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条上白纸黑字，内容为“研究所所长史某今共计借杨某人民币贰拾玖万贰千元整，两个月如数归还”。借条落款为该研究所，并盖有公章，还有研究所负责人史某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02年5月30日。据此，杨某请求法院，向研究所及其负责人史某讨回借出的29.2万元。

　　但史某称，自己从来没有借过杨某的钱，也没有签过这张借条，因此，不同意还钱。

　　去年8月，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借款纠纷，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法庭首先调查了这张借条的来历。

　　杨某称，研究所史某曾提出向他借钱，因为29.2万元不是小数，于是他要求对方出具一张借条，史某同意了。此后，他到史某办公室取借条时，对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已经打印好并加盖了公章的29.2万元的借条。他看到借条特别指出：款是借给个人的，借款人必须签字，这样既盖章又有签名才可双保险。于是，史某在打印好、盖好章的借条上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对这一过程，法庭特意重复三遍让杨某确认签字及盖章的顺序，杨某每一次回答均肯定：盖章在先，签字在后。

　　史某则称，2001年7月，杨某曾受海南某工程公司的委派，到该研究所联系工程业务。为此，杨某与研究所有了一些业务往来，并取得了研究所的信任。为此研究所任命杨某为该所基建科长，主抓工程建设。2002年至2003年间，杨某有时带着研究所的介绍信和公章对外办事，有时与本所员工王某一起去办事。因此，杨某很有可能是用他盖章和签字的空白条，伪造了这张借条。

　　经史某申请，法庭对这张借条进行了司法鉴定。

　　“疑点”丛生

　　此案经海口市公安局、省高院和省物证鉴定中心进行了三次鉴定。前两次鉴定得出了这样的鉴定结论：借条上的签字和公章，都是真的。在一审法院的再次要求下，省高院将借条送省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整体鉴定。这一次鉴定，发现了“问题”：

　　1、借条中的正文处和落款处的字迹、墨迹不一致；

　　2、借条中史某的签名笔迹、落款处加盖的公章，以及打印的落款名称、落款时间的先后顺序为：第一步为史某的签名笔迹，其次为加盖公章，最后为落款处打印的名称和时间；

　　3、借条中正文部分和落款处的字迹不是同一台打印机打印的。

　　当杨某陈述后，法庭向他出示了这一鉴定，当他发现其中第二项的落款顺序与其陈述明显矛盾时，后改称自己“记错了”。

　　这些似乎可以证明，杨某拿盖章和签字的空白条伪造借条，存在可能性。

　　法庭上，史某还称，2004年10月9日，该研究所还就杨某所持借条一事向海口市金贸派出所报案。

　　引起两种猜测

　　司法鉴定发现的疑点，引起人们对这张借条的两种猜测———

　　一种猜测对杨某不利，即借条是杨某伪造的。为了向史某诈取29.2万元钱，杨某利用为该研究所跑业务之便，获得了签有史某名字、有该所公章、打印有该所名称的白条。杨某事先在电脑上写好了借条正文，随后打印在了这张已有“落款”的白条之上。如此，一张看似完美的借条，便由杨某轻松出炉。

　　另一种猜测对史某不利，即借条是真的，但史某有意在上面作了手脚。史某为了向杨某骗取29.2万元钱，先是向杨某提出借钱，并承诺写下借条。在让杨某取借条之前他进行了一番“谋划”，即先准备了一张签有自己的名字、盖有该所公章、打印有该所名称的白条，将事先在电脑上写好借条正文，打印在这张已有“落款”的白条之上。如此，便由史某炮制出一张眼看起来正常，但经鉴定却有诸多疑点的假条。

　　客观事实无法再现，猜测终究是猜测。真相变得扑朔迷离，除了杨某、史某二人，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张借条的真正来历。不光是法官，连两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也只能依据法律，对现有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从中寻找关于这张借条的法律事实。

　　两方证据相对抗

　　美兰区法院一审认为，杨某所提供的借条，在内容与签名盖章之间明显存在相互矛盾及不符合常理的地方，是一个有“瑕疵”的证据。

　　对于这份有“瑕疵”的证据，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而且双方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双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

　　如果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这一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法院应当依这一事实作出裁判。如果通过证明力的比较，仍无法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争议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则应判定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原告为杨某，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某负有举证责任。一审认为，杨某一方的证据———29.2万元的借条，与史某一方的证据———司法鉴定结论，两方证据相比较，使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仍无法确定。所以，应由原告杨某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一审由此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借条两审“失利”

　　杨某对一审不服提求上诉，请求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庭再次对两方的证据，进行比较。

　　杨某的二审诉讼代理人称，史某称杨某因曾为其单位跑业务，便利用该所盖章、签字的白条伪造了借条，这只是主观推断不能作为证据；同时，不光杨某提供的借条，连对方史某所举的司法鉴定结论，每一条都证明借条上的公章和签名均是真实的。那么，杨某的证据的证明力，便远远大于史某的。所以，杨某要承担的是有利后果，而不是不利后果。

　　史某则坚持，杨某提供的借条在鉴定结论中所显露的种种“疑点”，足以说明：编造得越具体，漏洞越容易被暴露。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杨某虽然提交了借条这份证据，但经鉴定存在多处疑点，且杨某在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又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借条的真实性，所以缺乏足够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今年10月11日，杨某的上诉被驳回，二审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