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忠秋

(2012)泉刑初字第52号公诉机关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许某祝，男，晋江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蔡某端，男，石狮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刘某晓，男，石狮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施某殊，男，晋江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伊某，男，黑龙江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张某龙，男，广东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李某雄，男，广东省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杨某亮，男，江西省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林某东，男，南安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许某鹏，男，晋江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许某煊，男，晋江市人，曾因犯抢夺罪于2010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同年2月刑满释放。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黄某林，男，石狮市人，曾因吸食毒品于2010年3月、12月分别被行政拘留10、14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王某东，男，晋江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苏某德，男，石狮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张某货，男，河南省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杨某凡，男，晋江市人，曾因盗窃罪于2005年10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8年5月刑满释放。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凌某，男，广东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郑某锋，男，仙游县，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王某晓，男，石狮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赖某香，女，泉州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许某航，男，晋江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吴某彬，男，福建省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被告人许某贵，男，晋江市人，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泉检刑诉[2012]22号起诉书指控前述被告人许某祝、蔡某端、刘某晓、施某殊、张某龙、杨某亮、林某东、许某鹏、张某货、郑某锋、许某煊、吴某彬、杨某凡、黄某林、王某晓、苏某德、王某东、许某贵、赖某香、许某航犯贩卖毒品罪、被告人伊某犯贩卖毒品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李某雄、凌某犯运输毒品罪，于2012年3月8日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案情摘录】为牟利合资贩卖可卡因许某祝和施某殊是晋江人，蔡某端和刘某晓是石狮人。据查明，2010年底，许某祝、蔡某端为谋取暴利，共谋贩卖可卡因，二人共同出资（许某祝占65％股份，蔡某端占35％股份；2011年4月以后双方各占50％股份）。去年1月，许某祝和蔡某端到广州市租下白云区富力桃园C区8栋1005室，作为毒品可卡因加工、藏放处。蔡某端负责联系毒品上家货主“黑人”（另案处理）购买半成品可卡因，再由他和许某祝加工提纯成成品可卡因，掺入人参粉等进行稀释、分包。随后，许某祝通过物流公司托运方式，在广州、石狮等地销售给被告人刘某晓、施某殊等人。许某祝和蔡某端还雇佣被告人许某鹏、杨某凡在石狮市区帮忙运送可卡因给下线毒贩、收取贩毒款并汇到许某祝指定的银行账户等。据统计，去年1月底至5月13日间，许某祝、蔡某端向上家货主购买半成品可卡因7529.4克，部分加工提纯、掺杂稀释成成品可卡因后，在广州市区直接贩卖或通过物流公司托运到石狮等地，以每克708元至790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刘某晓等人。案发后，警方从许某祝和蔡某端的租房内扣押了大量毒品。壮大加卖“K粉”“冰毒”只卖一种毒品，已经不能满足这伙人的贪婪之心。许某祝、蔡某端、刘某晓、施某殊四人又出资，联合做起贩卖“K粉”、“冰毒”的生意。去年1月至3月，许某祝、蔡某端、施某殊在广州市负责购买毒品“K粉”、“冰毒”，联系上家货主将“K粉”、“冰毒”派人运往石狮市。刘某晓在石狮市区负责将毒品贩卖给下线毒贩。刘某晓忙不过来，便以每个月1万元雇佣被告人赖某香帮忙记账。据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许某祝、蔡某端、施某殊将从广东买来的“K粉”，通过各种方式运到福建，交给刘某晓，以每千克“K粉”12500元至13000元不等的价格共交易毒品“K粉”114.25千克。案发后，警方在刘某晓的房间内搜出“K粉”21千克。去年4月上旬，许某祝、蔡某端、施某殊、刘某晓合伙贩卖“冰毒”。蔡某端以每克340元的价格购得“冰毒”611克，刘某晓拿到毒品后，每克加价160元，卖出了部分。宣判昨日上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此案。法官念完132页的判决书后，已是口干舌燥。法院认为，许某祝、蔡某端、刘某晓、施某殊等23人，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法规，明知是可卡因、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k粉”）等毒品，仍非法贩卖、运输，他们的行为分别构成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其中，许某祝、蔡某端贩卖可卡因6273克、“冰毒”605.96克、“k粉”134.062千克，贩卖毒品数量大；刘某晓、施某殊贩卖可卡因790克、“冰毒”605.96克、“k粉”158.887千克，贩卖毒品数量大。【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三款、第四款、第七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许某祝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蔡某端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被告人刘某晓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四、被告人施某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五、被告人伊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六、被告人张某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七、被告人李某雄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八、被告人杨某亮，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九、被告人林某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十、被告人许某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十一、被告人许某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十二、被告人黄某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十三、被告人王某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十四、被告人苏某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五、被告人张某货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十六、被告人杨某凡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十七、被告人凌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十八、被告人郑某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十九、被告人王某晓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十、被告人赖某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十一、被告人许某航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二十二、被告人吴某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二十三、被告人许某贵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二十四、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全部违法所得及作案工具，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代理二审】一审判决后，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孙忠秋律师，依法接受被告人施某殊家属的委托，为其二审进行辩护。刑事上诉状上诉人：施某殊，男，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11年5月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泉州市看守所上诉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泉刑初字第52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泉刑初字第52号刑事判决第四项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施某殊对原审法院认定其犯有贩卖毒品罪名定性没有异议，但原审法院认定案件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畸重，请求贵院依法查明并对上诉人施某殊从轻处罚，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因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属错误认定。1、本案所涉毒品的数量是大量参假后的数量，且毒品含量鉴定不具有客观性。虽然刑法规定，对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是对于上诉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极刑的情况下，毒品含量高低是衡量上诉人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标准，其中的参假成分不应计入上诉人贩卖毒品的数量中。2、本案中，不排除存在特情“数量引诱”的情况，上诉人在被公安机关控制的过程中，因公安机关“放长线钓大鱼”的侦查手段而继续购买及贩卖毒品的数量不应计算入上诉人贩卖毒品的数量中。根据原审庭审的事实调查可以证实，本案案发前，公安机关早已介入，公安机关“放长线钓大鱼”的侦查方式间接引诱并放任上诉人实施贩卖毒品的行为，该犯罪行为处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毒品不至于继续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性大大减轻。因此，在公安机关介入的时间内，上诉人继续贩卖毒品的数量不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中。3、上诉人系“以贩养吸”，其中已被吸食的部分不应计入上诉人贩卖毒品的数量中。本案中，上诉人染上吸毒恶习后，加上背负家庭上百万的服装经营亏损及赡养老人、抚养妻儿等压力下，才误入“以贩养吸”的歧途，依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量刑时应考虑到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同时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毒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之规定，上诉人系“以贩养吸”，其中已被吸食的部分不应计入上诉人贩卖毒品的数量中。4、上诉人向原审被告人张某龙购买的24.825千克“K粉”，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交付到其手中，系犯罪未遂，且该部分毒品尚未流入社会，不应计入上诉人贩卖毒品的数量中。综上，本案被上诉人系“以贩养吸”，所涉毒品的数量是大量参假后的数量，毒品含量鉴定不具有客观性，并且不排除存在特情“数量引诱”的情况，同时具有犯罪未遂的情节。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因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属错误认定。二、上诉人对原审法院认定其犯有贩卖毒品罪名定性没有异议，但本案不宜判处上诉人死刑，特别是不应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原审法院量刑畸重。1、上诉人不具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情节，不宜判处其死刑。依据《纪要》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并济的刑事政策，对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的规定。本案属于共同犯罪而非集团犯罪，上诉人不具有毒品再犯、累犯、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等从重处罚的情节，同时其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尚不构成罪行极其严重必须判处死刑的情况。2、上诉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本案亦不宜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依据《纪要》的规定：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对上诉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使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上诉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做到区别对待。对于虽然已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但是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不判处死刑。（1）本案中，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能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上诉人在归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方能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2）上诉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从宽处罚情节。（3）上诉人向原审被告人张某龙购买的24.825千克“K粉”，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交付到其手中，系犯罪未遂，具有“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法定从宽处罚情节。（4）本案所涉毒品的数量是大量参假后的数量，且毒品含量鉴定不具有客观性。虽然刑法对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是针对参假之后毒品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5）本案因案发前，公安机关早已介入，不能排除存在特情“数量引诱”的情况，依据《纪要》：“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试试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之规定，上诉人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6）依据《纪要》：“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之规定，上诉人系“以贩养吸”，同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7）本案中，上诉人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同时其从事贩卖毒品的时间短，主观恶性小。综上，本案虽为共同犯罪，但依据《纪要》：“对于共同犯罪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上也应该做到区别对待。应当全面考虑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确须判处两名以上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一般仅限于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毒品案件，且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又系毒品再犯、累犯等”之规定，上诉人不是贩卖毒品犯意的发起者，其在犯罪过程中，主要起到居间联系和结算毒资的辅助作用，其参与的时间短，主观恶性小，并未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同时具有法定从宽处罚的情节。对上诉人不宜判处死刑，特别是不应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原审法院量刑畸重。鉴于上诉人施某殊本人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自己的罪行行为深深忏悔，并愿意为自己所犯的罪行承担责任，救赎自己的罪过，因此，恳请二审法院本着“少杀慎杀”的精神，贯彻落实“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查清案件事实并对上诉人从轻处罚或者发回重审，给上诉人施某殊一个改过自新、从新做人的机会。本案二审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开庭时间另行安排。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孙忠秋律师2013-5-29

原告柏某某诉被告詹某某海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2013)厦海法事初字第28号管辖法院：厦门海事法院案由：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原告柏某某，男，19XX年X月X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晴隆县XXXXXX。委托代理人孙忠秋，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詹某某，男，19XX年X月X日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XX镇XXX号。原告柏某某诉称，其受被告詹某某雇佣，在被告所有的“闽晋渔XXXX号”渔船从事水手工作。2012年8月30日晚，原告在海上作业时因渔网钢绳断裂受伤。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零医院救治，诊断结果为左面部软组织挫裂伤、左侧颧骨粉碎性骨折。为此，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住院护理费2079.07元、交通费1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营养费5000元及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鉴定费等。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居民身份证、人口基本信息、渔船权属协议书、渔业互保协会询问笔录、入院记录、CT检查诊断报告、出院小结、医嘱单、诊断证明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证等证据。另，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因经济困难向海事法院申请了缓交诉讼费。同时，针对原告的伤情，申请了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用（包括取内固定物和整容费）的鉴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审判员周某某任审判长，审判员洪某某、代理审判员朱某某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3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孙忠秋律师，被告詹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未做答辩，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詹某某同意在已经支付的医药费等补偿款外再支付60000元给原告作为本案的最终解决方案，该款应在2013年3月28日前以现金形式交给原告柏某某；二、本调解协议生效后，除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情况外，原告不得再就本次事故向被告詹某某等相关各方（包括但不限于“闽晋渔XXXX”轮在事故之前及之后的实际所有人、登记所有人等）提起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劳动仲裁等）任何内容的主张，否则应承担被告因此遭受的损失；三、若被告未能按期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则原告有权按85000元的赔偿标准，扣除上述60000元中被告已经支付的款项，立即申请厦门海事法院强制执行；四、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五、本协议自双方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委托代理人及被告已于2013年3月21日签署了上述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已经生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负担。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孙忠秋律师2013-3-30

达到退休年龄，但是并未开始领取退休金或享受养老保险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关系？[案情]1960年6月8日出生的徐某系进城务工的农民。徐某于2009年7月1日与三明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09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止。2011年6月17日因徐某因发生车祸不能再到单位上班，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进行协商，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发生争议。该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认为徐某于2010年6月8日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关系终止，故2010年6月8日之后双方属于劳务关系，拒绝向徐某支付经济补偿金徐某不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请求判令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仲裁委以徐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为由，驳回徐某请求。徐某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维持仲裁裁决。徐某上诉至三明中院，经承办人调解，双方就经济补偿金达成调解协议，现已履行完毕。[焦点]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依法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人员，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如何认定？[分析]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7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之规定，可以认定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是劳务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进城务工的农民表现尤为明显，在此种情况下，应如何认定双方关系？我们认为，为更好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劳动合同关系的终止应当以劳动者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为条件，而并非以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条件。本案中，徐某虽然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其并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因此应认定徐某与用工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范畴。

男方给付女方的彩礼离婚时能否要求返还？【案情简介】福建某地的农村小伙子林某，2006年初通过媒人介绍，认识了同村的黄某，并开始交往。没过多久，二人商量订婚事宜，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一笔彩礼16万元，林某家并非大富人家，但为了讨得黄某欢喜，还是向亲朋好友借钱给黄家各项订婚礼金共计16万元。2006年6月，两人到当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婚后不久，双方因性格不合，经常因为琐事发生争吵。半个月后，在一次激烈的吵架后，黄某一气之下，回到娘家，开始与林某分居。2009年9月，林某以双方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黄某离婚。接到法院传票后，黄某对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无任何希望，遂同意与林某离婚。林某在庭审中要求：当初双方订婚时，男方给女方的彩礼16万元，导致男方家庭负债累累，生活困难的，应当返还。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原告因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理由充分，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彩礼，应予支持。【分歧】本案双方诉争的焦点是：离婚时，一方能否要求对方退还婚前给付的彩礼？【法官答疑】所谓彩礼，一般是指男方给女方家庭一定数额的财产，约定男女双方将来结婚的订婚礼物。订婚给付彩礼是我国民间常见的一种习俗，尤其在农村大部分地区盛行，是民间通行的的男方对女方家庭抚育之恩给予的一种报答。同时，给付彩礼也带有约定现实结婚的意义，故若给付彩礼之后，双方没有登记结婚，致结婚目的无法实现，一方要求对方退还给付的彩礼，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当退还彩礼。但如果类似本案中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后，又要求离婚的，对于彩礼应当如何处理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第2款规定：“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确实一直未共同生活的，或者当初因为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一旦离婚，彩礼应当返还。理由是：男方给付彩礼，是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往往男方并不情愿，是一种无奈的做法，本质上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即以现实结婚为条件，然而双方并没有结婚，致使男方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此时彩礼如仍归对方所有，与其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当然应当返还。如果已经登记结婚，但没有共同生活，实质性的夫妻生活并没有开始，双方没有建立起夫妻间的权利与义务。实践中，有的女方还存在利用彩礼骗婚的情况，比如在收到彩礼，办完结婚登记不久即要求离婚，若不允许返还彩礼，对给付彩礼一方极为不利的。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对于以上两种情况即使结了婚，也应当予以返还。关于“生活困难”的认定。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27条对该条所规定的“一方生活困难”解释为“依照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故从婚姻立法的原意来看，《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所规定“生活困难”，应属绝对困难，即以因彩礼的给付导致给付人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为前提，司法实践中一般以低保线以上，中低收入线以下作为“生活困难”的标准。本案中，被告人家庭经济状况本身就不富裕，为了支付16万元彩礼，多次向亲朋好友借钱，给付彩礼后其生活就更加困难了，应认为被告的这种生活状况，属于“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形，因此，黄某应当返还彩礼。

售房方违约应否赔偿房屋涨价部分的损失？【案情】原告石某与被告郑某、刘某签订《房产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以95万元的价格向被告购买房屋；若一方违约，守约方可向违约方发出信件促其履约，发信即日起超过十日仍未回复并履约的，守约方可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95000元及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费用；任何一方均可以以承担本合同约定的所有违约责任为代价而解除本合同等。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担保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并向被告支付了购房款。然而，随着福州房价的不断攀升，诉争房产也不断升值，以至被告见利忘义，不顾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契约，单方要求解约，并断然拒绝了原告继续履约的要求。因被告单方解约造成的原告损失远远高于《房产买卖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原告石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与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被告赔偿房屋涨价损失等费用。【审判】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依约向被告支付购房款及向担保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但被告在向原告交房后却未依约及时办理房产证，并向原告提出解除合同拒绝出售诉争房，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原告诉请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诉争房涨价款30万元是原告的期待利益损失亦即可得利益损失，也是原、被告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损失，两被告应当予以赔偿，故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赔偿原告房屋涨价损失30万元等费用。【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诉争房涨价部分应属于上述条款规定的“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且是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因为在被告向原告提出解除合同时，必然导致原告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如要达到合同履行后的利益状态，必然要以当时市场价（125万元）购入房屋，该价格较订立合同时双方约定的房价95万元已上涨30万元，该30万元就是原告的期待利益损失亦即可得利益损失，也是原、被告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