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才

一桩电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浅析律师王维才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可是对于正在上大学的唐某一家这个秋天却是灾难的开始。那天下午六点左右，就在她父母像往常一样满怀喜悦从自己承包地劳作回家途中，一个好端端的三口之家刹那间被毁灭了。正在上大学的她做梦也不曾想到过这场灾难对她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快，顷刻间使她变成了孤女；她更没有想到的是“打官司”这个过去在书上、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故事正活生生地发生在她的身上。还好她最终庆幸，经过二年的努力她终于在律师及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为她死去的父母讨到了说法，维护了她自己应该有的合法权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讨回了公道。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弥补她心灵受到的创伤，但对于一个法律人来说，我们能做到的也仅仅是这些，这个案件的结局却让我们感到很欣慰.案情回放：2010年10月10日下午6时40分许，当天刮大风、打雷、下暴雨，唐某的父亲在自己家承包地干农活急着赶回家的途中，途径小地名叫环坡的地方时，因一处变压器到唐XX(另一唐姓)家加工房之间的电线掉落在路上将唐某父亲当场电击在地。当晚20时许，另一受害人李XX（唐某母亲）在寻找唐的父亲时，发现她丈夫倒在地上，可能是因为没有施救知识，也可能是天黑没看不清，便去施救，随即也被触电倒地。事后经某县公安局尸检报告鉴定证明，唐的父母均系电击死亡。事故发生后双方及当地群众对事故责任划分分歧很大，幸好在当地政府多方努力下及时对逝者进行了安置，避免了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找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受所指派担任她的代理律师。案情分析：本案是一桩典型的因触电导致死亡的生命权赔偿纠纷案件。按电力索赔事故的一般原理，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相应法律责任。在代理过程中，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该事故线路是二OO五年九月十六日，一个名叫唐XX的当地村民与某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低压供电合同》后架设的用于加工的动力线路，设施的所有权属唐ＸＸ所有；显然唐ＸＸ是这次事故的第一责任主体。但是，我们又了解到，从2010年正月起，唐ＸＸ就已经搬到XX市区居住，其所有的动力线路就由其原居住的村民组14户人家用于抽水用，并于2010年农历9月14日就交了1200元的线路改造安装费给供电公司，供电公司直至事故发生时却一直未对线路改造，没有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直到事故发生后才改造了线路。那么供电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通过进一步调查还了解到，在唐XX与供电公司签订的《低压供电合同》中，将变压器出来的第一根电杆支撑物约定为产权的分界点；但是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责任分界点按下列各项确定：1、公用低压线路供电的，以供电接户线用户端最后支持物为分界点，支持物属供电企业……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供电公司与唐XX签订的《低压供电合同》的约定与《供电营业规则》不一致，其约定缩小了供电公司的管护范围，从而减少供电公司的维护义务。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供电公司没有履行维护义务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应是供电公司，于是便将供电公司作为被告，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赔偿诉讼，在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供电公司的申请将唐XX追加为被告一并审理。经一、二审法院判决，法院最终采纳了我们提出的意见，判供电公司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至此，一桩电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终于经过二年的努力画上了句号，我们终于履行完了自己的代理职责，得到了些许安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代理过程中通过认真分析，认为唐XX有免责的情由，便积极给被告唐XX作工作，要证明自己无责任，建议其聘请律师充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案件事实进一步得到查清，责任得到明确。最后，一审法院全面支持了我方的诉讼主张，判由被告供电公司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唐xx无责任，从而充分维护到了不该担责的当事人免受不当追究。通过本案的代理，我们认识到，如果要突破索赔案件中的一般原理，作为代理律师一定要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除了按照办案规范做好相应准备外，更要追求委托人在胜诉后的现实利益。在举证思路上，还应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做一些有利于委托人诉讼效果的工作（注：当然是合法的工作），使全案的举证效果达到有利于委托人的诉讼目的。我们认为本案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从另一角度去思考，使不该担责的责任主体积极去聘请律师应诉，这样既有利于法院查明案情，依法举证证明其不该担责，又有利于印证我方当事人的举证。从而使案件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案中的孤女此时候她也不在怀凝法律的力量。同时我们也深信她会化悲痛为力量以告慰她父母的在天之灵。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继承”案件中应主张物权请求权诉讼，还是应提起侵权诉讼主张债权？因房产继承纠纷引起的诉讼律师：王维才简要案情介绍：被继承人李某与张某婚后在2003年时登记有自建的一栋砖结构两楼一底房屋，建房使用的土地是划拨的国有土地，面积约179平方米。2006年的时候被继承人李某去世，房产共有人张某至今还健在；李某生前与张某共同生育6个子女，两男四女均已成年。被继承人李某死亡后，张某跟随一儿子生活，房屋由李张的两个儿子实际居住管理，在李某去死后其余四个女儿均未主张继承要求分割遗产，在2006年至2007年间，李某的两个儿子在原有房产规模的基础上，对原有房屋进行了扩建和维修，并于2008年向房管局申请变更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的登记，变更登记后李张的两个儿子成为变更登记后的房产所有人，并重新取得了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时李某的女儿不清楚，没有书面的意思表示）。在2011年5月的时候，李张的两个儿子又将旧房拆除进行了重新修建，在修建的过程中（即2011年10月），遇到当地的县政府对该区域进行旧房改造拆迁；在拆迁过程中，李张的两个儿子与县政府的拆迁部门达成了拆迁安置协议取得了经济补偿，还取得了还房的门面房两间和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300平方米。事后，李张的两个儿子在划拨的国有土地上新建了四楼一底的砖混结构房屋。从拆迁后一年多不到两年时间的时候，其中李张的三个婚嫁在外女儿对李张的两个儿子修建的房产提出异议登记，并提起继承诉讼，要求继承被继承人李某的遗产，按份额继承分割还房的两间门面房和取得的划拨的国有土地300平方米的使用权面积及拆迁安置的补偿款中应有的份额，由此引起纠纷而诉讼。针对三原告提起的继承诉讼“要求继承被继承人李某的遗产，按份额继承分割还房的两间门面房和取得的划拨的国有土地300平方米的使用权面积及拆迁安置的补偿款中应有的份额”的请求，本人根据《物权法》和《继承法》的规定，避开诉讼时效不讲的情况下，谈一下三原告的请求依法是否应得到支持？三原告应提起诉讼主张物权请求权分割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呢？还是应提起侵权诉讼主张债权，要求赔偿损失呢？本人根据该本案中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是属同时主张债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的诉讼（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受理原告同时提起的两种诉讼，理由在本文中不另加评论），只针对其请求的合法性谈如下两方面的看法：一、三原告主张按《继承法》继承分割被继承人李某遗留的房产被征收后取得的补偿款中应有的份额的请求权是属债权请求权，该请求是否合法，应否分割？首先，原告应举证证明被继承人李某所留的遗产是哪些，遗产取得的利益是多少？本案中的补偿款并不全是被继承人李某遗产所取得的利益。我们从李某的两个儿子取得的补偿款来看，分别是现金补偿是XXX元，其中（房屋）建安成本补偿XX元，自行拆除原房屋后新修建的房屋建筑补偿款，房屋室内装修补偿（包干）XX元，过度安置XX元，搬迁费XX元，门面的营业补偿XX元；从上述费用可以看出：过度安置费、搬迁费、门面的营业补偿、自行拆除原房屋后新修建的房屋建筑补偿的费用,是属实际被拆迁人和使用人取得的补偿利益，都不属房产补偿和原有房产取得的补偿。三原告因不属被拆迁安置的对象，上列费用无权要求分割。我们进行如下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也不是李德芳遗产价值的全部体现。在李某2006年去世时，在其名下是2003年进行登记的房产，房产状况是营业房（门面）68.70平方米，住房面积152.00平方米；然而，在拆迁过程中根据李某的两儿子签订的拆迁协议两人共计门面面积是68.7平方米，住房面积是282.28平方米，比原李某名义登记的门面面积68.70平方米，住房面积152.00平方米多出了130.28平方米。上述房产多出的面积，在庭审中被告已举证证明了，在被继承人李某去死后不久两被告对原有房产已进行了扩建和维修，新增了部分房屋面积【对扩建的事实在庭审中原告也认可，在扩建时四原告未提出异议】，之后，在2011年10月拆迁前，即2011年5月，被告又再次将被继承人李某留下的旧房屋和自己扩建的房屋全部拆除【此时撤除的房屋的房产权在2008年期间已登记在被告李某儿子名下】，进行了重新规划和修建（三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本人认为应视为对被告行为的认可），拆除行为使原有房产的价值灭失，原有物权消失，在被告重新修建房屋到二、三层后，XX县人民政府才进行拆迁，因此，拆迁协议上的门面、房屋面积，是拆迁部门根据被告扩建和重新规划修建的房屋进行实际丈量得出的数据，并不是被继承人原有旧房面积的全部体现，新增产生的房屋面积取得的补偿利益明显不属原有房屋取得的全部利益。另外，在被继承人去死后，两被告在居住适用旧房屋期间，已对旧房屋实际分割居住（2008年分割）、扩建、维修，因此对旧房屋的室内装修也进行了彻底改变，因此，该部分补偿利益中也不全是被继承人原有旧房屋室内装修产生的价值。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三原告主张分割补偿的现金利益，并不是被继承人李某所留遗产取得的全部价值，那么李某原有房产取得的利益是多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由原告举证证明。由原告举证证明后，再扣出另一房产所有人张某所属份额的二分之一，其余利益才是属被继承人李某遗产取得的利益，但是在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李某原房产取得的利益是多少。因此，三原告主张按《继承法》继承分割征收后取得的现金补偿款中应有份额的请求没有证据证明，不应得到支持。二、三原告在本案中要求按《继承法》继承分割被继承人李某身前所留遗产享有的物权，即分割用于安置被告，以被告名义取得的土地使用权300平方米中应有份额的土地使用权（属用益物权）和两间门面房86.4平方米中应有份额的房屋所有权（物的所有权），其请求权是属物权请求权，三被告对上述两项物权的请求权是否合法呢？首先，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三原告主张的物权在其张权利时，该物权的权利仍应依法属权利人（被继承人）所有或共同所有人共同所有为前题，且物权对应的标的物还应存在。在本案中，三原告主张的国有土地使用权300平方米，是XX县人民政府根据X府复（2013）30号文件的批复分别划拨安置给两被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用益物权）；该用益物权的使用权人分别是被告，并不是被继承人李某；而三原告主张的被继承人李某的物权（包括土地使用权），是2003年登记在其名下的物权，其中用益物权的土地使用面积是179.0平方米（其证号：X国用〈2003〉字第74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房产权面积是152.27平方米，门面房面积68.7平方米。上述物权对应的物和权利，在原告主张权利时已经不存在，原因是被继承人去世后，两被告在居住使用原有旧房过程中对房屋扩建后，于2008年的时，已将李某名义登记的旧房进行了分割，并将李某名义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并取得国有土地证号：X国用第66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号：X房权证X县字00007000-1号《房屋所有权证》和X房权证X县字000070004号《房屋所有权证》；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物权从登记时发生物权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原告主张的用益物权和房产权的权利人从原来的李某变更为登记后的被告；在此时或之后如果原告作为共同的所有权人认为被告两人的行为违法侵犯其权利，在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后两年内可以依法主张权利寻求法律救济。对此，我认为救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审查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要求撤销登记，恢复原有物权；另一种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即行使债权请求权的侵权诉讼；但是，在本案中原告在没有对被告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进行审查恢复物权（该诉实际上已经无法进行，因拆迁后原房产证、土地证均被注销，诉的标的已不存在），也没有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而直接提起诉讼主张按《继承法》分割登记在被告名下的物权和物权的利益，其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原告现主张分割的物权及利益的权利人已经不是被继承人李某而是本案中的被告，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利益给付的法律关系，其请求违背了《物权法》的规定，因此，不可能实现其主张的物权。就即使原告提起侵权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原告也要举证证明遗产的实际价值或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并且要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事实上从两被告将李某名义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进行变更登记后，在2011年11月，XX县人民政府对该地段进行征收时，已将被告变更登记后取得的X国用第66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土地使用权收回。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后相应的用益物权已归于消失，原告主张的用益物权实际上已不存在。对于XX县人民政府实施行政行为征收了原有土地使用权后，为了安置被告，又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又重新分别划拨了300平方米的土地用于解决被告的建房用地问题，重新划拨给被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属补偿性质，更不是被继承人名下的原有用益物权。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现有用益物权(土地使用权)，实质上与2003年被继承人名义取得的用益物权，是两个不同的用益物权。根据《继承法》原告应要求分割原有土地的用益物权，可是，现原告要求分割的是后一个用益物权，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合法，不应得到支持。同理，三原告要求分割被告名义登记所有的两间门面房86.4平方米中应有的财产份额的请求，也没有有法律依据。在我前面的看法中已经讲到，原告主张的物权应该是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权，但该房产权早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变更登记到被告名下；尽管在庭审中原告主张变更登记时不知情，被告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但是原告并没有提起侵权诉讼主张权利来要求赔偿损失，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审查变更登记的合法性恢复物权，尤其是在2011年5月，两被告在拆除旧房时，原告等人在明知的情况下未主张权利，导致其主张的“遗产”（房屋）完全灭失，失去应有的价值，原告的行为应视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放弃。原告在明知权利被侵害而不主张，事后以原有地段被征收拆迁，来主张现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或现有房屋的价值，该请求没有合法性。即使原告的诉讼没有超过时效，原告主张的应是原有房物的价值，若现来诉讼主张赔偿原有房产的价值，从客观上已经无法评估和判断，此后果是原告自身的行为造成的，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在本案中，原告要求分割的是登记在被告名下的门面房的所有权或者体现的价值，与原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或其房产所体现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物权或物的价值体现，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撰稿人：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维才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审代理词审判长、审判员：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况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其二审的代理人，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一、上诉人两次给宋XX修理摩托车的行为不是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以本案事实来讲，宋XX所有的贵CH号摩托车在发生交通意外事故之前，曾两次邀请上诉人况XX到其指定的地点修理摩托车，其修理行为是否属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条规定的承揽合同（即摩托车维修经营合同）？从“修理”的字面上看，是似乎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法律规定。但究其实质内容来讲，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体现的是经营行为；在本案中上诉人应缴到宋XX指定的地点从事的活动是摩托车修理，如果属于经营行为，根据交通部颁布的《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从事摩托车维修经营的，应当遵守本规定。”同时根据该规定第七条：“机动车维修经营依据维修车型种类，服务能力和经营项目实行分类许可”。由此可以看出，从事摩托车维修经营要具备一定的法定条件并取得行政许可，在本案中上诉人况XX虽持有摩托车维修工的《执业资格证书》（技工证），这只能理解为况XX可以凭此证到摩托车维修企业应聘担任一名维修工，并不能单独承揽摩托车维修经营业务。根据上诉人目前从事的经营活动，是经营五金、卷烟、摩托车及配件销售等业务，也没有维修摩托车经营业务的经营许可。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况XX并不具备承揽维修摩托车经营的法定条件。但是上诉人况XX两次应邀到宋XX指定地点从事摩托车维修活动的行为是什么行为？我们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宋XX第一次邀请上诉人到其指定的地点维修摩托车，从上诉人家里到其指定地点，相距约15公里，上诉人去时是骑自己摩托车去的，从事修理活动后，宋XX支付了20元的报酬，另外，虽给与了24元的红包，但不属报酬；第二次上诉人应宋XX的邀请到指定地点去从事修理活动，上诉人从自己家骑摩托去指定地点，相距约8公里，后取得20元报酬。如果从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讲，上诉人况XX在承揽两次修理业务后取得的报酬，与其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是不对等的，这明显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作为宋XX来讲，虽然有通过上诉人的修理活动把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好的愿望，再支付适当的报酬的意思表示。除此之外，从双方的事实行为可以看出并没有口头或书面的特别约定。既然这样，上诉人况XX就没有义务无偿或者额外付费去对宋XX的车辆进行技术检测，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况且作为一个技术维修人员，一个人的技能是有限的；对一辆摩托车的维护和修理，不但需要修理人员的技术服务，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设备才能完成。在本案中，上诉人况XX并不具备承揽摩托车维修经营的主体资格，他从事的不是经营行为，只是一个单一的技术劳务过程。通过自己的技术活动换取了适当的报酬。因此，双方建立的不是《合同法》第二百五十年和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的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只是一个劳务法律关系。由此，上诉人不应承担承揽合同附随的法律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证据不充分，属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虽然去给宋XX修理过摩托车，但是在事故前若干天，并不是宋XX在诉讼中声称的日期。一审法院只凭宋XX的诉称就认定上诉人为其修车的时间，明显证据不充分，没有说服力，其认定缺乏证据支撑。2、根据XX县叁明汽车保养场对贵CH号摩托车作出的检测报告，该摩托车“后制动拉杆弯曲和调整不正确，造成后制动踏板踏到底前（行程150mm），后制动无效\"，由此可以看出其中制动拉杆在事故前是弯曲的，这与上诉人的修理行为有什么关系？由于制动拉杆弯曲，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因制动拉杆受外力作用其长度本身就会发生变化（即变长），这样自然会影响制动肇的倾斜角度，从而影响制动。根据检测“前制动手柄行程拉至60m时，前制动无效”，这一情况一审法院又是根据什么依据来认定，是上诉人的修理行为造成的？宋XX的摩托车在若干日前进行过修理，若干日后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按常理其间若干天该摩托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车况发生变化的情形，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此一审法院又是凭什么依据来认定，上诉人给宋XX修理摩托车的时间致事故时未超过10日，行程未达800千米呢？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证据不充分，其认定事实错误。三、宋XX驾驶贵CH号号摩托车出现交通意外事故，致其妻子死亡与上诉人的劳务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宋XX驾驶贵CH号摩托车于2012年2月7日在XX线504千米处发生交通意外事故致其妻子死亡；根据XX县交警大队于2012年2月21日下达的X公交认字（2012）第002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认定为交通意外事故；形成这次意外事故的原因并不是唯一的，是多样外界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如车辆当时行驶速度、道路状况、乘坐人没有戴安全帽等等。一审法院主观认定并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在本案中宋XX妻子李某的死亡与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宋XX的诉讼请求。此致XX中级人民法院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维才二O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程某的委托，并指派我以律师名义出庭担任其辩护人，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程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罪名不持异议。二、对本案被告人程某的量型情节和违法犯罪的事实提出如下意见。首先，从程某在本案中使用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来看，程某开办的XＸ皮具厂是属ＸＸ县Ｘ镇人民政府引资的一个项目。虽然皮具厂的工商登记手续还未完善，但是该厂从本质上是一个从事合法经营的加工企业；被告人程某在经营过程中因一时贪图小利，被他人利用加工了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导致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这一事实被告人及本律师均不吃异议。但是，被告人程某行为的实施最终换取的是这些商品的加工费，对商品本身的价值是多少，销售后将获取多少利润与本案被告人程某没有利益上的因果关系；从目前公诉机关提供出示的证据材料，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程某对假冒注册的商标产品进行了销售，并获取了销售利益。被告人程某通过加工行为取得的非法利益是加工费，在本案中根据案卷材料反应被告人获得的非法利益金额应是56885.00元（含材料款）；作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加工假冒注册商标产品LV钱包1370个的价值为8973500元的金额，不应认定为被告人程某的犯罪所得或非法收入；本辩护人认为以此金额认定为被告人的犯罪所得或非法收入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尊重客观事实；作为被告人程某开办的XＸ皮具厂，并不是自购、自产、自销的生产企业；而是一个受客户委托由客户提供原材料，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加工承揽的企业。其加工出来的成品被告人的企业并不负责销售，只向客户提供符合其要求的产品。因此，被告人获取的利益或经营额就是加工费和加工产品自身的成本价，不会取得销售后的利益。因此，对被告人的量刑情节，我们认为只能按公安机关委托评估的成本价56855元对被告人程某进行量刑。况且生产的产品还未流入社会就被公安查收，其行为未给被侵权人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情节并不严重。其次，从被告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客观行为来讲，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恶性较小，在加工LV包的过程中，被告人虽对LV商标有一定认识，但是他对LV商标是注册商标和知名商标的了解和认知都不足；虽对自己的行为处于放任的状态，但其目的是为了揽业务让企业开工运转；被告人办企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长期从事合法经营，其初衷并不是以从事非法经营为目的。作为被告人在外面打工拼搏多年后在X镇人民政府的招唤下回到家乡办企业，作为一位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把企业办起来了，由于资金上的困难，为了招揽业务让企业早点开工运转，在这种情况下贪图一时小利才导致今天的后果；其行为本身已给被告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此被告人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为了让其早日回到社会恢复企业的正常生产，及时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继续为当地政府和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希望法庭对他能从轻判罚。综上所述，被告人在本案中犯罪行为显著轻微，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缓刑比较适宜，且对社会也无危害，此意见希望合议庭予考虑。此致ＸＸ中级人民法院辩护律师：王维才二O一三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