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强

基本情况：赵女与余男于2004年9月登记结婚，并于2012年4月12日协议离婚，同日双方去当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2003年9月，赵女的母亲张某（已离异）购买了一幢房屋，为了和女儿女婿一起住，便将女儿和女婿的名字均记载了房产证上。赵女认为该房屋虽为记载了她和余男的名字，但实际上均是母亲张某一人支付的首付及大部分按揭，所以其和余男商量该房屋的产权归张某所有，他们夫妻二人均放弃份额并将该放弃声明记载在了离婚协议书上。后张某要求夫妻二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但此时余某不同意，认为自己吃亏了，要求张某再支付自己20万元在予以协助。为此，张某将赵女与余男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所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均具有明确的认知，而且双方已经以该离婚协议书为基础办理的离婚手续，因此离婚协议书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据此判决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律师点评：本案件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假离婚。所谓“假离婚”是原为夫妻的男女双方为达到某种目的或取得某种利益，在违背离婚合意的情况下签署虚假的离婚协议并办理离婚手续的行为。因为假离婚主要指的是离婚的合意，这个合意过于主观。事后，任何一方否认假离婚便等于是将虚假的离婚合意变为真实的离婚合意，所谓的以假当真，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很难断定一方在离婚的时候到底是真的离婚还是假的离婚。为便于认知，通常时候追认假离婚也可认为是真实的离婚。事实上，凡是因假离婚发生的诉讼案件，都是由于一方否认假离婚的存在，这就是“假离婚”的风险。二是离婚协议的效力。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以离婚协议书为基础办理离婚手续，该离婚协议书中的财产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基本情况：2006年11月，吴先生冒用他人的身份证进入某电器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几天后，吴先生工作时左眼受伤，诊断为左眼角膜穿通伤、左眼外伤性白内障等。2008年3月劳动部门认定吴先生构成工伤。电器公司不服，经复议后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电器公司诉称，第三人吴先生假冒他人身份证件来其处应聘，其与原告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劳动关系，该欺诈行为所构成的伤害不应属于工伤。劳动部门辩称，吴先生在单位工作时，左眼受到伤害。当事人进入原告公司时虽然使用了他人的身份证，但不能否认原告与吴先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吴先生受伤是因工作原因而非所谓的“欺诈”，认定工伤是无过错原则，故原告的理由不影响工伤认定，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劳动部门的意见，维持了工伤认定决定。律师点评：冒用他人身份证签定劳动合同构成欺诈，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共实。本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没有签定劳动合同，双方之间属于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的欺诈行为是否会导致事实劳动关系无效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事实劳动关系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法律行为，只有法律行为才存在效力问题，事实状态仅仅是客观情况的反映，不存在效力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无效的情况。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事实劳动关系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欺诈行为是否影响工伤认定？工伤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既然是无过错原则，就不考虑侵权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更不考虑受害人主观过错，当然工伤保险条例排除的几种故意行为除外。由于本案欺诈和劳动者受到的伤害之间无因果关系，所以法院不考虑欺诈因素，不支持“因欺诈行为造成的伤害不构成工伤的观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别提醒：员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最好用本人的身份证。如员工采用他人身份证，并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用人单位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手续的情况下，因员工的欺诈行为，其不能享受社保基金支付的工伤待遇，其亦不能要求公司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表工伤案件双重赔偿的判例原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总第118期）裁判摘要：因被告公司的职工违规作业，将在现场作业的原告砸伤，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为原告已经获得其所在公司的工伤赔偿，要求被告赔偿无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虽获工伤赔偿，仍可要求致害的第三人即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案件基本情况：杨**因与上海***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宝二十冶公司）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杨**原系上海**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2000年10月16日，宝治公司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从事工作的原告头部砸伤，导致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经鉴定，结论为因工致残，程度四级。虽然原告所在单位宝冶公司按规定承担了一定费用，但原告的损害系由被告的侵权行为所致，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要求被告赔偿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宝冶公司辩称：杨**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丧失胜诉权；原告系因工受伤，其损失已得到宝冶公司赔偿，现重复要求被告赔偿缺乏依据等。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赔偿权利人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以后，仍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杨文伟要求被告宝二十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据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30日判决**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文伟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23920元。**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认为：1.事故发生后，杨**未在诉讼时效内向**公司主张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超过。2.杨文伟已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现其又就人身损害赔偿提起诉讼，不应予以支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如果所受人身损害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劳动者同时还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首先，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确认该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无需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使工伤事故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或者是由于受伤职工本人的过失所致，都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其次，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基本情况：宁波A建筑材料公司向浙江B建设公司供应建筑材料。由于A公司向B公司送货后，B公司会指定某人来签收送货单。临近约定的结算日，B公司无钱支付该材料款。A公司法定代表人去找B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协商事宜，赵某确认欠A公司货款事宜并出具书面材料（注明欠款期间的利息利率为月息1分）。但此后B公司仍不支付该款项。A公司无奈之下，遂委托本律师向B公司提起诉讼事宜。经查明，B公司指定在送货单上签字的人员并非B公司员工，遂以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赵某签字为由，将B公司诉至江东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查后支持A公司的诉讼请求。律师点评：1.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行为代表该企业的行为。在本案中，赵某作为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A公司的欠款确认事宜是代表了B公司的行为。根据《民通意见》第58条的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结合《公司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对外代表人公司的行为，故对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法律后果也理应由公司承担。2.企业承担责任后，不得再向法定代表人个人追究民事责任。

涉及交通事故的罪名，常见的罪名是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而最多的是交通肇事罪，该罪系典型的过失犯罪。所谓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致使受害人遭受严重的身体损害，此时行为人有积极救助的义务。如果行为人此时逃逸，并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因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交通事故中故意杀人行为是指，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致使受害人遭受严重的身体损害，此时行为人有积极救助的义务，但此时行为不仅不积极的救助相反却使被害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比如拖入深山老林、投入河中等致使被害人死亡的行为。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和被害人当时的状况。如被害人因交通事故已经死亡，那么行为人将被害人的尸体的投河行为（举例）还应定性为交通肇事罪，但如果被害人还未死亡，那就涉嫌故意杀人罪了。

对可撤销行为，《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只规定了“显失公平”，没有任何限制。《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该条作了时间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该条对于显失公平规则的适用条件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根据意见第七十二条可知立法上标明了其构成须以乘他人穷困、无经验、缺乏判断能力或意志薄弱等为必要条件。所谓利用优势，是指缔约地位是否处于显著优势。如供求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格式合同的提供以及特许经营模式等。无经验，则是指欠缺一般的生活经济或交易经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认定上，可以以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合同履行后的权利义务是否明显失衡为判断标准。可变更、撤销合同均是以司法外力，对合同关系的击破，在处理合同案件中，首先仍应注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稳定的合同关系与交易关系，当事人以显失公平主张变更、撤销合同的，在审判实务中应从严掌握。在这里，法律并不对交易结果的公平性进行抽象的、一般性的评价，而是在存有法律所不允许的恶意行为(乘他人之危难、无经验、缺乏判断能力等)的情形，对于恶意当事人所获得的不正当利益的剥夺。因此，可从两方面进行判断是否构成显失公平：一是一方行为人追求不正当利益的故意；二是交易结果在双方利益上的重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