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云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4年6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7月7日法释〔2014〕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9次会议通过）为规范执行程序中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解释。第一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第二条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三条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完毕之日。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计算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其他方式变价的，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第四条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五条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外币的，执行时以该种外币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申请执行人主张以人民币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以人民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应当先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后再进行计算。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的，按照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起算之日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未公布汇率中间价的外币，按照该日境内银行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或者该外币在境内银行、国际外汇市场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套算。第六条执行回转程序中，原申请执行人迟延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本解释的规定承担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第七条本解释施行时尚未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务，本解释施行前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算；施行后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本解释计算。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原告刘某诉称借款2170万元给东升公司、徐某(东升公司法定代表人),有借款人签字确认的122张借条为据，借条均载明：“今向刘某借款现金×元;在约定借款期限届至时，应于归还本金当日支付利息，利息按银行商业经营性贷款利率(或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人在借期内定期向刘某出具《保证按时还款承诺书》;此后双方签订《结算协议书》，约定借款人应于同年7月19日前还清借款。东升公司、徐某另出具《承诺书》，承诺就占用资金给刘某造成的投资损失，另支付补偿款253万元。2010年7月19日，约定还款期限届至，刘某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其至借款人公司取款，在复印借条原件时，徐某将封存借条原件的档案袋扔出窗外，后无法找到。刘某因要款未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借款人东升公司、徐某还本付息。被告东升公司、徐某共同答辩称：案涉借款事实未实际发生，刘某主张的借条金额均为其他借款(已形成另案诉讼)滚动计算而来的高额利息，因另案诉讼查封东升公司的土地、设备，其于无奈之下被迫签订系列书面文件,请求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裁判要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借款人抗辩未实际收到款项的情况下，刘某就该节事实仅作口头陈述，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加以证实。据其陈述，其在另案借款未还的情况下，又将2170万元出借给东升公司、徐某，案涉金额较大且均以现金方式交付，该行为本身与常理不符。刘某起诉主张业已发生的借款事实存在不能排除的合理怀疑，仅凭《结算协议书》、《保证按时还款承诺书》、《承诺书》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主张权利依据不足。该院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释明，出借人提交款项来源等证据，用以补证其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二审法院认为:第一，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条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但在借款人提出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抗辩，且人民法院对借贷事实产生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本案中，122张借条除签字以外的内容均由出借人事先打印提供、大额借款均以现金交付缺少银行转账凭证，且款项交付方式与另案大额借款通过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不符，此外刘某承认借条金额中还存在将利息预先计入本金的情况。因此，仅凭借条或借款人徐某丢弃借条的行为，尚不能认定出借人已将2170万元借款本金实际交付给借款人。同时，刘某在东升公司、徐某未归还另案借款的情形下又继续出借大额款项，行为不合常理，不能排除借条所载本金数额中包含高额利息的可能性。刘某提交的《结算协议书》、《保证按时还款承诺书》虽形式完备，但该两份证据中的结算数额系依据借条数额计算而来，并不能证明借款本金交付的事实。因此，出借人应补充提交证据证明出借款项的来源、其具有支付大额借款的能力等，以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第二，在出借人在二审中补充提交款项来源等证据的情形下，对于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款本金的数额，应从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刘某提交的银行提现凭证能够证明其具有出借大额款项的支付能力。其次，经审查，刘某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系两份借款协议，而本案借款均以借条方式形成，应认定两案所涉借款法律关系彼此独立。再次，银行提现凭证不能直接证明刘某向东升公司、徐某交付借款，仅能证明刘某在当日支取现金，对于款项支取后的去向，还应有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予以印证。此时借条的性质类似于“收条”，如出借人支取款项的时间、金额与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时间、借条所载金额均能一一对应，则能形成证明借贷双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链，证明出借人刘某在支取现金后，将该笔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第三，案涉122张借条约定的利率未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应予保护。该约定利率为借期内利率，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借款偿还期限为2010年7月19日，故利息起算的时间应为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的次日，即2010年7月20日。第四，《承诺书》未记载253万元补偿款的计算依据，对约定补偿款253万元的性质，应认定为借款人东升公司、徐某承诺的对于逾期偿还借款所承担的违约金。本案中，刘某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已经达到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于超出的部分，不应予以保护。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改判：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东升公司、徐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刘某借款本金871.54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0年7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三、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评析】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是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借贷、企业间借贷、企业和个人之间借贷;二是有组织的借贷，包括合会、标会、地下钱庄、典当行、担保公司、私募基金等。近年来，民间借贷融资总量不断上升、单笔发生额不断扩大，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尤其成为中小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民间借贷案件涌入各地法院，立法相对滞后导致大量疑难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澄清和解决，特别是针对该类案件具有的隐蔽型较强的特点，还需要法院进行审查甄别。主要体现为：主体隐蔽，即以自然人出面诉讼，以私人借贷形式掩盖有组织借贷;约定内容隐蔽，隐性利率大量存在、利息预先计入本金，还有以假买卖掩盖真借贷的情形等。由于协议起草多由专业的法律人士参与，书面文件格式齐备、约定内容规范，审查难度较大。一、案例引出的问题与困惑就本案的审理而言，至少带来以下问题的思考。问题一：借条具有何种程度的证据效力。一般而言，借款人与出借人达成借款协议且已以借条等书面方式确认收到款项，即应认定借款事实已实际发生，借款人应对由其本人签名确认的内容负责，按承诺还本付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出借人不仅提交了借条，还提交了结算协议、保证还款承诺书、结算协议书等大量书面证据，为何法院未直接判决借款人按约归还本息?问题二：在出借人主张出借款项全部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不能提交汇款凭证的情形下，是否有必要审查，以及如何审查确认借款交付事实?问题三：在双方当事人既约定以四倍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又约定另外支付补偿款、律师费用、综合管理费等以加大对逾期还款的惩罚力度时，法院应否予以支持?问题四：在涉及非法集资的情形下，刑民交织的问题应如何解决。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可能构成非法集资。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如发现符合非法集体资犯罪特征、涉嫌犯罪的，应如何处理?二、对民间借贷案件借款事实审查的思路与步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的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一)在存疑案件中借条仅具有推定性的证据效力传统民间借贷的主体均为个人且通常彼此熟识，借款习惯为小额现金当场交付，因此“钱据两讫”即告交易完成。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一般依据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即可认定借款事实已经实际发生。在借款人一方为企业的民间借贷中，通常涉及大额款项的交付，在此情形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的要求，对主张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由于我国尚未有类似于国外现金交易法的规定，并未强制要求大额款项支付必须以银行走账的方式进行，因此在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情形下，审查借款事实是否实际发生存在较大难度。在大量民间借贷案件中还出现制式性借条，借条均由出借人事先统一印制提供给借款人，借款人不能随意更改借条的内容，只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即可。制式借条的用词造句一般都很严谨，本金、利息的表述均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此外，出借人还与借款人之间定期结算，签订结算协议、还款协议等书面文件，用以佐证借条内容的真实性。因此，一旦出借人以借条为据要求还款，借款人以借条本金包含隐性高息抗辩时，法院很难查证出借本金的实际数额。在此情形下，应初步判断出借人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具有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在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形下，应要求出借人进一步举证。以本案为例，至少存在以下引致合理怀疑的事实：其一，122张借条所载除签字以外的内容均由出借人事先打印提供、大额借款均以现金交付缺少银行转账凭证，且款项交付方式与另案大额借款通过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不符，此外刘某亦承认借条金额中还存在将利息预先计入本金的情况。其二，出借人在借款人未归还另案大额借款的情形下，继续出借大额款项给同一借款人，其行为不合常理，不能排除借款人所称借条所载本金数额中包含高额利息的可能性。因此，在存在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事实时，应认定此时借条仅具有推定性的证据效力。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款事实的实际发生。(二)出借人负有补强款项来源、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借条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在对借款事实发生合理怀疑时，出借人应首先举证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本案中，二审法院释明要求出借人补充提交款项来源等证据，以合理解释前述可疑事实。本案中，出借人补充提交的证据，依其证明目的分为两类：其一，能够证明借款现金交付的证据。包括从银行调取的银行卡提现凭证，以及银行取现标识说明，用以证明出借款项提取的时间、方式。因出借人称其交付大额现金均为独来独往，与借款人均为单独接触，因此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现金交付事实，前述取款证据均为间接证据。经审查，其中：1、从银行调取的银行卡提现凭证107份，均由提现银行盖章确认。时间、金额与借条内容完全吻合的共有66笔，金额合计839.54万元;时间、金额略有误差的共有11笔，金额合计253.77万元;以上提现凭证金额合计1093.31万元。时间吻合、提现金额少于借条金额的共有7笔，金额合计90.91万元;金额吻合、时间不吻合的共有6笔，金额合计107万元。另有17笔提现凭证，金额合计179.64万元不能与借条对应。2、银行取现标识说明一份，印证款项来源均为提取现金。如《交通银行交易凭条》记载“实付现金”，《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记载“CWD1：本行ATM取款”、“WDCS：柜台取现为柜台提取现金”，《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记载“现金取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回单》记载“现金清讫”，《深圳发展银行客户回单》记载“支取现金”，《中国银行取款凭条》记载“贷701”，《江苏银行对私活期明细历史数据查询单》记载“取款”等。经核对，借条日期、金额与银行提现日期、金额能够完全对应的共有66笔，金额合计839.54万元。另,银行提现日期与借条日期相符、提现金额大于借条金额的共有3笔，金额合计32万元。前述69笔款项，金额合计871.54万元，应认定为刘某向东升公司、徐某实际交付的借款本金数额。其二，能够合理解释“前债未还，又借新债”的证据。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存在滚动借款，前债尚未还清且已引发另案诉讼的情形下，出借人又重新借出大额款项，显然有违常理，对此，出借人应作出合理解释，如证明借款人提供可靠的借款担保，对前债与新债借款一并提供担保，出借人有理由相信所有借款均有还款保证。在本案中，出借人提交的该部分证据包括：1、东升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申请资料、刘某与东升公司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东升公司的两名股东已将所持东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刘某作为借款担保，要求刘某继续提供借款。2、徐某与刘某的部分短信往来记录，证明徐某向刘某提出借款要求，刘某借款给徐某，在2010年7月19日徐某毁灭借条原件之前，双方关系较为友好，且未因另案诉讼中断借款。在出借人完成证据补强义务的情形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对于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款本金的数额，应从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首先，银行提现凭证能够证明刘某具有出借大额款项的支付能力。其次，银行提现凭证能够证明刘某在当日支取现金，对于款项支取后的去向，有借款人出具的借条予以印证，此时借条的性质类似于“收条”，在出借人支取款项的时间、金额与借款人出具借条的时间、借条所载金额均能一一对应的情形下，已形成证明借贷双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链，证明出借人刘某在支取现金后，将该笔款项交付给借款人东升公司、徐某。因此，对于刘某提交的银行提现凭证中能与借条在时间、金额上吻合的部分，应予确认。相反，对于刘某提交的其他银行提现凭证，因时间、金额不能与借条对应，未能形成证据链证明支取现金的用途为案涉借款，故对于该部分银行提现凭证与本案的关联性，应不予确认。需要提及的是，这种认定方法仍然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即在制式借条均由出借人打印提供的情形下，仍不能绝对性地排除出借人因其他用途支取现金，但依照支取现金记录编制借条，要求借款人签字确认的情形。尤其是在一些民间借贷案件中，参加诉讼的出借人虽为自然人身份，但在其背后隐藏有组织的借贷团体，因此对每个流程的衔接都安排得十分严谨。但是，考虑到民事案件的审查力度有限，以及现金款项来源证据系对既有借条等书面文件表征的借贷事实进行辅助性、补强性地证明，因此在借款人已向出借人出具一系列书面文件明确认可已收到出借人借款、并作出自愿按约定内容还本付息的意思表示，且出借人已提供补强证据对现金交付事实予以证明的情形下，应认定出借人的举证已达到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如借款人仍坚持绝对否定性的抗辩主张，提出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的，则应对其在借条上确认借条全部内容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换言之，此时的举证责任已转移至借款人，如借款人不能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则应负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三)注意甄别以违约金等方式存在的隐性利率对于利息问题，首先，应审查约定利息是否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其次，应审查约定利息是期内利息还是期外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由此可见，如当事人未约定期外利息，可参照期内利息标准计算。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当事人还往往通过律师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形式掩盖超出法律规定限度的高额利息。对于该部分费用应否予以支持，目前各地法院的观点尚不一致，有的法院认为该部分费用只要与利息累计超出四倍，则对超出部分一律不应予以支持，有的法院认为应当区分该费用是否为必要费用，如出借人主张的律师费即为必要支出费用，应予支持。本案中约定的补偿款的性质实为逾期付款违约金，考虑到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性质与利息相同，为防止出借人规避法律，以违约金的方式获取高息，对于出借人与借款人在民间借贷合同中既约定利息又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情形，应认定最终收取的利息和违约金的总额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三、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规则的初步构建与法理分析(一)厘清民间借贷的定义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借贷人民币、港币、澳元、台币、外币及国库券等有价证券的行为。该定义的法律渊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即“一、公民之间的借货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二、因借贷外币、台币和国库券等有价证券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的，应按借贷案件受理。”另一方面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的“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的内容。前述定义限定民间借贷主体中的一方必须是自然人，需要注意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排除金融机构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2004]251号)》出台后，金融机构(城乡信用社除外)贷款利率不再设定上限。商业银行贷款和政策性银行按商业化管理的贷款，其利率不再实行上限管理。此后，央行于今年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空间已充分放开，因此对金融机构的放出的贷款不涉及对借贷利率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不能适用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规定。二是企业作为借贷主体时，处理方式具有特殊性，法院对企业借贷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贷款通则》第74条规定，“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已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予以收缴，并对借入方处以相当于银行贷款利息的罚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的规定，企业借贷合同因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法院援用该司法解释判决非金融机构参与企业间借贷无效，但在实务中对企业之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借贷的案件的处理原则是：一般不仅判决借款方偿还借款本金，而且对约定的利息既不进行追缴，也不处罚。(二)民间借贷的法律性质与举证责任分配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款项交付系要求还款的必要前提，因此，在出借人除负有证明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合意的责任之外，仍需证明款项已经实际交付。1、如前所述，出借人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归还借款的，首先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借贷合意的事实，如提交借款合同、借据等证据，以及款项已实际交付的证据，如汇款凭证、收条。在简单案件中，借条可同时承担证明前述两项要件事实的作用。如不存在疑点事实，即可认定出借人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借款人主张已经全部偿还或部分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对还款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出借人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款项，借款人抗辩借款未实际发生，且出借人主张的借款事实存在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的，类似情形如大额款项(或双方之间虽以小额款项往来但交付频繁、累计数额巨大)均以现金交付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前债未还又借新款，且未要求借款人提供可靠担保的，人民法院应要求出借人补强证据，以排除合理怀疑。如出借人不能证明款项交付事实的，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厘清违约金、费用、利息三者的关系利息是本金在借贷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孳息收益，逾期利息应该认为是在迟延付款这段时间本金所得产生的孳息收益。鉴于借贷合同违约造成的直接和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借款人无法利用本金谋取收益，同时又考虑到民间借贷实践中当事人往往通过巧立名目的方式谋求高利贷来规避法律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2月12日的《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和2000年11月15日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明确可参考逾期利息的标准来确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因此，对于当事人既约定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以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四倍为准，借款逾期后利息和违约金两项合计不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此外，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会议纪要的精神，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对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用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但一方当事人请求扣除超出合理部分的律师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四、结语二审判决的价值在于确立了以下审理尺度：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借条为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但在借款人提出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的抗辩，且人民法院对借贷事实产生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借贷事实的实际发生。随着民间融资供需矛盾的不断加大，民间借贷案件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借贷主体多元化、借贷形式多样化、案件事实复杂化等发展态势，相对于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规制较为滞后的情形，民间借贷案件的审判难题还将层出不穷，期待司法作出更多的回应。

【摘要】我国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立法体系的不足及司法实践中的缺陷，导致发生了纠纷而法院在审判相关案件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的指引，其判决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房屋乃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此类纠纷处理是否得当，可能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立法、政策上要从管制向自治进行转变，承认宅基地使用权有条件的有偿取得，强化农村社会保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承认农村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自由流转。而在司法实践中，不管是从现行的法律体系出发，还是从利益衡量的方面考虑，都应该承认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关键字】农村房屋买卖法律效力随着城镇化发展的节奏在不断加快，农村经济也得到迅猛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成了法院案件受理新的增长级。农村房屋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凝聚着农民一生的辛劳，但是现行法律条文中却并没有明确对农村房屋卖的相关法律问题作出规定，造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该类纠纷的法律关系的理解和法律的适用存在不同的见解，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如此，笔者对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的法律问题进行有益探讨。一、农村房屋买卖的主要类型及法律效力问题（一）同一村集体的村民之间房屋买卖的法律效力由于农村房屋买卖的主体基于同村村民这个特殊身份，房屋买卖所受到的不利因素较少，因此农村房屋在同村村民之间买卖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公民对自己的合法房屋享有所有权，这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公民有权利对房屋进行任何的处分或者将其转卖给他人。《物权法》第64条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不动产享有所有权，所以农民对自己合法建造的房屋理所应当可以进行处分。买卖就是一种处分的形式。其二是有关农村房屋买卖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禁止规定，反而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可以找到有关农民能够出卖自己合法房屋的法律依据。如《土地管理法》第62条就规定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土地管理法并没有对同一村的村民进行房屋买卖作出禁止性规定，其效力应当得到肯定。（二）别村集体的村民购买本村房屋的法律效力对于别村集体的村民购买本村房屋的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司法理论界与实践界各有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持肯定说，另一种是持否定说。持否定说的理由是土地是农民集体共有的，土地使用权是该农村组织成员专属的权利，所以农村房屋买卖的合同是无效的。如果将农村房屋用于买卖，那么同时也就动用了农村的土地，这样的做法对农村集体组织的利益有一定的破坏。买方不属于该农村集体组织的村民，该村的土地使用权他就无法享受，故此他们之间进行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是无效的。对于否定说的观点，持肯定说的也有他们的见解。理由是：第一，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法规在不同集体村民之间购买农村房屋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第二，允许其他村集体的村民购买本村房屋的做法有利于刺激农村经济交易，促使农村的经济繁荣。从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笔者比较倾向于肯定说观点，对别村集体的村民购买本村房屋的效力应当得到认可。（三）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村民房屋的法律效力对此种类型，司法实践普遍是认定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涉及到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这两个概念，农村土地权利的主体具有身份特殊性，只能是农村集体中的村民。但有观点提出，此类型房屋买卖存在特殊情形，只要具备了特殊的条件也可以承认该合同的效力。[1]第一，买方是城市居民的身份，但他们的父母、配偶或子女是所购房屋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且该房屋是家庭成员一同出资购买的并且已经居住在一起，该房屋合同买卖也征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第二，卖方将农村房屋出卖给城镇居民之前，该宅基地已经被国家征收为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卖方由原来的农民变为城镇居民，宅基地因为卖方身份变化其属性也发生了变化，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第三，城镇居民在进行完房屋买卖交易后，已经将户口迁入房屋所在地，并且申请加入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民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第四，城镇居民在购买了农村房屋之后，如果所购买房屋已经经过有关机关批准，获得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产权变动手续，并且取得了合法权属证书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笔者以为，此观点对实践操作具有一定理论借鉴意义。二、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的司法裁判困境（一）理论争议不相上下，农村房屋买卖纠纷司法理论支撑难以统一1、买卖合同无效说。孟勤国教授主张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是无效的，他主张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我国的法律规定禁止农村宅基地进行买卖，那么依据房屋和土地是一体的，农村房屋也不得拿来进行买卖。宅基地是农民生产以及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通过禁止买卖宅基地，那么相应的也就禁止了农村房屋买卖，这对于保护农民能够有一个安身立民之所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放手农村宅基地在市场上进行买卖，那么将会导致农民没有居住的定所，允许农村宅基地进行交易不过是反映了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2]孟勤国教授的主张被很多认为农村房屋买卖无效的学者认可，考虑到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效力应当是无效的。2、买卖合同有效说。赞同有效说的专家学者们认为，禁止农村房屋买卖是没有法律条文有类似的规定的，我国的法律法规在该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态度，只是对宅基地用来买卖做了一定的限制。而且禁止宅基地买卖也只是以通知的形式予以规定，对于这种形式就认定房屋买卖无效，理由也是有些不够充分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即被认为是许可，在此种情况下就应当承认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属于合同法的范畴，其合同的判断效力有四个要求：其一合同双方必须是具有民事能力和承担民事责任的人，其二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其三买卖合同的内容不能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其四形式要满足当事人的要求。所以依次可以得知，农村房屋买卖的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只要满足以上四个条件，那么该房屋买卖合同就应该是有效的，对买卖双方都有约束力。允许宅基地自由转让有利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如果对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屋以及处分宅基地强行限制，很容易引发出不必要的问题和矛盾。所以，应该使宅基地使用权流通性在市场上得到充分的发挥。《物权法》出台后，最高法院的法官、学者们也认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将地上房屋以转让、赠与、继承、遗赠的方式移转给他人，并且宅基地使用权也随之转移。那么，既然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是自由的，其上房屋的买卖当然也不应当受到限制，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3]3、买卖合同效力折中说。农村房屋买卖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我国的学者韩世远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却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宅基地法定租赁权。他的观点是对于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应该区别对待，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解决，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用合同法来解决，对于房屋买卖问题则用物权法来解决。他的解决方案参考了台湾的“法定租赁权”。台湾《民法债权编》第425条有规定：“土地及其他土地上房屋同属一人所有，仅将土地或者仅将房屋所有权让与他人，或者将土地和房屋同时或先后让与相异之人时，土地受让人或房屋受让人与让与人之间，或房屋受让人与土地受让人之间，推定在房屋的使用期内有租赁关系。”买方在房屋买卖交易后获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但是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土地使用的权利，那么解决的方式就是他来租赁土地的使用权，这就是所说的法定租赁权，这样的做法既解决了房屋买卖问题，又解决了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在法定租赁权的理论之下，受让人即使是外村村民或者城市居民，其受让了农村的房屋后虽不能享有该村的宅基地使用权，但其本身与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起了一种所谓“法定租赁关系”。韩教授认为，“法定租赁权”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为我国对此问题的立法贡献了一定的依据。[4]（二）法律法规规定不成体系，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法律适用争议大农村房屋的建造是在集体土地之上进行的，房屋和宅基地是一体的，农村房屋买卖必须涉及到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问题。因此，农村房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不仅受到《合同法》的规制，还受到《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及其他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甚至相关规定的制约。目前我国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的法律条文不够规范，并且在司法解释上也不够明确。法院在法律适用问题上较为棘手，重点表现为法官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各有不同。司法实务界普遍认同的同一个村的村民之间进行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但又有一个问题，即农村内部成员在房屋买卖问题上分为三种：一是本身已有宅基地，且符合国家规定的宅基地标准；二是已有宅基地，但尚未达国家规定的标准；三是已在集体经济组织落户，但尚未分到宅基地。[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依据法条可以看出能够将宅基地进行买卖的只有后面的两种情况。。对于农民与本村村民之外的人员之间进行的房屋买卖的问题，审判实践中多数的法院是不承认其合同是有效的。理由是：第一，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法律法规对宅基地的买卖明文规定是禁止的行为。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第2条中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屋证。”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1990〕国土函字第97号）也明确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第二，土地使用权是农民集体享有的一项权利，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所以在法律上是不可以转让的。买方以买房屋的表面意思掩盖了买土地的真实意图，如今我国正努力实现房地一体，买卖了房屋的也就意味着对土地进行处分，我国的法律法规对此是明确禁止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对于农民的的权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三，在现实中，农村房屋买卖虽然达成，但是在登记机关登记时却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变更登记，房屋买卖的交易虽然达成，但法律并不承认买方所有权人的身份。（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到位，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处理的社会效果考虑难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规定是区别对待的。在土地使用权的买卖问题上我国的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禁止将农村土地与不同村村民或城镇居民进行转让，但是对土地上的房屋买卖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摆在人们面就有两个难题：房屋能否脱离土地进行单独买卖和房屋和土地能否同时转让给他人。有人觉得农村房屋买卖会牵扯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既然法律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上是禁止态度，那么在建造在土地之上的农村房屋就不能用来买卖。也有人认为，法律没有禁止房屋的买卖，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只要双方自愿达成意思统一，就可以将农村房屋在市场上自由进行买卖。土地的所有权不是农民享有的权利，但有农民有很长时间的使用权利，农民对于土地上的房屋天然的享有所有权。如今房地一体的局面正逐步确立起来，如果农民将房屋进行转让，那么他转让的不仅仅是这栋房屋，还包括了房屋所用到的土地。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中却不如人意，在很多城市和农村中的房屋管理局登记房屋的所有权这方面，而土地管理局负责登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土地和房屋的登记制度是彼此分开，各不相同的。这就使得土地和土地之上的房屋被分离开来处理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无可非议的即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够完备的，如果将农村房屋放置在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道路中，对农村房屋买卖放手，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大量农民失去他们居住的地方，严重的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国家制定法律的初衷是保障农民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也限制了农民对于房屋使用权的行使，限制了农村房地产业的发展，甚至限制了城市化进程，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6]三、农村房屋买卖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笔者认为，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应当有条件地承认。首先，农村房屋买卖体现了权利主体的意思自治，买卖双方缔结房屋买卖合同完全是出于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其次，农村房屋买卖并没有与我国任何的一部法律规定的内容存在冲突。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解释，足以否认合同的有效性必须要是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7]农村房屋买卖既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及其他人的利益，也不妨害社会公序良俗。此外，出于照顾历史，照顾现状的考虑和实现买卖双方利益平衡，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目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予以肯定。（一）物权法并不禁止处分作为物权的农村房屋物权法并不禁止处分作为物权的农村房屋，土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的所有权一个是用益物权，另一个是所有权。根据物权法原则，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应当遵循它们本身的内在含义，从而遵循不同的法律。所以在进行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析时，可以将两者独立开来，分别对待。[8]依据上述的论述在对农村房屋买卖进行处分时，应当一边分析房屋所有权变动，另一边分析土地使用权变动，将两者区分开来看待，甚至可以允许一些特殊情况出现如房屋的所有权发生了改变但是土地使用权没有发生改变，在如今的宅基地体制之下，在如何处理房地一体化的问题上就不能够按照土地的使用权跟随房屋的买卖而转移来解决。但是目前户籍制度的改革正在不断的深化，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市场上流通必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势头，物权归属以及明确权利状态的问题在将来的立法过程中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二）物权区分原则下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物权区分原则即将物权的变动区分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在《物权法》颁布前，已为学界所共识，现已被《物权法》第15条所吸收。[9]物权区分原则要求将合同和物权变动区分开来，分别对待。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含义：即合同是否有效和物权变动是否有效，合同是否有效归结于债券法的范畴，物权变动是否有效归结于物权法的范畴；前者是原因，后者是前者履行的结果。从合同法上看，一个买卖合同的效力，从买卖双方签订合同之日就已经决定，合同的效力不取决于合同双方是否将合同履行完成。如果买卖的双方都对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内容，同时房产局也对买卖双方进行了登记，那么房屋买卖就算是达成了。假如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后，由于买卖双方中的任意一方不配合去办理手续或由于登记机关认为不符合条件而不给于办理手续最终导致房屋过户不成功，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不积极履行合同或者履行达不到合同的要求，房屋的所有权未发生变动，但是该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有效的，这是合同法本身所确立的规则。物权区分原则在处理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效力判断问题上，要求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判断规则区分适用。因为，从强制性规范类型上存在债权法的强制性规范与物权法的强制性规范之分，违反债权法强制性规范将导致当事人意思表示无效的结果，违反物权法的强制性规范只产生不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10]比如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结果只是不认可物权的效力，但是应当承认该合同有效。再如，《物权法》第184条第4款的规定：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财产不得进行抵押。这里的抵押不是针对合同的效力，而是针对抵押权能否设定。对于此问题的法律效力的认定，只能从债权法的有关规定中找寻该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而不能从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中对合同效力作出决定。从上述分析，合同买卖的效力不因物权的变动而发生影响，对于法律条文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禁止规定，并不会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产生变化。（三）农村房屋买卖的善意取得我国现行法律上对于房屋善意取得制度处于不太明确的状态，这就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法律适用的存在很大的困难。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调整作用，它应当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在目前的法律水平下，善意取得制度在共有房产方面可以有条件地适用，其客观原因有：第一，如今我国的房地产登记制度处于并不完善的状态，在如此条件下用善意取得制度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现实实践中，房地产登记开始盛行起来，有关房地产登记的立法也对这方面有了初步的规定。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比，现有的登记制度仍欠缺一些基本的法律规定，如对登记的程序规定、登记机关的职权与管理、登记申请人的请求权等等一系列问题未曾涉及。登记机关在进行日常工作的时候时常出现处无法可依的情况。第二，思想方面的影响。由于我国一些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了解不足，在我国广大农村中许多人对不动产交易的登记意识较弱，很多村民都不知道房屋交易需要在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因此善意取得制度对于这种现象能够予以规范。如果房屋买卖中的第三人是在不知情、基于善意的情况下取得房屋，那就应该考虑善意第三人和稳定市场交易使之能够顺利进行，对第三人取得房屋所有权予以肯定。四、结语法院审理农村房屋买卖案件过程中，对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在存在很多问题，如果审判不合理、没有准确的法律依据，会引起买卖双方的不满，对社会的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只是简单地对农村房屋买卖进行限制，将导致建立在宅基地上的合法建筑无法在市场上发挥它的价值，剥夺了农民获取利益的权利。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充分发挥司法的调节作用，在坚持公平均衡的原则下更好的保护农民能够自主的对所拥有房屋的处分权,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给予肯定和支持。当然，想彻底解决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以避免因为法官在审理过程和法律适用中形成不同的见解，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状况继续发生，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应该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的买卖和产权归属作出更加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