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几乎都是把侦查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只要侦查终结，证据清单一列，嫌疑人就变成了被告人，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罪犯，这一思路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侦查中心主义”。

      “侦查中心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效率高，速度快！在打击、威慑犯罪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衍生出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滋生冤假错案！无论是尚未找到真凶而被告人已逝去的聂树斌案、呼格案，还是幸存者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把证据存疑的被告人杀掉或者是长时间羁押起来，是一个令普通人感到恐惧和颤抖的话题，是一个社会公众无论如何也不敢接受的事实。

      老爹刚进法院时，去到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有那么一刻，是多么希望那些无辜的人能够像肖申克一样越狱成功啊。

      我们总是喜欢摸着石头过河，而不知河上早已有人架起了桥。西方国家在法制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美国、英国，甚至是我们的香港、台湾地区，人们所见到的警察，几乎都是平和的、友善的，至少表面上是不会让人畏惧的，他们早就把“侦查中心主义”抛到了九霄云外，推行的是那个更科学的制度设计——“审判中心主义”。

      实际上，国内也有很多英明的法律人士早就意识到，用“审判中心主义”取代“侦查中心主义”的必要性，而且还在不遗余力的推动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更为激动人心的是，这个做法有了实质性的成果：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那么，什么是“审判中心主义”？

      审判中心主义，是指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将刑事审判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侦查、起诉等审判前程序则被视为审判程序开启的准备阶段；只有在审判阶段，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维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才能得到最终的、权威的确定。

      老爹认为，这么长长的一段话，可以简单的总结为：把鉴定人、证人都传讯到法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把每个实物证据搬上法庭，接受控辩双方检验；把参与办案的警察传讯到法庭，阐述办案经过并接受询问。

      如果实现“审判中心主义”，那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口供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侦查阶段的供述只是庭审的预备阶段。被告人口供的真伪，在庭审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辩中，愈来愈明晰，愈来愈明了，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冤假错案无处遁形。

     那么， 这么好的制度为何不快快落实呢？“审判中心主义”最大的问题是耗时过长，严重影响审判效率，这就要求我们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来落实。

      繁简分流是落实“审判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绝非所有案件都要进入到实质庭审中，更不是所有案件都要将繁琐的程序无意义的过一遍，只能是小部分案件的庭审实质化，这部分案件要么争议大，要么量刑重，都是对被告人权益有非常重大影响的案子。

      案件可以分为复杂和简单两类，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简易程序案件，以及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都可以归类为简单案件，这类案件占基层法院60-70%的案件量。对于简单案件，可以集中立案、排期、送达，裁判文书也可以简化。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95%的案件都是辅助人员就能解决的简单案件，只有不到5%的复杂案件。对于这仅剩的5%，才是需要法官落实“审判中心主义”的案件。

      如果无差别的对所有案件实施“审判中心主义”，眉毛胡子一把抓，是没有办法落实下去的，这样的改革必然夭折。因为我们的司法资源有限，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空间，把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案子都在庭审时予以解决。

      速裁案件通常都是三年以下量刑的案件，而缓刑的前提是判处三年以下刑罚，也就是说大量速裁案件都是可以判缓刑的。但按照现行制度，如果要判缓刑，必须由经办法官提出，层报庭长、院长审批，费时费力。

      权力下放问题成为制约当前速裁制度改革的瓶颈，速裁案件中，缓刑率应该更高，批准缓刑的权力应该由院长下放给速裁法官。

       另外，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律师的参与程度并不高，即使参与到庭审中，也难以提出有特别有建设性的辩护意见，反而，耗费了庭审时间。因此，刑诉法规定的强制辩护制度可以不适用到此类案件上，最起码是此类案件的一审程序上。当然，如果当事人自己愿意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的除外。

     按照当前诉讼制度设计，普通的刑事案件，一个庭审下来，也许半个小时就够了，特别简单的也许十分钟就够了。速裁案件要提升效率，再从庭审的十分钟里扣时间，几乎没有意义，再怎么也省不了几分钟。

      最耗费时间的是裁判文书的写作，再怎么小的案件，裁判文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无法省略的。而对于当事人而言，裁判文书最重要的只是结果，他们最在乎的也就是刑期的长短及有无，至于其中的被告人身份、案件来源、证据罗列等则是可有可无的。

      对于速裁案件，我们何不仿效香港等地的经验做法，直接在庭审中宣读判刑理由和裁判结果，当事人在书记员制作好的裁判结果下签名确认。不服裁判的，凭借签名确认的裁判结果可直接上诉。

      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也可以避免冤假错案，如果推进认罪从宽制度，对认罪的被告人给予一定程度的从宽处罚，此类案件就完全可以不用进行实质化的庭审。

      在香港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认罪案件可以扣减三分之一的刑期，英国的诉辩交易制度也是最高可以扣减三分之一的刑期。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被告人庭审时更老实，更愿意交代事实真相的缘由。

      而在我们平日的庭审中，所见均是被告人绞尽脑汁的辩解，即使说出来明显不合常理，也毫不影响其胡说八道本事的发挥。其实这也能够理解，因为现在的刑事诉讼制度决定了，被告人说真话没有好处，反而说假话，说不定能够骗过法官，最起码没有坏处。

      但“审判中心主义”必然只能针对少部分案件，如果所有案件都要以庭审为中心，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我们的结案率会大幅度下降，久拖不决的噩梦将再次降临，被告人的权益反而得不到保障。“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一定是有前提的，也是有代价的，千万不要被美丽的口号和借口所蒙蔽。