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律师

——办理某盗窃案件有感

近期经办的一件盗窃案件，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取得了三个被害人的谅解，为当事人减少了刑期。经过多件涉及谅解的案件，作为主办律师，回头细细品味，感受到刑事案件中的谅解真的是场劳心劳力，但时而成果显著的工作。在此记录下自己关于谅解的些许粗浅看法。

一、为何要做谅解

    情理上，行为人给被害人造成了伤害，出于道德规范，行为人及其家属为了弥补过错，给被害人赔礼、道歉。法理上，谅解代表着与案件相关的社会矛盾真正意义上的化解或降低。因此谅解是检、法考虑被告人涉案情节以及量刑的酌情从轻情节之一，也是重要酌情从轻情节之一。

二、何时开展谅解、具体如何做

时间上，谅解在法院下判之前取得都算数。方法上，目前我认为，整体回答这个问题是一门玄学，但对个案而言，有迹可循。为何是一门玄学，一是谅解基础是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的沟通，有时但就被告人是否能够与被害人取得联系、何时能够与被害人取得联系，就是一门学问、一项工程。二是基于涉案罪名、涉案情节、当事人实际情况以及被害人实际情况，取得谅解的成功率不同。在此基础上，开展谅解工作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律师需要根据既往经验不断的琢磨，来为当事人争取谅解的情节。而对于个案而言，经过案件分析，并结合办案经验，可以浅浅摸到谅解的脉络。

以合同诈骗罪举例。此类罪名，存在一个被害人或多个被害人的情况，存在涉案数额相对多或数额相对少的情况。从经办经验来看，人多的未必不能谈，钱多的未必不用考虑谅解。如果钱多，看多到什么程度，是否已经达到合同诈骗罪中的入罪标准。由于合同诈骗存在介于刑、民之间的问题，谅解有时能够直接影响当事人的羁押与否。若是介于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之间，谅解会对当事人的量刑有多大影响，是否也会影响当事人的羁押，等等问题均是刑事案件发展过程中谅解可能对当事人产生直接影响。当然，从情理上，无论有无影响，都应当积极促成谅解。同样从情理上看，影响的大小实际关联着行为人及家属一方想要促成谅解的积极程度，我认为这也是为何量刑会将谅解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理由之一。

回到让我产生思考的近期盗窃罪的谅解工作。案件涉及三名被害人、三台电脑。案发后，当事人家属便积极沟通谅解事宜，但开展十分不顺利。电脑本身价值不高，而在信息化时代，它会承载过多个人材料，被害人往往在意的不是丢的电脑本身，而是电脑中的诸多文件。在此情况下，每一次与各被害人的沟通，都经历着一方面为当事人解释、致歉，另一方面感受着被盗者丢失电脑后的麻烦和辛酸，因为这些麻烦通常不是能够及时解决的，有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让被害人觉得更加糟糕，因此谅解工作举步维艰。期间作为负责沟通的辩护人，我经历了为当事人悔恨、歉意，也经历了为被害人惋惜、痛恨的心理过程，最终回到谅解的本意。谅解有妥协，更应是共赢。遭受损失的一方取得赔偿，行为人一方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站在双方的立场上考虑过再回到律师自己的位置后，更有利于促成谅解，弥补/减少一方损失。尤其在检察院针对本案被告人给出明确量刑建议后，为了解决社会矛盾，本案的谅解有无直接影响了当事人近一半的刑期，更突显谅解对本案的重要性。但由于谅解谈判过程过于破折，家属几近放弃。我至今仍在庆幸能够在此情况下保持理性，与当事人、家属、各被害人多方坚持沟通，最终在团队集思广益的帮助下，于庭前取得全部被害人的同意，为当事人争取到谅解的刑期。

说到这里，想起前不久办理的一个不批捕案件。律师在审查批捕时期，即了解到案件事实复杂。但当时经过多次会见、不断梳理案情后分析案件走向，认为存在刑、民交叉可能，结合当事人的谅解情节，与承办检察官不断沟通，最终争取到了免于批捕的结果。

前述举例的两个案子，一个侦查期间取得谅解，一个审判时期取得谅解。不同案件，不同时期，同样的谅解辅助，同样的紧张波折，不禁让我感慨谅解情节的“神奇”和谅解工作的“奥妙”。

文章编辑：宋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