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民法典》颁布，重大修法活动频繁，司法改革进入纵深阶段，法律制度创新加快，在中国法治发展史上发生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围绕法治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法学研究在法学资源的整合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注重传统法学资源的挖掘，又注重传统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以及现代域外法学资源的借鉴，在继承和借鉴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回应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彰显了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2020年的中国法学研究始终与法治实践一道，不断以创新理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这主要包括：第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第二，以法学积极回应国家战略布局，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独立法律关系的制度衡平和创新。第三，整体推进一般法理学和部门法学发展，具体突破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监督等各个环节。第四，丰富、完善、发展法理论和法体系，在法治领域不断创新具体的法技术（网上开庭、人工智能的司法运用等）。第五，法学理论界自觉承接法治实务（指导性案例研究等），法律实务界将法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法治生产力（法理之于立法的意义等）。第六，传统公法和私法共同支撑起法律秩序，新科技发展催生新兴领域法学（禁毒法、慈善法、网络法等）。第七，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补齐法治应对短板（健康码、人脸识别的法律治理等），展现常态化防疫中恢复产业链、供应链和生活秩序中的法治力量。第八，中国法朝着良法善治方向深耕细作，并对中国法域外适用进行探索。第九，进一步丰富传统法律制度史和思想史理论（清华简中的法律文化、中外法律经典解读等），拓展新型党内法规理论体系，等等。

宪法学。2020年的宪法学研究，重点关注合宪性审查、宪法原则、宪法基本范畴、香港基本法30年、民法典与宪法、疫情与宪法、科技与宪法等议题。韩大元认为，《香港基本法》颁布30年来，在实施过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虽面临一些争议，但基本法始终秉持着文明、和平、开放与包容的精神，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也是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的法宝。基本法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莫纪宏认为，在制度上确认和坚持依宪立法原则，有助于消除阻却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短板，为合宪性审查提供理论方案。影响合宪性审查工作有效启动的原因，是立法监督制度中存在的“强合法性审查”与“弱合宪性审查”之间价值错位，应将依宪立法原则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构立法的基本准则。

行政法学。行政法学研究重点关注了行政处罚法修订、行政法的法典化、法治政府建设、疫情防控中的行政法等议题。姜明安提出，应着眼于打造出一部最有效发挥行政处罚治理能力，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处罚良法。薛刚凌认为，行政法法典化涉及行政法法典的调整范围、行政法的结构框架和整体性保障三大部分，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以确立行政法的体系框架，也需要确立合理的法典化路径和模式，以促进行政法的体系化发展。石佑启认为，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政府治理进入良法善治轨道，促进政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关保英认为，疫情防控中，我国各地政府都制定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对相关问题进行规制，但鉴于上位法缺失、行政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冲突等原因，有必要对疫情应对期间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经济法学。2020年经济法学重点关注了《反垄断法》修订、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数字经济的法律规制、外资利用、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等问题。张守文认为，反垄断法完善是一个持续过程，需要从定位、定向与定则三个维度，明晰其高低、大小和宽严的问题。在定位方面，要处理好上下、左右、前后三类关系，以解决反垄断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主从性、协调性和一致性；在定向方面，应明确反垄断法的调整目标、调整范围、基本原则与整体走向；在定则方面，既要在立法上“确定规则”，并力求形成“好的规则”，又要在法治层面提高“规则的确定性”，把握反垄断法的宽严度。孙晋认为，自我审查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核心机制，但审查中往往主体知识储备欠缺、审查激励不足、社会信任堪忧，因而存在着“经验主义”倾向的隐患，导致制度的“实质性作用”大打折扣以及制度难以全面“激活”。结合第三方评估构建与自我审查机制相契合的公平的审查机制，将有利于我国营造健全的市场竞争评估环境。宋亚辉认为，“营利”概念是贯穿中国法人法的一条主线，主张中国法人的私法构造应妥善处理与公法上的社团管制之关系，逐步放松利润分配要素对营利法人的不当限制，有步骤推动法人组织法与行为法的脱钩，释放营利法人参与公益事业的权利能力。

刑法学。2020年刑法学重点关注《刑法修正案（十一）》、刑事合规和单位犯罪、疫情防控的刑法应对、现代科技风险的刑法应对、个人信息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条文13条，修改条文34条，主要围绕金融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企业产权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形成大量研究成果。张明楷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增设新罪的原则研究认为，在增设新罪时必须贯彻必要性、类型性、明确性、协调性原则，并对一些具体法条的修改提出建议。陈兴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在刑法教义学中，应当对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又实施其他具体犯罪行为的情形，实行数罪并罚是否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深入探讨。根据对重复评价的理解，两种评价的内容不同，不存在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问题。建议根据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结合具体案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加以认定。时延安认为，从维护市场经济、保护企业利益的政策出发，在刑事法制中构建对犯罪嫌疑单位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一个必要、积极的制度选择。构建这一制度应秉持“法治一体化”设计理念，将刑事法制与公司企业制度进行有机结合，进而更好发挥检察机关保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三大诉讼法学。2020年刑事诉讼法学重点关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企业合规加强民营经济的司法保护等议题。朱孝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并未疏离刑事正当程序，应当坚守刑事正当程序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制度。胡云腾认为，刑法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会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生紧张关系，必须注意二者兼顾。陈卫东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是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其核心规则是一种控辩合意程序。陈瑞华认为，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推行，意味着一种以合规激励为核心的合作性司法模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开始出现。2020年民事诉讼法学者因应《民法典》颁布、新民事证据规定出台，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张卫平提出，民事诉讼法需要以《民法典》实施为契机，完善通过诉的制度、禁令制度、证据制度、执行制度等，实现与民事实体法的协调和对接。张海燕认为，民事实体法赋予补充责任的制度内容需经由特定司法程序予以实现，但实务中补充责任的实现程序存在诸多困境，应在解释论视角下建构符合补充责任本质属性的系统化程序实现机制。周翠认为，对于民事非法证据，法官应根据取证违反的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的保护目的和所侵犯的权利的价值，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审查基准和密度。2020年行政诉讼法学界聚焦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协议等展开研讨。杨建顺主张，拓展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范围和路径。孙佑海提出，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外，可以运用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纠正政府违法行为。余凌云认为，公法与私法交织界面的合同形态明显间杂着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不宜做完全公法意义上的解读，应引入行政契约上的“混合契约”概念。

国际法学。面对逆全球化和全球疫情肆虐，2020年国际法学对策性研究凸显，主要关注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投资、全球抗疫等议题。肖永平等认为，我国只有少数法律明确规定了其域外效力，甚至只规定其仅具域内效力，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也存在认识偏差、审查不严、尺度不一等问题。中国法的域外适用体系远未形成。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维度逐步推进，才能完善中国法域外适用体系构建。韩永红认为，我国应从防御型制度和进取型制度两方面入手，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实践应对和制度构建。张乃根认为，在美国将其对外经贸战略重心转向非多边主义，肆意践踏WTO多边主义规则，竭力促成包括《中美经贸协议》在内的非多边经贸协定之际，应研究非多边经贸协定下的知识产权新规则，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过程中，推进构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韩龙认为，美国2020年4月开始实施的汇率反补贴新规有悖于《IMF协定》规定的自由汇率制，会严重侵害他国货币主权，与WTO法背离。对于美国这一做法，人民币国际化不失为应对美国汇率反补贴的良策。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采取美元之外的外币进行支付和结算，亦可规避美国汇率反补贴新规的影响。许庆坤认为，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带一路”建设司法重心定位于“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与我国目前的涉外民事司法水平所追求的法治文明形象之间存在较大反差”，建议构建与集中管辖制度相适配的涉外巡回法庭制度。针对2020年疫情期间有些国家在国内法院起诉索赔或提请国际组织调查，追究中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法律责任，高智华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可归因于国家、国际组织，因新冠肺炎疫情追究国际法律责任既没有现行国际法律基础，也无任何国际先例。 

法律史。2020年法律史，重点关注民法典编纂中传统法资源的整合、中国传统治理、传统法的体系化、法律史学等议题。基于民法典编纂对传统法资源的继承，对于如何构建现实司法的案例指导制度，张生认为，中国古代形成了“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法律体系。中国近代在移植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制度的过程中，建立了简约化的民法典与判例要旨共构的民法体系。张生提出，我国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成文化，与民法典统编；同时创建指导性案例的整理与变更制度，完善“民法典为纲，指导性案例为目”的民法体系。武树臣、武建敏认为，在早期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多种理论形态的治理模式，此后，逐步生成了“辩证统一”的治理模式。传统治理模式中包含了“保民而王”的价值理念、“无为而治”的大道之治、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及“人法兼重”等多种有益治理资源，都可以在现代转化中实现自身历史价值。马小红在回应“中国古代没有民法”质疑中，通过考察我国的法律史认为，中国古代“公民间关系”或“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主要表现为家族成员及邻里间的关系，而调整这种关系的规范多以“礼”称之，彰显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法”智慧。黄源盛以《清史稿·刑法志》为依据，考察从清代到晚清“民国”有关刑事法制基本原则的变与不变，总结出古今刑法变迁的三个特质：从规范混同与律例合编到罪刑专典与判例要旨另辑、从礼法传统到法益保护、从报应刑论走向目的刑论的综合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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