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方瑞

【案情】黄某与邓某系夫妻。2008年3月，黄某与邓某二人出资19万元购买一套商品房，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邓某一人。2010年10月21日，邓某瞒着妻子与王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约定：邓某将该房屋以27万元的价格卖给王某，王某先付20万元，入住此房后付清余款，并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协议签订后，王某于2010年10月26日向邓某支付购房款20万元，一周后王某搬进该房并付清余款，但双方一直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011年2月，一直不知情的黄某发现此事，找到王某要求其搬出该房屋，王某称邓某以27万元的价格已将该房屋卖给自己，拒不搬出。黄某与王某协商无果，遂将王某、邓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王、邓二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并判令王某归还房屋。【分歧】本案在审理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邓某与王某的买卖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且王某付清了购房款，过户仅是履行合同的形式，合同自成立即生效，不能以未办理过户认定合同无效。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二种意见认为，黄某、邓某系夫妻关系，其家庭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邓某未征得黄某的同意，即与王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事后也未得到黄某的追认，属于无权处分，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且不构成善意取得。【评析】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房产，是夫妻共有财产，为夫妻共同共有。虽然房产证登记的所有权人只有邓某一个人，但是购买房屋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本案邓某处分的为夫妻共有财产。2.在夫妻共有财产存续期间，邓某未经过黄某同意，对涉及夫妻双方重大权益房产事项之处分，属于无权处分。邓某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邓某处分房屋不属于家事代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这里的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事项主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事项，其主要限制在维持家庭共同生活的费用、抚育子女的费用以及家庭成员所需的医疗费用等方面，此家事代理权限必须在日常家事的范围之内实施方为有效。针对处分夫妻共有财产重大事务的权利，如变卖夫妻共同房产，均得由配偶共同决定处理，任何一方不得独断专行。不动产的处分因价值重大，一方擅自处分会严重损害他方权益，故本案邓某的行为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形。事后共有人黄某对合同没有追认。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黄某没有追认，邓某事后也没有取得房屋的处分权，所以该房屋买卖协议无效。3.王某对所涉房屋不构成善意取得。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在本案当中，房屋虽交付给王某但没有办理转移登记，不符合前述第（3）个条件，也不构成善意取得。综上所述，邓某未经黄某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与王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属无效，王某也不能善意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应当归还该房屋。

未成年人骑车撞伤他人，监护人到场并报警，因双方同意和解，交警未出具书面认定。之后，肇事者以被害人受伤与就医相隔时间较长而认定此伤非交通事故所致为由拒绝赔偿。近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根据高度盖然性规则判定肇事方承担侵权责任，向受害人赔偿8万元。2013年11月2日，被告小鸣放学骑自行车途经同安区某路段时，横向冲往道路中间，并撞到正常骑行的阿娇，导致其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各自通知家属并在事发地等待。小鸣的父亲老蔡到达现场后，向阿娇表明其警察身份，并主动拨打电话报警。警方到达现场后，老蔡向警方表示，希望双方自行调解。阿娇考虑到老蔡的身份后表示同意，警方因此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警方离开后，老蔡陪同阿娇前往厦门市第三医院检查。在医院时，老蔡要求阿娇陈述病情时不要提及交通事故，并要求阿娇先行通过医保卡结算医疗费用，阿娇出于善意同意了老蔡的要求。经检查，阿娇左锁骨骨折，并直接办理住院手续。老蔡在当天支付了2000元医疗费。阿娇出院后，老蔡与其协商并声称未成年人不需要承担责任，事故系阿娇未保持距离追尾而发生，双方因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之后，阿娇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小鸣向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8万元。被告父子共同辩称，阿娇在医院治疗与涉案事故无关。理由是病历记载的可能摔伤时间，与涉案事故间隔长达1.5小时，其可能与其他第三人碰撞或者自行摔伤。此外，阿娇就诊医疗票据及清单显示，医疗机构就诊前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及惯例确认过相关治疗不属于交通事故，且已按照非交通事故（工伤）医保就诊治疗，进一步印证了阿娇的伤并不是交通事故引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综上，小鸣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阿娇的诉求应予驳回。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碰撞的事实没有异议，在此基础上，判断原告为什么1小时后入院，应当根据其陈述与事实综合判断。虽然原告入院主诉为“缘于1小时前不慎摔伤”，但在事发后确有交警到场处理，因双方同意“私了”而未作出书面结论，因处理需要时间，而阿娇又陈述被告曾现场告知必须主诉自己摔伤才能使用医保卡，故事发后其又与丈夫回家拿医保卡耽误了时间等内容。这些陈述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应当把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即被告应证明事发后1小时期间原告有受到其他伤害，否则就应当承担责任。据此，同安法院判决小鸣赔偿阿娇各项费用共计8万元。■连线法官■依高度盖然性标准推导出因果关系本案系一起常见的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纠纷，但是案情却因缺失交警部门的书面调查结果而模糊不清，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给法院的审理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承办法官通过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据判断，最终判定了当事人的相关责任。同安法院承办法官李强在接受采访时说，高度盖然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由此可见，法官应当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权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盖然性判断。李强分析，具体到本案，根据监控录像的记载和到场交警的回忆，事发时间在中午12时25分许，交警到场时间约为12时50分左右，双方现场争执后决定“私了”大概在中午13时左右。之后若原告陈述属实，其回家取医保卡再到医院治疗，医院同样需要挂号、排队、就诊等行为才能形成书面的诊疗意见，且原告受伤的部位是左侧锁骨，与事发监控录像显示原告骑行电动车向左侧倾倒方向一致，由此能够在法官心中形成心理确信，而普遍存在的“医保卡先用”的生活常识，也与原告在医院主诉不慎摔伤不谋而合。可见，通过高度盖然性标准判断，原告的伤情与该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法院由此作出的判决维护了伤者的合法权益。

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而房屋产权申请登记，不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原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第14条规定:“未成年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监护人代为申请未成年人房屋登记的，应当提交证明监护人身份的材料;因处分未成年人房屋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书面保证。”因此，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处分未成年人的房屋产权，应当由其监护人同意并代为办理。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法定监护人，可以向法院提起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诉讼，解决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问题。

机动车财产损失保险合同中，双方签订的关于保险公司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向投保人予以赔付的约定是否有效?日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法院审结一起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以保险公司未对保险合同中的比例赔付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确提示和说明为由，认定该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并判决保险公司赔付投保人王某保险金3万元。2012年11月25日，原告王某为自有轿车向被告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员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保险期间为2012年11月30日0时至2013年11月29日24时。2013年5月13日，王某驾车沿盐城市开发区伦敦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台北路口时，与张某驾驶的轿车相撞，致王某以及张某车内乘车人员受伤，两车均受损。同月16日，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张某驾驶轿车行经无灯控路口时，未避让右侧来车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后王某向被告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未果，遂诉至法院。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委托物价部门对车辆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经评估，王某车辆损失及各项费用支出合计为3万元。庭审中，王某要求被告保险公司对其全部损失3万元予以赔偿，被告保险公司辩称，王某在该起事故中负次要责任，依据保险合同中比例赔付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仅应对王某的财产损失承担部分赔付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合同中的比例赔付条款应当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应当对该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解释进行说明。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按规定充分履行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现该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并造成投保人王某财产损失，被告保险公司理应承担保险责任。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我国机动车损失保险合同中通常约定比例赔付条款:即全责全赔，无责不赔。因该条款既有违责任保险的设立初衷，又有损害公共利益和社会诚信之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霸王条款”而备受诟病，有人主张该条款应当一律认定为无效。2013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第9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另外，《解释二》第11条还对保险法第17条中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即保险人应当对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并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合同中的比例赔付条款，属于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并非一律认定无效，但保险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充分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虽然原告王某在事故中仅负次要责任，但由于保险合同中的比例赔付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王某仍然可以就事故所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向被告保险公司要求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