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棚不是归宿——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意愿调查
导读:
“多想有个窝”
进城打工10年,来自安徽安庆潜山县的29岁农民孙恒却始终有着强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业集体宿舍里的他,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将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过来,但高昂的房价让他根本无力承受,想申请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户口”,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实现。
利落的发型、黑色皮夹克配同色休闲裤,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黄志雄,从2002年起就到辽宁沈阳打工,他独家代理的品牌专柜今已进入了许多大商场。在别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黄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为还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不能在沈阳市落户,黄志雄不能缴纳养老、医疗和劳动保险等费用。
河南商丘民权县农村的杜红梅2008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虽说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工资,但仍因居无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边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政府有职责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纳入整个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统筹兼顾。要让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屋的优惠政策,同时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远离故土,客观上要求解决宅基地置换、买卖的问题,即使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由转让,也增加了农民的融资手段,增强农民进城购房能力。
“我们有自己的小天地”
就在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为“蜗居”所困时,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带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住有所居”迈出一大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在职工之家福建代表团驻地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介绍,厦门在工业开发区附近建设专门的外口公寓,为来厦务工人员提供居住生活环境,而已成为高级技师的农民工,可享受厦门市人才引进政策和人才住房政策。刘赐贵透露:“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保障性住房覆盖到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扩大廉租房、公寓房供给。”
上海宝山、闵行、奉贤、青浦等郊区,都有一些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小天地。走进位于宝山区永清路的创业公寓,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农民工社区”的气息,公寓内超过300套房只租不售,这使得公寓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轻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将这群注重消费的群体过滤沉淀了下来,他们从事各行各业:酒店服务员、个体户、机械工人……还有黑车运营者。
来自重庆的26岁的孙元娟来上海已有5个年头,经过几次辗转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网、夜宵、逛街、聚会,是从事海鲜干货生意的这对姐妹主要的业余活动。“周围迪厅、饭店、K歌都有,而且不贵,很对我们的胃口。”妹妹说。
为了融入城市,不住工棚宿舍
与孙元娟相比,来自四川巴中的厨师鄢兴敏也是2004年来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与亲戚们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兴敏随着工作的变换已经住过4个地方,但这一次次辗转并没有让他从合租走向单租。他告诉记者,这并不是经济问题,关键是合租后互相有个照应,厨师出身的他经常帮亲戚家做饭,晚上8口人一起围坐吃饭,更是其乐融融。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总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政策制度、社会关系、个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会关系为自身发展提供保障,也能让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弯路。
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多见了,工棚对于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变得陌生起来。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有要求,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类城市生活”。
来自湖南长沙的张晶晶今年22岁,2008年来到上海后先后在一家包装企业和平面设计公司打工,住过2次集体宿舍,都是3人一间,十来个平方米,没有娱乐设施。晚上听MP3成了她打发时光的唯一选择。两份工作加在一起才做了不到3个月,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让她觉得“包吃住”的工作临时性太强。“因为工作变动大,总感觉我的生活也不属于这里。”张晶晶如是评价她的宿舍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晶晶在普陀区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看到了合租招租启事,当时便硬了硬头皮租下了,没想到那里成了她来上海后稳定的生活圈。闲暇时,张晶晶喜欢逛华东师大的校园,偶尔也可以在学校食堂里解决晚饭。
“住在集体宿舍里,你不可能请朋友到你这来玩,租房就不同了,哪怕是合租都有自己的房间。”鄢兴敏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年轻的打工者来说,自己的住所不仅意味着生活,还意味着社交,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识更多的朋友对他们至关重要。
孙元娟目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朋友圈,她把这归结于城市生活的结果,业余时间的玩乐让她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不久前有一个老板一口气送了她10张上海世博会的门票。“住集体宿舍怎么可能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呢。”孙元娟得意地说道。
一个买房的梦
单独租房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终极目标,上海的高房价并没有将他们的梦想吓跑。相反,在郊区买套小房子的想法一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奋斗目标,而有的已经列出了详细的计划。
上海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已起步且初现成效,不过要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这一体系恐怕还为时尚早。但他们建设“小家”的梦想却一刻不停。鄢兴敏目前所住的三室一厅市价在70万元左右,花30万能在同样的小区里买套6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鄢兴敏瞄准着几乎是全上海房价最低的地方,算起了自己的小账。
鄢兴敏理性地意识到,要买房,靠目前2000多元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已经向目前自己打工的餐饮企业提出辞职,准备用6年的积蓄开个小饭馆,自己“单干”。厨师出身的他打算自己任饭馆厨师,节省营业开支,尽快将饭店做大。“10万的积蓄可以靠攒,但30万就一定是赚出来的。”鄢兴敏分析着。
鄢兴敏的孩子目前2岁大,由他父母帮忙带看,他计划等孩子大些后便把孩子和老人一同接来上海。
孙元娟相比之下可能离这一目标更近,她男友目前在徐汇区园林局任职,在上海已经有房。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她即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一套房子或许对于她来说才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当孙元娟们在上海工作、居住、安家买房后,“农民工”三个字或许不再适合他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曾和同事一起做过一个调查: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当然,对于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买房,当下还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梦想毕竟是好的,它会给人以目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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