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华尔街这条全长仅有500多米、街面非常狭窄的小马路上，竟然容纳了10多万金融骄子，也云集着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联邦储备银行在内的众多机构。正是这些呼风唤雨的知名机构，才使它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神经中枢”。华尔街这个响亮的名字，如今因从这里肇始的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也被推向了金融海啸的风口浪尖，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议论的热点和指责的重点。

　　金融海啸吞没了华尔街上的五大投行，今后还会有投行吗?金融海啸扫荡了美国人的财富，今后美国人还会有超前、超额消费吗?金融海啸摧毁了美国尖端的金融衍生品——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后还会有日新月异的创新吗?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今后还会有法律的重建和监管体制的重新整合吗?带着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正值金融危机一周年的九月，我带领中国保监会一行六人考察团，访问和考察了华尔街。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银行(4.20,-0.09,-2.10%)家，对于华尔街我并不陌生。在我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期间，曾多次访问过华尔街，同这里的各大投行，以及各大商业银行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有过商务会谈。那时的华尔街一片繁荣，行走在华尔街上的那些踌躇满志的白领们，总能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那些拿着高额薪水的金融巨头们，更是气度非凡，举手投足间便可使全球金融市场阴晴变幻，随之便引来无数追随者推波助澜，然而，华尔街的繁荣并不是永恒的，就是那些无穷无尽的贪婪，最终引发了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

　　此次访问华尔街，我的心情很沉重。金融市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竟是这般残酷。我所熟悉的金融巨头们纷纷落马，再也看不到他们主导游戏规则的身影;美国中产阶级的金融资产在一夜之间大幅缩水，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转瞬之间付诸东流。一百多年来，华尔街上演了无数次危机与繁荣的“伟大博弈”，如今这场空前的“伟大博弈”，短期内还难见分晓。全世界都在翘首以待，企盼着一个新的繁荣春天的到来。

　　华尔街一年来发生了明显变化

　　此次访问华尔街，我原本怀着一种压抑的心情，但近距离接触以后，感觉却比来前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们看到，一年来在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华尔街已悄悄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投资银行方面，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在两周内或被收购、或被转型为银行控股集团。危机过后，美国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强化风险管控，实施去杠杆化。随着一些对手的消失，在投资银行领域，高盛集团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美国原有几大商业银行的排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冲击较小的摩根大通银行先后收购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之后，成为美国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在分别收购美国全国金融公司、美联银行之后，成为美国房贷市场上最重要的两家金融机构。花旗集团因金融危机的冲击，已从全球市值第一的位置上跌下来，其业务的分拆、重组仍在进行中。

　　我们看到，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虽然关于政府干预市场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但是美国政府在市场机制休克状态下的果断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曾经是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集团先后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政府对花旗集团的救助最终使得政府成为其最大股东。今后政府如何从这些金融机构中退出、向纳税人交代还是个未知数。不过，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如何解决大型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问题，将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我们看到，已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财报上显示，美国金融企业已经走出了危机最糟糕的阶段。这既跟会计规则的调整有关，也受益于市场回暖和市场信心的恢复。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回升，美国金融系统的“有毒资产”可能转化为账面利润。但是鉴于美国房地产仍存在风险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信用卡坏账的增加，与贷款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业绩的全面恢复还需要时间。

　　我们看到，如何平衡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监管系统的漏洞，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旁氏”骗局麦道夫案曝光更让投资者对华尔街监管部门的信任大打折扣。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再度重演，奥巴马政府计划强化金融监管，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力，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强化信息披露。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回暖，来自金融业以及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在增加。政府与金融企业的博弈中，如何平衡监管与创新，维护美国在全球金融业的领先地位等问题将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前不久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华尔街“高薪门事件”中，奥巴马愤怒谴责那些用政府救助的钱发高薪的金融高管们，但这也只能是道义谴责，因为他们并不触犯美国的现行法律和监管规定。

　　美国民众谴责他们发高薪并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他们动用了民众的纳税钱。高薪已是华尔街金融创新和市场繁荣的推动力，已成为华尔街的“薪酬伦理”。今后只要不是用纳税人的钱，美国民众就不会再谴责，美国政府也不会取消高薪，只能从税收等方面予以适当调节。联想到中国金融业的“高管高薪”问题，与美国有根本的不同。美国金融企业高管的产生是由市场选择聘任，高薪是市场竞争产生的职业经理价格。中国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的产生是由政府选择任命，如按市场价格定高薪，就难以服众，就会引起攀比，产生弊端，留下隐患。即使那些所谓的民营股份制金融企业，大多也不是真正的市场选择，况且有的人身上本来就带有市场“原罪”，他们给自己发高薪，当然要遭到公众的强烈谴责。对此，我们应借鉴美国的经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培育和造就职业金融家和职业经理阶层，真正通过市场化的路径来根治这个公众关注的不合理的高薪问题。

　　我们看到，经历了这场“金融海啸”后，美国的金融业正处于修复重整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取决于金融业自身，但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复苏的支持。在美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将是美国金融业演变的下一个看点。我们在同美国国际集团、大都会保险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高管座谈时，他们对化解危机都表现出坚定的信心和乐观的情绪，这使我大感意外，我想这可能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吧。[page]

　　华尔街精神及金融文化底蕴

　　漫步于华尔街，环视着周围的摩天大厦，我凝神思索着华尔街的变迁，揣测着华尔街的未来。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实地考察，我感受最深的是华尔街所特有的精神和悠久深厚的金融文化底蕴。这是我以前多次来华尔街所忽略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许多金融界同行所忽略的地方。其实今天的华尔街已超越了它的地理概念。它是美国金融实力的象征，是全球金融中心的代名词，已成为现代金融文化的符号。也有人站在另一个角度，说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象征，是追逐财富的名利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但不管是褒是贬，都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从历史上看，华尔街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精神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早在17世纪中叶荷兰人统治时期，这里便是新阿姆斯特丹总督的驻地。为了方便警卫通行，总督下令用木头做围墙，筑起一条街，就地取名“街墙”，这就是最早的华尔街(Wall Street)。

　　华尔街在荷兰人手里，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尽管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开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到了17世纪中叶在荷兰首先完成的。而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国，也一度成为世界强国。是荷兰人首先将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带到了华尔街。1664年，华尔街被英国人攻陷夺得后，继续保持了荷兰人热爱商业、崇尚金钱的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最有趣的故事是，18世纪有24个商人代表聚集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签订了“梧桐树协议”，规定在他们之间可以进行证券交易。这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这种个人自发、市场主导的机制，具有先天扩张的优势。从此华尔街便成为美国银行业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股票，人们便会联想到华尔街。从“梧桐树协议”签订300年来，华尔街已是沧桑巨变，享尽荣辱。今天在占地只有3700平方英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里，每天的股票交易高达25亿股，每笔交易只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华尔街不断制造着一夜暴富的神话，但也不乏令人心酸的回忆。1929年10月24日，美国许多家最有名望的企业股票突然急剧下跌，失去控制，股市崩盘，最终导致数百万人破产，引发了那场举世震惊的经济大萧条。80年后的今天，又一场举世震惊的金融海啸从这里爆发了，它很快便演变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初期，许多人哀叹华尔街完了，许多人愤怒地指责华尔街贪婪、冷酷、欺诈，是搞乱世界金融秩序的罪魁祸首。我认为这种指责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有些尖锐，但却也一语中的，值得认真反思和忏悔。

　　好在几百年来，华尔街就是在这种荣与辱、善与恶的博弈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周而复始的反思和纠错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我暗自发问，是什么力量使它在以往若干重大博弈中胜出，在无数次风口浪尖上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呢?思来想去，以下几点可能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自由市场的力量。几百年来，是谁在指挥华尔街股市潮起潮落，牛市与熊市定期更替?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给出了答案，这就是市场这支巨大的“看不见的手”。它拥有如大自然般使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的威力。毋庸讳言，早期的华尔街，市场坐庄、上市公司欺诈、商业贿赂、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藐视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就不怕上绞刑架，敢于践踏世间的一切。”他们每次给市场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受到了市场的严厉惩罚。华尔街最终能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并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遵循了市场发展的规律，通过“看不见的手”，不断修正金融市场巨大的游戏博弈规则，淘汰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游戏者，也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到经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逐步改善金融市场的外部环境。

　　其次是政府干预的力量。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华尔街乃至美国社会都弥漫着恐慌与绝望的情绪。市场虽有自我修复的强大功能，但由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这种修复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病，除了自身注意调理外，还要看医生，两者有效结合才有利于早日康复。这个医治创伤、消除恐慌、恢复信心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政府的肩上。“时势造英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为拯救资本主义世界开出一剂药方——政府干预，即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美国人用理性的选票选出一位能有效实施这一政策的总统——罗斯福。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过这样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罗斯福总统请凯恩斯来美讲学，到国会讲解他的观点。

　　凯恩斯的“药方”得到了罗斯福政府的拥护和采纳，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罗斯福在任期间完成了两大壮举，一是带领美国人民快速走出大萧条，步入新的繁荣;二是打赢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人说结束大萧条的不是凯恩斯的药方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些偏激，战争只是一个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个重病患者的康复需要多种因素和条件的促成。后来的实践证明，凯恩斯的“药方”是有效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当今华尔街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之所以没有倒下，也正是由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有效干预的结果。纵观人类三百多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经济周期的出现，如同自然界的四季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当干预，有利于延缓经济周期的到来，有利于抑制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有利于降低经济周期的负面影响。

　　再次是金融文化的力量。这种市场机制外的特殊的软实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培育和积累才能形成。起初由荷兰人带来，后由英国人、美国人，以及来自全球的金融精英们的继承和发展，才形成了今天这种独特的华尔街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勇于创新、敢于冒险、讲求诚信、实现自我。这种文化之所以可持续，是因为它来自三种精神的支撑：一是资本主义精神——为了利润最大化，敢于冒任何风险;二是“亚当·斯密精神”——自觉为自己，不自觉为大家;三是新教伦理精神——以赚钱报效上帝为天职，为了死后升入天堂。我在想，有信仰、有终极关怀的文化，才能不断创新和发展，才能生生不息。虽然华尔街在每次危机中都曝出丑闻，虽然华尔街无法消除贪婪和冷酷，但这并非是华尔街的主流文化。正是这些反市场因素的存在，正是这些人性弱点的存在，才有监管的必要，才有政府干预的必要，才有法制的必要。我想康复后的华尔街仍将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华尔街，其自私、贪婪也仍将如出一辙，这就是矛盾的两重性，这就是富有活力的华尔街金融生态。[page]

　　严冬终将过去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联想到国内的一些舆论，令人为之忧虑。有的舆论认为，华尔街从此将结束它主导世界金融的历史，美国将从此走向衰退，成为第二个罗马帝国。好像中国一夜之间就会称雄世界。我认为，这种求富求强的赶超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仔细一想，这种舆论弊多利少，不但容易误导民众，而且容易给那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人以口实。美国早已是一个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国家，而我们只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向任何一个方向走出30公里后就会看到明显的城乡差距。以此类推到中等城市再向下延伸的话，那就是巨大的城乡差别。我们的硬实力才刚刚崛起，还只是若干个“点”，没有形成广泛的“面”。

　　我们的软实力还没有上轨道，同发达国家相比既是最大的不足也是最大的隐患。其实，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美国并没有丧失其核心力量，它所拥有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生能力是不会因为一场金融危机而衰败下去的。从过去的无数次危机结果看，浴火重生后的华尔街，更能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华尔街的生机就是美国繁荣的标志。有人担心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来逃废债务，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下一步美元的贬值是肯定的，也将是温和的。如果是剧烈的，那么顷刻就会在全球掀起一场抛售美元的狂潮，美国很快就会成为第二个罗马帝国。我相信美国政府绝不会作出这种愚蠢的选择。

　　还有一种舆论认为，现在全世界都是凯恩斯主义，国有化救市已成趋势，亚当·斯密的理论似乎过时了。通过此次访问我亲眼看到，根本不是那回事。在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都不会改变自由市场经济的执政理念。在此次危机中，美国政府是用纳税人的钱救市，而不是搞什么国有化。就像医生给一个住院患者看病，康复后患者出院继续干他的本职工作。一个企业一旦被救活，政府就会收回投资，让其回归市场，继续让市场主导其发展。我在访问中看到，美国政府拿出1800多亿美元巨资救助全球最大的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政府采取的是直接注资、间接调控的办法。

　　就是说集团高管人员不由政府直接任命，一律通过市场竞聘产生，公司运作由市场主导。我认为，无论是亚当·斯密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能包治百病。只要搞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就将起主导作用;只要有经济周期或危机存在，政府干预这支“看得见的手”就会有所作为——扶助经济复苏和市场规范发展。在此问题上，一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也有舆论认为，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都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长期奉行低息货币政策的结果。我并不这样认为。在格林斯潘任职期间，美国金融业保持了连续十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也因此被捧上了“神坛”，其作用被人为夸大。如今又有人开始贬低他的作用，甚至否定他的功绩，我认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会超越当时历史所给予他们的局限，我们应更多地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而不是过多地指责他们，否则这个世界上就很难有伟大的人物存在。美国的金融监管缺失、金融创新过度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受历史的局限，在当时不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这场危机的爆发为解决和纠正这些多年累积的问题提供了机遇和可能，这就是历史的逻辑，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中国有句老话：“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像美国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金融监管对道德风险和高科技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也是防不胜防，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不可能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条件下博弈。我认为，弥补金融监管缺失和金融创新过度的唯一办法就是，设定监管防线，如杠杆比例、资本金比例等。无论是在顺周期还是在逆周期，有任何理由都不得突破。只有坚持这种“无情的”监管，才能达到“有情的”和谐发展。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即使是经济周期来临、危机发生，也不会出现毁灭性的灾难。

　　我的预感是，在后华尔街时代，美国的监管制度必将会作出重大的变革，美国的金融创新和投行业务会进入一个理性的发展阶段。我们在向美国学习的同时，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适时采取有效的对策。如美国在混业经营中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汲取。我在访问华尔街时，无论是同监管机构还是同金融企业交流，它们的实践都证明，美国金融的混业经营目前尚无成功的先例。如花旗银行在1998年通过与旅行者保险公司合并成为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

　　但时隔6年之后，花旗集团就将旅行者保险公司等保险业务出售。今年年初，花旗集团又宣布将公司一分为二，一个是专注传统银行业务的花旗公司，另一个是持有该集团较高风险资产的花旗控股。至此，花旗十多年前所组建的“金融超市”宣告解体，又重新回到1998年时的分业经营框架。在考察中我们还了解到，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并购一家银行，而此次酿成AIG危机导火索的CDS实质上就是异化为银行衍生品性质的金融工具。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体制下，各项金融业务界限模糊。由于缺乏有效的防火墙，金融创新过度、杠杆操作过度产生的风险不断从传统的商业银行和保险领域向资本市场领域转移和集中，进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出现。

　　此外，金融机构丧失对主业的关注，纷纷利用其有限的资源涉足非其专长的辅业，力图成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大型金融集团，最终导致辅业拖累了主业，得不偿失。例如，AIG危机源于辅业，而AIG的主营业务，即保险业务在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拯救了AIG。联想到当前中国金融混业冲动日益升温的态势，可看出我们对华尔街危机的教训和经验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和认真的借鉴。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混业经营应暂缓推行，不可“摸着石头过河”。首先要健全法制，抓紧修订有关法律，而当务之急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因为中国目前的混业经营是以控股公司形式出现的，有的规模已经很大，内部交易缺乏法律约束，给监管带来很大的不便，其风险隐患堪忧。其次是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是真正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如果这种体系不能建立，就难以造就大批现代金融优秀人才。即使从海外招聘进来，其作用也难以发挥，或留不住，或被老体制同化。[page]

　　我们访问华尔街的最后一站是与华尔街铜牛合影留念。这座身长5米、体重6300公斤的铜牛塑像是华尔街的标志，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以前每次来华尔街时都与铜牛合影留念，这一次当然不能错过，而且更有意义。我原以为铜牛前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呢，想不到仍旧门庭若市，很多游人争着排队留影。我们排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如愿以偿。我在想，华尔街真是神圣啊。今天，虽然“牛气冲天”的风光已经不在，但来到这来的人们，不管他是哪个国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就是结束危机，重睹芳华。在全球经济金融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一个重新繁荣的华尔街，不仅造福于美国，而且也对世界经济稳定担当着应有的重任。华尔街的严冬终将过去，华尔街的春天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