年7月26日，林某与案外人就房屋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完毕房屋过户手续。2014年5月张某委托律师诉至法院，认为林某将房屋出卖给案外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严重违约，要求林某赔偿房屋差价损失815100元（根据房屋现值与2013年5月19日评估报告书中房屋价值的差价计算所得）；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林某辩称，张某违反合同约定，没有在评估报告出具后三个工作日及时交纳房款并向银行提交相关文件，导致银行贷款拖延近二个月，因此张某违约在先,已将房屋过户给案外人，不同意张某全部诉讼请求。对于林某陈述的意见，张某则称林某委托某房屋中介公司提供居间服务，某房屋中介公司于2013年5月26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支行出具《交易结算资金子账户开户通知书》后，于2013年6月5日通知其交纳1085000元首付款，在未得到某房屋中介公司通知前，其无法知晓首付款数额及应支付至哪个账户。经查明，某房屋中介公司系林某委托出售房屋的受托人。【审理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林某及某房屋中介公司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张某与林某签订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虽然张某确实存在迟延支付首付款的行为，但其提出未在三日内支付首付款的理由符合常理。张某于2013年6月5日将首付款存入专用账户，于2013年7月13日获得银行贷款，该迟延履行行为并未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不属于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情形。因此，林某在与张某未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径行将房屋出售给他人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构成严重违约，林某应当就此对给张某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张某主张的房屋差价损失，根据张某与林某订立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房屋价款、《房地产抵押评估报告》及起诉前张某委托评估机构所作的《报评估告书》（认定房屋市场价3440100元），可以确定房屋确实存在差价损失。由于该损失系由于林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将涉案房屋“一房两卖”所致，因此林某应就该差价损失给予合理赔偿。就具体赔偿数额，考虑到张某在履行合同中确实有迟延履行情况及合同其他具体履行情况、参考上述评估报告，酌情予以判处。关于双倍返还定金，根据张某与林某签订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该定金性质为履约定金。在已经判令林某赔偿损失的情况下，不再判令其承担双倍返还定金责任，仅判令其承担返还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林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张某定金5万元。二、被告林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张某损失407500元。三、驳回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张某、林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律师评析】作为张某的代理律师认为，林某构成严重违约的事实是清楚的，焦点在于房屋差价损失是否应当赔偿。律师在代理中积极阐明理由，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第一，房屋买卖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可以一并主张理论和实践上，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并行不悖。《合同法》第97条规定，解除合同后，当事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在房屋买卖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第二，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房屋差价损失属于损害赔偿的范围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应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出于对解除权人的全面保护，不限于信赖利益的赔偿，还应对履行利益的给予赔偿。在“一房两卖”的情况下，因房价大幅上涨，出卖人已将房屋另售他人并已合法过户，导致实际履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或履行费用过高，实际履行已不必要时，对履行利益不进行保护对于买受人来说显失公平。买受人选择解除合同是迫不得已，并非出于自愿，因为继续履行对买受人更为有利。如果未取得房屋的购房人已付房款数额不大，则即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的规定，判令出卖人加倍赔偿也可能不足以抵上出卖人因违约而获得巨大利益。在审判实践中，很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都是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合同后，由于房价上涨而拒绝履行合同，额外要求买受人加价，加价不成，直接以高价将房屋转卖给第三人并办理过户手续。如果将损害赔偿范围限定在信赖利益，则违约方违约成本过低。因此，对买受人进行履行利益的赔偿，才能有效遏制及惩罚违约行为。第三，房屋差价损失的确定在因出卖人过错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买受人提出要求出卖人赔偿房屋差价损失的请求，法院应予支持，但应当综合考虑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能预见的因房屋价值涨跌而产生的损失、双方是否已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守约方是否存在损益相抵等因素予以酌情调整。在具体考量上，可比照最相类似房屋（同幢相同楼层及房型；相邻幢同楼层及房型；相同区域内房屋）的市场成交价与买卖合同成交价的差额来确定，也可通过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或向专业机构进行询价来确定。确定差价损失的时间节点，则应从保护守约方的利益出发，以守约方的请求为基础，结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确定之日、合同解除之日、评估之日以及审理中房屋的涨跌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

【案情简介】李某系刘某的祖母。刘XX系刘某之父，李某的儿子。刘某某系李某的女儿。李某原有位于北京市xx区新光桥甲3号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一套。2011年2月3日，李某与刘某签订赠与合同，约定李某自愿将讼争房屋的个人房产无偿赠与其孙刘某个人所有；刘某自愿接受李某赠与的房产；无任何附加条件；该房屋权属转移自房屋变更登记过户之日起生效。北京市某公证处于同年3月5日就此赠与合同出具了公证书。2011年3月26日刘某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刘某，随后刘某变更户口登记成为该讼争房屋户主。李某曾于2010年诉至法院请求刘某某、刘XX依法支付赡养费，法院判决刘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医疗费三千二百三十元，刘XX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医疗费四千三百四十二元二角；刘某某自二○一一年一月起每月给付李某赡养费八百四十元，刘XX自二○一一年一月其每月给付李某赡养费七百六十元。判决生效后，刘XX支付李某赡养费至2011年8月。刘某某曾于2011年10月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李某、刘某于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法院审理后判决确认李某与刘某于签订的《赠与合同》中涉及刘某某对讼争房屋应享份额的部分无效。刘某某于2012年起诉至法院，请求继承讼争房屋六分之一的份额，刘某协助刘某某办理上述房产的共有权证。法院支持调查调解协议，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刘某名下讼争房屋归刘某所有，刘某支付刘某某该房屋折价补偿款人民币二十八万元（已履行），双方就该房屋再无其他争议；刘某保证李某居住使用该讼争房屋直至李某去世。现101号房屋由李某居住。刘XX自2011年9月起未再向李某支付生活费，理由是可用父亲遗留的存款中属于其应得的份额折抵，自己无力支付。对此李某表示异议。2011年以后李某的医疗费刘XX亦未负担。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赠与合同。【法院裁判】认为，李某与刘某签订赠与合同，约定李某将讼争房屋赠与刘某，其中涉及刘某某对讼争房屋应享份额处分无效，赠与合同其余部分内容系李某与刘某真实意思表示，刘XX对其享有份额未提出异议，故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若有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情形或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情况，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刘XX自2011年9月起至今既未向李某支付赡养费也未照顾其日常生活，刘某在其父刘XX不尽赡养义务的情况下也未对其祖母尽赡养义务。刘XX称其应给付李某的赡养费应与其应继承的遗产相折抵，对此李某持有异议，因赡养费具有人身性质不可抵销，故刘XX的主张缺乏法律根据。故法院认定刘XX、刘某对李某未尽赡养义务，构成赠与合同可撤销事由，该赠与合同撤销权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驶，李某此次提起撤销权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对李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据《合同法》之规定，判决撤销李某与刘某签订的《赠与合同》所涉房屋中李某份额赠与刘某的内容。【律师评析】本代理律师对此案简要点评如下：李某与刘某所签订的赠与合同，除其中关于刘某某对诉争房屋应享有份额部分无效外，其余部分有效。根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若有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根据婚姻法第28条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刘某之父刘XX声称无赡养能力，且要求赡养费与继承其父的遗产相折抵，故未向李某支付赡养费也未照顾李某的日常生活。在此情况下，刘某作为李某的孙子，对其祖母李某也未尽赡养义务，已构成赠与合同撤销事由，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赠与合同的相关内容是正确的。这个案例再次告诫人们，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虽然赠与合同是无偿的合同，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要时仍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应尽的责任千万不要推卸，勇于担当惠人利己。

【基本案情】2012年8月2日，原告岳某与被告锡林浩特**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借据，约定原告借给被告人民币4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8月2日起至2013年8月1日止，共12个月，约定月息3分，利息款必须按补充协议约定时间支付，不可自行随意拖延付息时间，如有拖延支付，每天需交付借款利息2%的违约金。同时，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进行了网签，将被告开发的的部分商业楼作为借款的担保，并且签订了房产销售回购协议，约定被告在2013年8月2日前有权按原价回购所售房产，在此期间原告不得将所购房屋进行销售、转让、出租或抵押。如被告在2013年8月2日前没有向原告提出回购意愿，原告有权将自己以上所购房产转让处置。当日，原告将4074000元（420万元中扣除了利息126000元）通过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转入被告提供的在建行开立的账户。此后，被告先后支付给原告10个月的利息，每个月为126000元，合计1260000元。2013年11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确认2012年8月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20万元，截止2013年11月1日被告欠原告借款本金420万元，5个月利息63万元，合计483万元；还款期限延长至2014年10月1日，在此时间内未还清借款本金和利息，被告向原告抵押的房屋，即被告开发的丽景花园小区，网签房屋无条件归原告处置。被告无条件配合原告办理各种证照手续，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和拒绝。【裁判结果】2015年1月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2015年5月10日法院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74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8月2日至2014年9月30日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已支付的1260000利息冲抵应支付的利息），被告支付给原告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3月1日的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法律要点】1、本金预先扣除利息，被扣除的利息不能计入本金。本案双方最初付款时，出借人将第一个月的利息126000元扣除，只支付了4074000元，虽然出借人要求按照4200000元本金要求偿还，由于法律明确规定预先扣除利息不能计入借款本金，所以，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按照实际借款数额偿还。2、利息保护最高到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新的司法解释最高为年利率24%，但36%以内的当事人自愿履行的法律不禁止。本案规定月息3分，折合年利率为36%，已经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4倍（大概为年利率24%左右），未获得法院支持，判决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3、逾期利息可以按照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支付。虽然双方借款期限延展了，但借款人没有按期支付借款本息，对于逾期的借款利息，可以按照借款期限内的利率计算，要求支付。4、违约金和利息总和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本案虽然双方约定利息款如有拖延支付，每天需交付借款利息2%的违约金，但已远远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所以，法院并未支持。

老年人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奋斗几十年，多数人都有一些积蓄，为安度晚年打下较好的物质基础。同时，处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少，防骗意识淡薄，对诈骗的识别能力不强。因此，老年人成为诈骗等侵财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主要对象和高发人群。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除了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之外，每个老年人都要加强自我保护，积极防范各种诈骗行为，避免遭受财产损失。一、老年人被骗的主要类型归纳起来，社会上针对老年人的诈骗主要有以下几种：1、发财赚钱类骗局主要针对发财心切的老年人。利用理财分析师、古董收藏鉴定师等等“权威人士”，谎称只要参加他们的集资、参股等投资理财活动，或者购买文物、古董，就能获得高额的回报。惯用的手法是先用被骗者交纳的钱高息返利（法律保护民间借贷的最高利息是年利率24%,超过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法律规定利息不能在本金中预先扣除），或给予物质诱惑，使被骗者尝到甜头，“钓鱼上钩”，之后逐步大额敛财，随即销声匿迹，让受骗者叫苦不迭，悔不当初。2、治病健康类骗局这是发生较多的一类骗局，通常以免费体检、免费理疗为名，到社区忽悠老年人“身体有病”要及早治疗；有的则在宾馆酒店、教室礼堂举办所谓的“健康讲座”、“免费体验”等活动，诱导中老年人购买没有批准文号的所谓“神奇”药品或理疗仪器。3、亲情“关爱”类骗局此类骗局常以老年人的子女、亲友发生车祸、遭绑架、欠债等意外事件为由，要求转账救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老年人因为心情焦急而不核实真假，按照骗子的要求即刻转款，因而上当受骗。4、缔结婚姻类骗局这类骗局多是针对男性老年人实施的，花言巧语、故意设托，让老年人掏钱“娶媳妇”。当钱到手后，“媳妇”却人间“蒸发”了。事与愿违，最终落个人财两空。5、分赃筹钱类骗局此类骗局多发生于街头巷尾，以捡到大额现金、贵重金属、珠宝等值钱的物品为诱饵，让老年人一起“分赃”，然后以“分赃”现金不足需要筹钱为由，蒙骗老年人拿自己的现金或贵重物品作为抵押，保管捡到的贵重物品。而保管的贵重物品或钱财，或为假货，或被调包，以假充真，实现骗财目的。6、“碰瓷”威胁类骗局故意碰撞老年人，声称受伤，恐吓威胁，骗取钱财。二、老年人受骗致害的原因骗子之所以瞄准老年人行骗，老年人之所以上当受骗，究其原因，主要是：1、轻信他人，难辨是非。有些老年人平时很少读书看报、收听收看新闻广播、不用智能手机，获取信息有限，不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遇事分析判断能力弱化，甚至是非分辨不清，尤其对各种骗术不能及时判别，对一些骗术和花言巧语盲目轻信，容易被歪理邪说“洗脑”。2、有贪欲之心，求财心切。人的本性决定，贪欲难除。有些老年人积蓄较多，总想着再增值；有些老年人积蓄相对较少，始终觉得不够用，还要多给儿女留一些，渴盼增加自己的存款金额。因此，这些老年人更容易被骗子的骗术所迷惑，更容易相信虚假广告和恶意推销，最终使自己钱财受损。3、渴望健康，不惜血本。人到老年，身体都会有些病患和不适，急于将疾病治好或能够延年益寿就成为多数人的强烈愿望，常常迷信一些夸大、虚假的医疗广告和包治百病的江湖骗子，不惜支付巨额钱款购买疗效有限的各类理疗仪器、质量低劣的保健品，等等，花了钱，却没有祛病、换回健康。4、缺乏亲友关爱，孤独煎熬。老年人精神生活层面需要更多关注。有些老年人没有与儿女共居生活，联络交流较少，缺乏亲情关爱；有的丧偶独居，倍感孤独无助，渴盼找个老伴，寻求精神慰籍。这些老年人容易陷入陌生人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之中，往往成为保健品类和非法婚介类诈骗的受害者。5、甘愿发挥“余热”，体现自我价值。有些老年人退休以后，不再扮演自己原来在岗时有尊严、有地位的社会角色，难免产生失落和自卑感，希望以新的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重新赢得社会和亲友的尊重。这类老年人很容易被投资类、收藏类的骗局所迷惑，而且往往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听人劝。三、老年人如何防骗骗子无孔不入，老年人一旦被骗，不仅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也遭受沉重的精神打击。老年人切实提高防骗意识，有效防止被骗，是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合法权益免遭侵害的重要保证。以下几方面措施应当引起大家足够重视：1、多学习，绷紧防骗这根弦。通过书报、广播电视、板报、宣传栏等，多关注普法宣传内容，学习相关法律，知晓哪些行为是违法的，了解各类诈骗手段，提高防骗意识和能力，遇“事”遇“人”多些警惕和理智，避免上当受骗。2、消除贪财心理，牢记取财有道。要清楚“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劳而获”的事不会发生，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易把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交给别人。3、看淡物质财富，树立身体健康就是最大财富的观念。要认识到少得病、不得病，身体健康就是创造价值，不花或少花医疗费就是攒钱，要把晚年生活的重点放在维护自己的健康上，不必在赚取更多钱财上劳心费力，不要过多地定睛在有限财富的增值上。4、谨慎用财，理性支出。动用钱财，尤其是大额钱财的时候，不要相信骗子那些“不要告诉任何人”的鬼话，一定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跟自己的亲友沟通，让他们帮助自己分析判断，征求意见，必要时要及早报警。独自外出不带贵重物品、首饰、大额钱款等，以防被骗子盯上，盲目付出，失财受损，追悔莫及。5、通过正当合法机构和途径解决自己的需求。不要相信所谓高额回报的各种投资和理财，而要到正规合法的金融机构储蓄、购买理财产品；不要相信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世上没有“长生不老丹”，要去正规医院和药店寻医问药；征婚要通过正规的婚介机构和靠谱的亲朋好友来牵线搭桥；兼职工作要通过合法开办的职介所联系。6、切记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要参加赠送小礼品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及免费参观等活动，远离恶势，从源头上避免受骗。7、积极参加有益、健康的社交活动，远离可疑人员。多与老邻居、老同事、亲朋好友交流、沟通，参加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街乡举办的文体旅游活动，促进身心健康。对于陌生人过度热情，自来熟，打招呼，套近乎，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过于亲热，以免上当受骗。

（一）基本案情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与长子郭甲、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1.长子郭甲扶养母亲，次子郭乙扶养父亲。2.父母在60岁以前，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2014年10月14日，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法院，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其他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法庭审理过程中，长子郭甲称自己一直以来赡养母亲，并承担过高赡养费；次子郭乙称分家时约定母亲由长子郭甲扶养，父亲由自己扶养，自己已经按照约定赡养了父亲，并对父亲进行了安葬，无法接受再与长子郭甲承担同样的责任；小女儿郭丙称自己并未在赡养协议里载明有责任。(二)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长子郭甲和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的义务，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的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的四分之一。(三)典型意义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诚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他子女无法免除。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就张某的居住和日常照料问题，张某表示愿意随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就赡养费的数额和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郭乙已经履行了对父亲全部的赡养义务，长子郭甲应当多承担赡养费，体现法律与人情兼顾，也能更好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一）基本案情于某某与高某某于2001年11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3年9月生育一子高某。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09年9月2日在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离婚时对于共同共有的位于北京市某小区59号房屋未予以分割，而是通过协议约定该房屋所有权在高某某付清贷款后归双方之子高某所有。2013年1月，于某某起诉至区人民法院称：59号房屋贷款尚未还清，房屋产权亦未变更至高某名下，即还未实际赠与给高某，目前还处于于某某、高某某共有财产状态，故不计划再将该房屋属于自己的部分赠给高某，主张撤销之前的赠与行为，由法院依法分割59号房屋。高某某则认为：离婚时双方已经将房屋协议赠与高某，正是因为于某某同意将房屋赠与高某，我才同意离婚协议中其他加重我义务的条款，例如在离婚后单独偿还夫妻共同债务4.5万元。我认为离婚已经对孩子造成巨大伤害，出于对未成年人的考虑，不应该支持于某某的诉讼请求。（二）裁判结果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知悉59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诉争房屋的处理，于某某与高某某早已达成约定，且该约定系双方在离婚时达成，即双方约定将59号房屋赠与其子是建立在双方夫妻身份关系解除的基础之上。在于某某与高某某离婚后，于某某不同意履行对诉争房屋的处理约定，并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其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亦有违诚信。故对于某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院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2551号民事判决：驳回于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于某某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9734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