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真理都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真理的绝对性表明，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与客观世界一致相符的认识。任何真理总是包含着不依赖主体和人类的客观内容，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时，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它存在的根据就在它自身。如果想从物质世界之外去寻找其存在的根据，必然会陷入神秘主义。因此，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存在是绝对的，人类的每一个真理性认识，都是无条件、绝对地向着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真理的相对性表明，从广度而言，任何真理只能是对客观世界某一部分的某些方面的正确认识，这种真理性的认识在广度上是无限的，是受条件制约的，它需要进一步扩展。从深度而言，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世界某一部分，一定程度、一定层次近似正确的反映和认识，尚待深化。

任何学科研究到终极终归是哲学问题，当然法学也不例外。从哲学角度看，对于无限发展的人类历史而言，人类的认识是无限的。但是，对于每个人类个体或者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类群体而言，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

回归问题本身，正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无法从上帝视角审视人类的每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先入为主地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扣上“罪犯”或者“坏人”的帽子。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换言之，任何人在法院最终判决生效之前，在法律上都是无辜的。因此，“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严格来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普通民众所认为的“坏人”，大多是根据我们“朴素的价值观”和“道听途说”，所形成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入，“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律师辩护制度，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至今，已逾两千多年的历史，制度设计毋庸置疑，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律师辩护制度，法学界存在不同学说，诸如“程序正义”、“发现真相”、“对立统一”，不一而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司法制度很长一段时间以“发现真相”作为唯一的价值追求。但是，正如笔者前述所言，人类的认识是存在局限性的，如果我们想当然地把人类视角误认为上帝视角，“冤假错案”则屡见不鲜。

这里，笔者要探讨一下何为“冤假错案”。如果司法制度以“发现真相”作为唯一的价值追求，那么在人类有限的认知下，“冤假错案”无法避免。所以，“发现真相”作为唯一价值追求的语境下，我们司法机关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做到绝对地正确。客观理性分析，除非我们是上帝，否则前述价值追求下避免“冤假错案”的目标无法实现。由于人类的局限性，无法客观准确地“发现真相”，我们能够发挥主观能性，最大程度实现的价值追求，就是“程序正义”。因此，笔者认为，“冤假错案”的内涵应当是指违背“程序正义”所导致的冤案和错案。如果，严格遵守“程序正义”依然导致了冤案和错案，笔者认为此类并非本文所探讨的“冤假错案”，而是我们人类为自己的有限理性所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律师辩护权，是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辩护权的延伸，是程序正义价值追求中的应有之意。我国法律规定辩护人享有独立辩护权，但是这个“独立”绝对不应该是独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是不受其他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现代社会，公权力机关的权力不断膨胀，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受到公权力机关的侵害，成为普通民众眼中的“坏人”。对于众多“法定犯”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罪与非罪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许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从事某种行为时并未认识到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当然，其行为也可能并不构成犯罪，但是在侦查人员的诱导或者不当讯问下，行为人误以为自己犯了罪，然后如梦初醒搬地在讯问笔录上进行了签字画押，最终身陷囹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革”暂且不论，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律师辩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障碍，导致了“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张氏叔侄案”“杜培武案”等众多冤假错案。

真理越辩越明，控辩审三方的论辩正是“真理”实现的一种司法制度设计。律师辩护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抗公权力机关对公民的肆意侵害，最终促使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在现代法治社会，我们普通民众一定要明白：即使是犯下滔天大罪的穷凶极恶、罪大恶极之人，也有其正当合法权利需要维护，也必须严格按照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判决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