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律师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原告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一号）房屋中50%的份额归我所有。事实和理由：我和李某于2006年3月30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7年8月28日生育大女儿孙某苗，于2015年10月12日生育二女儿孙某琪。我们于2021年3月11日在门头沟法院调解离婚，离婚时我们未处理财产问题。我与李某在婚后购买一号房屋，该房登记在李某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我起诉要求分割上述房屋。被告辩称被告李某辩称，一号房屋都是用我父母给的钱全款购买，登记在我名下，因此一号房屋都属于我，与孙某无关，不同意分割，故我不同意孙某的诉讼请求。法院查明李某与孙某于2006年3月30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7年8月28日生育大女儿孙某苗，于2015年10月12日生育二女儿孙某琪；2021年3月11日，本院判决：孙某与李某离婚。双方确认离婚诉讼未处理财产问题。一号房屋登记在李某名下，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登记时间为2011年1月20日，房屋建筑面积91．1平方米。关于一号房屋的出资情况，双方均确认房屋总价180万元，购买时全款付清，其中146万余元来源于李某母亲李母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腾退补偿协议）中的腾退补偿、补助款。李某主张该款系父母赠与其个人的款项；孙某主张腾退补偿协议中其为认定人口，享有45平方米房屋安置利益，故一号房屋购房款中也有其份额。经查，李母与A公司于2010年12月16日签订的腾退补偿协议载明，被腾退人为李母，认定人口为户主李母、李父、李某、之妻孙某、之女孙某苗，腾退补偿、补助款为2574355元。李某主张146万余元系父母对其个人的赠与，向法庭提供了李母、李某在建设银行的存取款凭条，证明李母于2011年1月20日给付李某1462869．63元；提供其与母亲李母于2009年12月签订的协议，协议载明，一号房屋系李母一次性付款购买，赠与李某单独所有，李某陈述签订协议时只有其及父母在场，未告知孙某相关事宜。经质证，孙某对银行交易凭证无异议，认可该事实；对该协议不知情，不予认定。孙某主张被腾退房屋中有其与李某自建房，李某对该事实予以否认，孙某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关于房屋余款，李某主张为向亲朋好友的借款，出售安置房后，已将借款偿还，其与孙某未出资；孙某主张余款使用了其与李某的存款。双方均未就余款出资情况的主张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裁判结果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号房屋房屋归孙某、李某共有，其中孙某享有30%的份额，李某享有70%的份额；二、驳回孙某其他诉讼请求。房产律师点评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本案中,一号房屋虽然登记在李某名下，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且双方未约定该房为李某个人所有，故一号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关于房屋分割的具体份额，法院考虑以下因素予以确认：首先，虽然一号房屋大部分房款使用了李某母亲签订的腾退补偿协议中的腾退补偿、补助款，但孙某在该协议中享有腾退补偿利益，且尚未分家析产，故腾退补偿利益转化成的购房款中存在孙某的份额；其次，李某主张其母亲赠与其个人146万余元用于房款支付，但协议双方存在较为紧密的利害关系，该款系赠与李某个人的协议证明力欠缺，且孙某予以否认，故不能证明该款系对李某个人的赠与，应当认定该款项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考虑款项来源，可以酌情扩大李某的财产占比；第三，关于一号房屋的余款来源，双方意见不一致，且均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第四，孙某与李某离婚后，双方子女由李某直接抚养，且腾退补偿协议中有孙某苗的份额，法院在确定房产份额时对上述因素予以综合考虑。综上，根据财产的取得情况，双方对于财产的贡献，基于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法院确认孙某占30%的份额，李某占70%的份额。

从业十九余年，带领专业房产法律团队，办理了大量房地产案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现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案例，希望可以帮助到读者。(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原告诉称王某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依法撤销王某燕、李某佩与王某斌于2021年3月13日达成的关于北京市平谷区一号房屋的赠与协议。事实及理由：王某燕与李某佩系夫妻，王某斌系李某佩的姐夫。2021年3月13日王某斌及其亲友数人，来到王某燕父亲家找到王某燕，王某斌称因王某燕与李某佩离婚导致王某斌的妻子死亡，因此王某燕必须给予补偿。在此过程中，王某斌及其亲友对王某燕威胁恐吓，威逼王某燕将与李某佩共有的位于一号房屋作为补偿无偿赠与王某斌。被迫在王某斌书写的赠与协议上签字。王某燕认为上述赠与协议是在王某斌威胁及自己身体不适不能正常思考的情况下签订，不是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故王某燕提起本次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该赠与协议。被告辩称王某斌辩称，不同意王某燕的诉讼请求。双方签署的赠与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行为。当时在王某燕之父王父家中，王某燕、李某佩与王某斌签订赠与协议，约定王某燕、李某佩自愿将房屋无偿赠与王某斌，且均签字确认，王某斌接受此赠与，赠与协议已经生效。且，王某燕的赠与行为属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为法定不可撤销之赠与。李某佩述称，签署赠与协议时不存在胁迫，不同意王某燕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系王某燕与李某佩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佩愿意将该房屋赠与王某斌。法院查明王某燕与李某佩系夫妻，李某娟与王某斌系夫妻。李某佩与李某娟系姐弟，二人之父于早年去世，平日李某娟对李某佩多有关爱照料。2014年王某燕与李某佩购买北京市平谷区一号房屋。2021年初李某佩、王某燕产生感情危机，2021年3月9日李某娟跳楼身亡。2021年3月13日王某斌以李某娟身亡系王某燕之因为由，赶到王某燕住处讨要说法。双方在协商时，王某斌之子王某因怕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而报警。当日王某燕、李某佩立下赠与协议，其中写明：“因为李某佩与王某燕离婚，造成李某娟死亡。李某佩、王某燕自愿把楼房无偿赠与王某。鉴于王某未满18周岁，所以此楼房归王某斌。此楼房债务分配王某燕自行解决。”李某佩、王某燕及二人之子李某鸿和在场亲属在此协议书上分别签字并捺印。另查一，经询，王某燕与李某佩均称案涉楼房系夫妻共同财产，王某燕、李某佩、王某斌均称赠与协议的受赠人为王某斌。另查二，庭审中，王某燕之子李某鸿出庭作证。李某鸿称：签协议当天双方有争执，王某怕双方发生冲突就报警了；警察来的时候双方还没有签协议，警察走的时候双方已经签完了，但是在屋内签协议时警察并不在当场；当时李某鸿与王某燕被王某斌堵在家里出不去，王某燕本不同意赠与，但是王某斌距离王某燕距离很近，如果王某斌动手，警察根本来不及阻拦，所以王某燕才被迫签了赠与协议。王某燕之父王父出庭作证称，签赠与协议时警察一直在当场，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若有胁迫事实发生警察当场就会处置。李某佩的表姐出庭作证称，签协议时一直在场，王某燕系自愿将案涉楼房赠与王某斌，当天警察在场，王某燕并未受到胁迫。裁判结果：撤销王某燕、李某佩与王某斌于2021年3月13日达成的关于北京市平谷区一号房屋之赠与协议。房产律师点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王某燕、李某佩与王某斌之间的赠与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为王某燕签署赠与协议是否系受胁迫而为，第二为本赠与协议是否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关于焦点一，王某燕主张其系受胁迫而签订赠与协议，其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据法院已查明事实和证人证言，王某燕该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认可。关于焦点二，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之目的在于促进救灾、扶贫、助残等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会损害公共利益。此处所规定的“依法不得撤销”之情形，是指赠与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赠与；此处的道德义务性质不应包括基于个人之间的某种情感因素出于私德而对亲朋好友或其他特定人之无偿回报。凡现实中赠与人对特定受赠人之赠与，若非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则无不与赠与双方之间某种道德情感因素相关。若将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作出宽泛的解释，必会导致设立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规则成为具文。本案中，签订赠与协议后，案涉房屋并未变更登记至被赠与人名下，王某燕作为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既不属于依法不得撤销之情形，亦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法院予以支持。另，王某燕与李某佩夫妻二人作为案涉房屋的共同所有人，双方虽享有平等的处分权，且李某佩并不同意行使任意撤销权，但王某燕之主张系对夫妻共同财产之增益行为，故王某燕仍应有权就案涉房屋整体行使赠与任意撤销权。进一步讲，该赠与协议被撤销后，若李某佩仍坚持赠与，其可与王某燕将该房屋进行分割后就其分得部分再次行使赠与行为，本次赠与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并不侵害李某佩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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