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宝山

周强主持最高人民法院专题会议强调充分认识律师重要作用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8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精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孟建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律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人民法院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构建法官和律师良性互动关系，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律师依法履职，共同为维护公正司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这次全国律师工作会议是一次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重要会议，是我国律师事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孟建柱同志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律师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全面、深刻、务实地分析了当前律师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要求。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要求具体，具有很强思想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律师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会议精神，特别是孟建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讲话中的重要思想和工作要求，切实领会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孟建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和会议各项部署上来，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党高度重视律师工作，支持律师队伍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律师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律师制度日趋完善，律师作用日益凸显。律师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是推动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力量。律师参与诉讼活动对于人民法院提高审判质效、确保公正司法、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深化司法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审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要充分认识律师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坚决摒弃对律师的偏见，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共同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而不懈努力。会议强调，要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律师执业权利是当事人权利的延伸，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程度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关系到司法制度能否得到完善和发展。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也是确保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健全充分尊重和认真听取律师辩护、代理意见的工作机制，把法律规定的律师在辩护、代理中所享有的知情权、申请权、会见权、阅卷权、质证权、辩论辩护权等执业权利落实到位。要切实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法官和律师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决定了两者之间不能搞简单的物理隔离，要充分发挥法官协会等部门的作用，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互动交流平台。要进一步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杜绝利益输送，杜绝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出台规范性制度规定，切实构建法官和律师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会议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将学习贯彻好这次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精神和孟建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确保会议精神和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加强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把贯彻会议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结合起来，努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南英、黄尔梅，纪检组长张建南，副院长贺荣，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学文、胡云腾、刘贵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浅析众筹业务中的常见法律风险及防范——以股权众筹为分析视角北京中银（泉州）律师事务所上官宝山【内容提要】众筹与P2P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重构现代金融秩序，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拓宽普通民众的投资渠道及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当然，众筹在国内尚未获得明确的合法地位，其中法律风险也不可忽视。当然，众筹的合法性问题已引起国家有关层面的重视，其中《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已尝试从股权众筹平台、融资者与投资者、备案登记及自律管理等方面对众筹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修改订中的《证券法》也有望赋予众筹合法地位。本文以股权众筹为主要视角，分析各参与主体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并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与建议。【关键词】众筹股权众筹法律风险防范众筹一词源自英文crowdfunding,意为向大众筹资。现代意义上的众筹是指通过互联网工具面向社会公众，基于特定的项目、产品或公益事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募集资金的行为。众筹从大的方面可以划分为股权众筹、债券众筹、商品众筹和公益众筹几种类型。最近几年，众筹发展规模和速度正呈现如火如荼的场面。国内主要的众筹平台主要有京东众筹、淘宝众筹、人人投、天使汇、大家投、苏宁众筹、原始会等。据统计，截止2015年5月31日，全国9家知名众筹平台的募资规模达到38.08亿元，成功发起项目1198个项目。其中，股权众筹方面，天使汇以87%的筹资额位居榜首。参与众筹的主体通常包括投资人、领投人、筹众平台及发起人，各种主体面临的风险也不尽相同：一、投资人的法律风险在众筹业务中，投资人了解发起人的项目多数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其对于发起人的基本信息、相关资质和商业计划书等项目情况主要通过众筹平台获得。虽然众筹平台会对发起人的注册信息进行一定的审核，但对于一些需要现场核查的情况，平台未必有时间和精力去落实。为此，投资人在未能对发起人及其资金需求项目开展比较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其知悉的项目的可行性、盈利能力、回报计划和项目发展前景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一些成长性好、回报高的行业往往已被天使投资、信托机构优先介入，而通过众筹平台寻求资金来源的往往不是特别优质的项目。为此，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多数众筹投资人来说，寻求一个可信度高的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投资人鉴别众筹平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平台是否获得有关资质许可；2、平台是否制定比较完善的、涵盖众筹不同环节的操作规程，如对于资金所否委托了第三方进行托管；3、是否有成功的项目运作经验，以往项目的回报是否得以兑现；4、是否获得较高的社会公众认可度。《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股权众筹平台应当有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此外，对于有领投人的项目而言，投资人应选定在资金运作中具有较为成熟经验的领投人，以专业的投资公司为最佳选择。此外，由于股权众筹在我国还是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普通百姓的认知度还比较低。对此，投资人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避免某些不怀好意的“领投人”或发起人借机进行诈骗或参与非法集资。从法律操作层面而言，投资人应与领投人、众筹平台签订协议，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等方面进行详细的约定。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委托专业律师开展必要的尽职调查、代为参与商务谈判、进行合同起草与审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项目为了规避法律上关于非法集资的200人上限而产生的法律风险，不少投资人在股权众筹项目中约定由领投人代为持股或由领投人及投资人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并以合伙企业作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在这种交易模式中，投资人与代持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条款设计及做好凭证保留工作显得特别重要。二、项目发起人的法律风险项目发起人通常也称为创始人。如前所述，由于单个投资人投资金额较小，一个项目往往涉及到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且属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正因为如此，众筹存在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非法发行股票、债券罪的风险。（一）刑事风险1、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为此，如果可能的话建议在亲友或特定范围内募集资金，以尽可能规避法律风险。2、涉嫌非法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风险在股权众筹业务中，发起人基于募集资金的需要，让出一部分股权给投资人，即由投资人成为公司的股东。多数众筹项目基于其高效便捷融资的特点，发起人向投资人让出股权未经证券主管部门批准。为此，发起人稍有不慎，很容易被认定为非法发行股票罪。《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融资者不得公开或者采用变相公开方式发行证券，不得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融资行为完成后，融资者或融资者发起设立的融资企业的股东人数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实际操作中，项目发起人为规避法律风险，可以通过提高单笔投资金额、由领投人代持股权的做法以达到减少投资人数的目的。但出于保守起见，笔者建议投资人数控制在200人以下。2、民事风险发起人与投资人或融资平台之间，有关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的约定十分重要。否则，发生纠纷时，发起人可能承担不必要的损失。如发起人为快速募集资金，作项目进行虚假宣传，而在资集募集到一定阶段却出现诸如行政审批未能获得许可等情况，从而导致发起人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的风险。此外，在发起人作为领投人代投资人持有股权的项目中，存在着代持行为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导致其募集资金无法用以运作项目的目的。发起人在发布项目时，应当对项目的可行性、盈利能力、发展前景作出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委托专业律师与众筹平台、投资人、领投人各方进行商务谈判、解答有关咨询或参与项目的线下路演，同时签订书面协议以对资金的交付与托管、资金的划转、投资风险、项目的审批与经营管理、各方在项目运作中的权利与义务、争议解决办法等事项作出明确的约定，从而最大程度规避潜在的风险。三、众筹平台的法律风险目前，对于众筹平台的角色定位尚不清晰，众说纷纭。根据《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的规定，股权众筹平台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有股权众筹投融资双方提供信息发布、需求对接、协助资金划转等相关服务的中介机构。众筹平台可能出现的主要风险包括刑事风险和民事风险。1、刑事风险诸如前述，众筹业务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极易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一旦众筹发起人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非法发行证券罪名的话，作为服务机构的平台也往往难逃干系。毕竟，众筹平台往往承担着发布信息、协助资金划转和审核相关资料的职责，根据共同犯罪的构成原理，如果说发起人系犯罪的实行犯，则众筹平台则是为其提供便利的帮助犯。2、民事风险众筹平台的主要民事风险主要是指财产赔偿。笔者认为，出现以下情形时，将面临发起人或投资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进行索赔的风险：1）平台未以书面的形式对投资人进行风险提示义务；2）、未设立专用的资金专管账户；3）、未按约定时间将资金划转到项目公司或未划清自身资产与众筹资金所产生的利息的界限；4）、在重大的事项上未尽合理的审查义务；5）、对投资人作出虚假承诺或有欺诈行为。四、领投人的法律风险为规避众筹的刑事风险，有些项目采取由领投人代一定数量的投资人进行股权代持的做法。在这种模式中，领投人与单个投资人存在着委托关系，其代理投资人交付投资款、接收发起人和平台信息、代为与发起人的接洽、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在领投人与发起人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众筹业务中，领域人与发起人之间应严格遵守《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并签订有关协议。领投人的行为一方面可能会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实质上的不合法行为，另一方面也面临刑事犯罪的风险。这里笔者要重点探讨的是民事风险。既然领投人与投资人（跟投人）存在委托关系，领投人在与投资人的民事交往中，难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因此，对于领投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及其风险边界特别是领投人不对投资行为的回报进行承诺条款进行安排就显得特别必要。而在成立有限合伙企业的场合，领投人多数担任普通合伙人。领域投人需要注意的事项特别多。除了签订《合伙协议》外，还应当办理有关财产评估、转移手续、特殊项目取得行政许可、办理注册登记等手续。无论哪个环节做得不到位，都可能给投资人、发起人或平台造成重大的损失，领投人也存在诸多的民事责任风险。领投人应当注意平衡其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在与平台、投资人、发起人之间的交往中，对风险防范引起特别的重视，特别是在与跟投人的往来中要保留好相应的书面凭证并尽到足够的风险揭示责任。总之，众筹是互联网金融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它对传统的金融业务带来不少冲击，另一方面它对于缓解中小企业难和拓宽老百姓投资渠道意义非同小可。不管你承认与否，它就在悄无声息中走入我们的生活。《证券法》的修改有望确认它的合法性地位，《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虽未正式出台，但已使众筹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国家监管层力图在宽与严之间寻求这一新型业态的平衡。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愿众筹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也但愿众筹风险不再那么高。

企业用人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风险员工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因素，吸引和引进一批高素质、具有竞争力的劳动者是企业的重要课题。市场经济环境下，自主经营是企业的权利，但在劳资双方总体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企业的用人管理进行了必要的干预。而其中最主要的法律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直至最严厉的《刑法》。企业违反相应的劳动法律，将引发多种法律风险。一、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案例：小李2014年7月份毕业后，于次月15日起应聘到某有限公司从事会计岗位工作，口头约定聘用期限为三年，自2014年8月15日起至2017年8月14日止，试用期为两个月。2015年5月小李离开工作岗位，并以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为由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自2014年9月16日至离职之日止的一倍差额工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支付了小李的请求。律师解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本条规定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此，《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二、未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的法律风险案例：2012年3月1日，张某进入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从事操作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也没有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2013年1月5日，张某在工作时受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8月14日认定其为工伤，2013年9月10日鉴定为因工致残九级，因公司未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张某无法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所以张某要求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劳动能力鉴定费、停工留薪期工资、补缴社会保险费等。公司以张某入职时主张不需要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不同意张某的上述要求。张某不服，向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上述因工伤产生的相关费用。公司认为：公司本身并无过错，是张某主张不要缴纳社会保险的，且造成工伤也是由于自身操作失误导致的，故不愿意承担所有的工伤费用。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在职期间用人单位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双方的约定并不能作为免责的依据，用人单位应为其补缴社会保险。《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或者未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或者未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期间，从业人员发生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仲裁庭最终裁决：用人单位支付张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工伤伤残鉴定费、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律师解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后，即负有为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社会保险对于分摊和减少用人单位的风险、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条进一步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三、扣押劳动者证件的法律风险案例：庄某2012年3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到公司报到后，公司人事部找到王某，要求王某将毕业证交给厂里保存。王某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考虑到自己刚毕业找到工作，不想和公司产生矛盾，于是将毕业证交给厂里人事部门。2009年5月，王某家中有事，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领导认为，王某辞职对单位造成损失，应缴纳5000元的违约金，否则将扣留其毕业证。王某找公司多次协商，均未得到解决。无奈之下，王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该公司为其办理辞职手续，并归还其毕业证。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劳动合同法》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公司与王某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未对王某进行专项培训，劳动合同期限不应与约定服务期相混淆，公司要求王某支付违约金的做法亦是不对的。经仲裁委主持调解，公司归还了王某的毕业证，并协助王某办理了辞职手续。律师解读：《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的，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对此，该法八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四、录用未与其他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的法律风险案例：申诉人：严某，男，30岁，某彩扩公司劳动合同制工人。被诉人：某彩扩公司。第三人：中外合资某广告服务公司。严某于2009年9月参加工作，与被诉人某彩扩公司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在被诉人彩扩中心任冲片员，并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到日本接受彩扩技术专业培训.2011年10月底，严某提出调往中外合资某广告服务公司工作，要求与被诉人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被诉人没有同意。此后，严某工作不认真，不好好上班。同年11月6日，被诉人总经理曲某找严某谈话，指出：“你是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如果你认为在彩扩中心工作不适宜，我可以考虑在公司内部进行调整，如果你非要调走，必须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是交出公司住房，二是要赔偿技术培训费5万元。在没有办完手续之前，请你认真工作，否则我们要严肃处理。”严某将谈话情况告诉了某广告服务公司，当时广告服务公司正缺彩扩专业技术人员，经理李某就对严某说：“你先在我们公司干着，聘用你的事由我们公司出面与彩扩公司解决。”被诉人与第三人曾几次交涉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被诉人提出，如果某广告服务公司同意赔偿彩扩公司培训严某的5万元培训费，且一次付清，严某可以不交住房而且可在款付清3日内办理合同解除手续。某广告服务公司认为彩扩公司索要培训费太高，只同意付给3万元，致使几次协商均未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严某一直在某广告服务公司上班，2011年12月20日，被诉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讨论，认为申诉人严某11月15后既未办理任何手续，又不到单位上班，连续旷工时间已超过15天，决定对严某予以除名，劳动合同自行解除，严某档案作废。申诉人严某不服被诉人对自己作出的除名后自动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认为自己应聘到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原单位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无理阻拦，将自己除名而自行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因此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撤销被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处理结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严某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应聘到外资企业工作，首先应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然后再与受聘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在严某提前一个月与被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时，被诉人以交出住房、返还培训费为由拒绝解除劳动合同，从严某方面看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是正当的；从被诉人方面看索要培训费也是合理的。严某在既未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又未办理合同制工人转移单位手续的情况下，不到原单位上班，对此事负有主要责任；第三人“求才”精神固然情有可原，但应待申诉人办理有关手续并清偿被诉人培训费后，方能正式聘用。严某的旷工是由于第三人造成的，因此，第三人应负连带责任。被诉人以旷工为由除名和自行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欠妥。律师解读：《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的法律风险案例：某市进出口公司成立于2012年，公司成立后聘用田某、郑某、于某等人为其工作。此后不久，该公司出现经营问题，未能按期足额员工的工资。员工向多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某催讨未果，谢某为逃避支付义务，频繁更换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多名员工向公安机关报案，法定代表人被刑事拘留，该案由某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谢某以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数额较大，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律师解读：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和加班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将可能承担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其中，刑事责任为最严厉的法律后果。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