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

【要点提示】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要求查阅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以拒绝提供查询。判断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正当性”，应当根据股东查询请求的原因、目的和范围，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确定。对于“正当性”的举证责任分配，应首先由股东提出其查询请求具备正当性的初步证据；公司有异议的，再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股东不具有正当目的。【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08)东经初字第416号(2009年2月24日)(未上诉)【案情】原告：王全福。被告：天津市人立骨科器械有限公司。被告原为国有企业，经上级主管部门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批准，于2002年9月2日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3495096．64元，其中天津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出资2610096．64元，占注册资本的74．68％，包括原告在内的48名骨科二厂职工共同出资885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5．32％，原告实际投资额为1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0．2861％。2006年7月1日，被告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通过部分公司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其中原告的投资额增加至2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0．5722％。被告对原告的股东资格不持异议，并在公司成立后自2002年至2006年间多次对原告进行分红，原告共计分得红利8584．08元。2008年9月26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向被告提出查阅被告公司会计账簿的申请，被告收到此函后认为，由于该律师函既未附有委托人的委托书，也没有委托人的本人签字，不能确认律师函的真实性，且律师函内容中也没有涉及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和范围，被告未予回复。原告诉称：原告履行出资义务后，即成为公司股东，但原告从未参加过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故提出诉讼要求：(1)判令确认原告具有股东资格；(2)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交财务会计报告，并要求查阅被告的会计账簿；(3)判令被告按原告的出资比例支付红利款100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被告辩称：被告自公司成立后从未否定过原告的股东资格，对于无争议的事实，原告的诉讼则不具有法律意义。由于原告未按正常申请程序提出查账申请，所邮寄的律师函既未附原告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中也没有查阅账簿的目的和范围，因此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应予以驳回。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红利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已充分享有了股东权利，并多次取得了红利，因此，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审判】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通过企业改制，原告以现金方式投资于被告，签订了公司章程，并进行了工商备案登记，即具有了被告公司的股东身份。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且被告在公司成立后从未否认过原告的股东资格，2002年至2006年问被告还曾多次按照原告的投资比例为原告进行分红，因此，原告在本案中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属于无争议事实，其主张人民法院确认无法律意义，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本案中，原告虽然曾于2008年3月26日委托律师用律师函的方式向被告提出查阅公司账簿的申请，但被告收到的律师函中，原告并未随信附有授权委托书，也没有原告的签字，被告无法判断该律师函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且该律师函内容中也未说明提出查阅账簿的原因、目的和范围，也使被告不能确定原告查阅公司账簿的行为是否会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因此，被告对原告律师函中提出的查阅请求未予答复，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原告在本案中要求查阅被告公司账簿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支持。但该处理结果并未否定原告作为被告股东所享有的知情权，原告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约定，依然有权向被告提出查阅公司账簿的申请，但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在诉讼中还提出要求被告按照原告的投资比例支付红利约10000元的诉讼请求。经审理后，本院认为，红利是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实际运营和资金状况等拟定分配方案，经决议以现金方式向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发放的股利，股东无权要求单独分配。有可分配利润是公司分配红利的前提条件之一，具体分配的时间、方式和数额要受限于公司的经营战略、资金状况，并由董事会决议通过，即使董事会决议本年度不分配红利，也不影响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在可分配利润中享有的相应权利。原告混淆了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即投资者收益)与红利的概念，忽视了应由董事会行使的收益分配权。原告在公司成立时投资10000元，后于2006年追加投资至20000元。2002年至2006年间原告已累计获得红利总计8584．08元，已取得了高额投资回报，因此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侵害了原告的收益分配权。另外，原告主张红利分配权与知情权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独立诉权，虽然两者都由公司法进行调整，但红利分配权是以知情权为基础的，原告只有通过主张知情权，了解了公司经营状况，是否存在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才能提请红利分配，两个诉权不能在一案中合并主张，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按原告的出资比例支付红利约1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赔偿10000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既未说明损失发生的原因和具体内容，也未提供经济损失的计算标准和相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天津市河东区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评析】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者，其依法享有诸多的权利，诸如分红权、表决权、提案权、知情权等等。而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各项权利中的基础性权利。所谓股东知情权，顾名思义就是股东有获取公司信息、了解公司情况的权利，它是股东行使一系列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股东只有行使知情权，才能有效地实现股东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权。但是，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也是有法定条件和边界的，不得滥用，否则势必影响和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正当目的性”限制原则，即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但该条款并未对“不正当目的”进行界定，这导致审判实践中对此类问题的判定难以把握。这里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正当目的的判断；二是举证责任的分配。(一)关于正当目的判断问题在审判实务中正确区分与判断知情权的目的是否正当，既可以充分保护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使之获取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又可以防止股东滥用知情权，合理保护公司商业秘密，避免恶意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但由于正当目的要件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要件，审判实践中不易把控。笔者认为，要正确判断股东知情权的正当性，应当根据股东请求内容的不同，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要求公司披露财务管理信息，股东可初步了解公司在某段时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此评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责任的履行情况。同时，通过对披露信息的分析，可以了解公司的潜在风险、红利分配是否正常以及公司的未来发展。因此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账申请时有必要一并说明查账的目的和范围，如果行使账簿查阅权的股东能够继续说明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对股东相关知情权行使的必要性，则更能保证其履行正当目的说明义务的完整性。结合本案看，原告自投资于被告公司后被告从未否定过原告的股东资格，被告每年坚持分红，原告按照其投资比例已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现原告突然委托律师书面向被告提出了查账申请，且律师函不但缺乏法律要件，特别是申请中没有说明查账的原因、目的和范围，其查账目的正当性必然值得怀疑，因此综合考虑后，法院没有支持原告查询公司账簿的请求。(二)关于股东查阅账簿正当目的之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审判实践中，由于对《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不同理解，对于不正当目的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截然相反。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关于股东账簿查阅权的规定进行文义解释，该条规范明显强调的是股东应当向公司说明行使账簿查阅权的正当性。因此，在知情权诉讼过程中，应由股东承担查账正当目的的举证责任。但反对意见认为，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也规定了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因此，公司应承担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的举证责任。《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没有明确分配正当性查账目的的举证责任，是造成司法实践出现较大争议的原因。笔者认为，股东应当说明查账的正当目的与公司应当说明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将举证责任强硬分配给哪一方所得出的结论都未必令人信服。因此在权利平衡的前提下，以价值与利益衡量的结果为考量，通过对每一件不同案情的综合评判，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首先，应由股东先提出初步证据，以证明查账存在正当性目的，否则司法实践中将不予考虑这一问题，视为股东未向公司说明正当目的，因而股东无权行使查账权。其次，在股东业已提出初步证据证明存在查账正当性目的的前提下，公司必须承担说服责任，亦即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股东不存在正当目的，否则，公司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这样处理既满足了股东对知情权的要求，也保护了公司的正常经济秩序不受干扰。

【案情】原告连某。被告盛某。被告韦某。被告盛某与被告韦某原为夫妻。2003年9月25日，韦某向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盛某离婚。2003年12月25日，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东法民一初字第2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韦某与盛某离婚；二、离婚后，韦彦希由韦某携带抚养，盛某无须支付抚养费；三、位于惠州市惠城区竹树新村D栋一单元102房及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中泰广场主楼裙楼第三层353号铺位产权归韦某和盛某共同共有；四、离婚后，海尔1匹分体空调、格兰氏微波炉、29寸海尔彩电、扬琴、取暖器各一台，红木双人床一张，14寸电视机一台归韦某所有；29寸彩电、TCL数码相机、消毒碗柜、洗衣机各一台及书机、办公桌椅各一张归盛某所有；五、盛某支付3921．05元给韦某。后韦某与盛某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10月1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3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四项判决：二、变更原审判决第三项判决为：位于惠州市惠城区竹树新村D栋一单元102房归韦某所有。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中泰广场主楼裙楼第三层353号铺位归盛某所有；三、变更上述判决第五项为：盛某支付211515．41元给韦某；四、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中泰广场主楼裙楼第三层353号铺位的债务由盛某负担。另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盛某在离婚诉讼中，先后提取了其名下的银行存款31万余元，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对盛某的账户余额冻结了96700．73元。2003年9月20日，盛某向原告连某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连某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期限叁个月（2003年9月20日～12月20日），年利率10％。”2003年10月13日，广州市芳村区出具[2003]穗芳证字第3373号公证书，证明上述借条上盛某的签名属实。因盛某一直未清偿上述借款，原告连某认为，盛某与韦某尽管已经离婚，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遂于2005年1月10日诉至天河区人民法院，以盛某与韦某为共同被告，请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清偿欠款本金贰拾万元；（2）两被告连带清偿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盛某辩称，借款属实，我同意还款。我在2000年5月向叶有根借款10万元，用于工作调动和结婚开支；2001年国庆向叶有青借款10万元，用于还购房时欠亲戚的钱。后为了向上述两人还款，我向原告借款20万元。我认为上述款项在我和韦某婚姻存续期间借的，并且用于家庭开支，应双方共同还款。被告韦某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与盛某离婚后，法院判令盛某补偿我20多万元，由于盛某不愿补偿我，所以才提出有共同债务。我认为，在我与盛某婚姻存续期间根本不需要借款。我每月收入有几千元，不需要向别人借款。即使有债务，也属于盛某的个人债务，与我无关。另在法院审理我们双方的离婚纠纷时，还查出盛某转移财产几十万元。【审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债务应当清偿。现原告与被告盛某均确认：盛某向原告借款20万元逾期未能清偿。故原告与被告盛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原告要求盛某清偿借款有理，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与盛某约定了还款期限和利息，现盛某未能按期还款，原告要求盛某支付利息有理，法院予以支持。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原告与盛某双方约定年利率10％并未违反上述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的需要，或出于为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引起的债务，若与婚后的共同生活无关或为了个人的需要而负有的债务应属夫妻个人债务。盛某称其向原告所借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属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韦某认为属盛某的个人债务，对此盛某未提供证据证实。根据[200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363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盛某在离婚时的财产状况，可以推断在本案所涉债务产生时，韦某与盛某不需要向他人借款以维持夫妻共同生活。故被告韦某的抗辩有理，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盛某清偿原告连某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0％自2003年9月2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时止）。二、驳回原告连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90元，保全费1120元，合计共7010元，由被告盛某负担。连某不服原判上诉，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韦某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盛某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亦不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判决两被上诉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两被上诉人关于该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与上诉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无关，不能对抗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改判两被上诉人连带清偿欠款20万元及利息给上诉人，利息按年利率10％从2003年9月20日计至付清为止；本案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盛某答辩不同意原审判决，但没有提出上诉。被上诉人韦某答辩同意原审判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连某与被上诉人盛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有借条和公证书为证，双方也予以认可．法院对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连某上诉认为应当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将此债务认定为盛某与韦某的共同债务。然而司法解释是对现行法律的解释，《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解释与细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债务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二是该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以对《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理解为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双方谋取利益时所负的债务，债务人的配偶对债务是否为家庭共同利益所负应享有抗辩权，而举债的一方对该债务是否用于谋取家庭共同利益负有举证责任，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借款不是以盛某与韦某二人共同名义所借，盛某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借款是在与韦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借，在夫妻拥有巨额存款和财产的情况下，也不能合理解释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开支，因此，盛某向连某所借的20元款项应当认定为盛某的个人欠款，由其个人承担清偿责任。连某请求判令盛某与韦某对20万元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连某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890元由上诉人连某负担。【要点提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对于该条所规定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不能完全按照字面理解，从立法体系和目的出发，应理解为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双方谋取利益时所负的债务。主张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一方应作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对此应享有抗辩权。

在买卖合同纠纷中，被告以订立该买卖合同的经手人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刑事拘留为由，主张先中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等待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但对其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却不能用证据来否定真实存在，该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原告：郭某。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经理。负责人：蔡某，该公司总经理。原告郭某因与被告天津石油集团某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某石化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郭某提交某公司的提货单、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某公司的提货单等证据。被告某公司提交保证书、审计报告、控告书、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被告某公司提交转账支票、退票证明、内部提货单及正式提货单样本等证据。2004年9月14日，案外人李某向原告郭某出示一份由被告某公司于当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我公司现有一石化＋5#测线油壹千吨整供李某销售，但必须货款到我公司账户后方可付油。”授权委托书的落款处为某公司，并加盖该公司公章。郭某遂与李某口头商定，给李某付款102.3万元，购买＋5#测线油300吨；李某同时向郭某出具了加盖某公司分提专用章的提货单，并告知郭某到被告某公司处提货。次日，郭某到某公司提货时，某公司称，因货款未到不能提货。9月17日，郭某找到李某，李某称其已将货款打入某公司账户，李某的丈夫郭某某和某公司的财务人员刘某某也立即携带某公司转账支票，与郭某共同前往某公司。某公司收到某公司转账支票后，与某公司经理刘某通电话，刘某证实是该公司工作人员携带支票到某公司办理业务。某公司立即开具一张盖有某公司销售处业务专用章的提货单，注明购货单位为某公司。当着在场的郭某某，刘某某将此提货单交给郭某。9月20日，郭某持此提货单到某公司提货时，某公司以某公司的转账支票已经被银行退票为由，拒绝向郭某付货。以上事实，由某公司授权委托书、某公司的提货单、某公司的提货单及样本、转账支票、退票证明、李某、石松朋、郭某某书写的保证书、审计报告、某公司控告书、大港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制作的询问笔录、大港公安分局经侦支队的证明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实。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买卖合同虽然是由案外人李某与原告郭某口头订立，但李某只是被告某公司的代理人，不是买卖合同主体，合同主体是郭某和某公司。李某在授权范围内代理某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应当由某公司承担责任。由于某公司的控告，李某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李某的行为无论是否构成诈骗罪，均与本案无关，不应影响到本案审理结果，故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某公司关于本案应先中止审理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原告郭某虽然持有被告某公司出具的提货单，但该提货单是某公司针对与被告某公司的买卖关系开出的。郭某与某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故对郭某关于判令某公司给付300吨＋5#测线油或者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被告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原告郭某＋5#测线油300吨；如不能按时交付，则向郭某退还购油款102.3万元；一审宣判后，某公司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无论是公安机关正在调查的经济诈骗问题，还是法院要解决的本案买卖合同纠纷，都是建立在同一个法律事实上，即李某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郭某订立买卖合同，赚取了被上诉人交付的油款。这个法律事实，是由同一公民即李某的行为造成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订立过油品买卖合同，李某既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上诉人的代理人，无权代理上诉人招揽业务，李某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因此，只有在确定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后，才能解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油款应当由谁退还等一系列问题。故本案必须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原审不中止审理本案，是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改判某公司对本案的所谓“买卖合同”不承担法律责任。原审被告某公司亦同意一审判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据此，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5年1月21日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