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8日，史某入职北京某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到2018年2月28日。合同还约定甲乙双方按国家和北京市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甲方为乙方办理有关社会保险手续，并承担相应社会保险义务。

同日，史某向公司提交《申请》，内容为“本人于2012年8月28日入职公司，担任送货员一职，因自身原因特向公司申请免于缴纳社会养老、失业、医疗保险，时效与《劳动合同》有效期一致。原因说明为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已缴纳了养老、医疗保险”。

当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1、建立劳动关系时起，乙方自愿不参加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2、自建立劳动关系时起，甲方给乙方提供每个月1500元的养老、医疗、失业补助金，每月随工资一同发放；3、本协议有效期同《劳动合同》有效期一致。

2017年11月1日，史某申请离职。在职期间公司向史某支付了社会保险补贴总数为33100元。

2017年12月26日，史某到朝阳社保稽核科，投诉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申请公司为其补缴。公司遂为史某补缴2012年9月-2017年10月期间的社保费。

2018年3月9日，公司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史某返还领取的社保补贴，仲裁委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公司不服，向法院起诉。

一审判决：员工自己要求公司不缴社保，现公司补缴了社保，对公司已发的社保补贴，应予以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要求史某返回发放给其的社会保险补贴，史某在《补充协议》、《申请》上签字，另案中史某虽对签字和捺印提出鉴定申请，但经鉴定，均系本人签字和部分捺印，故史某确系本人表明要求单位不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现公司已为史某补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各项保险，公司已发放给史某的社会保险补贴，史某应予以返还。综上，一审判决史某返还公司33100元。

史某不服，向北京一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公司已发的社会保险补贴，作为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

二审法院认为，有史某签字的工资表显示，其工资构成中含有社会保险补贴。现史某不认可该工资表的真实性，并主张其签工资表时同时签了两份，一份空白，一份含真实的工资构成，但其未提交相应的书面证据予以佐证，且其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中证人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史某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进而认定史某的工资中含有社会保险补贴。史某在《补充协议》、《申请》上签字，经鉴定，《补充协议》系其本人签字和捺印。本院结合前述鉴定意见，认定史某确系本人表明要求单位不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现公司已为史某补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各项保险，故公司已发放给史某的社会保险补贴，作为不当得利，史某应予以返还。综上，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史某仍不服，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

高院裁定：一、二审判得对，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北京高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史某确系本人表明要求单位不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现公司已为史某补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各项保险，故公司已发放给史某的社会保险补贴，作为不当得利，史某应予以返还。一、二审法院根据有史某签字的工资表核算的社会保险补贴总数，具有事实依据。一、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高院裁定如下：驳回史某的再审申请。

案号：北京高院（2019）京民申2888号（当事人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